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劳动妇女节刚刚过去，而如今，作为女性的我们很少在这一天听到“妇女节快乐”，“女王”、“女神”取代了具有中年色彩的“妇女”成为赞美女性的最佳祝福语。各个年龄层的女性看似也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祝福，当听到自己被称为妇女时，甚至会感到冒犯。我们发现，女性愈来愈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同时，传统的“劳动妇女”的认同(identity)似乎正悄然退场，女性的面貌更加靓丽，身份更加多元，价值观更加丰富。尤其是城市女性，她们已经通过工作基本实现了经济独立，更在家庭事务中掌握了“领导权”，“女王”、“女神”确实更能展现女性的能力和价值。
而一些商家却将女王、女神的涵义引向了消费主义的维度，某宝在今年的三八购物节——女王节中，再一次打出了这样的条目“女神必败的101件单品”。国际劳动妇女节本身旨在纪念女性在争取自身劳动、政治和社会权利中做出的努力，在今天却变成了一场购物狂欢节。事实上，正是这些消费活动逐渐改变了妇女节的内涵，让女性觉得，似乎在这一天不买东西就亏欠了自己，似乎只有消费了一番才配得上“女神”的称号。消费取代女性成为了妇女节的中心，妇女节也变得和“双十一”、情人节没有多少分别——消费主义的热潮掩盖了一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了“女神节”背后的真正逻辑，开始重新为劳动妇女节正名。将妇女节包装为女神节，是把这个节日的严肃意义变成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促销节，并非是对女性的友好。女性也无法通过消费来真正改变两性不平等的现状，只能更深地陷入消费主义的幻象中。近些年的妇女节，我们总能看到“只过妇女节，拒做女神”的文章，他们对“女神节”中隐含的男权主义色彩进行了批判。“女神”所内在的年轻、美丽等气质成为女性取悦男性，获得赞美的资本，而这似乎是“劳动妇女”所缺乏的特征。同时，商家趁机打造的女性消费节与女性热衷在这一天购买的化妆品，成为了女性物化自身和取悦男性的标志。这恰恰反映了两性关系的一种倒退——朴素的劳动妇女和一般女性不然是已经被看做低人一等，要不然是通过一种迎合男性的方式来获得赞美和尊重。
但是我们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在知乎中关于“劳动妇女节”与“女神节”的帖子中，很多网友这样回复“劳动妇女就不能是女神?”、“女神节男朋友给我买了包包，我也趁着打折给他买了MacBook，这就叫消费主义了?能不能不要上纲上线?”其实，当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后，她们的消费在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妇女节到女神节的变化，当女性为自己消费时，我们是否就能心安理得地过“女神节”而非“劳动妇女节”?
首先，我们要回到“劳动妇女节”中的“劳动”问题。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建立最初，是为了维护妇女的基本劳动权益，同时争取更多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女权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说：
【“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和男工一样，才能享受到她们的充分权利。”】
无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女性一直都是承担着劳动工作，而由于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这种劳动是被迫的，不自由的，女性的劳动也因此更容易遭受不平等待遇。曾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妇人不用从事劳动，完全成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庸。底层的女性虽然从事繁重劳动，但她并不是为实现自身的独立而工作，工资也不受个人支配。同时，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家庭的私人化”使妇女也成为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妇女承受了社会与家庭劳动的双重束缚，这样的劳动并不是她们实现价值的方式。可见，女性只有通过自由的劳动，并从私有制的家庭中解脱出来，首先获得经济的独立，才能实现个体的独立。在克拉拉看来，这一事业只有在社会主义中才能实现。
在蔡特金一辈的无产阶级女权者看来，争取妇女平等的劳动权的背后是为了推翻一个压迫人的制度，是革命的。同时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内在于新民主义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之中，从井冈山时期建立妇联开始，妇女解放运动就成为民族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妇女受压迫了根源：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
