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毛主席始终关注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命运前途。毛主席指出，造成农民困苦的根源，就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建立在个体经济上的封建生产关系，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生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
由此出发，毛时代进行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人民公社的创举实现了小农经济向集体化生产过渡，其中蕴含着由集体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由社会主义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构想。人民公社道路开辟了中国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并行的道路，是中国得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通过本文一起回顾毛主席带领中国农民开拓合作化道路的历程，尤其是他对农业发展道路的构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围绕中国三农道路问题，学界、知识界和民间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出现了一些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专业合作社的探索。当此之际，不能不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毛主席带领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能够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现实，继往开来。
这一实践，包含了丰富的思想理论、实践经验，具体的方式方法和复杂的历史背景、矛盾斗争、发展历程，是一笔丰厚的财富，绝不是仅笔者一篇小文就能道出其万一的。在此笔者以有限的学养，联系自己的体会，谈一点粗浅认识。
本文分为以下九个部分：
一、探寻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二、重回马列主义的要义
三、全力培育农村合作社的嫩芽
四、合作社运动中的分歧和明辨
五、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曲折推进
六、及时纠正合作化运动的偏差
七、50-70年代两种路线的斗争
八、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实践
九、为人民光辉未来的深切纪念
一
探寻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
毛主席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目睹旧中国的黑暗，立志要救国救民，开创一条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路。对于农民苦难的深切体验和自觉担当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毛主席很早就求索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所在。
早在1945年【编者注：《组织起来》发表于1943年1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作的《组织起来》的报告中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
在这里毛主席鲜明指出了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就是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生产关系，而唯有革除这种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把农民从分散单干的状态团结组织起来，从事集体生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命运，成为社会的主人。可见毛主席对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看得深、看得准、看得透。这就是为什么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学派在当时进行了诸多改良实验，但终究不能解决农村的实际问题，呈现出“乡建运动农民不动”的现象，完全是由于对于农民苦难的根源挖得不深、抓得不准，看得不透，所采取的举措也者是治标不治之策，因此既起不到多少效果，也不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欢迎。后来梁漱溟经历了自己改良实验的失败，又看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对毛主席的论断心悦诚服。
没想到几十年后，曾经沉寂一时的乡建学派又重新回潮，对当年的“毛梁之争”提出质疑，其实问题的本质还在于毛梁两人对农民苦难命运根源的认识上有分歧。当今三农困境本质上是由于生产关系造成了对农民的结构性压迫剥削体制，但乡建派还是无视这一本质，希望通过一些改良主义措施改善农民处境。
只有认识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根源，才从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提出彻底的解决之道，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劳而无功，说轻了是犯主观主义错误，说重了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因此，对于今天的三农问题，我们要向毛主席那样，直面对待，洞悉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不是浮在表面上，浅尝辄止，这既非科学方法，也非追求真理的态度。
可喜的是，在当今三农研究领域，继主流派、小农派后，阶级分析派强势崛起，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揭示了主流派、小农派的谬误和虚伪，对主流派亲资本反农民的本质和小农派主观保守倾向给予了批驳，发出了真理的声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强大力量，从而也帮助人们找到当今三农问题的症节所在，那就是资本主义对中国农业改造而引起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造成农民的半产化、无产化。
因此说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产生问题的根源，毛主席当年之所以带领亿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其前提和基础就是找到了造成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这样就抓住关键，对症下药，提出和实践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路线。无疑对我们今天面临的三农问题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二
重回马列主义的要义
如前所述，毛主席找到了农民苦难命运的根源所在，那么用什么使农民脱离苦难，创造幸福的前景呢?
