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
翻译︱大麦 子牛 Sindy
校对︱菜菜 洪啸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只会关心自身的安危，而不顾国际团结和医疗援助。
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个恶魔在全世界肆虐。研究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工作，以分析疫情的特征，但他们正面临着三大挑战：首先，检测试剂盒持续短缺，要遏制病毒传播，希望有些渺茫。这一情况使得有关人员无法准确估计病毒繁殖率、感染人群规模和轻症感染数量等关键参数。结果造成数据混乱。
然而,有更多可靠证据显示，在一些国家病毒会对某些特定群体产生影响。这是非常可怕的。特朗普掀起的“冠状流感”对老年人群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可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第二，就像每年的流感一样，这种病毒在不同年龄段和获得免疫的人群中传播时会发生突变。美国人会感染的病毒类型与武汉最初爆发的病毒已有所不同。进一步的突变也许是微乎其微，也可能会改变当前毒性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情况，即婴儿和幼儿患严重感染的风险很小，而80多岁的老人则面临着致命危险。
其三，即使该病毒特征稳定，很少发生突变，在贫穷国家和高贫困群体之间，病毒对65岁以下人群的影响也存在巨大差异。还记得1918年至1919年发生的西班牙流感吧?据估计，这场流感造成全球死亡率达1%到2%。与冠状病毒不同的是，西班牙流感对年轻人最致命，通常的解释认为年轻人的免疫系统相对较强，对感染反应过度，会释放致命的“细胞因子风暴”攻击肺细胞。而众所周知的初代H1N1病毒横扫了军营和战场战壕，它感染了那里成千上万的年轻士兵们。1918年德国春季大进攻的失败，以及战争的结果，被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与他们的敌人相比，盟军可以用新到的美国军队来补充他们生病的军队。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全球60%的死亡率都发生在印度西部，那里干旱严重，但粮食要出口英国，一场残酷的征购正在发生，而由此造成的粮食短缺使数百万穷人处于饥饿的边缘。营养不良降低了他们的感染免疫力，加之细菌性和病毒性肺炎猖獗作怪，他们俨然成了受害者。在另一个案例中，英国占领下的伊朗，经历持续数年的干旱、霍乱和粮食短缺，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疟疾，预估会造成约五分之一人口的死亡。这段历史——尤其是营养不良和现有感染相互作用的未知结局的历史——应该警告我们，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能会在非洲和南亚的贫民窟造成不同的且更加致命的影响。媒体和西方政府几乎完全忽视了全球贫困人口面临的危险。我所见过的唯一一篇发表的文章声称，由于西非的城市人口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所以这次疫情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根据1918年的经验，这是一个愚蠢的推断。没有人知道未来几周在拉各斯、内罗毕、卡拉奇或加尔各答会发生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富裕国家和富裕阶层只会关心自身的安危，而不顾国际团结和医疗援助。
高墙阻隔不了病毒——未来还会有比这糟糕的情形吗?
一年以后再回顾这场疫情，我们可能会佩服中国控制疫情的成功，而惊讶于美国的失败。(先大胆假设中国公布的感染人数快速下降的信息应该是准确的。)我们的体制无力应对扩散的疫情，关不上潘多拉的盒子，这不足为奇。自2000年以来，一线的医疗服务一再暴露出各种问题。比如2018年的季节性流感就让全国的医院都陷入崩溃，二十多年来以利润为导向而削减住院开支(行业版的零库存管理，译者注：即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提高病床使用率，减少无用的“病床”库存)，暴露了医院病床数量急缺的问题。私立医院、慈善医院同样由于市场逻辑被淘汰倒闭，护理服务也相应短缺，导致农村地区和落后社区缺乏卫生服务，医疗负担因此转嫁给了资金不足的公立医院和公立的退伍军人机构。这些机构中急诊室的条件完全无法应对季节性传染病，那么他们又将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重症病例呢?
