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事找事

　　基层普遍陷入了“无事找事”的怪圈里。上级就怕基层没事干，就不断布置各种“狗屁工作”，隔断时间一个工作清单，换个时间又是工作提示，还随时有紧急通知。打雷下雨得通知去看看老百姓家里的房屋安全不安全，冬天取暖有消防安全隐患，要搞“敲门行动”。

　　这些工作，唯一的意义就是证明基层还在干事，至于事情有没有必要干，则是不重要的。

　　“群众无小事”俨然成了狗屁工作的根源，把群众当作“巨婴”，把基层干部当作“保姆”，群众出点事，上级就要找基层干部的麻烦。

　　基层花了大量时间在应付各种清单和报表，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个问题清单，但凡是巡视、督查、审计、环保、网络舆情、安全生产、信访、社会平安稳定出现的问题，都要清单化处理。没有问题，也要填各种报表，党建、经济、平安、改革、创新、生态、平安等工作，都有常规化的报表。

　　基层干部很忙，忙得晕头转向，但都是在“后台”运转，群众不知道，没有任何获得感，很多时候还觉得很扰民。

　　有经验的领导，一定要把“无事找事”的范儿做足，免得连累了自己和下属。某地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十几个外地驴友擅自闯入禁区探险，结果遇到山洪暴发，全被淹死了。得亏当地领导有先见之明，事先主动“找事”，在路口设置了警示牌，派人劝阻，各种工作都提前做到位了。结果，上级纪委查了一年，果真证明本地没有任何责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家都感谢这位领导，真是保护了全县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

　　2/草木皆兵

　　现如今，基层工作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任何一个工作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得紧绷神经，搞不好一点小事就酿成了大事。上级的巡视、督查、检查以及第三方评估，都得认真准备，排演到位，连衣食住行的细节都得领导亲自过问，就怕哪个环节出篓子。

　　基层最怕上级检查出了问题。只要是“问题”，必定要整改，其中的流程繁杂不已。基层都已经习惯了“零容忍”，能主动避免的一定要主动避免；出了点漏子，别解释，按照上面要求认真整改就是了。一个地方出漏子，影响的不仅是重要领导的仕途，还是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

　　比如，出了一个安全事故，一次死亡超过三人，这个地方一整年肯定废了，两年都缓不过劲来。整改周期非常长，属地、部门和个人都得整改，还得做教训总结，完了还要举一反三由点到面整改。

　　3/一刀切

　　一刀切已经是老问题了，但现在却“切”出了新境界。上级制定政策都越来越细，连“原则上”这类的语言都不太愿意提及了。过去的一刀切，是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现在的一刀切，不仅要结果，也要过程。一件任务，不仅要按时交账，还要过程控制，一周、一月、一季度、半年、一年，都得有台账和汇报。

　　很多政策，布置任务的时候，已经把表格做好了，照着填就是。脱贫攻坚的时候，每年完成多少，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是脱贫速度慢了，当然要被质问；但快了也不行，上级会说，你咋那么厉害呢？厕所革命的时候也是，好像工程进度是匀速进行了，每个时间段完成多少比例都是规定好的。

　　现在的一刀切，基层都懒得吐槽了。因为，这些政策似乎都是系统设置的，你都找不到吐槽对象。上级会说，我也没办法啊，制度就这么规定的。因此，基层只能违心干活，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就创造条件干。

　　只不过，创造条件干的，差不多都是折腾。违背实际的一刀切，不仅折腾干部，还折腾群众。这个系统，已经到了无人负责的程度。基层怨声载道，却毫无办法。

　　4/刻舟求剑

　　现如今，很多部门都有制度设计的瘾的。似乎，过去基层的很多问题，都是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规范造成的。但实际上，基层相当一部分问题，其实和制度无关，就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过去了，问题就没了。

　　很多制度，都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而设计的，可以说是实践的产物。但很多部门都希望把特定时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并完善，而这个时期又过去了，这就有点刻舟求剑了。

　　比方说，过去邻里纠纷是个大问题，通过枫桥经验，通过村民自治来化解纠纷，就很重要。但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空心化了，农村社会从拥挤的社会变成了稀疏的社会，人们都不怎么接触了，矛盾自然就少了。但有些地方却把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越来越正规化，不仅有专门的调解室，还有专门的文书，真是没必要。

　　最典型的是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制度。这两个制度是在脱贫攻坚比较吃紧的时期，各地采取的应急措施。可以说，这是一个“攻坚”制度。现如今，“攻坚”已经完成了，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其实就大打折扣了。

