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编者按
7月1日起，上海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这意味着垃圾分类将纳入法治框架。在垃圾处理的三个环节中，生活垃圾的减少和垃圾的循环利用在逻辑上是由国家政策主导的、单中心的科学“管理”模式，而垃圾分类的环节则体现出多中心的参与性“治理”模式。从日本在垃圾分类的“多元参与”经验中，可以看到只有找到“科学”的垃圾分类标准与普通人日常活动之间平衡点，才能促进其自觉参与。与此同时，日本的垃圾分类政策也同样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我国在学习借鉴的同时，需要有所超越!
文章原载于《观察者网》，转自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感谢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文/潘妮妮
“垃圾分类”不简单
在这三个环节中，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是最本质也是最有效的环节，能够实质减轻环境的负担;而对垃圾的“科学处理”是针对部分生活和工业垃圾的有效补救措施——毕竟现代经济发展依赖不断地再生产，故生活垃圾的减少有其限度——同时也能够显示一个技术和经济强国的牌面，能够给民众带来情感上的愉悦，垃圾处理能力有时候甚至构成富国与穷国或城乡差异的分界线。
夹在这两个环节中，“垃圾分类”的贡献——如果纯粹从“科学”和“功能”的角度看——就显得不那么高大上，它主要是服务于垃圾的科学处理——或者有利于高效燃烧减少排放，或者有利于高效获取循环使用的材料。
因此，近年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甚至还有人认为分散的、依赖个人能动性的日常垃圾分类存在着大量“不科学”之处，需要依赖集中性的技术机制来进行处理，从而质疑垃圾分类存在的必要性。这种极小众声音的合理性本身并不需要辨析，但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一点，即依赖于个人的垃圾分类的意义并不能全用“科学”和“效率”来衡量。
在垃圾处理的三个环节中，生活垃圾的减少有赖于“组织化”的工业生产和商业模式，垃圾的循环利用依赖于技术的突破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两者都依赖高度的组织、规模、资本驱动和国家政策扶持。而“垃圾分类”是这个体系中“人”直接参与的环节。换言之，减少生活垃圾总量环节和循环处理环节在逻辑上是单中心的科学“管理”模式，而垃圾分类环节则体现出多中心的参与性“治理”模式。
因此，在垃圾分类问题上，一方面要符合前后两个环节的客观“科学”标准和需求，同时另一方面要促进居民“自觉自愿“地加入到这一日常的繁琐活动中，形成一个主动参与的空间。垃圾分类管理的一大内涵，就是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纳入到垃圾处理事务中来，从国家和大型企业/公共机构的集中性职权向社会分流，加强多元”治理“的逻辑。
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并不是刚开始实施，实际上多年以前我们就能看到若干城市街头出现的分类垃圾箱，但大多数的时候甚至可以用“形同虚设“概括，而当下推行政策的力度和决心显然有所加大。
在促进自觉垃圾分类的问题上，日本往往被作为“多元参与”的成功案例被加以参考。
日本自1960年代反公害运动以来就注意垃圾处理问题，但主要的方法是加大国家和资本投入，以加强垃圾焚烧的力度。其不良影响是带来大量的废气并招致严重的对焚烧场的邻避运动。
而垃圾分类始于1980年代，与当时泡沫经济垃圾种类和数量增多、国家治理思路转变和循环技术的发展相关，经过多年的发展，相关政策及实践其实也并非一开始就完善，而是经历了长时期大量的调整和妥协，才基本形成了当代日本人较为普遍的“自觉”意识。
那么结合前人研究和笔者个人体验，比较当前我国垃圾分类政策中一些社会接受度不那么顺畅的部分，我们可以发现，只有找到“科学”的垃圾分类标准与普通人日常活动之间的平衡点，才可能促进自觉的参与
首先，让“科学”垃圾分类标准与一般人的直观认知相结合是一个具有优先性的要点。
事实上，尽管几乎所有人理智上都清楚，从长期的、整体的群众利益角度，垃圾分类是必要的，但是毕竟是繁忙的日常生活中突然加入的新生事务，垃圾分类标准的直观化可以有利于减轻心理障碍和日常负担。在日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比较直观，同时根据区域的不同，有着地方化的灵活特征。
基本上，由于日本最初实行垃圾分类主要还是考虑到垃圾焚烧的便利，减少垃圾气体排放，同时回收塑料和金属容器，因此，它的家庭基础性垃圾分类相应的就是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和金属/塑料容器(还包括并不是日常丢弃的各种大型垃圾);而一般公共场合(如车站，日本的公共垃圾箱数量极其有限)的基础分类则是带包装盒的食物残余、纸制品和容器。这个“基础包”与一般人已有的认知经验是比较契合的，学习和接受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因此也就不会轻易让人产生自暴自弃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如果从纯科学的角度而言，这个标准在科学上是存在缺陷的，例如公共场合丢弃的有包装盒的食物残余，显然必须再通过人工做二次处理;“可燃”和“不可燃”垃圾中也同样包括需要再分类的物品。但是如果这一标准再进一步向科学“细化”，就很可能因为与实际生活的距离过远而引发畏难情绪，从而削弱参与的自觉性。
网络上处理一杯没喝完的奶茶的步骤
