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中，在养生者的举手投足、言语交谈间，古代与现代、过去与此刻并行不悖的例子俯拾皆是。养生活动、养生观念本身就体现出复杂的时代性：作为现代人的保健活动，为什么养生的术语本身与理念体系大多源自古代?在冯珠娣看来，养生可谓是“当代发明的传统”，养生“传统”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城市特质本身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承产物。所以，当下绝不仅仅是眼下，过去也从未真的过去，而城市居民的常识正是时间长河流淌积淀而成，也是沟通古今的关键所在。
*文章原载《读书》2016年第8期，转载自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略有删节。
城市、养生与当代
文 | 何磊
在《万物·生命：当代北京的养生》里，美国人类学家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如此描述北京的街头生活：夜幕降临，人们悠闲地走街串巷，物美价廉的街头摊点随处可见。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人们锻炼的身影，成千上万的市民让大街小巷充满了活力。相较于麦克尤恩笔下“开车四十分钟见到彼此却只为了相互折磨”的洛杉矶都市生活，冯珠娣的记录折射出中美城市风情之间的深刻差异。城市绝非冷漠无情的物质存在，而是列斐伏尔眼中生机勃勃的艺术作品，北京最具魅力的“作品特质”就在于中国特色的公共生活：养生活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资本化浪潮为北京老城带来了不亚于任何一次革命的冲击。在医疗商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医疗负担逐渐从国家转移至平民。为了规避沉重的个人负担，居民不得不开始拾起“求医不如求己”的信条，而国家也开始鼓励民众从自身做起防病健身，养生于是逐渐成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在冯珠娣看来，如果将目光聚焦于养生的医疗意义，我们很容易将这一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简化为私人的保健生活，从而使其湮没在与美国城市同步的公共生活私密化潮流之中。所以养生活动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防病治病，而在于活动本身的社会属性。
养生活动看似只是关心私人生活的独善其身之举，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作为城市中的新型交往模式，作为看似私人却又社会参与感十足的社会活动，养生活动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看似匿名却能增强社会纽带的社会关系。无论表面看来如何相似，养生活动绝不同于集体主义时代整齐划一的集体活动。在养生者聚集的各个城市空间，我们再也找不到单位强制的健身锻炼，找不到刻意编排的文艺活动，人们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符合自身兴趣的养生活动。为了参加一个志同道合的兴趣小组，大爷大妈甚至甘愿乘坐拥挤的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离家甚远的地方。可见，养生已经塑造了更开放(无须受制于个人工作单位)、更匿名(无须受制于固定团体归属)的社交模式，这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开放式社会交往正是社会学家极力推崇的健康城市生活。
然而，早已开始同国际接轨的北京无法自外于全球资本化的滚滚洪流，在时代浪潮的拍打下，列斐伏尔所谓的“市井之欢”时刻面临着湮灭之虞，而最富“老北京”风韵的旧城区则是首当其冲。“早搬家早受益”的横幅在老城改造工地随处可见，居民养生活动的空间正逐步缩小，在现代化的光鲜外表之下，极富北京特色的热闹会不会在数十年甚至数年后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走在后奥运时代的北京街头，“一边是各类‘风情街’对往日帝都的想象怀旧，一边又是奥运时代城市规划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价地块新建起一幢幢价格不菲的公寓楼盘，钢筋水泥将日常生活圈入戒备森严的封闭社区，保安与防盗系统建构的防御体系维护着奢靡的私人生活，而市井生活终将变成个体随人群漂流的孤独旅程”(62页)。——在人类学家的笔下，答案可能已经呼之欲出。