　　可我们的调查发现，各地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不仅没有撤离，反而扩大了派驻范围，加大了派驻力度。而他们下去又没什么事干，县乡就只能不断派发工作清单和工作提示让他们有活干。但他们一旦干活，村支两委又没事干。那么多干部扎在村里无所事事、无事找事，群众看着都着急。

　　5/政治恐吓

　　基层有很多“红线”“底线”，上级动不动就拿出来说事。有些红线，大家都懂，也理解，比如，意识形态，安全生产，粮食安全，环保。有些底线，也不用说，比方说不违规违法。但上级对“红线”“底线”的认定，却很有弹性。有些在基层再正常不过的工作上的“小事”，一经演绎，也可能是“大事”。

　　比方说，耕地“进出平衡”在基层的执行，明显不符合实际，制造混乱，但没人敢说。一些生态环保的问题，也明显在折腾，也不敢说。某地有个起火点被上级遥感到了，打电话要求地方上处理。但很不幸，又出了一个，上级发怒了，说这个地方的领导还能不能守住生态环保“红线“，这可把地方吓得半死。

　　于是乎，各地每年都要搞秸秆禁烧，花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严防死守，真是劳民伤财。

　　某地发了一个禁止干部吃喝的文件，结果搞得风声鹤唳，基层干部连正常聚餐都不敢了。事实上，乡干部在村里干工作，在群众家里吃个便饭，群众其实很高兴。很多事情，给群众面子才能把做好。干群之间连饭都不能吃了，还讲什么群众路线呢？

　　但基层干部都懂政治，都不想在这个时候背一个“顶风作案”的帽子。干脆就不吃了呗，现如今谁还缺吃缺喝啊？

　　6/技术霸权

　　这些年，基层已经被陷入了技术牢笼中了，做任何事情，上级都给你一套程序，一套系统，你就得照着这些技术设定工作。基层其实就是填表员，被系统控制的零件，工作是不可能有主动性的了。

　　越来越多的部门依赖于现代技术，其目的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更好得监督和控制基层。国土、生态、林业、环保等部门，都用上了卫星监测技术，是不是发一个图斑让基层去整改。图斑真是有图有真相，容不得基层狡辩。基层只有照着做的份。

　　但上级就不想一想，这些图斑所揭示的所谓真相，是需要解释的。不同层级，不同地方，解释很不一样。不容解释，已经成了技术治理的最大特点。而上下级之间一旦失去了解释沟通，也就失去了民主。

　　很多部门依赖于技术，其实是懒政。因为技术代替了具体的行政工作，这些部门完全可以依赖于第三方去操作，基层已经是傀儡。乃至于，很多基层为了避免被技术霸凌，干脆攻关第三方算了。

　　第三方掌握技术，代替上级拥有实际权力，进而有了和基层做交易的能力。基层到处都是第三方，这也算如今基层治理的一大奇观。

　　7/唯利是图

　　基层治理差不多唯利是图了。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一切工作都围绕着项目转。几乎每个县都把重大项目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每个县级领导得领衔一个项目，每月都要检查进度。

　　招商引资、争资跑项仍然是各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很多项目明显不合理，浪费钱财，但还是要搞。原因在于，项目是否有用不重要，重要的是做项目本身就是意义。

　　有了项目，于公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于私则有明确利益，地方领导和干部群众都可以围绕项目，获得相应的利益。有了项目，哪怕是村干部也有利可图，至少可以承包一点小工程，成为地方能人。

　　但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最好别干。现如今，各地都有一点社会危机，只是表现不一样而已。有些地方有高价彩礼，有些地方光棍很多，有些地方养老不乐观，有些地方人情负担重，有些地方赌博成风，有些地方还有地下教会泛滥，这些事，又不能创造价值，还可能引发群众上访。

　　群众工作最麻烦，还是少干为好。装不知道最好。

　　8/以点“代”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地方都把创特色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于是乎，各地都在开展俗称“拉练”“赛马”的工作机制，每个季度或每半年，县领导带着各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浩浩荡荡到各个地方看点，现场评比，现场打分。优秀的奖励50万，100万项目经费，表现差的上台做表态发言。

　　为了吸引领导的注意力，各地都在想方设法造点，各地普遍把具有试验性的示范点，变成了展演性的典型。示范点的目的要让别的地方学习，可复制，可推广；但展演性的典型，最大目标是无可超越。如果让人一下子就复制去了，那还搞什么搞呢？

　　最简单的造点就是砸钱。每个县，每个乡镇都要造出一两个点出来，让领导来了可以看。因此，选点很重要。得选一个有点基础的，交通方便，但又不能太好的地方。如果一个地方本来就很好了，就没啥创新的价值。如果一个地方一点基础都没有，代价太大，没那么多时间精力来搞。如果那个地方太过偏僻了，领导受不了车马劳顿。