如今的医疗行业正处于崩溃的初期阶段。尽管多年来一直有关于禽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的预警，但是像人工呼吸器这样基本的急救设备的库存仍然不足以应对重症病例。加州和其他州的军事护士工会正在努力宣传，以确保大家都了解N95防护口罩等必要的供应品短缺而造成的严峻形势。但是还有成千上万领低工资、加班加点工作的家庭护理人员和养老院工作人员被大众所忽视，因而更加脆弱。
虽然养老院和老人护理行业(译者注：专指老人院或医院不管的等死的病人)覆盖了250万美国老年人群体(其中大部分依靠医疗保险过活)，但早已臭名昭著。《纽约时报》的数据显示，由于养老院机构没有安装最基本的传染病控制设备，每年老年病人的死亡数量高达38万。很多养老院(尤其是南部的州)与其选择额外聘请并培训工作人员，不如直接违反卫生规定交罚款来的便宜。如今，西雅图的案例就是一个警示，几十甚至几百家养老院将会成为冠状病毒的温床，再加上机构的员工领着那么低的薪水，理智一点的员工都会选择呆在家里，优先保护家人。这样的条件下，体制已经靠不住了，依靠国民自卫队来服侍病人更是妄想。
疫情很快暴露出医疗卫生领域的阶级鸿沟：拥有良好健康计划，可以在家工作或教书的人，只要遵循谨慎的防护措施，就可以舒服地呆在家里，与外界隔离。而政府员工和其他有工会的职工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是挣钱糊口，还是安全至上?同时，数百万低薪服务工人、农场工人、没有防护措施的特遣队工人、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即使华盛顿最终可以实现让每个人都能检测病毒，也提供了足够多的医护工具，但未投保的人仍不得不向医生或医院付费才能接受检测。数百万计的工人还将失业，同时也将失去老板为他们缴纳的医疗保险，家庭的整体医疗费用也将飙升。
那么，有没有能覆盖全民的、更好更应急的医疗保险呢?
但是，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体系仅仅是第一步。在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桑德斯和沃伦都没有强调大型制药公司在研发新型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上严重失职的问题，这至少可以说是让人失望的。不仅如此，18家最大规模的制药公司中已经有15家放弃了对这一领域的开发。毕竟，只有心脏病药物、含成瘾物质的镇静剂和治疗男性性功能药物才是有利可图的，而那些预防医院感染、突发疾病和传统的热带高死亡率疾病(译者注：如疟疾)的药物则不是。预防流感的通行疫苗，即一种能够攻击病毒表面不易突变的蛋白质的疫苗，其研发在几十年来都是一种可能的选项，但从来不是收割高利率回报的首选。随着抗生素革命的退潮，旧疾病的复发将会随着新型感染病一同席卷而来，医院将有可能成为停尸所。在这样的时期，连特朗普都能不失时机地声讨药方的离谱高价，但是，此时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更加大胆的期望，一种对打破药品垄断、促进救命药物生产公共化的设想。(曾经确实如此，二战期间的军方曾招募约拿斯·索尔克(Jonas Salk)等研究专家进行第一个流感疫苗的开发。)正如我在十五年前的《恶魔来敲门：禽流感的全球性威胁》(The Monster at Our Door: The Global Threat of Avian Flu)写道：
能够普遍地免费接受到包括疫苗、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等一系列救命性药物的治疗，应该成为一种基本人权。如果市场缺乏动力进行低价生产，那么政府和非盈利组织则应该承担此类药物的生产和分配责任。因为无论何时，穷人的生存境况都要比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收入更加重要。
如今，全球性传染病的爆发扩展了这一观点：在国际性公共医疗设施缺位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到今天已经在生物学意义上难以为继。而除非人民的运动和呼声将打破大型制药公司和盈利性医保的权力体系，全球性公共医疗设施将永远无法建成。
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国家》(Nation)杂志的特约编辑，作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运动人士。他的下一部专著《将夜晚点亮：六十年代的洛杉矶》(Set the Night on Fire: L.A. in the Sixties)(合著者乔恩·维纳Jon Wiener)，将在四月份出版。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mike-davis-covid-19-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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