尽管冯珠娣清醒地认识到，将“老北京”生活浪漫化的倾向可能极具误导性，胡同生活并不都是那么轻松宜人，经历过“大杂院”生活的人未必都愿意一直守在逼仄、混乱的生存空间之中，成为供人观看的“土著”标本，但问题关键在于，养生活动具有独特的双面性：一方面，它是资本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产物——医疗改革催生了大街小巷几乎全民参与的养生热潮;另一方面，它又是反过来抗拒资本化侵蚀的社会实践——丰富多彩的养生活动重塑、巩固、维护了北京的城市风韵。冯珠娣将后一种特性称作“溢出”，亦即冲击、颠覆一切既有规划的力量。例如，很多老年人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不得不搬到郊外更加便宜的社区，却仍然坚持回到老城参加养生活动，尽管来回路途颇费周折也无法阻挠北京人追求热闹的天性。作为利用城市空间、消磨闲暇时光、强身健体、丰富社交的社会活动，养生超越了一切城市规划的掌控企图，也打破了任何社会原理的轻率概括：身体锻炼不只属于个人生活，更是城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养生者参与、塑造、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养生活动不仅是毛泽东时代集体锻炼的变化再现，还是创造新时代人民生活风貌的新潮实践;不仅是中国传统知识与传统观念的复苏，更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与全球浪潮的交汇融合。
田野调查过程中，北京市民的自信给冯珠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个人都像是自己的养生专家，关于日常生活，他们都能提供自己的心得，而且十分愿意为外地人乃至外国人提供日常起居、养生活动的意见指导。北京人在意身体健康，向往城市繁荣，于是精心安排自己的起居饮食，积极参与养生锻炼，让城市充满了健康向上的律动。让人类学家深感触动的是，很多养生者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但他们仍能用养生活动来调整心态、锻炼身体、塑造生活。在养生的帮助下，他们变得乐观、积极、自信。显然，除了锻炼与社交，养生活动还是创造美好生活、追寻生命意义的实践，所谓的“意义建构”正是养生活动的另一大功能所在。
冯珠娣强调日常生活的意义，虽然表面看来，寻常生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尘世生活的平凡话语、举手投足当中都潜藏着积淀深厚的文化观念，为生命的濡养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养生作为意义建构活动所依托的常识正是这些条件当中最重要却又最易遭到忽视的一种。北京人深谙养生之道，但所谓的养生之道并非玄而又玄的哲学法则，而是生活经验拼贴出的常识体系。在北京市民心中，养生、生活、健康、常识乃是并行不悖、相互交织的有机统一体。于是，北京人看似素朴的养生观、生活观就与人类学家格尔兹对常识的看法发生了共鸣：常识凭借对生活的自信来处理问题，一切都只是生活而已。随着田野调查与研究的深入，冯珠娣也不禁感叹，在养生者心中，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归结为活生生的生命与常识，格尔兹意义上自然而然、切合实际、浅显易懂、不成体系却又信手拈来的常识。
但是，养生活动当中包含的常识观念不仅能够建构意义、赋予自信，更能够贯通古今，实现过去与此刻的“同时代”(亦即英文“当代”的字面意义)。在奥运时代的官方宣传片里，在大街小巷的城市风情画中，我们总能看到古代与现代的生硬并置：一边是悠久的文化传统，一边是现代的国际都市。其实，想要发现或证明过去与此刻的交织，我们根本无须如此机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中，在养生者的举手投足、言语交谈间，古代与现代、过去与此刻并行不悖的例子俯拾皆是。养生活动、养生观念本身就体现出复杂的时代性：作为现代人的保健活动，为什么养生的术语本身与理念体系大多源自古代?为什么国际都市的养生者愿意身着最光鲜亮丽的衣裳高声歌唱“旧时代”的歌曲?为什么我们总能在当代北京人的常识中，发现深入文化骨髓的古代知识?尽管在冯珠娣看来，养生可谓是“当代发明的传统”，因为在全球资本化浪潮来临之前，中国早已经历过无数次的巨变与冲击(166页)。但无可否认的是，养生“传统”以及其中体现出的城市特质本身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承产物。所以，当下绝不仅仅是眼下，过去也从未真的过去，而城市居民的常识正是时间长河流淌积淀而成，也是沟通古今的关键所在。
