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前的乡村，是“政社合一”体制，1985年后的乡村是“政社分离”体系。1985—1993年，乡村是“小政府+大公社”体制；1993年后，乡村逐渐演变成了“大政府”体制，社被逐渐消灭了，社的功能逐渐被“社会化组织”“市场化组织”取而代之。
我在40多年的实践探索和反复思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总体认知：县以下适合“政社合一”体制。
第一，没有了社，农民就一盘散沙了，基层社会就没有了属于农民的基本生产经营主体和基本自治主体。农民“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化的命运就是必然的，共同富裕几乎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永远都是要坚守的底线和红线！
第二，没有了社，千千万万的小农就不是人民群众，就只是乌合之众。所谓人民群众，是指组织起来占有生产资料，并自主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乡村社会没有了社，就没有人民群众了，乡镇政府就不能叫人民政府，也不可能是人民政府。或者也可以这样表述：乡镇政府的政治基础不是人民群众了，失去了人民群众为政治基础的乡村治理，不能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有效治理。
第三，没有了社，乡镇政府及行政村就没有了内生性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村里连收垃圾的人都得靠财政供养，更别说农田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了；另一方面，社没有了，社原有的服务职能和经营管理功能都会行政化，行政队伍（官吏）必然爆炸式增长，官吏一年比一年多。全国数万的乡镇政府、数十万的行政村，基数太大了，财政养得起吗？！
第四，乡村社会如果没有社、只有政，曾经文武双全、政经双全的乡村干部队伍就会慢慢变成只会“吃财政饭的寄生虫”。对农民而言，乡村“干部”最终只是一群吃着财政饭的，只对上面负责的“特殊乡钉”，是一群与人民群众形同陌路的“乡钉”——“上头千把锤、下面一颗钉”的钉。指望“乡钉”带领农民共同富裕或依靠人民群众治理乡村，就慢慢变成了“痴人说梦”。
第五，实践证明，“小政大社”或“政社合一”才是先进的体制。1982年分田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下进行的，到1984年（人民公社）出现“卖粮难”和乡镇企业半壁江山。此外，乡村两级不仅不吃财政饭，还上缴公粮水费，还自己解决干部、老师、医生及七站八所职工的工资，还自主农村基本建设。人民公社解体后，公仆和勤务员全变成了官吏，乡村过去的优势全变成了劣势和问题，全变成了财政的负担。如果是坚持周家庄乡“政社合一”体制，乡村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即使是像陕西佛坪县、山西大宁县等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县，几百个干部（公务员）就够了。几万人、十几万人的县，吃财政饭的人就有近万人或一万多人，荒谬绝伦！是“大政府”体制的荒谬所至！
我们再看看和我国相似的小农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乡村的体制都是“小政大社”，政府很小，社（农协）很强。他们的农村发展、建设和治理就比较有效，且是在财政投入远比我们小、更不需要上级大量派驻村工作队、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也不需要上级无休止的督查、考核、验收、评比等的情况下有效。更难得的是，他们的基层“干部”也没有“白+黑”、“五+二”，也没有上访或“上访一票否决制”，因为基层治理有效。
最近二十几年，乡村两级吃财政饭的人增长的特别迅猛，在中央财政对乡村支出每年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乡村两级债务增长速度比县市区债务增长速度更迅猛…到处都说忙呀，人手不够用呀，问题越来越多呀，矛盾越来越复杂呀…钱越来越不够花呀，工资不能按时发呀，负债越来越重呀，收人不够支付债务利息呀……躺平的或想躺平的干部越来越多呀…
我们应该尽快做深层次反思了，再自我感觉良好，等土地财政潮水退去就会出丑了！
我觉得县以下恢复“政社合一”体制势在必行，非常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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