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试图探究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年人继续选择工作，以及在性别、地区、整体收入和安全状况等因素影响下的不同工作特质。分析结果显示有四大主要因素影响着老年人是否选择工作以及工作量，分别为：农村、城市、男性和女性。这些因素不仅与政府针对老年人口的决策有着密切联系，同样与长期确立的社会文化规范有关。
大部分选择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主要从事非正规工作。而这样的行为往往基于需要而不是一种自主选择。那些有足够收入来源，例如有退休金的老人可以选择在70岁前就不工作。而报告里记录的那些需要工作到晚年的老人，往往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和保障，并且绝大部分人都处于长时间工作状态，有一小部分会工作至特别大的年龄。而在这一群体中，农村地区的妇女呈现了更多的脆弱性，且有更大可能工作至老龄。她们非正式的工作地位，预期中较长的寿命，对于家庭农业的依赖度以及总是护理工作的可能性都降低了与工作相关的老年保障。而对于城市女性来说，较低的法定退休年龄意味着较低的养老金福利和更少的积蓄。
为了改善中国老龄工问题，需要不断深化弱势群体社会养老金改革，以及改进法定退休年龄，并且向妇女提供更有效的政策保护，使她们能有更长的时间处于正式工作状态。同样也要重新思考户籍制度对于农村人口的影响，尤其是农民工，使他们不错失城市就业相关的社会福利。
1、介绍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多方面的人口结构变化，三十多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和人口迅速老龄化相结合，这就需要新的就业和社会保护政策，以满足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口需要。
中国是全球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徘徊在80%左右，尽管近年来略有下降。男性和女性一样，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也相对较低，从45岁到60岁不等，因性别，个人健康状况，职业和行业而异。根据法律，大多数女性从正式工作中退休的年龄平均比男性要小5岁，在非正式经济中，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正式退休并不是那么普遍，人们认为，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家庭情况变故对于工作的改变影响很大。
除了就业对于维持老年人口福利的重要性之外，很少有研究提及老年人的职业选择作为另一应对政策。有研究比较了城市和农村地区老龄工的供求情况，发现是否拥有养老金的资格与退出雇佣市场有很强的关系，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而在农村地区，养老金有极大的空缺，人们的身体健康状态与就业状态则有更强的联系。中国2011年的人口普查强调了近老年及老年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在60岁之前主要依靠劳动收入，而在60岁之后，则需要依靠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这成为他们主要收入来源。本文的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国近老年和老年人口的工作决定，以及随着老龄化，工作特质在不同性别和城乡地区之间是如何变化的。
2、中国老年人口结构及赡养前景
中国正处于人口年龄分布的一个长期趋势之中，在2017年，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2.31亿，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4.83亿。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增长放缓、出生率降低和预期寿命延长，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率将下降。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4%。并且农村地区的老年抚养比将更快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农民工向外迁移，而中老年工人则返乡迁移。
而由于独生子女政治，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如今由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已经变得司空见惯。这样庞大的延伸家庭不断增加，随着成年子女为寻找更好的工作而迁移，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当今的老年人，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找到工作赚钱，而牺牲了自己获取收入的机会，转而照顾孙辈。并且为了支持子女的投资，老年人可以放弃积累资产，例如建造或购买房屋、支付子女教育或婚姻费用。因此，老年人的净储蓄往往不足以供养他们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需要依靠孩子来赡养他们。