毛主席讲得很清楚，那就是“逐渐的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就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化。”显然毛主席是学习马列主义的典范，而且是真学、真信，遇到问题，就自觉地向马列主义求教，而不是像毛主席批评的那些人那样，“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答案，而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比如当年搞分田单干，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某些理论权威就不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早就揭示的小农经济由于其落后性必然被资本主义消灭的论断，而是主观唯心地将小农经济包装成具有所谓的特殊性、合理性、坚韧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造势。三十多年的事实无情击碎了这些权威人士的谎言，这也是他们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要落得的下场。
然而，这种遇到问题，不找马列主义，而找资本主义的现象，在当今那些号称社会主义信徒那里仍然相当普遍，最明显地莫过于此次席卷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面临经济发展放缓的严重问题，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是从马列主义原理分析研究经济危机的本质根源，从而采取正确对策，而是仍然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说什么“工具箱”里工具还很多，如此发展下去，只会像马克思所揭示的，所谓的“工具”不过是将经济危机不断积累问题、扩大态势，拖延集中爆发的时间而已。
这也就说明，只有真学真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现，才能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否则，假学假信，半学半信，必定不是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迟早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
全力培育农村合作社的嫩芽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央苏区，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对农村中自发的劳动互助活动给予了热情关注和热烈倡导。毛主席在1933写成的《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详细介绍了农民互助合作情况。毛主席指出，在“耕者有其田”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因素，这种平等互助合作精神，蕴含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本质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
毛主席在才溪乡
客观历史也表明，在农村中出现的生产互助合作趋势，来源于劳动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和首创实践，并非毛主席本人主观任意的创造发明，但是毛主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翻身农民这种自发的社会主义萌芽，及时敏锐地发现，予以高度重视，热情肯定和鼓励，科学地加以引导、提高，热烈地倡导推广。
如耿长锁合作社，在抗战时期就被誉为“开放在冀中的社会主义之花”，耿长锁本人被毛主席誉为“群众信任的领袖人物”。还有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1955年毛主席又对介绍李顺达合作社的通讯《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亲笔写了按语，对西沟办社成绩和经济给予肯定和称赞。
在广大农民群众首创推动和毛主席精心培育引导下，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产生了被毛主席赞誉的河北遵化西铺村王国藩穷棒子合作社，就是1952年王国藩带领23户贫雇农、三条驴腿创办的。到1953年底，全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总数已达5千万户，占全国农村农户总数的50%以上。实践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互助组、合作社比单干户增产10-20%，表明集体生产明显的优越性。
为了指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毛主席亲自主持编撰了宣传教育资料《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丛书，即后来定名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整理和编辑了全国各地基层农村合作化材料，选编了典型实践资料176篇，并亲自撰写“序言”，还为其中的104篇撰写了按语(共有4万多字)，此书的编撰，极大提高和鼓舞了我国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觉悟和热情，有力地推动、提高和规范了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为了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殚精竭虑，付出了极大心血，他是那么热切爱护着社会主义嫩芽，又是那么热心地一步一步将幼苗培育成参天大树。毛主席积极在农村培养和推广社会主义因素，使农村劳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村互助合作组织，探索了一支从私有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渐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
与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因素敏锐地察觉、对社会主义萌芽精心的培育相对立，某些人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号召“一部分人先富”，公开鼓惑资本主义陈腐观念死灰复燃，同时又将小岗村这样的落后典型大加赞扬，树为榜样，一刀切在全国推行，公然培育富农资本主义萌芽，人为造成农村两极分化并鼓励不断扩大，断送了亿万农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途，造成如今严重的三农问题。和毛主席与广大劳动农民的心心相印、对社会主义的孜孜以求相对，某些人不也是与极少数先富者心心相印，对资本主义孜孜以求，处心积虑地扭转了历史发展车轮，将亿万农民推向悲惨的境地。
因此说，立场决定一切，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共产党人来讲，毛主席眼睛里看到的并至为爱护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萌芽，而对于死不悔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来说，眼睛里看到的和至为关注的地必然是资本主义因素、复辟资本主义的萌芽。
时至今日，我们不是同样看得如此分明吗？眼看小农经济的路走不下去了，广大农民群众和正直的学者都在热切呼唤，中国农村必须回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可是某些人就是置之不理，对南街村、华西村等集体化村庄视而不见，反而是继续推行土地确权流转，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使中国三农愈来愈滑向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对农村集体化冷漠反感，却对私有化、资本化热心十足，这与毛主席对合作化集体化热心支持、对自发资本主义富农路线坚决反对，形成多么强烈鲜明的对比。
资本下乡：为谁发展？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难道说既可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证明，所谓的不问姓资姓社、摸石头过河就是最大的谎言，不过是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打掩护而已，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很热心、用心、专心的，也是孜孜以求、朝思暮想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所花的心思所费的力气和毛主席不相上下，不过两者之间所达成的目标则完全相反和对立。毛主席运用的是阳谋，旗帜鲜明，光明正大，而某些人则惯于搞阴谋，遮遮掩掩，说一套做一套，蛊惑人心，以便瞒天过海。
四
合作社运动中的分歧和明辨
