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被称为“共产主义村庄”的南街村及其他一些走集体经济的村子一直为人们所争议。以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派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整日期待这些集体经济村庄的破产，甚至炮制了不少破产的谣言；而在左派队伍里的不少人则是大力认同这些集体经济村庄，认为这些村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典范，其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农村应该大力发展这种模式。以上的两种观点虽是对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将南街村这样的集体主义村庄视为“共产主义村庄”，认为其代表了社会主义。因此自由派巴不得其灭亡，而某些左派则鼎力支持。在众多的争议面前，我们该如何看待南街村这样的集体主义村庄呢？
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绝大多数的集体经济都难逃解散的命运，而南街村则是例外，南街村的领导王宏斌班长带领村民继续走集体经济的道路。此时的中国农村出现了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包产到户的单干路线和以南街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路线。在分田单干的时代潮流下，南街村的选择显得格格不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包产到户并没有展现出当时宣传的效果。不少农民希望能够通过包产到户发家致富，最后发现积极性并不能够让自己吃上饱饭，靠自家的那一亩三分地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村不仅没有走向富裕，还出现了严重的“三农”问题。
当初大包干的口号是“缴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最后变成了“缴不足国家的，留不够集体的，剩下没一点是农民的”。有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仍没有摆脱贫穷的面貌，2004年安徽省委直接指派了省财政厅副处级官员沈浩到小岗村担任村支书，这种省委直接指派村支书的行为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沈浩为了使小岗村摆脱贫困鞠躬尽瘁，最后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小岗村最终能够脱贫离不开沈浩生前的努力，然而在宣传小岗村时往往介绍的是当初带头搞包产到户的严宏昌，却忽略了鞠躬尽瘁带领小岗村脱贫的沈浩，小岗村以包产到户闻名天下，最后却是靠集体经济实现脱贫，这实在是天大的讽刺。
沈浩在上任小岗村村支书后，带领了小岗人参观了南街村。与小岗村的贫穷落后恰恰相反，南街村展现出的是一幅繁荣的景象。南街村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实现了包产到户，但是三年后包产到户的弊端不断显现。南街村人多地少，分田后原有的机械只能当废铁卖，农业生产回到了一头牛、一头驴、一张木犁、一张耙的小农经济。家家户户因经济纠纷造成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社会治安恶化、农业生产倒退、粮食产量下降。群众们纷纷要求停止单干路线，重走集体经济道路。
南街村重走集体经济道路后，从1984年至1997年13年间，南街村经济增长2200多倍，即从70万元上升到16亿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便成为了产值破亿的“亿元村”。南街村的例子证明了农村的发展必须走规模经营的道路，单干路线是拒绝先进生产力的路线。单干路线下的村庄大多数在多年后仍难逃贫穷的命运，而走集体经济路线的南街村则实现了发家致富，总体状况远胜中国的大多数村庄。小岗村和南街村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成果。在如此悬殊的差异面前，未来农业发展的道路一目了然。
南街村具体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无需多言，不少左派的朋友对此欢呼雀跃，认为南街村践行的是毛泽东思想，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巨大胜利。然而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南街村再怎样努力，也不再是当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了。
南街村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发展起来的，必须以市场经济的逻辑行事。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任何产品都可以成为商品，因此劳动力也成为了商品。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就可以随意买卖，这样劳动力便与生产资料相脱离，这就使得公有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在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下，南街村的生产需要雇佣大量的外来劳工。
在毛泽东时代，大寨的生产资料归大寨人所有，大寨人在改造大寨的生产活动中是为自己劳动，通过按劳分配的原则获得自己的劳动报酬。而南街村的雇佣工人不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从自己的劳动成果中获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报酬，另一部分则作为剩余价值被剥夺走了。当然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南街村在发展的过程中为外来职工提供了更多的福利。在“90后边正强”的《南街村存在压榨外来职工的现象吗》一文中提到：“南街村无论本地人、外来职工都能享受到福利待遇。其中，本地人是70%的福利外加30%的工资；外地职工是70%的工资和30%的福利（这和朱主任告诉我的是一致的）。外地人享受的30%福利包括吃饭不要钱，房费、水电费、物业费统统不收，但不分配房子（单身职工到南街打工住的是职工宿舍，但如果是夫妻一起到南街打工的，也可以分配住房<南街本地人的福利比外地职工多出来的是：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可如果外地职工在南街村干够十年且被评为；劳动模范是可以被评为‘荣誉村民’的，一旦被评为荣誉村民，外地职工也可以享受70%的福利待遇。”南街村在资本剥削的大背景下尽力为劳动者提供了较为优渥的待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南街村尽管打的是集体经济的旗子，但是其本质是“小部分人的资本集合体”（张文茂老师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南街村不得不像资本一样运作。资本并非一种生产要素，其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原料以及劳动力进行生产，剥削剩余价值，然后进行扩大再生产实现增值。南街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增值发展起来，这样的经济体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形似，但是本质不同。因此南街村虽能为劳动者提供较多的福利，但是无法掩盖客观上南街村存在剥削现实。有雇佣就存在剥削，就如滠水农夫老师在《从“南街村”看人民公社道路》一文里所提到的那样：“南街村对于外来打工人员的资本剥削既不能以南街村内部成员的实际收益来衡量，比如说南街村人并不比外来打工人员得到更多的利益;也不能以其它地方的资本剥削来衡量，比如说与富士康比较，而只能以这种产生资本剥削的生产关系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就算是南街村标榜他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村民们主观意愿上都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也无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起真正的公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什么样子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同，公有制下的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也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群众成为了国家、生产资料的主人，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也在经济上翻了身。公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相比，是一种公有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劳动人民所有，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统一支配，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劳动力可根据国家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而集体所有制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在毛泽东时代集体所有制在农业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少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存在。
