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目前的粮食危机已经被世界银行认为是一场人间灾难(a human catastrophe)。
截止今年5月19日，国际农产品价格指数比2021年1月上涨了42%。玉米和小麦价格则分别上涨了55% 和91%。这给很多中低收入国家带来了显著冲击：2022年1-4月，92.9%的低收入国家、84.2%的中低收入国家以及78%的中上收入国家都通胀5%以上，而很多国家通胀达两位数。2021年有53个国家1.93亿人口面临粮食危机，今年饥饿人口又将增加43%。[1]俄乌战争之前，世界粮食价格攀升已经开始，俄乌战争和美国的各项制裁更加激化了这一趋势。
这让人不禁深思，为何很多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深陷于饿肚子的泥沼？实际上非洲大陆在1961年的粮食自给率（生产消费比）为1[2]，为什么后来粮食自给率下降、对外依存度攀升，则需要我们认真了解世界食物体系及这一体系如何被主导。
世界食物体系的形成和变迁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一战结束前的其1.0版由英殖民帝国主导，二战后的2.0版由美帝国主导。在今天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十分有必要重新了解资本帝国是如何建立殖民食物体系和工业食物体系，以及两个版本有何特点，以此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端和脆弱性，最重要的是，激发民众觉醒粮食安全意识，认识到食物已经和政治紧密捆绑，食物离不开政治，或者更可以说，政治离不开食物。
本文由严海蓉老师讲座内容编辑而成，她在讲座中着重介绍了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提出的食物体系的内容和观点，建议同时参考许准老师的文章《二战以来最大的粮食危机是俄乌战争造成的？》。
哈里特·弗里德曼简介
哈里特·弗里德曼（Harriet Friedmann）是著名的农政学者、食物体系的研究者、多伦多大学的退休教授。1970年代她开始涉足这一未知的领域，从研究小麦的世界市场入手，那时她直觉到这是理解世界经济史的一条重要途径，从农民到金融，涉及农民的流动、物流和国家间的权力。她的研究跨了两个领域：农村社会学和世界体系。她和康奈尔大学的菲利普米克麦克教授长期合作，共同提出了“食物体系”这一研究路径。1994-1995年弗里德曼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分支之一，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支主席。自90年代起，她就参与多伦多食物委员会的工作，目前她尤其热切地关注种子的多样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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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代全球食物体系：
殖民的全球分工
1、跨国市场的形成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的收入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依赖土地资源而收获财富。看过《唐顿庄园》这部英剧的人应该知道，《唐顿庄园》里面格兰瑟姆伯爵一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将庄园的土地出租给附近的农民而获得租金。
随着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强盛，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改变了粮食进口政策。原来的政策比较保护国内的地主阶级，对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但1846年出现了反转，在英国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地主们输了这场斗争，赢得这场斗争的是工业资本家们。工业资本家们当然希望食物的价格越低越好，因此1846年原来的保护政策被英国政府取消了。所以在1846年后，形成了英国开放粮食进口的局面，形成了第一个特征，就是一个由价格主导粮食市场开始形成，而且是一个跨国市场。
2、粮食生产的区域化
因为这个政策导向，在全球第一次形成了粮食的主要进口国和粮食的主要出口国，因此在第一个食物体系就形成了一个地区的农业专业化。
当时主要进口粮食的国家是英国，主要出口粮食的国家是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如美国。
美国成为粮食出口的大国，当时美国是殖民地，白人到美国去进行殖民、到新西兰殖民、到澳大利亚殖民、到加拿大殖民，所有这些被白人殖民的国家都变成了粮食出口的大国。英国通过对这些国家进行农业生产和技术的投资，从而起到主导作用。弗里德曼把这个体系表述成一个殖民的食物体系(the Settler-Colonial Food Regime)，主要是英国的资本到这些国家进行投资，而且伴随着白人移民粮食生产的扩展，还对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大规模地灭绝，把他们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这样才能形成殖民的体制。
