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彩礼”抑制农民生育意愿
“天价彩礼”背后透视的是婚姻成本及婚后的生活成本问题，年轻农民的三孩生育意愿与他们婚后在哪生活、生活成本高低有直接关系。
据实地调研，从南到北，农村生育观念虽然在改变，从重视生育数量到强调生育质量，农民越来越重视子女教育，但与城市年轻居民相比，年轻农民的生育意愿还普遍较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包括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等观念还有一定影响；二是农村是熟人社会，在生育上容易跟风和比较，一家生了二胎、三胎，其他人也要不落后；三是父母带小孩，年轻农民敢生多胎。隔代抚育在农村是常态，年轻人生育子女后外出务工经商，小孩丢给爷爷奶奶照看。当前农村中年人一般是五十岁上下，属于壮年劳动力，完成了人生任务，精神压力、物质负担小，有时间、有精力带孙辈。
以上解决了年轻农民愿不愿、敢不敢生多胎小孩的问题，接下来最核心的就是他们能不能生多胎的问题。年轻农民需要考虑能不能承担生育成本、抚育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子女婚配成本。以下是2020年底回老家听我母亲讲的一个故事：
老家村落旁边在修高速公路，有个小包工头是我们村的，他带着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干活。有一天深夜，小包工头听到有人在宿舍外哭泣，跑过去看发现是一名河南籍中年男子。原来该男子有三个儿子，都到了结婚的年龄，只有大儿子结婚了。光大儿子结婚就出了30万彩礼，按照这个价格，即便彩礼不涨、不买房子，无论他怎么努力，后半辈子也赚不到二儿子、三儿子结婚要的60万块钱。他为此整夜整夜地睡不着，想着后面两个儿子可能要打光棍，就觉得愧疚，不由地大哭起来。
类似的案例我们十几年前也调研到过。2007年在河南周口、驻马店调研，当地农民说，“生三个儿子哭一场”。意思是生第一个儿子很高兴，第二个儿子也还高兴，生到第三个还是儿子就要哭一场了。那时农村婚姻成本开始上涨了，要给每个儿子都建好房子、娶上媳妇已经很难了。现在生两个儿子也要哭一场了。农村以“天价彩礼”为代表的婚姻成本不断攀升，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生育多胎的意愿。
▍彩礼定价与“天价彩礼”的产生根源
农村“天价彩礼”的发生有两个主要因素：
一是农村适婚性别比高。当前农村适婚性别比普遍高于110，在中西部的山区，适婚性别比更高。这样一个超常规性别比使得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性占绝对优势，男性无话语权，形成了对男性的婚姻挤压。彩礼本是六礼之一，是婚姻仪式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在超常规适婚性别比下，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要价的一种形式。适婚性别比越高，女方要价就越高。
“天价彩礼”所代表的农村高婚姻成本出现在2010年前后，此后一路飙升，因为“九零后”在这个时间点进入婚恋状态。农村“九零后”不仅出生性别比要普遍高于“八零后”，而且还比“八零后”少了300万人，这就使得“九零后”出生女性人口要远少于“八零后”。加之，2010年后农村婚姻流动加速，“九零后”女孩加快向东部地区、城镇流动，留在农村结婚的“九零后”女孩减少。这些因素抬高了2010年以后的农村适婚性别比，加剧了农村婚姻市场竞争，进一步推高了婚姻成本。
二是年轻农民城镇化加速。最近十年是年轻农民进城的高峰期。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将城市工业化剩余带进农村、在农村完成家庭再生产，而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则是要城镇化。那么，这一代农民工怎么样才能进城？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通过婚姻进城，即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要高额婚姻成本，包括天价彩礼，推动小家庭进城，实现家庭成员在城市发展。这里就涉及到彩礼定价的标准问题。
彩礼若以农村生活标准定价，就会相对较低。在2010年以前，农村彩礼定价参照的是农村生活标准，标准提高彩礼也跟着上涨。而若以城镇生活标准定价，则会出现“天价彩礼”，因为在城镇生活，必须买房、买车、支付高额生活成本、子女教育成本等，这些都会以不同形式体现在婚姻要价上。城镇化是当前许多农村地区婚姻要价的参照标准，所谓“天价彩礼”就是农民进城及其在城镇立足所需要的成本。婚姻要价越高，越能支撑小家庭的城镇化。进城及城镇生活的高额成本反过来会影响年轻农民是否敢生能生。
▍不同城镇化类型下的生育意愿
年轻农民进城有两种类型：
一是夫妻合力型城镇化，就是年轻夫妇在婚后通过两个人努力进行的城镇化。结婚之后年轻夫妻双方到城里打工，把小孩留在农村由祖辈看护，通过年轻夫妻俩的务工收入积累，在三到四年或五到六年，甚或上十年的时间可以在县城买一套房子，率先实现居住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形式一般是女方在婚前不向男方索要彩礼及其他的高额婚姻要价，从而使得男方的婚姻支付较低。或者说因为夫妻婚后主要是还是生活在农村，那么他们的婚姻要价参照的依然是农村生活标准。其实质是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较低，对子代通过婚姻进城的支持力度较小，子代进城需要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努力。因而，这种城镇化的速度较慢，也不会出现所谓的“天价彩礼”现象。
