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李昌平上书总理，提出“三农问题”至今，已经到第二十四个年头了。从2004年我国发出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至今，已经连续二十年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了。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把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查阅我国近些年来的财政预算也可知，多年来我国农林水方面的预算资金都是仅次于教育支出的大项，这充分说明中央是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
而实际效果怎样？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短期内没有出现饥荒，但从全局和长期趋势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而且是呈日益严峻之势。从中央近几年反复强调粮食安全问题和乡村振兴问题，粮食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村空壳化问题依然严重，也可以反证问题的严峻性。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如果说我国的“三农问题”要靠最近被抓的唐仁健之流去解决，很显然是不靠谱的，但也不能说我们农业系统的高官们都是唐仁健之流。那又是哪些人搞糟了或者说误导了我国的“三农政策”呢？答：只能是所谓的“三农”砖家了。那问题出来了：这么多年来究竟是哪些“三农”砖家在误导我国的“三农政策”？
当然，有些专家们会觉得冤屈——我只负责建议，采纳与否是官员们的事；有些官员也会辩解，这些政策都是专家们提的。似乎谁都没有责任！然而，当专家变成“砖家”，与唐仁健之流沆瀣一气时，我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无解了。
我们在此不讨论官员是否渎职和是否存在立场的问题（这是纪委监委、国安和公检法的事），仅从学术的角度讨论一下“三农政策”的路线问题。
按照实事求是的基本认知原则，延续了二十年的“三农政策”未能从全局和长期的角度解决“三农问题”，就充分说明我们践行的“三农政策”是有问题的。钱，我花了，有什么问题呢？钱是花了，但是钱花在谁头上了？是如何花的？这是关键。这就涉及路线问题了。就好比是打枪，你把子弹打出去了，但是子弹瞄准什么、怎么打出去，是关键。本来是应该上山打鸟的，结果你去打野果去了。原本目标是一只大狗熊，结果你用弹弓去打，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怕你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返观我国近些年的“三农资金”的花法，我们可以发现，惠农资金大多是针对什么“农业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所谓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各种农业项目投资（如各种特色农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在个别农民头上的大多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种粮补贴（而且往往还不与粮食生产挂钩，即反正补贴的钱给你了、你种粮与否不管）。这背后的逻辑是，只要务农有钱赚了，农民就会务农，“三农”问题就解决了（潜台词是，你看欧美国家都是这样通过补贴农场主来鼓励农业生产的）。
表面上看，这很合理啊！但是，现实不是这个逻辑。
现实的逻辑是：（1）中国的农民非农就业收入水平比务农高时，就不会务农；（2）农业生产是一个弱势产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难以可持续发展的。这就是农村持续空壳化的原因，也是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获取了国家补贴后关门大吉的原因，自然也是农村经济不可持续的原因和乡村振兴难的原因。以至于资本市场流行这样的箴言——“你要是恨谁，就鼓动他去投资农业”。
有人会说，你看欧美国家为什么通过政府补贴、农业有钱赚就能保障他们的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了呢？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怎么不问问：（1）欧美国家对农场主的补贴究竟有多少，一个（户）农场主一年能得到多少补贴、从农业收入有多少，中国农民个人头上一年能得多少补贴？（2）欧美除了补贴农场主外，还采取了什么政策措施保护支持本国农业？（3）欧美在债务危机下，补贴式农业还可持续多久？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告诫过我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按照我国现行的“三农政策”逻辑——“让农业获得合理的收入”，比如，一亩地种水稻一茬净收入为670元，按照投入产出比算（投入按770元算，成本不计农民自投人工工资），这个收益率约87%，对于人均不足3亩、户均不到10亩的中国农民家庭而言，种水稻一茬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户均不到6000元，按照两年三茬的复种指数（1.5）算，农民种粮一年人均不到3000元、户均不到9000元。按照同样的逻辑，甚至是更低的收益率（5%），对于那些耕地上万亩的欧美农场主而言，户均最低收入都在38万元以上。户均38万的收入可以让欧美农场主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而户均不到9000元、人均不到3000元的种粮收入不能让中国农民安心务农。想想城市普通工资水平是多少，月工资5000元/人以下的都不用上缴个人所得税。可以说，非农工资收入水平与种粮收入水平之间是存在巨大的鸿沟的。不把这个鸿沟填平，要想农民安心务农，估计有点难。那些“三农专家”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也许有人会说，那我们把农民“赶”到城市去（美名其曰“城市化”“让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民户均耕地面积（让中国农民如欧美农场主般），那这个收入水平鸿沟的问题不就解决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被“赶”到城市的农民工干什么呢？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靠沿海地区供给外向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吸纳了一批又一批农民工。进入二十一世纪，房地产的不断扩张，乃至于不惜形成泡沫，又吸纳了一批又一批农民工进城工作。
但是，结果是什么呢？2023年我国城市人口比重才达66.16%（农村还有近5亿人，离户均万亩耕地的欧美农场主标准还差得远呢），中国制造的工业产品就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欧美国家在产业空洞化下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城市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性问题了。这意味着，通过如欧美国家般“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工业化”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路线是行不通的。
那我们大幅度提高农业补贴来提高种粮收入（比如农民户均收入达到10万元，别说欧美农场主户均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了），能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呢？答案是显然的，我国政府不具备如此大的财力（简单算一下就知道了，10万元×2亿农户=20万亿元）。
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多地少，决定了“欧美式农业”不适合中国、欧美式的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这大概是中央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含义之一。如果说我国2004年以来实行的“三农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花招，那么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是对我国乡村经济的釜底抽薪，没有了年轻人的乡村还有什么希望可言，没有了年轻人的乡村如何振兴?！
这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需要另辟蹊径，单纯的“三农政策”也解决不了“三农问题”。这大概就是业内流行的“要跳出三农看三农”的寓意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际上对此早有指示。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我国新时代制定“三农政策”的指导方针，“三农资金”的使用必须以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为根本，把农民（工）、农村户籍大学生以及愿意到农村去的城市青年和农村土地等生产资料组织起来，并引导扶持农村集体经济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通过农村集体经济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内部实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这意味着，我国乡村振兴必须也只能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离开了这一正确的道路，在“三农问题”上花再多的钱，也是水中捞月。
习近平总书记2000年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就必须畅通国内大循环，而此关键是畅通城乡之间工农产品的大循环。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来提高农民农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从而缓解我国工业产品出口压力。但是，返观唐仁健之流将粮食收购价每斤提高1分钱也拿出来夸夸其谈，实在是对以党中央指示的阳奉阴违。至于那些公然向农民喊话“你敢栽，我敢砍”的，其立场恐怕就更有问题了。
放任外国农产品冲击国内农产品市场乃至倾销，再好的“三农政策”也永远解决不了我国的“三农问题”。仍然大力补贴出口加工业（以世界加工厂为发展目标）、放任房地产泡沫经济不断扩张，仍然不断从农村虹吸劳动力和年轻人，再好的“三农政策”也是永远解决不了我国的“三农问题”的。
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留住农村劳动力和年青人是关键；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从填平工农之间的收入分配鸿沟开始，是不行的。要想乡村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我国经济在新发展格局中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没有将农民和农村耕地等生产资料组织起来的强大农村集体经济，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背景下，小农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模式都是落后的生产模式。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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