　　因此，现在的基层工作，指望以点带面是不可能的。任何工作，基本上都是以点“代”面，把点弄好了，其他地方普普通通就算了。

　　所以，一个县里面，有些村早就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但大多数村庄，则还处于初级阶段。群众也很现实，评价一个村干部是不是有能力，就看他能不能搞项目。要是自己的村一不小心成了“点”，那真是天选之子。

　　只可惜，很多“点”，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砸了那么多钱下去，谁买单呢？因此，往往是，越是光鲜亮丽的村庄，负债就越多。

　　9/精准依赖

　　现如今，很多上级部门像是中了“精准”的毒，做什么事都要求精准，恨不的数字要精确到小数点的多少位。比如，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工作是防止规模性返贫，但这在基层，什么是规模性？大家不知道。

　　站在任何一级领导的角度，对“规模性”的理解都是最好一个都没有。因为，如果一村有一个返贫，一个乡镇可能就有十几二十个，一个县就有几百个。一个不算规模性返贫，那几百个算不算？县委书记没把握，所以干脆就一个都不允许。

　　但要做到一个都不允许，工作量就实在太大。于是乎，对返贫的监测，就很是全面而无用。但凡是有人车祸了，有孩子上大学了，有人住院了，都是所谓的风险点。只要有风险点，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就得一个个去调查，填表，无尽繁琐，无尽折腾。

　　在基层，往往工作要求越精准，结果一定是越不精准。因为，基层本来就是模糊性的社会。哪个村民家情况怎样，有没有返贫风险，村干部怎么会不知道呢？有风险，村干部主动报告不就完了？如果村干部不作为，群众举报不久得了？犯得着一个个信息提示么？结果是，花费了无尽的人力物力，反倒是起了副作用。

　　“精准治理”这个毒，必须拔掉。辅助精准的技术和制度设计，最好都废除，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就行了。上级还是少用各种系统，慎用卫星图斑，让驻村工作队早点回自己单位上班。

　　要相信群众，他们自己的事自己会处理好。我在基层调研，一位乡组织委员说，有个村有四个村干部，这四个村干部的素质都可以担任村支书，能力超强。但就这样的村，还派了三个驻村干部，有必要么？

　　10/包办代替

　　基层俨然成了群众的“保姆”，不仅要时刻提醒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了，还经常着急忙慌包办代替。久而久之，少数群众已经形成了等靠要思想。

　　现如今，很多地方搞公益事业，让群众自己参与出钱出力是不可能的了。基层的干部和群众似乎都习惯了，搞任何一件事，最好有项目。如果没有项目，就搞不了。从来就不想想，自己的事自己处理，不就完了么。

　　搞人居环境治理，政府比群众还着急。人家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活环境脏乱差，但基层政府在乎。为了保持清洁，各村都雇佣了专职保洁员。保洁俨然成了各村最大一笔开支，这也是奇了怪了。

　　由于搞了精准扶贫，我们的党和政府似乎也不允许有懒人存在了，非要给他们安排一个公益性岗位之类的。人家都不愿意脱贫致富，着急什么呢？

　　城市社区也一样，什么事都要等街道社区去做，楼道堵塞、安装电梯、环境卫生，似乎都成了社区治理的难题。几乎每一项工作要做下来，背后都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

　　疫情防控过后，每个社区都有了下沉单位。这些下沉单位，俨然成了“帮扶工作队”，其最大任务就是链接资源给小区办好事。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群众都形成了一个固有观念，“帮扶”就是给钱给项目，要是没有，就不给好脸色看。连工作队也形成了自觉，要是没资源带下去，也就不好意思往基层跑。

网站特别附录：

　　网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亲爱的读者、、红友们：

　　到今年九月，将迎来建立二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期待那时我们能共同庆祝纪念。近二十年来，在反对帝国主义（美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诋毁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道路和成就）、反对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化、私有化、买办化、资本全球化）、反对修正主义（阉割歪曲抹黑淡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农兵劳动人民利益、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大力弘扬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积极战斗，走过了曲折复杂的艰难历程，为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欠薪民工、码农等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劳动人民积极发声，使得一些爱学习肯思考的劳动群众及其优秀子弟从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觉悟起来，让一些积极向上的进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联络了曾经跟随毛主席参加两场革命的革命前辈及其优秀儿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终如一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红色卫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农兵学干且顶着逆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先进分子、在后毛时代先后觉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国际共运陷入低潮时期仍然真心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舆论场上一个重要的红色阵地。并且，从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红色战友，开辟了新的战线，发展了新的阵地，创建了数家新网站和一批自媒体账户，丰富和开拓了红色阵营，为21世纪中国红色大潮的发展做出了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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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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