初四去大娘家拜年时听说了几个因为欠网贷而被“逼”出去过年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我自己的表弟，小学跟他关系很好但他父母离异他判给我姑夫后就只有过年才有联系了，另外一个是我自己的小学同学，他去年还找我借了几百块说是给对象买东西，最后也没还没想到他是用来还网贷。
一、两个例子
表弟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就离了婚，他被判给了他父亲也就是我的姑父，表弟小学是跟着他奶奶在农村读的，到了初中时，他被丢给了在长沙的叔叔，表弟在长沙读完了初中与高中，由于成绩太差加上也没有读书的兴趣，读完高中的表弟就直接去工作了。表弟工作的这几年换了不少工作，最开始是跟着他叔叔弄烧烤，但是多一个劳动力对于一个小烧烤店已经显得有点多余了，加上都是通宵工作的，表弟一方面不想拖累叔叔，另一方面也想赚点大钱，于是干了3个多月就自己找工作了。但像他这样没学历又没一技之长的只能像他身边朋友一样进入服务行业，表弟先后去了奶茶店、餐厅工作，但都没有坚持干到一年就辞职了，觉得又累来钱还少，用他的话说就是“干着干着就没啥意思，想升也升不上去”，前面工作的几年表弟差不多够养活自己，偶尔还得找父母要点钱。记得姑姑时常会跟我吐槽说他要不到钱就会说她抠门，然后表弟还会跟我表妹说亲妈还没后妈好，姑姑听到这些总是很伤心也很气愤，但又无可奈何，等到下次表弟要的时候还是会给，毕竟离婚后姑姑就没有照看过孩子了内心对于表弟还是有一丝愧疚在，没能把最好的都给他。表弟就这样过了前面几年，在前年年底的样子，表弟通过同学和朋友接触到了直播这个行业，他朋友跟他说现在直播是热门行业，小主播遇上“金主”一个月能赚上万，一旦机遇好成为平台食物链的终端那一年几十万上百万也有可能，表弟想了想自己外形条件不差加上也能聊天于是便去面试了一家平台最后也顺利通过了。这也成为了他接触网贷的起因，为了维持热度与曝光度，主播会用小号自己给自己刷礼物，我表弟也不例外，除开这个还需要其他各种标签来“标榜”自己——最新的苹果手机、airpods、几千上万的衣服、上千的化妆品……虽然一个月工资能维持在6千到1万，但根本不够这么消费的。表弟越来越成为了一个“时尚潮人”，但付出的代价是入不敷出，听我姑姑说表弟没工作几个月就开始借钱了，当借的还是难以抵消开支时表弟就去网贷了，然后走入了这样一条循环的陷阱中——这个月工资还上个月网贷，还得借钱补这个坑，最后工作到年底，自己一分钱没余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各个亲戚朋友差不多加起来一起欠了几万块(还不知道网贷那边欠了多少，我表弟自己说只欠了几千)，原本想的赚大钱反而成了“花大钱”，今年本来还提前回来过年了但是被讨债又给“逼”出去了，最后去广州我姑姑那里过了个年，期间还一直找我姑姑要钱还债但是这次我姑姑下定决心不给了。
我小学同学L基本也没在父母身边长大，小学跟着爷爷奶奶在乡里读书，他爸妈因为打牌欠了一屁股的债基本没回来过年过，跟着在县城当医生的舅舅读完了初中跟高中，高中毕业后也出去工作了。L向往城市生活，打工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在30岁之前在市内定居下来，他不想像父辈那样进厂打工，也不想像我表弟那样进入服务行业工作，他认为这么打工是没得什么盼头的，他的目标是快赚钱，赚大钱，看朋友做什么来钱快他就去弄什么。为了赚大钱他的“工作”有些甚至触碰到了法律的底线，他第一年出去在跟着几个老板做微信赌博，大致就是线上赌博的一种，赔率很大，但用的程序与方式是提前被他们设计过的，参与赌博的人最多只有个别人会赚，其他几家都会输，而他们通过“开台”来赚取那几家的钱。搞了差不多一年赚了7，8万，的确比打工收益要高很多，但是到后面人也不好找以及警方也加大了对这种网络赌博的监控程度，他做了差不多一年也就没有在弄了(说的好听是赌博，不好听算网络诈骗了)。之后他还接触了一些“灰色行业”，比如洗黑钱，他说他有朋友在做这个，最底层的利润在百分之2点多，但在他犹豫要不要入的时候朋友被抓了，于是他也就放弃了。疫情前的前一年，他说什么都不好搞便在家里呆了一年没出去，原本想拉几个人一起开个店但是没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行业也就不了了之，在去年疫情结束后，他和认识的几个朋友在市里开了一个摄影馆，自己当起了摄影师，还自学了p图的各种软件。今年过年才知道他欠了那么多的债，而且借钱主要也是开摄影馆跟高消费导致的，我另一个朋友去年5月被借了2000一直没还，一到月初就到我朋友借钱，一直借到年底都在还网贷，最后网贷还没还清，新债又是一大堆。
