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初，我们一行八人赴湖北应城农村，进行为期15天的驻村调研。到应城市后，我们打的进村。的士司机陈师傅听说我是搞农村调研的，主动提到现在农村老年人过得不好。由于近年我一直在关注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便接过话题追问：“你们这边农村有没有非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话音刚落，陈师傅直接答道：“我们这边老年人有不少都是非正常死亡的，很多都不是在医院死的。”
陈师傅的话让我有些吃惊。陈师傅是应城市义和镇人，之前在村里面做木匠，近几年才到应城市开出租车。他对农村还是相当了解的。
一
根据我后来的调查，江汉平原的老年人自杀类型很多，既有爆发家庭矛盾、纠纷后自杀的，也有因为子代不养老、辱骂、殴打、嫌弃而自杀的，还有得病后自杀的，另有觉得自己太老了是子女的累赘而自杀的，等等。需要追问的是：农民家庭因为什么而引发婆媳矛盾、亲子矛盾？子代因什么缘故而不养老或辱骂、嫌弃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农村老年人会在得病后自杀？为什么农村老年人会觉得自己太老了而成了子女的累赘？
调查发现，老年人自杀的直接的、表面的原因背后，是子代在面对村庄生活的负担时所做出的一些选择。引发家庭矛盾的事由多半是老年人不给子代带小孩、照看家庭，或者吃喝用度过多，不节俭等；老年人得病之后，既需要人照顾（如果有老伴照顾还好，没有老伴就需要子女照顾），也需要花钱医治，平添子女的负担；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成了子女纯粹的负担。也就是说，老年人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负担”的一面，这些负担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子代的压力，使得子代的生活较没有这些“负担”的人家要逊色些，或者赶不上人家，或者被人家赶上。
农民对“负担”的感知，是通过生活的压力表现出来的。而生活的压力则来自分化后农民之间的竞争。有了竞争才会压力，没有竞争就不存在压力。
二
农民分化是竞争的前提。
在一个均质的村庄社会里，农民之间分化较小，大家在血缘和地缘上都是“自己人”，经济地位差距不大，生活水平相差无几，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共同支撑彼此的生活，使日子过下去，使后代繁衍下去。这样的村庄社会没有竞争，或者竞争不大。大家都差不多，也就不会相互攀比，不会因为相互间的差距而给对方造成追求平等或至少“不差”的压力。
一旦农民分化，相互之间的“自己人”感觉淡化，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出现分层，出现了等级界别，农民家庭之间就开始相互竞争和攀比。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甘落后，相互比较着往前赶，往上走。这样就会给每个农民家庭都带来压力与焦虑，越是落后的家庭，压力越大，越希望千方百计地赶上前，期待与人家平起平坐，甚至超过别人。
三
从分化性质的角度，可以将农民分化划分为横向分化与纵向分化。
农民的横向分化是指水平方向上农民之间的分化，主要包括职业分疏、时空分离和社会关系的疏远。职业分疏，指的是农民从之前清一色的务农群体，分化成务农、务工、经商、兼业等不同的职业群体。职业上的分化必然带来农民群体在时空上的分离。在职业未分疏之前，农民在农业时间与村庄场域的共同时空内，生产、生活、交往和闲暇的时空都较为一致，相互之间的交往较为密切。职业分疏之后，时空也开始分离，务农者的时间安排与务工者、经商者的时间安排很不一致，空间上就更不在一块，因此即便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时空点上的交集也比以往少。关系疏远，主要是指农村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即农民相互之间在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上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职业分疏与时空分离是农村血缘地缘关系淡化的重要原因，其他原因还有国家政权下乡、历次政治运动、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冲击，及农村竞争的反作用等。
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或理性化，是农民横向分化最基本的表现。农民关系理性化之后，思维和行为就不再受血缘地缘关系的束缚，一切以个体家庭利益最大化为考量标准。农民相互间不再将对方（即便是兄弟）当作“自己人”，不再将对方的成功、成就当作自己的成功和成就，“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得很清楚”。“亲兄弟明算账”，相互之间各顾各的，不再因为兄弟家搞得好而生发荣耀感，而是开始产生嫉妒心理，也要拼命地赶上甚至超过。在这种心理的刺激下，分化的农民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分田到户之后就已初见雏形。当时农民由大集体走向分户经营，家家户户的起点都差不多，尤其是兄弟、堂兄弟之间，同宗同根，血缘很近，家庭条件差不多，即竞争的原点相差无几。因此，一旦有人在经济条件、家庭打理上超过其他人，很快就会在村庄层面表现出来，带来明显的纵向分化，其他人就会觉得丢了面子，也要迎头赶上。农村的竞争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农民的纵向分化，指的是在经济、社会关系和权力等方面资源占有上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村庄社会地位的等级区别。这是典型的韦伯意义上的分化内涵，符合农村的现实情况。纵向分化是一种等级、位阶的差别，它要表达的是社会占有的不平等与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当前农村，农民对社会关系和权力等资源的占有，体现在对市场和经济机会的占有上，最终体现为经济条件的差别。也就是说，农民纵向上的分化往往表现为单一的经济条件的等级差别，经济条件越好，在村庄中的地位就越高，反之则低。
农民横向分化带来竞争，竞争导致农民家庭的纵向分化，而纵向分化越凸显，农民之间的竞争就越强烈，进而加剧农民的横向分化。
四