在合作化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毛主席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娴熟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辩证分析事物发展本质规律，排除干扰，明辨是非，促进了合作化运动健康稳步向前推进。
1. 先有合作化还是先有机械化？
毛主席结合中国国情和农村实际，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历史过程，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从而有力批驳了刘少奇的观点，刘少奇认为用合作化、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增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械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实践证明，毛主席破除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苏联模式，开辟了以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新路。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总设计师又提出了所谓的“二次飞跃”论，其根本点也是认为集体化搞早了，要先搞一段时间小农经济，等生产力发展后，重新实行集体化，也即搞分田单干是第一次飞跃，重新集体化是第二次飞跃。不难看出，总设计师的“二次飞跃”论与刘少奇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中最后结果如何，谁是谁非，历史的发展早已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2. 是发挥农民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积极性，还是个体单干少数先富积极性？
毛主席客观分析了作为小生产的农民，具有个体经济、互助合作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反映了农民本身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的方面，表现出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私有者方面，表现出农民个体积极性，有自发资本主义趋向。
虽然农民本身具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积极性，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反映占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本质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向，因此毛主席对种积极性热情的培育和鼓励，循循善诱，细心引导，采取积极而又谨慎的、具体的、恰当的、多样的过渡形式，把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到互助合作的积极轨道上来，从而克服地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努力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这就与当时刘少奇只看到土改后个体农民发家致富积极性，并鼓励赞赏这种积极性的态度完全不同。后来总设计师也有样学样，利用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农民这种分田单干各顾各的积极性，采取以偏盖全的方式，全盘否定社会主义集体化，实行分田单干，在农村恢复小农经济，还对外宣称是发挥了农民积极性，手段不可谓不拙劣，当时虽然迷惑了一部分人，现在当然就一清二楚了。
3. 尊重农民意愿与教育农民的关系
如前所述，由于农民本身的两重性，决定了农民既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有个体经营的积极性；然而党不去加以引导，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自发趋势必然只能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只有少数人得利，多数人痛苦，不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因此是应该避免的、反对的。
党的任务就是带领人农民克服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落后性，提高思想觉悟，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毛主席并非单纯地片面强调所谓的“尊重农民意愿”，而是将党的教育引导与尊重农民意愿结合起来，毛主席一再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根据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切身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和合作化教育，使他们懂得“单干是没有前途的”，会使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富民、商业资本家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针对干部中间存在的短视、片面观点，毛主席指出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不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要相信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本质和主流。
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总设计师上台，抓住小岗村这一落后典型大做文章，以所谓尊重农民意愿为由，在全国一刀切搞分田单干，恢复小农经济，断送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这种以偏盖全，以支流冒充主流，以现象代替本质的恶劣作法，难道不是一种强奸民间的行为？其所谓尊重农民意愿只是借以推行复辟倒退路线的幌子而已。
相比毛主席站在大多数农民立场，自觉担当，勇于承担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重任，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崇高精神风范，二者之间的境界辨若云泥。今天的现实无情地证明，毛主席的警告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正在使农民“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下一步他们无疑将成为富农、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的对象。
4. 农民的发展，依靠富农还是广大贫下中农？
与刘少奇放任农村两极分化，鼓励富农民相反，毛主席反复强调，“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党在农村的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
毛主席指出：“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社会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毛主席还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写了一个按语：“合作化必须建立现有贫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优势。”
在毛主席指示下，广大贫下中农成为合作化运动的主力军，激发了冲天干劲，鸡毛也能飞上天，开天辟地成为社会主人，发挥出无穷创造力，谱写了改天换地宏伟篇章。针对那些对合作化运动持怀疑态度，对广大贫下中农信心不足的人，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农民阶级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今天我们重温这段话，再联系当前轰轰烈烈开展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政府不遗余力扶持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田大户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兼并普通农民土地，希望依靠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中国三农困局，而对普通小农放之任之，任其自生自灭，不是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对比吗？依靠谁？反对谁？事关重大，其反映的实质是党的阶级基础是为谁服务的大问题。体现了党的鲜明的阶级性。
正如毛主席所说，发展农业可能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两条道路如此阵线分明，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不是已经演示了毛主席的光辉论断！