户口制度则一直被视为限制劳动力从主要的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的关键手段，它将户口登记限制在特定的出生地点，并将社会福利与地点建立联系。大多数的外来务工人员必须放弃在城市接受教育、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权利，但哪怕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仍有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截至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775亿人，大约占到劳动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和一半的城市雇佣人口，绝大多数在私营部门和非正式领域工作，且工资仅略高于城市工人的一半。
3、农村贫困和老年人口的脆弱性
中国试图缩小在农村地区老年人所面临的巨大的贫富差距，他们没有向年轻人或是城市中的老年人那样享受到同样程度由发展带来的利益。虽然中国平均收入自上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上涨，但对于农村地区的贫穷和脆弱性的关注度也不断加大。失业同贫穷一直紧密挂钩，那么毫无疑问，老年人会更有贫困的风险。2012年一份报告列举了一些贫困老年人口的特征包括了：没有养老金，文盲，独居，70岁以上的女性，健康状况差。
近十年来，中国农村农业就业比例急剧下降，约有一半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活动。农业主主要是个体经营，土地归国家所有，由地方领导安排，这些拨款的土地租赁安排大部分是非正式和当地的。对于农村老年居民来说，获得足够的农业用地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许多地区，城市的侵占减少了耕地，这往往也减少了农业社区内家庭用地的规模，扭曲了对土地使用权的既定要求，农地综合持有的商业投资变得越来越普遍。
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转化率的提高，我国人均可耕地总量呈下降趋势，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因此农村地区减少了土地重新分配的频率，从而增加了这些具有高脆弱性的人失去土地的风险。而农村妇女所得到的平均土地分配则更小，她们获得土地的途径可能因为她们的婚姻状况而更复杂。
4、基于性别的老年人不平等
在中国女性退休年龄比男性要提前5岁，这引起了老龄工一个显著的变化，城市的女性会被减少或终止带薪工作。由于女性工作年限较短，从而导致她们的收入也低于男性，缴纳的养老保险年限也较少，从而限制了晚年的养老金福利。普遍来说，男性的退休年龄为60岁，对于一部分特殊岗位的女性来说，退休年龄也为60岁，但绝大部分管理层为55岁，蓝领工人为50岁。因此大多数中国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男女平均工作年限差距为7.5年。
根据研究报告，中国女性的预期寿命则超过男性约4年，此外，有80%的老龄男性处于婚姻状态，与之相比，老龄女性处于婚姻状态仅为56%。女性更有可能从工作过渡到照顾家庭成员，包括年迈的父母、成年的子女以及孙辈。随着成年子女迁移到城市地区，孙辈往往由年长的家庭成员照料。以往年龄较大的父母会搬去和他们成年的孩子一起住，传统上是同他们的儿子住在一起，但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变得不那么常见了。
5、养老金和健康保险覆盖范围
中国建立了一套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的养老保险同医疗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大部分的保护条例都倾向于城市居民工人，但从2008年，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出台，为农村老龄人口提供了基本保障。
近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度扩大缴费和不缴费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2011年，《社会保险法》对城乡不同地区的基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待遇作出了规定，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身份证制度，并设立了全国基本养老金统筹基金。
国有企业在1995年占全部就业的65%，而到2012年仅占24%，相比较已经退休的员工，那些从国有企业转到私营企业的职工的养老金投资组合发生了改变。目前社会养老金计划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一个基本收入，但这也要求每位成员的固定缴费，以构成60岁之后的基本支出的基础。但一些临近60岁的低收入人群，无法达到要求，或负担不起固定缴费，因而无法享受养老金的资格。国家为了实现广泛的覆盖和参与，已经赠加了对该计划的公共财政捐款。一些社会援助计划将承包范围限定于无法得到子女支持的老年人。目前，中国几乎实现了老年人口最低养老金保险的全民覆盖，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非缴纳养老金支付额不到国家贫困线的40%。
中国政府还通过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NCMS)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URMI)，大力补贴资金，将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人。新农合对与全民覆盖率贡献最大，据估计有95%的中国中老年农村人口参与其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UEBMI)与1998年启动，是一项以就业为基础的保险计划，覆盖那些符合就业条件的人。