他们的“网贷危机”引起了我对我们这一辈人(95后)如何进入城市以及如何在城市中生存的思考，尤其是像我表弟和朋友L这样在教育上已经被“淘汰”的人。他们不想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城里打完工后回农村盖房养老，也不想像90后的哥哥姐姐们一样——在县城买房定居，他们早已接受了新式教育的那一套理念，他们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上不再是一个种地的农民和进厂打工的工人，而是一个暂时具有农村身份的“城市人”，他们迫切想要摆脱这个临时的身份。同时他们想要实现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他们认为农村甚至一个小县城已经难以实现他们的理想与价值了，他们习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节奏，他们向往城市生活，他们甚至宁愿在城市里蜗居也不想回老家住大别墅。如果说90后的哥哥姐姐们为了保持与家里的联系而选择在靠近老家的县城买房，那么95后的我们想要的是比他们更大的平台——至少要在一个地级市定居下来。但像表弟和朋友这样的人，一方面自己缺乏文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原生家庭又不能给予足够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一技之长的他们如何进入城市生活，似乎服务业和一些新生行业如网络直播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这些难以让其在短时间内有在城市立足的机会。过早进入社会难免又会被“拜金主义”所影响，别人的成功与自己的落寞一对比心态难免会出现问题，于是便会像我表弟和朋友L一样，急于想赚钱，并且是赚大钱，通过财富的快速积累来摆脱目前的困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身份，在他们眼里有钱有房就是城里人的标志，就是更高社会地位的体现。他们以为学到了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精髓，但学到的其实只是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这城市生活的表象。当他们想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时——一样去消费，去享受与娱乐，但当他们自身的资本又难以支撑起这种种消费时，他们便陷入了网贷之中，这网贷是他们进城的代价，但这代价其实也是可以避免的。
“进城”有收益当然也伴随着种种不确定性与风险，而这网贷只是这种种风险中的一种，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在城市生活时，我们应该也要学会与这些风险共处并尽量去避免走入这些陷阱，但像我表弟这样父辈没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人又如何给出避免风险的建议呢?而且心智不够成熟的他们太容易被外界所影响，以至于让外界不好的风气成为了推动自己成长的动力，他们的明辨能力和反思精神被“逐利”这一取向所完全取代了，只想通过赚大钱来早日进入城市生活，可无奈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似乎这种种风险对于他们来说是进城之路上必然要经历的了，他们既是“受害人”也是“作案人”，好在这代价对于表弟和朋友L来说还不算那么难以接受。而对于我表弟和朋友来说，要想早日走出这困境从而在城市安家，只能改变“一夜暴富”的想法并减少高消费的行为，踏实回到劳动本身。像我表弟跟朋友这样的人员属于新一代进城的“三无人员”(无资本，无学历，无特殊技能)，一个城市如何去将他们容纳并让他们定居下来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们早已下定决心不会再回到农村，因此他们的城市化之路注定是更为艰难的，他们也是没有退路的，而他们要想在一个地级市真正定居下来可能还需要七八甚至上十年的时间，而作为城市管理的人员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提供入城的机会并减少入城的风险与代价(这种风险与代价指的是意外的风险与成本)，而当这些在我们这一代最难进城的人都能在城市立足时，城市化的进程或许会平滑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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