由于婚后这些年轻夫妻依然过着“半工半耕”的生活，生活负担较小、压力小，小孩主要由父母带，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对于父母来说，他们的子女生育的小孩越多，他们越高兴、越乐意带，他们鼓励子代多生育。年轻夫妻把小孩生下后扔给父母而外出打工。这种类型的城镇化主要出现在南方农村，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海南、湘南、鄂东南及江西一些地方。这些地区传统宗族观念较强，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前就有较多的“八零后”、“九零后”家庭生育三胎。在这些农村地区，一个妇女若生育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该妇女会被认为“命好”，因而非常有地位和面子。
二是代际合力型城镇化，是指通过代际共同创造婚配条件而推动子代家庭进城的城镇化类型。该类型城镇化的前提是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较强，父母会在儿子出生后开始为其结婚做准备。女方在婚姻的要价一开始的参照标准就是城镇化，包括彩礼、房子、车子、三金等。如果在县市有房子，彩礼会相对较低，否则彩礼就较高；彩礼较高则可以通过彩礼支付在县市购房的首付；越来越多女方的要价既包括县市房产和高额彩礼。这类婚姻中，女方的要价所获一般由女儿支配，实质是男方家庭财产的提前转移，构成小家庭进城及婚后城镇生活的支撑条件。通过婚姻要价进城，推动了农村年轻夫妻的快速城镇化。
代际合力型城镇化容易带来“天价彩礼”及其他高额婚姻成本。在北方农村地区，如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甘肃、皖北等地农村，彩礼已高达二三十万元，如果加上县市房产首付，则一场婚接下来需要花费五六十五万元。通过婚姻要价虽然提速了城镇化，但同时也增加了农村年轻夫妻的家庭生活成本和压力，这会使得他们即便有生育的意愿、也不敢轻易再生多生。这些农村地区的年轻夫妻一般只生育两个小孩，最佳搭配是一儿一女，而不再生育第三胎。
▍农民愿生敢生能生的配套支持措施
为什么年轻农民要城镇化，特别是近十年来城镇化意愿特别高？年轻农民城镇化的目的无外乎是享受现代化生活方式、优质公共服务，而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八零后”、“九零后”父母较他们的父母更重视子女教育，而最近二十多年城乡教育差距凸显，农村基础教育颓势未有逆转，平添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使他们有加快城镇化的压力。
年轻农民要进城、在城镇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就必须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必须将中老年人纳入子代家庭进行分工。最合理的家庭分工是，年轻夫妇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种地、照看孙辈，或者在城镇照看孙辈。该分工使得家庭有两个壮劳动力获取务工收入。最不太合理的分工是年轻妇女在城镇带小孩即“陪读”、年轻男子外出务工，及中老年人在家种地。该分工束缚了年轻妇女的劳动力，使家庭只有一个壮劳动力获取务工收入，极大地降低了家庭收入水平。
那么，在城镇化背景下，既要让小孩享受城镇优质教育，又不能降低家庭收入水平，进而让中国最有生育意愿的年轻农民敢生能生，配套支持措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推动以中心乡镇为基础的城镇化。当前农民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地是县城，县级政府也通过加大县城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吸引农民进城。但是县城的房价、生活成本较高，又远离村庄，需要一个壮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专门照顾就学的小孩。这使得年轻农民不敢生育三孩。但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一个折中的办法是推动农民在中心乡镇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方式与家庭的半工半耕分工模式相适应。中心乡镇的房价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离村庄较近，中老年人可进城照顾孙辈、还不荒废土地，年轻夫妻则能从容外出务工，实现家庭劳动力的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
二是推动乡镇寄宿制“中心校”建设。乡镇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是提供优质教育。发展乡镇“中心校”的好处，其一是可以集中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其二是一个班级可以达到30至50人的基本教学规模，优化班级教学生态，这一点在村一级难以达成；其三是寄宿制学校可以解放农村壮劳动力，让他们安心外出务工，周末祖辈可以接孙辈回家。乡镇中心校建设好了，提供了与县城差不多的优质教育，年轻农民就不必须选择县城进行城镇化。
三是取消中考阶段的普职比。农村“八零后”、“九零后”对子女教育诉求普遍提高，在现有1:1普职比限制下，学生考不上高中就意味着只有就读职高、中职、中专一条路，这使得教育竞争从高考提前到小升初考试，即考不少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也就与普通高校无缘。那么，许多年轻农民为了让他们的子女能够接受好的初高中教育，就着力将子女送到县城好的小学、初中就读，还要陪读、培训，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教育投入，反过来降低了他们的生育意愿。鉴于年轻农民对子女的教育需求，应取消中考普职比，逐步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将一部分中职中专改为普通高中，一部分中职中专并入高职高专，在高考后才实行“普职分流”。这样，年轻农民的教育压力就不那么大，他们也就愿生敢生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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