五
合作化运动初期的波折和推进
在合作化运动兴起之初，就出现了刘少奇批评山西省委，认为山西省委支持合作组织发展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毛主席知道后借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手工工场的例子说服党内同志，批评了刘少奇的错误。在毛主席的支持鼓励下，更由于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亿万农民迸发出强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不断涌现实践合作化道路的典型，毛主席亲自编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编写按语，总结经验，宣传推广，不断推动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
针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愿望，毛主席及时对人民群众中蕴藏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给予大力支持和精心引导，指出面临着农业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瞻前顾后。同时毛主席还指出，“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中取得的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态度”。
合作化运动开始之后，中央高层中又出现了因为运动中出现某些偏差的问题，而对合作化运动发生怀疑，并以“反冒进”为名，给如火如荼的运动泼冷水，提出实行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毛主席没有偏听偏信，而是亲自到各地考察，得知大部分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是愿意以合作社做靠山搞合作化的，他感到在外地看到、听到的情况和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不同，对农业合作化发展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了“停、发、缩”的三字方针，指出一味强调停止收缩，势必损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新解放区就是要发，不能停，有的地方是停，但一般是发，重点要发在发上，这样毛主席就联系实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和主流，防止了片面化、绝对化，在扎实巩固基础上把合作化运动更好、更快。
在党中央正确政策引导下，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初级社、高级社一波接一波竞相推进。在初级社彻底普及的基础上，高级社得到广泛推广，至1956年底，已经参加初级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基本上实现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
六
及时纠正合作化运动的偏差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探索，缺乏现实经验，并受左、右倾思潮的干扰，难免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困难和挫折，发生了像大跃进那样的问题。毛主席总最先警觉并站在斗争的前沿，领导全党“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及时指导纠正运动中再现的偏差错误，克服困难，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1958年下旬，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视察河北、湖南一些农村时，就开始发现人民公社所有制、分配等方面的许多错误现象，特别是“共产风、供给风”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区别，已经伤害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到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为解决“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问题和公社化后所发生的农村生产、分配、经营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从1958底年到1959年中，通过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等一系列会议，批判了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形成了《关于公社18个问题》文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作了若干原则规定，概括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方针，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预算、各讲盈亏；分配计划、社内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质劳动、特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对于纠正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偏差错误，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起到重大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党内左、右倾思想的产生既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源，又有思想认识(如唯心论、机械唯论、不可知论、形而上学)的来源，因此在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左、右倾倾向，既是应该尽力避免，又是难以避免的。即使是毛主席本人，对党的工作是否含有左、右倾倾向的危害性，也需要一个实践中观察和逐步认识的过程。
但毛主席总是最先洞察和警觉到左、右倾现象的出现，总是率先带领全党光明磊落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总预先尽可能防范左右倾倾向，他这种对人民利益的强烈责任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气度，使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规避了重大曲折，少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采取温水煮青蛙的卑劣手段，一时诱惑欺骗了不少人，把中国引向了背离社会主义的不归路，其人的人品风格，恰与毛主席形成鲜明对比，极好地充当了“反面教员”的角色。
七
50-70年代两种路线的斗争
在农村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以及人民公社建立后，始终交织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们应该看到这不仅是中国在三农发展问题上的主线，也是新中国60多年来政治斗争的主线。而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新民主主义要不要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不要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核心问题上。
以刘邓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认为只有先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普遍使用了，农村富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方可实行农业合作化。因此在合作化运动初期，他们对群众自发的互助合作采取限制打压的办法，而对农村富民经济给予积极鼓励。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他们又对运动中产生的个别问题夸大，企图拖群众后腿，强调反冒进，被毛主席批评为走路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他们实质上是对农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热情，而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路线则非常上心，念念不忘，时刻总相走小农经济的回头路。
王盛烈 《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丰收》 1953年