2011年，政府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12.5%，这一比例预计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增加。在国家层面，现金支出占总医疗支出比例从2001年的60%降低到2011年的35%。对于低收入老年人来说，尤其是农民工和农村居民，医疗健康支出依旧占最主要的花费。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退出工作，补贴的压力将继续存在，而可替代的支持渠道将减少。
本章总结了劳动力参与的结果，并对选择工作和不工作老年人的特质进行了概述。介绍了老年人从事的工作特点，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就业，具体分为农业工作、工资性工作和家庭经营企业。详细说明了近老年和老年人口的工作模式，并探讨了工作时间的决定因素，提出了一些建议为老年人提供保障。
是否选择工作
本节描述了45岁以上的人觉得继续工作或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趋势，但不涵盖正式退休的状态，因为越来越多正式退休的员工选择继续工作或重返职场。受访者的劳动参与率是指，在调查统计期间，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工作或正在找工作。45岁至85岁人口的平均总劳动参与率为60.7%，参加工作的比例随着年龄增加逐渐下降，到70岁左右，呈现了更快的下降比例。在各个年龄阶段，女性的参与率都低于男性，尤其是在50至59岁。
居住在农村的女性工作参与率要高于城市女性，最大差距出现在55岁至75岁之间，65岁是，农村妇女的平均劳动参与率为60%，而在城市仅为30%，这一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在正式工作中的法定退休年龄所产生的影响，而正式工作主要仍以城市为基础。55岁以前的男性，劳动参与率都略高于90%，而在这之后，农村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城市男性，并且差距不断扩大，到了65岁，接近60%的城市男性已经停止工作，与之相比，在农村地区，近70%的女性和80%的男性仍在工作，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持续工作到80岁。
当问及那些60岁以上并依旧工作的受访者，预期停止工作的时间，超过70%从事农业生产的受访者表示会持续工作到身体不允许。
收入来源和等级
在此研究中，为了分析收入与工作模式，采用了四种广泛指标，包括工作收入或是家庭生产产品消费的同等实物价值，养老金、转让收入、家庭收入。老年人依赖多种收入来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收入的重要性也有所不同。在60岁之前，工资收入一直是城市男性的主要收入来源，到60岁是，就业养老金就逐渐取代工资性收入，同样55岁左右的城市女性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而在农村地区，无论性别还是不同年龄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工作性收入。
下图显示了不同地区、不同性别老年群体工作的平均年收入。调查显示，女性工作所得收入低于男性，农村工作性收入要低于城市。受访者的平均收入则随着年龄稳步下降，最终低于城乡地区最低年工资水平。
从收入来源来看，城市男性的工作收入及养老金最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数额不会大幅度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就业养老金支出取代了工作收入。城市女性也呈现类似的模式，但各种来源的综合收入低于城市男性，并且养老金替代工作收入过渡比较早，大约在55岁左右。农村老龄人口工作收入和养老金较低，尤其是女性，平均收入低于中国贫困线。
家庭支持准备
来自家庭的支持，尤其是子女的赡养，依旧是老年人的一个主要养老保障。根据下表可见，70%的农村居民相信他们在未来可以依靠子女，而仅有29.7%的城市居民持有相同观念，另外有60%的人更多的依赖养老金。结果显示只有6.1%的城市居民和4.7%的农村居民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储蓄度过晚年。这个结果有悖于中国长期的家庭照顾老人的传统，至少是在城市地区。但同样可以看到农村老人除了依靠他们的子女之外并没有太多可替代支持，这也显示了老年人的脆弱性。
老年劳动力参与的决定性因素：多元结果
劳动力市场参与决定因素模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呈现不同的面貌，也因成熟年龄和老年人口而异。就中国而言，到60岁时，大多数从事正式工作的人已经退休，而有一部分人开始新的工作。个人特质和家庭状况可能是决定是否继续工作的重要因素。年龄、健康、性别、婚姻状况、配偶的就业状况和健康状况、储蓄和资产、养老金、子女的教育和财富、子女和孙辈在家中的情况、部门或工作类型都可以影响老年劳动力的参与。研究对这些解释变量都进行了检验，但只有一部分具有显著性。关于储蓄和资产的数据，包括土地和房屋所有权，没有发现与老年人的劳动力参与有关。受访者的教育水平和子女收入则可以被视为财富的代表。在教育方面，研究发现中学毕业的截止日期反映了继续和停止工作工作人们之间的显著差异，也反映了城市和农村老年群体之间的差异。能领取到就业养老保险则可以降低18%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对于男性和城市女性非常显著，但只有10%的农村女性，她们能得到养老金的概率极其低。但领取社会养老金会增加7%的工作可能性，这反映出领取社会养老金人群的贫穷。