冯珠娣最终得出结论：“过去”深刻地塑造了“此刻”的生活，养生活动既是社会惯习的当代展现，又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再造。作为此时此刻的社会实践，凭借社会交往和日常知识浅显却又自然的力量，养生活动实现了个人与社会、过去与此刻的贯通。尽管当代北京人与古代中国人之间的文化纽带并非从未受过冲击，尽管城市居民在修养身心的时候未必都有文化传承的自觉意识，但此时此刻的人民正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实现者与创新者。文化遗产绝不是古人遗留的实体遗物，而是前人教导的宝贵贻赠，甚至是日夜流淌于血液中的无形财富。因此，养生活动及其依托的各类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凝结、积淀、守护着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我们应当从中感悟自己的文化之根，享用并传承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至此，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全球资本化浪潮是不是故乡无处可寻、城市风韵丧失、文化遗产断代的唯一罪魁祸首?可能不是。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认为养生活动只是不值一提的市井琐事，那么，每一个对广场舞投以鄙夷目光的人，每一个叫嚣“老人扰民”甚至“坏人变老”的人都终将尝到公共空间退化、城市活力丧失的苦果。
城市是居民生命汇聚、共处的所在。在《万物·生命》的带领下漫步于此时此刻的北京街头，我们逐渐发现，历史与时代问题构成了该书写作的一条重要线索。城市自有其历史，创造其历史的主人正是城市中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人们无处不在地濡养着自己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成了列斐伏尔意义上的作品，各自呼应着塑造城市魅力的历史条件。相较于典籍记录的成文历史，冯珠娣更加关注街头巷尾的历史，正在重塑中的城市传统。当然，成文历史与城市传统并非截然对立，而所谓的传统也绝不是毫无断裂、一脉相承的线性发展历程。冯珠娣想要强调的，其实是尼采—福柯思想脉络中的历史观，各类力量厮杀角力、万事万物竞相追逐的历史观。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观同时交织着本雅明的历史洞见。在冯珠娣的勾勒下，当代北京的此时此刻同过去的彼时彼刻之间并不完全是前后相继的时间关系，过去与此刻并置交织在养生活动上演的城市时空之中，共同写就“当代”(过去与现在“同时代”)北京风韵独具的城市作品。新旧元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或相互协调，或发生龃龉，而时空之间的竞相角力也充分地体现在城市居民的养生活动当中，“城市生活的各类可能与不可能皆汇聚于此，竞相书写、涂抹、厮杀角力”，将城市推向进一步“溢出”的未来。
当然，《万物·生命》的字里行间还透露出另一种“当代”气质。意大利哲人阿甘本认为，当代意味着既属于时代，又同时代保持距离。当代的事物属于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却又是时代孕育的异数，在时代内部制造张力的异数，时代当中的剩余之物。当代之物既是当前时代的产物，又是对抗当前时代的事物。相对于资本化、商品化的时代洪流，养生者就是阿甘本意义上的当代人，而养生者的养生活动，敦亲睦邻、热闹非凡的北京市井生活便有如时代当中的剩余之物。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既是时代浪潮的产物，又是抗拒这一浪潮的当代之物。
太过入世、太过依附时代的驯服者绝对无法成为当代人，因为他们与时代过于融合，无法以疏离的目光凝视时代。而本雅明意义上的城市漫步者却能够成为“不合时宜”的当代人，主动与时代保持距离的疏离者。在梳理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当代”问题时，冯珠娣的朋友汪民安饱含激情地指出：“做一个当代人，就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敏锐去感知，感知时代的晦暗，感知那些无法感知到的光，感知那些注定要错过的光，感知注定要被黑暗所吞噬的光，感知注定会被隐没之光。当代人，是因为绝望而充满希望的人。”(《什么是当代》，113—117页)——作为时代浪潮的产物，作为抗拒浪潮的异数，以养生活动为代表的北京城市生活大概正属于当代的光芒，注定要被时代巨浪所吞噬的当代之光;作为同情理解却又冷眼旁观的人类学家，冯珠娣的《万物·生命》可能同样属于当代人“不合时宜”的著述，因为绝望而充满希望的凝视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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