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认为：必须强化人民民主专政，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巩固工农联盟，通过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发展互助合作经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毛主席也总是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萌芽，并细心养护培植，不断总结经验，作为典型范例向全国推广。同时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农路线保持高度警惕性，及时批判和纠正，保证了合作化运动顺利向前推进。
合作化运动完成、人民公社建立后，两条路线斗争又表现为是坚持集体化还是“分田单干”，这就关系到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是要继续巩固提高还是解体倒退的大是大非问题。尤其是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自然灾害，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沉渣又起，非常活跃，对集体化道路由怀疑到反攻，包括陈云、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等一大批领导人化身分田到户。陈云就讲“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邓小平讲“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社会上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相互推动，加上相当多干部群众对路线斗争意识薄弱甚至混淆，一时间单干风势头汹涌，甚至在全国有蔓延之势。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这股单干风予以迎头痛击。他找陈云、刘少奇、邓子恢等人谈话，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
毛主席说：“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至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富裕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毛主席一针见血指出：“什么产量责任制，什么包产到户，统统是单干。搞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分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搞包产到户还是搞集体生产，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
今年我们来看，毛主席对分田单干的批判难道不是句句是真理吗？中国农业30多年的发展道路完全印证了毛主席当初的判断，延续至今严重的三农问题不就是由此而来的？可惜的是面对严峻的三农危机，小农经济道路走到尽头的困局，一些人还是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遇到困难不是向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向资本主义那里找答案。他们对农村集体化道路视而不见，对坚持集体经济获得巨大成功的南街村、华西村不宣传、不提倡、不推广，而一心一意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大搞变相私有化，扶持资本大农，消灭小农。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又造成了诸如跑路、骗补、抛荒、非粮非农等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至今没有看到某些人的反思，更不用说改弦更张，回归到正确的路线上来。人们看到反而是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改造变本加厉，加速推进，向着与集体化背离的道路愈滑越远。这一切又是为什么呢？只因为他所处的阶级立场决定的，他们只会向资本主义那里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会向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答案，这既暴露出其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又预示了他们不可能真正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距离更大的彻底的失败愈来愈近。
鉴于分田单干问题发生的顽固性、紧迫性和严重性，毛主席警觉到“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这就是将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上升到坚持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高度，起到警示全党全国人民的作用。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主张嫉恶如仇，他反复强调包产到户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极端危害性，反复教育身边的干部和全国人民，认清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社会主义。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又一次严肃地谈到包产到户，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讲了一段极为精辟的话语(见马社香《前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毛主席从我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并直接在包产到户的斗争中，引申出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并不仅仅限于对包产到户的简单否定，他要追根溯源地深入批判党内高层中的修正主义，并且要为我们党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路线，以便于全党能及时识别修正主义。
毛主席针对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问题深入剖析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死定主义的路线。”
毛主席见微知著，高瞻远瞩，从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的发展中，总结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和特征，并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警惕资本主义重辟的危险性，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可是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利用利用农民群众中存在的消极落后意识，并以所谓尊重农民意愿为由，以实行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相推行早就被毛主席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从而在中国开启复辟资本主义的阀门，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泄千里，直到今天。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八
人民公社的大胆设想和实践
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及时发现和纠正左、右倾错误，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确立了一条正确思想路线，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路。
我们说，这条新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体制有别，是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伟大创造。这个创造既包括了由小农经济向集体化大生产过渡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之路，又包括了由集体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甚至还包括了由社会主义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新路。
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贫下中农，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示范，组织广大农民群众有计划、分步骤地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逐渐从生产资料私有制过渡到半私有半公有制，而后又过渡到完全的公有制，一面动摇、削弱、消灭农村中的私有残留，一面建立、巩固、扩大公有制经济，最终完成“一化三改”任务。