在分化与竞争的村庄社会，成功和成就的标准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是中规中矩，遵守村落道德和地方性规范的人成为人们的模范，而是经济上、社会上取得了成功者成为人们竞相效仿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不同时期村庄关于成功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集中在经济和物质消费层面。只有在这方面达到了村庄的基本标准，一个农民家庭才算是获得了成功，在村庄里面才能获得人们的承认和认可，才会有面子，有底气，才可以进入村庄的主流生活。参与村庄竞争成为村庄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其他的一切都为此服务，自动退出竞争或被村庄竞争甩出的人是没有面子的，只能生活在村庄的边缘。
农民家庭的竞争推动着村庄成功标准攀升。因为，随着农民分化的加剧，农民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加剧；农民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农民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来越大；竞争所带来的压力越大，就越要勒紧裤腰带干革命，把家庭的所有能动用的资源与劳动力都调动起来，为竞争出力，以缓解压力。农民不可能去掠夺他人的财产，只能“向内用力”，即过度“剥削”家庭劳动力，缩减家庭不必要的开支。
这种向内用力的方式，必然导致农民家庭之间互助合作减少，人们都巴不得对方失败，独自己成功，而不是共同进步。因此，竞争的压力反过来会导致农民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进一步分化，“自己人”认同进一步降低，通过互助合作起来共同完成某些事项、使大家都获益的可能性降低。在公共事务上，谁都希望人家多出一点，自己少出一点，搭人家的便车，占大家的便宜。
这样，分化、竞争与社会压力三者之间就形成负反馈，构成循环上升、相互加强的关系。即，分化越大，竞争越激烈；竞争越激烈，压力越大；压力越大，越需要向内用力，而不是向外互助合作，农民之间的分化和竞争复加剧。
五
在农村传统习惯中，宗亲关系要重于姻亲关系。农村还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说明传统上邻居的关系也要超过亲戚关系。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宗亲和邻里关系就不断萎缩，姻亲关系在家庭关系中不断凸显，目前姻亲关系已超越宗亲关系、邻里关系，成为农民最重要的关系。
之所以会偏重姻亲，与农民参与村庄竞争有关系。
生活在村庄中的宗亲、邻里之间是竞争关系，大家都向内用力，对外节省资源，都不希望自己的资源被其他人家所利用，增加了人家的竞争力。兄弟之间尤其如此，因而村庄内的互助合作与帮扶提携就会比较少。
面对激烈的竞争，除了向内用力，姻亲是农民最可能求助的对象。首先，姻亲关系一般在村庄之外，不处在农民的竞争范围，既然不是农民的竞争对象，就有可能提供帮助。其次，姻亲也是血缘最近的亲属关系，娘家有义务帮助自家女儿在夫家立足和安身，女儿也有感情给予回馈。这样，在一个没有竞争关系的血缘近亲中实现资源共享和互助合作，就成为必然，农民也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姻亲关系。可以这么说，农民的竞争压力越大，其对姻亲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姻亲关系就越重于宗亲关系。所以，看到来给农民家庭帮忙插秧的多是妇女娘家的亲戚，而不是夫家的兄弟、堂兄弟，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
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农民向内用力，最大限度地整合和调动家庭劳动力投入到竞争之中，而那些不能被调动、甚至成了纯粹消耗家庭有限资源的家庭成员，显然就成了家庭参与竞争的“累赘”和“负担”。每个家庭都希望有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有更少的负担，这样才能轻装上阵，尽快尽早地取得竞争的胜利。在高度的竞争压力下，传统的道德文化被摒弃，竞争本身在去道德化的语境中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参与竞争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该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不参与家庭的竞争，消极对待家庭竞争，不为家庭贡献力量，或者成为家庭参与竞争之负累的人，不仅没有话语权和合理性，而且应该受到批判和指摘。成为家庭竞争的负担和累赘的会是哪些人？生病了、不能劳动了、需要其他劳动力照顾的老年人首当其冲，但这不包括所有的农村老年人。
在村庄的竞争中，不同阶层的家庭因资源禀赋不同，承受的压力也不同。处在上层的阶层，经济、社会关系和权力等资源禀赋较高，在竞争中能够调动的资源就越多，也就容易达到村庄成功的标准，所承受的压力因而较少。同时，他们在竞争中胜出后，又不断地抬高和刷新村庄的竞争标准。处在下层的农民家庭的相关资源较少，能够动员的资源和机会也较少，除非费九牛二虎之力，否则难以达到上层农民制定的成功标准，他们所承受的竞争的压力因而较上层大很多。这便是说，由于农民的纵向分化，村庄竞争的压力有向下层农民家庭积聚的趋势，即下层农民家庭承受更多的竞争压力。竞争越激烈，上层越能刷新标准，下层承受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就越需要向内用力，过度剥削家庭成员的劳动力，同时越希望甩掉包袱，丢掉负担。
在农村高度的竞争过程中，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都希望为家庭分担点负担。其中，压力最大的是中年人——他们上有父母要赡养，下有子女要买房、成婚和进城。中年人正是家庭中的壮劳动力，可以通过过度剥削自己的劳动力为家庭的竞争贡献力量。他们一个劲地为着家庭的竞争奔波，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折腾得不像个人了，再无法腾出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照顾老年人，就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老年人。这既被村庄社会所理解，也被老年人自己所理解。
如此，家庭竞争的压力就通过代际关系转移至老年人身上。在当前农村代际关系中，老年人已经成为弱势群体，不再占有家庭经济大权和其他资源，他们一旦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就是子代的被接济者。老年人唯一可以为家庭参与竞争做的，只有尽量不向子代要吃要喝、要钱治病，尽量自己照顾自己，尽量压缩自己的生活质量，不给子代惹麻烦、添负担。当老年人无法照顾自己，成了子代纯粹的负担后，唯有尽早结束自己的生命才可以给子代减负。这就是说，家庭竞争的很大部分压力最终由老年人承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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