所以，可以看到第一代英国主导的全球食物体系里面充满了血腥的斗争，也有资本家内部的斗争。
由此，我们来看一下费里德曼是如何运用食物体系这一概念的。她认为：
食物体系指的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相互呼应的期望(complementary expectations)调控着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如从事粮食种植、制造、服务、分销和销售各个方面的农民、公司和工人，以及政府机构、市民和消费者。因此食物体系建立在部分隐形的(implicit)规范和规则的基础上。它们越是看起来“自然而然”(natural)，食物体系就越稳定。
英国殖民者监督原住民的农业生产
图片来源：新浪网
第一代的食物体系由三个条件促成：
第一，从欧洲国家流出很多移民。
第二，土地用途发生了转变，从供当地民众使用转为满足欧洲商品粮的生产。土地资源的获取来自于对原住民的排挤和灭绝，这些土地原来不是生产商品的，可能用于自给自足的畜牧，或是其他的用途，但现在成为了商品粮的生产基地。
第三，低价的小麦和肉类的长途运输。以前食物都是短途运输，而这个时候跨大洋的长途运输开始发生。这也表明欧洲人开始把他们的饮食结构全球化。这个阶段产生了很多具体特征，对今天仍然产生影响。比如，随着麦当劳、KFC这样的连锁店不断全球化，这种饮食结构被带到我们这里，即小麦加肉类的饮食结构的全球化。
这一阶段的食物体系产生了很多影响：
首先，农业开始从属于资本，农业开始为资本服务。原来农业大部分以自给自足为主，农业的生产主要是服务于当地民众的日常消费，而这个时候农业开始出现跨国投资。农业跨国投资的目的是实现盈利，这是新的开端。
其次，它为后面的农业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在这个阶段出现了铁路交通、航运交通等等，这些和整个农业生产的单一化开始相关联，目的是实现规模化生产，长途运输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一旦农业服务于资本，下一步就是农业的工业化的开始，以及长途运输，这些都是环环相连的。
同时，人们开始期待廉价食物。
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其次即人们对效率关注的转变，从原来的亩产，转换成用人力来计算效率。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以亩论产，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差别？如果中国用单产跟美国农业比较效率的话，二者水平相当。中国的小麦单产，在七十年代赶上了阿根廷，水稻产量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已经开始接近日本和韩国。
但换个效率算法呢？我们用人力来算，多少个劳动力产生多少粮食，这样一算的话，美国在数字上就领先世界了，美国地广人稀，美国一个农民可以种上几十公顷土地，几百公顷土地，而我们中国呢？农民种植的土地面积较少，这样一算效率上中国又下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转换问题，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做分母，什么东西做分子。
其实对于欧洲来说，或者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他们也有转换，他们并不总是以人力作为分母的，什么东西做分母，什么东西做分子，它有一个讲究，这就是资源-政治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问题。
什么东西稀缺，就用什么东西做分母。对中国而言，中国土地资源非常稀缺，那我们就非常关注在这么小的土地上面，我们能长出多少粮食出来，我们人力资源是丰富的，以亩论产在中国符合国情。而在美国，因为美国土地很多，人力相对较少，比较稀缺，以人力做分母。但是现在我们把美国的算法套用中国，这是一个问题。
总结一下，第一代食物体系有四个长久的影响：
(1) 产生了一种新的农业模式，这种农业模式是以劳动短缺为特征的农业模式。随着大量的移民，他们占用了原住民的大量土地，相对于广袤土地，劳动力是比较缺乏的。
(2) 这样的农场因为是把商品化作为它的目标的，即商品粮基地，所以它是一种深度的商品化的农场，即在十九世纪出现了深度商品化的农场。
(3) 规模土地的单一种植。
(4) 全球化过程，将欧洲的饮食结构推向全球，形成以小麦和牛肉为主的饮食结构。
二
第二代食物体系：
冷战布局与工业食物体系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不是一个自然过渡，完全是由重大的政治社会事件引发的，第一代的食物体系大概在1914年左右就解体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陷入了混战的局面，这个时候英国主导的第一阶段的食物体系开始解体。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随着二战结束，美国霸权兴起，主导了第二代的食品体系，时间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左右。美国为主导的这一体系具有很多不同的特征。弗里德曼称之为重商-工业食物体系(The Mercantile-Industrial Food Regime)。