而人民公社理论，则更体现了毛主席思想的精华，是毛主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最为闪光的成果，也是毛主席关于三农理论的核心关键。正如人们指出的，人民公社绝非单纯的大型集体农庄，其与高级社相比，虽然同是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二者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量的扩大，更在于质的升华。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体现在人民公社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农林牧业副渔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社会学校、合理有效过渡形式等诸多特点。一大二公的体制便于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社会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迅速提升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力。政社合一体制便于劳动人民实行社会主义大民主，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和农林牧业副渔全面发展蕴含了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就地城镇化的雏形，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社会学校则起到培养大批有觉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合理有效的过渡形式表明了人民公社是我国三农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是国际共运的重大创举。
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探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的摸索探求中，在克服和战胜困难中，在不断分析和调整中，最后才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体制，并且保持了二十多年，给中国三农注入了强大力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源源不断支撑着新中国生产力、战斗力的不断发展。
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毛主席的制度设计，毛主席的思想非常开放，非常久远，在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主席就讲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带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然而我们知道，自从农村实行分田单干，人民公社解体，中国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发展失衡，呈现出凋弊落后农村中国和繁华现代城市中国的两个中国两面一体奇观，一边是农村的空心化、衰落化，一边是城市的扩张化、稠密化；一边是严重的三农危机，一边是不断加剧的城市病，这不都是背离人民公社发展道路造成的恶果吗？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实践雄辩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广大劳动农民群众才能具有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基础，才能具有劳动者在上层建筑领域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才能具有劳动者主导的社会化大农业，才能不断缩小三大差别，才能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中国的现代化。否则，一切希望必然落空。
九
为了人民的光辉未来的深切纪念
虽然毛主席带领亿万农民进行合作化、集体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被否定、被污蔑，但是历史的发展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早已洗尽了泼在上面的一切污泥浊水，是珍宝总要发光，是真理总会被人民接受和认同。当此三农问题引起国人热烈争论的时刻，大家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坚持集体化发展至今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等共同富裕农村，这就显示出了真理的强大力量。
正像学者张文茂同志指出的，毛主席创造的人民公社道路，是中国国家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并行的道路，是中国得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绝不是如某些人污蔑的所谓集体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是没有自由的农民集中营，更非如某些人颠倒黑白地说农村集体化道路饿死了多少人，造成了多么严重的贫困问题。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是认识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受其宣传误导，难免有一些模糊错误认识，这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好在人民公社的理想之花并没有完全被资本主义潮流摧残，现存的南街村、华西村、周家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农村作为活的宣传榜样，昭示了人民公社实践的正确。正如华西村吴仁宝同志总结出的华西发展道路：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造厂、九十年代造城，不正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毛主席当年规划的人民公社远景图画吗？
抛弃人民公社，解体集体经济虽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道路，但是也将中国引向了依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而且造成了现今愈来愈严重的三农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农村及至整个中国的社会稳定，都形成了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束缚。面对今天的重重困局，三农道路怎么走，中国走向何方，正拷问着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毛主席当年带领亿万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实践，并非如古人般的吊古伤怀，徒发感慨，而是要透过历史，面对现实，更好地开拓未来。时代向前发展，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与毛主席那个时代不同了，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更不能随大流消极无为，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现实，创造属于我们时代最鲜活的历史。
蒋兆和 《毛主席在麦田》 1955年
毛主席曾经指出：“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是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在我国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是由于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剥削和贫困，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今天有志于带领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有识之士，读这段话或许有所感悟。然而我们也不必消极泄气，社会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与过往完全重复，新的道路正在等待着人们去开创，就像毛主席艰苦开创的农村合作化、集体化道路一样，不仅深深地存在于历史的记忆，还在久远的未来发出召唤。
（本文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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