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民盟中央提交的提案显示，据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已达130万元。据悉，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中，很多村普遍举新债实施项目，村级债务额持续上升趋势。据分析，村集体债务逐渐私人化，为偿还银行债务和利息而“拆东墙补西墙”，一些乡村组织开始不断向私人进行借款。
民盟中央建议，应及时综合治理。比如，做实“村财乡管”财务管理机制。再比如，建立和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各镇（街）镇长（主任）和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第一财经日报》3月8日报道）
9000亿元只是2019年上半年的村级债务总额数据。在2020-2022年三年里，众所周知的原因强化了包括农村行政村，以及城郊地区依照原有自然村模式进行运行的社区的动员能力，齐心抗击疫情——这期间，70万个自然村增加的花费，是不是均由上级拨款，有没有新增债务，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即便只考虑9000亿元这个数据，除以70万个行政村，村均负债的看起来不是那么惊人，还没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的一套房子的均价。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债务肯定不是均衡分布的，比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等较为富裕的省市，很多行政村的经济发展能力比较强，村集体、村控股的产业、房子比较多，即便欠债，偿债能力也比较高。
反过来，中西部很多地方的农村，行政村以及再往上的镇，并没有什么产业，一些村子欠下的债务肯定要大大超过130万元的均值。一些地方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招商引资布局的企业，享有优惠税费待遇，行政村和镇从企业那里也拿不到什么钱。所以，这些地方的行政村偿债是比较困难的，并且如民盟中央提案所显现的那样，他们的债务很多是向私人所借的，还不是金融机构，这就给上级有关方面调处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
民盟中央提案中就提出，村级债务持续增长，主要原因是财力不足，普遍举新债来实施项目。这里所指的项目，包括美丽乡村、养老院、移民新村建设等，上级曾经承诺过补助或者按比例出资，但因为县区一级的财政本来也比较困难，每个村哪怕需要花费50万元的小项目，加在一起，也让中西部地区的县区财政难以担负。
这些年来，文化旅游部门加快推动基层农村的旅游业开发。但说到底，同一个文化区域，同一种山川、河流地貌，同质化建造的小商品商铺+农家乐餐馆+酒店，不要说吸引外地游客，就连本地游客也不可能经常去光顾。就像是民盟中央提案所提到的那样，这造成了行政村债务的增加。
还有一个原因是，要保障村级基本的公益事业，或者破解发展的难题，就必须花钱，但受益者是村民，也不可能让大家来分担这个花费，所以只好让村集体来背债务了。其实，有些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也反映出，一些下派到基层工作的干部为了快速推动村子乡亲致富，或者解决供水、供电问题，想尽办法向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借款。比如供水问题解决了，村民种粮食、种蔬菜可以获得基本的产出，也谈不上赚了多少钱，想要出钱也依旧囊中羞涩。这个钱显然只能让村集体来还。
现在的问题是，乡村债务在增长，但有关方面的提案提出的解决思路，其实还是老做法，比如“村财乡管”财务管理机制，又如建立和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让镇、村主要干部成为化解村级债务的第一责任人，等等。这些做法不能说完全不会有效果，比如约束村级集体的盲目开发，但对于化解现有债务，以及上面提到的完成上级任务项目的资金配套、供给村级公益事业等方面可能导致的债务继续新增，并没有太大作用。镇、村干部总不能不去执行县里、市里下发要求进行某某项目建设的通知吧？
所以，解决乡村债务问题，不能简单地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下沉到村一级，或者镇一级，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如果村里和镇里有能力解决现在的债务，当初他们就不会欠下那些债。上述很多类别因素造成的债务，说到底是需要由县里、市里、省里的财政包揽的——这三级财政当然可以严格审查乡村债务，要求相关的责任者承担贪腐（如果有的话）、浪费等造成的债务，但剩余部分就得全部承担。
为避免乡村债务持续存在、不断新增，要应该明确乡村建设中，提出工作要求的主体（比如说省级或者县级）必须全额承担财政出资的责任，绝不能上级“点菜”，乡村“埋单”；而市县级两级财政也有必要将乡村基本公益事业的支出责任，纳入两级财政支出的总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出台支持政策，鼓励乡村增强发展能力，造福每个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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