美国拥有强权，它有很强大的国力来保护它的国内的农业。随着冷战的兴起，美国战后的经济策略特别是粮食战略，是把食物体系纳入到冷战的体系之中。
这个冷战体系首先要把欧洲曾经出现的帝国影响消解掉，比如曾经的大英帝国、奥匈帝国等等。然后它要把那些新独立的政府，纳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体系里面，在冷战格局底下与苏联为主导的阵营进行对抗，第二代食物体系与此密切相关。所以食物离不开政治，或者更可以说，政治离不开食物。
1947年，农业没有被放入“关贸总协定”框架中，所以自由贸易并不包括粮食。美国是如何用它的领导力来掌控“自由世界”的农业呢？
马歇尔计划中，美国援助欧洲的粮食
图片来源：参考消息网
1、美国政府的角色
美国对国内农业的补贴。同时，政府为粮食设定价格，然后是限定生产条件。如果生产过剩，过剩的粮食怎么处理？把粮食全部放到市场上必定会冲击粮价。美国政府采用了两个方法让粮食“去商品”化：一个是在国内让穷人也吃得上饭，穷人没有消费力，美国政府给他们提供福利，粮食不是商品了，作为一个福利品给了穷人；另一方面，通过出口到国外，到国外作为美国的粮食援助。这样国内粮价不会受到生产过剩的冲击，总的来说：
(1) 为国内农民设定粮价和其他条件。
(2) 控制销售渠道。在所有进口和出口政策中，政府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3) 马歇尔计划主要是在欧洲战后的恢复期，在这个时候，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美国为了冷战，把粮食也作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当美国提供援助的时候，其实也把美国的生产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对欧洲的粮食生产发挥了影响，也就是说把美国的生产模式通过这种所谓现代化的方式推向了欧洲，以改造欧洲的农业。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美援粮食的进口对国内小农生产产生了冲击，影响了这些国家长期的粮食安全问题。所以很多非洲国家在接受美国援助之后，反而出现了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下降，失去了自身的粮食安全，这也说明所谓貌似免费的午餐都有代价。
(4) 日本的主要进口来自美国。日本以前主要从亚洲国家进口，但在冷战格局下发生了一个变化，转为从美国进口。
(5) 随着美国计划不断走向全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所谓的绿色革命，也就是通过农药、化肥，通过种植的单一化、规模化等等方式，把美国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推向全球。
(6) 在这个阶段巨型公司、集团开始出现。比如说它主要是生产和出售一些农业机械，农业机械自然就要跟石化、石油、能源相配合，继而与农资化肥等相结合，这样的集团公司就占据了产业链的上、下游，农业公司的集团化开始出现。
2、美国工业化食物体系的影响
(1) 我们的饮食结构(Dietary Structure)是工业化体系生产出来的一个饮食结构，比如说是脂肪、甜味剂，还有一些补充如淀粉、粘稠剂，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不懂，但是这些东西大量地充斥于食物中，让我们的口味越来越变成化学合成的东西，我们的消费结构越来越受到公司化、工业化生产的影响。
(2) 1973年时，苏联跟美国有一个缓和期，美国一下子把大量的农产品卖给了苏联，外加能源危机、主要出口国的限制种植等因素，全球粮价暴涨，在粮价暴涨时期，又有一些国家如巴西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作为粮食主产国开始兴起，而第三世界国家逐步地被这个食物体系抛弃。1973年粮价产生巨大波动，粮价暴涨不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却导致了人们吃不起粮食。1974年，一场由多国首脑、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参与的世界粮食峰会(World Food Conference)在罗马举行，用于应对突然出现的世界性饥荒。1996年举办的世界粮食峰会(World Food Summit)设定了一个目标，到2015年全世界营养不良、粮食不足的人口要减半。1996年的时候这一数字大概有八亿，它并没有因为峰会而得到缓解，反而是在后来这些数字都有增加，差不多每一年新增几百万人口，尤其是营养不良问题，且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肥胖，同时营养不良。
(3) 在这个时段跨国集团之间也相互的兼并，就形成了今天可能知道的一些巨型公司，如孟山都、拜耳。它们现在尽管已经是巨型公司，但仍在相互兼并，比如说最近孟山都就被拜耳收购了。另外一个潮流是在这个兼并的过程当中，原来主攻化工方面的公司，开始跟巨型的、做粮食贸易的公司进行兼并，跟种子公司进行兼并，也就是产业的上下游开始发生交融。