(图片来源：“垃圾去哪儿了” 微信公众号)
在当前试点城市分类政策中，由于当前我国的垃圾处理技术应该说已经比上个世纪的日本的普遍情况先进，相应地在对待垃圾分类上有更多标准化的科学操作要求。例如互联网上近日较多的关于“厨余是湿垃圾，而粽叶不是”，以及“小骨头是湿垃圾而大骨头不是，‘大’是比拳头大，但是是谁的拳头?”的抱怨，还有关于“沾了猫砂的猫粪便要如何处理”的疑问与讨论。虽然这些不满和疑问有一部分纯属玩笑，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的垃圾分类标准仍然主要适应“科学”标准——例如机器对不同尺寸的骨头的处理问题——而忽略了群众在刚开始进行垃圾分类时的接受度问题，没有留下充足的平衡或者过渡的空间。
这时估计会有读者提出，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同样存在着“复杂”乃至“奇葩”的现象。这就涉及到本文想谈的第二个点，即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多元化特征。
前段所述的“基础包”通常见于大都市圈，而进一步细化的分类标准——包括垃圾投放的时间和场所等的特殊规定，这些在影视作品中也时有表现——则通常见于地方的小型自治体或者都市核心区周边的居住型社区，尽管在媒体中为了凸显日本垃圾分类的优秀会突出报道这些特殊地域的标准，但这实际并非普遍现象。
首先是人口的构成上，都市中心圈及其附近工作区域多，居住不固定的人口较多，日常生活状态也比较繁忙，客观上对于细化标准的应对能力不足;而地方自治体和居住型社区居住状况比较持续稳定，且住户通常有家庭分工，因此可以应对比较精细甚至是动态的垃圾分类标准，以及相对比较严格乃至苛刻的垃圾投放条件。
其次，在不同性质区域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方面，一般而言，都市圈对垃圾进行科学处理的财政资源和技术力量更强且更稳定，在都市圈内的高级住宅、公共机构和企业等亦可以提供相应支持；而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则参差不齐，因此需要大力发动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来自主解决垃圾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即自治体或者社区在意识形态上希望坚持自主能力，减少对财政资源和“科学“的依赖。
最后，都市地域和周边地区、地方自治体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模式存在差别。都市的环境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对于垃圾分类和投放更多采取的是垂直和单中心管理的方式，但地方自治体和社区则追求”市民“的自我治理，通过来自自治体和社区内部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和志愿者等来管理相应的事务，因此能够实行更为”苛刻“的标准，并依赖自治体或社区成员相互之间的日常劝导、监督以及整体“氛围”的动力——也是压力——来实现。
由此与当前试点城市的垃圾分类试点相比，就整体而言，试点垃圾分类的无疑是“大都市”范畴，从人口构成、社区状态、治理传统而言，目前整体上看还是更多依赖于政府的垂直管理和监督。从具体的一些实践案例来看，有些社区有志愿者、物业专管和摄像头的存在来帮助执行——具备以上1到3项——或也有相应的教育科普开展，而有些社区则没有开展或只是相对形式主义地开展了教育和执行监督工作。
其一，由于行政扮演了单一管理中心的角色，会导致政策试点过程中的负面情绪直接落到单一中心身上;其二，由于只有一个分类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社区人口构成、原始参与度和组织度的参差不齐，导致在不同的区域推行效果差别较大，从而影响整体效果。
结语
总的而言，“垃圾回收”这一日常的繁琐活动不仅通过日常的“复读”，培养了日本人的环保“自觉”，还成为了发展社区建设、维持日本的“一亿中流”日常公共参与和社会交往的杠杆。
必须说明的是，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垃圾分类政策一样，垃圾分类都是由国家政策主导的、单中心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实践，但是由于它具体落实到“人”身上，对人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提出了可以说是强制性的要求，才能反过来把昨天的“强制的麻烦”转变为今天的“日常的自愿”。
因此，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讲，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也必然会有一个逐渐调整，实现“科学”与人的参与的平衡，目前试点过程中遭遇的困难和不解或可以成为推动社区建设方法创新的动力。
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凋敝、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大都市人口构成变化等因素，日本的垃圾分类其实也在遭遇新的挑战，对于规则的遵守可能会有——甚至已经在发生——一个倒退，这其中的机理同样值得进一步分析，从而使我国的治理政策避免亦步亦趋，而是寻求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有所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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