中国男性和城市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水平较高，如果至少受过中学教育，那么工作的可能性降低2%。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更有可能有正式工作，因此与养老金状况存在着相互关系。预期较好地健康状况与劳动力参与呈现正相关，在各个群体都呈现了一样的趋势，对自我健康状况评估越高，工作可能性就会增加3%。
子女和孙辈的数量，是否住在家里，以及抚养状况，都没有发现会改变工作的可能性。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来自家庭的照顾和支持会取代对于工作收入的以来。还有一个因素也被认为对是否工作没有影响，就是工作的类型，包括农业。在农村地区，农业几乎成为高龄人群唯一的工作形式。
老龄工的工作时间
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作为一种收入来源对于中国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参加工作的人来说，对工作时间的分析并不意味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时间会普遍减少，而是稳步减少，即使到了老年，仍继续工作的少数人也被认为工作相对较长的时间。
参与工作的农村女性平均每年工作190天，知道老年(例如80岁以上)才会减少。随着年龄增长，城市女性的工作天数呈稳步下降趋势。男性的总工作时间与女性相同，城市男性略多一些。并且随着年龄增长，继续工作人的样本量也在下降。数据显示出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高变异性，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样本量下降，因为更大比例的人完全停止了工作。
工作活动及类型
老龄工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提供了有关老年应对策略的信息，还提供被偏好的工作类型。在城市中，带薪工作是最主要的工作形式。与之相比农村老年女性对于工资收入的以来程度最低，并且农村居民从事非农业个体经营和无薪家族企业的工作都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农村的男女老少都依赖on工业劳动。事实上，几乎所有70岁以上农村人口报告的工作都是农业工作，这表明，对一些人来说，在极端高龄时，农业仍然是一个安全网，也几乎是唯一的工作形式。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揭示了中国老龄工的工作收入以及安全状况，并不鼓励老龄工也不倡导老年人停止工作。在结束老年贫困的范围内，试图分析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和与之相关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在城市、农村、男性、女性四个人口群体中继续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一部分是由于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同，同时也与长期确立的文化和社会规范有关。
确保有能力工作并需要从中获得收入的人能够获得老年工作，将是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老年贫困的一项重要手段。然而，要使中国不再需要老年人工作，还需要在为弱势群体深化社会养老金方面取得更多进展。这项研究发现了相对较低的支出的证据，这使得许多人无法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现在这一代人还没有机会积累多年的捐款，有必要加大对他们的资助力度。中国目前正在考虑改变其相对年轻的法定退休年龄，使老年工人能够在生产性就业岗位上呆得更长，这进而将延长他们的老年收入保障。这样的举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许多城市工人。另外，可以向女性提供更有力的奖励，使她们能在正式的工作队伍中呆得更久。对于非正式工作，政策的改变可能会产生有限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除非可以延长向国民保健保险和社会养恤金计划缴款的期限。然而，无论是深化社会养老金支付，还是延长退休年龄，都无法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返乡时领取养老金的障碍。如果不重新考虑户口驱动的福利计划，这一老龄化群体将错失与城市工作相关社会福利，而老年返乡农民工在农村老年人中所占比例将迅速上升。这项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围绕这一现象的问题，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为这一不断增长的人口群体提供更好的政策配置。
文献来源：
Carla, H., Federico, F. and Tang, Y. (2018), What Drives Old Age Work In China,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CMS_659543/lang--en/index.htm, accessed 5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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