同样是夫权统治下，农村的贫农妇女因为参加了劳动，甚至比城市中的女性更有机会打破夫权的束缚。所谓“女性能顶半边天”，并不是在女性数量上或是性别分工的涵义上承担一半的工作，而是在男女“同工同酬”这个维度上才能实现真正平权。曾经，女性以从事劳动创造价值为骄傲。如今，一旦资本将女性打造成消费的主体，消费便取代了劳动成为女性构建“主体性”的方式。消费资本主义把女性塑造成一个强大独立的消费主体的同时，又努力建构起男性是财富创造者，女性是财富消费者的图景，建立起女性对男性依附和从属的身份秩序。
于是，在节日的这一天，作为劳动者的身份已经无法让我们“取悦自己”，买买买的节日狂欢才能体现自身价值。妇女节这一天，消费取代劳动成为赞美妇女的潜在理由，如果女性自身不能对这一点保持应有的警惕，就难以对当代女性的社会处境进行冷静反思。
其次，“女神节”设置的陷阱，不仅在于消费代替劳动成为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更在于它区分出了女性内部的分层。在妇女节这一天走入商场，我们会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以城市白领为主的年轻女性，她们在经济上已实现独立，正在通过消费完成“女神”的自我定位。另一种是商场的女性服务员，她们往往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妇女节正是工作更加繁忙的一天，同样作为女性的她们似乎并不在女神节的赞美之列，反而成为了服务其它女性的角色。在这一意义上，正是消费能力的高低将女性划分成了两个阶层，以至于在全体劳动妇女共同的节日中，一部分女性被人为地排除在外。这些朴素的女性劳动者代替了男性，成为最终实现“女神节”的主要操。
另一分层是年龄的分层。一些年轻女性号称“只过女生节，不过妇女节”，大多数商家的“女神节”广告也将受众定位在青年女性。年轻就是资本的逻辑本质上依旧是男权逻辑和资本的逻辑，这一资本对于女性而言更多是指外貌和生育能力，不再貌美的中年女性甚至被资本所抛弃。可见，“女神节”、“女王节”是从精英主义和资本的视角划分了女性群体，女性的独立和解放必定应是全体妇女的解放，只依靠中产阶级女性争取与男性的平权，而将更广大的普通劳动女性排除在外，只会不断加剧女性群体内部的撕裂。
但我们并不想在这两个意义上批判女性自身不够解放，更不想将资本逻辑的错误转嫁到女性身上。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但这仍不是一个对女性十分友好的时代。20年来，中国女性在业率不断下降，由1990年的90.5%下降至2010年70.1%，城乡在业女性的年均劳动收入仅为男性的76.3%和56%。尤其是农村女性早婚现象日益严重，网络直播平台上甚至出现了不满16岁的年轻孕妇，她们无业无收入，许多农村女性再次回到了夫权统治之中。家庭因素成为妇女就业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孩子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到99.99%。其中，母亲作为孩子日间主要照顾者的占63.2%，农村3～10岁的农村儿童中35.9%没上过幼儿园。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在业率为72%，比同年龄没有子女的女性低10.9%。[1]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开设托儿所，将家庭事务推向社会，减轻了女性的家庭负担。今天，家庭劳动更多被推向市场，一些低收入女性无法承受市场化带来的负担，只能选择放弃就业在家育婴，女性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也因此不断降低。而有能力平衡就业和家庭的职业女性，所承受的压力也远远超出男性，对于“女神节”打折季中为孩子和家人囤货的女性来说，妈妈和妻子的身份超出了“劳动者”，成为社会赋予她们的“身份认同”。当代女性读物和女性影视作品中，独立女性的形象不是寥寥无几，就是做作得令人尴尬，女性似乎只会经营爱情以及与婆婆拌嘴，中下层和农村女性更几乎消失在视野之中。这些对女性带有强烈偏见的文艺作品，是文化领域大倒退的表现。
因此，如果把 “女神节”当作女性取悦自己的活动，就认为已经摆脱了男权和消费主义的色彩，依旧没有认识到女性问题的本质。女性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由的劳动才是妇女获得平等地位的根本方式，全体妇女的独立才是真正的解放。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女性的命运只能也必须掌握在全体女性自己的手中。我们不愿被男权束缚，也不愿被资本左右。在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们应当被赞美，不是因为年轻美貌，也不是因为消费能力，而是作为劳动者(无论是社会劳动还是家庭劳动)，我们与男性是同样平等且自由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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