毛泽东时代公有制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这是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大寨就是毛泽东时代集体经济的一个代表。原本大寨是一个“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害多”的地方，全年的无霜期仅一百多天，降水量也小，这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得不到提高。解放后，大寨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走集体经济的道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对大寨进行改造。在大寨人的奋斗下，大寨从一个不宜种植的地区变成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领头羊，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奇迹。当时的中国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全国的农村向大寨看齐，其他农村与大寨是相互竞赛的关系。南街村作为企业与其他农村、企业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南街村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就需要打败其他的企业，双方之间是零和博弈。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每个村都可以是大寨，都可以通过自力更生来发展生产，由集体所有制朝着全民所有制的方向迈进。而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村村不可能都是南街村，南街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扩张不得不挤压其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只有打败了竞争对手，自身才能够存活。
很多人对公有制存在误解，认为集体的、国有的就等于公有的，因此会把南街村视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恩格斯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向股份公司、托拉斯还是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能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即剥削人的属性、逐利的属性。因此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并不等同于公有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化和集体化的企业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某些人则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集体化都当成公有化、社会主义性质的，他们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则是有意为假社会主义辩护。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其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仍然是资本的属性，工人仍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
有人有过这样美好的幻想：只要各个村子向南街村学习，在各个村庄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就能够重新走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幻想其实就是两百年前就存在了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作为一名工厂主对工厂制度、管理方式进行了改革，为工人提供较好的环境。欧文还设计了共产主义社区的蓝图、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以及组织合作社，企图把这种模式推广开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
但最后包括欧文在内的各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践都没能成功，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通过针对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端而进行的一种顶层制度设计，缺乏对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转规律的认识。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有了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并没有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进行过多过详细的顶层设计，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解决现有问题的方案，推断出未来社会可能的一个大致的样貌。具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样貌还得在未来的社会实践、阶级斗争中逐渐形成。
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科学社会主义还强调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才能够到达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公有制。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暴力革命，剥削阶级绝不会拱手让出自己的利益。想要通过推广南街村模式来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像欧文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建立共产主义小区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两百多年前空想社会主义有其存在的道理，但是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已得到证实之时，空想社会主义在现代便已经失去了进步的意义，我们应该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不应该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路线仍存有幻想。
南街村的存在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在王宏斌班长的带领下，南街村结束了错误的路线，群众重新聚在了一起。通过规模经营，当大多数的农民还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为了那一点点的口粮而辛苦地劳作时，南街村的村民已经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享有各种福利，这是大多数的农民所不敢想象的。在分田单干多年后，大多数的农民仍处于贫困状态，农村里的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农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与老人。没有了青壮年，农业生产就更加凋零。通过后来的扶贫，让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经营，才使得贫困的现状有了缓解。就算如此，这些村子也根本无法与南街村相提并论，王宏斌班长及其南街村村民正确的选择让南街村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使南街村的村民不受贫困之苦。此外，南街村的成功还是对“集体经济养懒汉”这一谣言的强有力的打击，也是对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路线的打击，这证实了规模经营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
在我们赞扬南街村的成就时，我们也不应该把其的地位拔得过高。尽管王宏斌班长带领南街村村民为了建立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断奋斗，但是在大的时代环境下南街村不得不“外圆内方”，不得不按照资本、市场运作的游戏规则来办事。南街村是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集体经济孤岛，其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我们已无法对南街村有更多的苛求。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南街村是难以复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环境下，南街村才能够真正放开手脚地奋斗，其他的村子能够拥有像南街村一样奋斗的条件。要想获得这样的条件，就必须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和平地改变游戏规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才有可能迎来新的游戏规则。在新的游戏规则下，无数的王宏斌班长将会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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