拜耳和孟山都毒害世界 |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4) 在这个兼并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一个新的苗头，即公司越来越关注知识产权，形成知识产权是一个商品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垄断的过程。知识产权跟公共资源的商品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尊重知识产权是不是尊重人们的劳动创造呢？这两者不是一回事，举一个例子：学校老师都要写文章，在国内我们还没有这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之前，首先要签一个版权合同，这是知识产权的一个协议，目的是要放弃对这篇文章的版权，把它转让给出版公司，现在越来越多的期刊是出版公司的所有物。协议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霸王条款。
出版公司和巨型农企一样，对知识产权的追求，是对盈利的追求，是对垄断的追求。特别像孟山都这样的公司。在美国，生命体原来是不可以被申请专利的，生命体怎么作为专利呢？但是美国法院在孟山都的影响下，允许公司把生命体作为专利，甚至想强行把这一政策纳入到WTO的规则。这个就是赤裸裸的资本强权。
三
农业作为独立部门的消失
第一代英国主导的食物体系，食物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跨国流通了起来，然后扩张为以欧洲为中心的对外移民，五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食物体系崩溃。
第二代美国主导的食物体系，产生了绿色革命，产生了巨型的公司和集团。在这个阶段，食物或者农业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行业。原来我们认为农业是第一部门，工业是第二部门，农业相对比较独立，农业就是水、土壤、种子等等，农业相对于工业是独立的。但在这个时候农业它不再独立了，它成为化学、工业、生物工程的附属，农业失去它曾经有过的独立性。
食物的背后的危机 | 图片来源：新浪网
那我们今天面临什么问题？身处在什么体系里面？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她认为第二个食物体系已经走向解体，今天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旧的东西尚未彻底消失，新的东西还未完全形成。
四
今天面临的新挑战
(1) 首先是我们整个生产依赖于化石能源。 我们对它有一个强烈的依赖，这个依赖是不可持续的。
(2) 第二个挑战是气候变化，其实工业化的粮食生产，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大家知道现在气候变化越来越剧烈，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我们面临的危机，其实是看得见的危机，比如说在北极，冰山已经开始融化，这些大家都是可见的，但是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有效应对的措施，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各国依旧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行动。
(3) 第三个面临的挑战是整个健康方面的不安全以及风险。我们吃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我们自己的饮食结构和饮食口味都被工业资本牵制，这样的情况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隐患。肥胖开始成为全球的通病。
(4) 第四个挑战是我们原有本土的、本乡的这些知识，地方性的知识还有人们世代以来的这些权益，保护种子的权益，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饮食文化都在流失。这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些东西越流失，我们就越受制于单一化，资本化的食品体系的控制，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四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后回到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来，政治经济学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拥有知识，今天，知识掌握在谁的手里面？我们通常说知识带来权力，知识给我们权力，但是福柯说的也对，实际上是权力产生知识，公司的权力不断的把资源知识产权化。那么谁拥有这些植物，谁拥有动物，谁拥有基因呢？现在变成公司所拥有的，所以这些风险又如何来评估，当所有这些东西都被公司垄断，全球化的风险评估如何来做呢？出了问题之后，谁又为这些问题负责任呢？
所以，面对这样这些挑战，微观上、宏观上，我们到底能够做哪些东西，我们要倡导什么，我们自己应该改变什么？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考、参与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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