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全职太太”是不是个好的选择?这个问题预设了所有女人都可以无差别地“自由选择”，而完全忽视了“选择”其实是一种特权(privilege)。
对绝大多数的女性——我说的不是《三十而已》当中顾佳那样的中产阶级精英女性，而是数量更为广大的女性，女工、女职员——做不做“全职太太”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将“全职太太”描述为一种“选择”本身，是将女性原本共同面对的问题“个体化”：因为是一个“选择”，所以成为或没有成为全职太太的每一个女性都要为这些“选择”的后果负责，她们或是要为自己没有“成长”、中年失婚负责，或是要为自己在职场打拼，“忽视”了孩子的成长负责。这个看起来没有对错的“选择题”，暗藏的是必然错误的玄机。
在阿梅和筱萍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基层女性在面对这个所谓的“选择”时，能够调动的资源更少，能够扭转这些“必然错误”的机会也更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种种两难困境中，像阿梅和筱萍这样的女性，仍然以令人敬佩的韧性面对这个并不友好的环境。
要是我们两个都赚钱，肯定好一点啊
阿梅三十岁，正怀着她第二个孩子，七个月了，身材开始臃肿，原本清秀的脸也水肿着，新长了不少斑点，看起来很憔悴。“唉，肯定又是个儿子。说怀儿子的皮肤不好”，阿梅笑得有点勉强。
怀了小希以后，阿梅已经做了快七年的“全职太太”，眼看就要“熬出头”，又来了第二个。她本来并不想要生第二个孩子。“本来我都上环了，他(丈夫)一定要。我就说好不容易等到小希上学，不想生了，生孩子多痛苦呀。然后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我就想，算了，还是生吧。(他)大概想要个女儿，男人都喜欢女儿，我也喜欢，贴心。”阿梅像是自我安慰地跟我说。
其实她是拗不过丈夫，家里这几年的收入都是靠丈夫做室外广告挣来的。在婚姻里，阿梅始终是更害怕失去的那一个，“我就担心没有工作，又没有钱，他老爸一不开心，可能就都没有了。”
第一次怀孕之前，阿梅在一家小公司做财务助理，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工资。在大城市生活，只是刚刚够她自己生活。怀孕之后，她就辞了工作。
“因为那个工作哦，你怀孕了，别人也没办法帮你分担。老板那时候人员也不是很多，加班也多。再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亲戚，她生她女儿的时候，孩子智力有点问题，她就一直怀疑，是不是怀孕的时候电脑辐射影响的。我自己当时也有点害怕，就想着不上班算了。”
也许现在有许多的科普贴都会说，日常生活电器的辐射对于胎儿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但怀着孕的阿梅不会这样想，她要避免所有可能的风险，哪怕微乎其微，因为如果孩子有任何的问题，那不止会给家庭带来巨大的负担，而且这个负担也会被认为是因为她“不小心”出错而造成的。
阿梅的丈夫承接室外广告，总体收入比打工时高些，但也不稳定，稳定的只有支出。一家三口住在城中村，一室一厅，950块的房租，村里的水电都贵，一个月也要200多块。大儿子小希的幼儿园按月收费，每个月1100块学费，校车费、活动费这些还得另算。阿梅还想给小希报个游泳班，其他小朋友暑假都有活动，小希不能没有，又是一两千。还有一家人的日常吃穿用度，丈夫每个月给的四千五百块家用，只刚够开支。两个人的压力都大，丈夫的工作压力大，阿梅与他相处的压力大。
“他从来没有休息天，天天都要去办公室。平时也很晚才回来，我都见不到人，也不太说得上话。要不就是打电话，打电话也聊不了几句。压力大啊，有时候是工作，有时候收账，所以就喝酒嘛，发泄嘛。一喝酒就跟我说，压力大，然后就把我们骂一通，说是我们弄得他压力这么大。是吧?我也经常生气，说，你喝醉了就不要回来。因为他喝醉了回来会叫小孩起床。他经常这样回来，把小孩闹起来，小孩哭了，他就生气，就打小孩。所以(我)好怕的，我就把孩子抱出去，我跟孩子在外面睡，好可怜哦。要是我们两个都赚钱，肯定要好一点啊。”
生活的压力把两个人曾经美好的感情磨砺得千疮百孔。即使阿梅仍然记得丈夫追她时的甜蜜;记得他憨憨地拎着一袋水果等在她办公室楼下的样子;记得他深夜坐公车送她回家，又一个人坐公车回自己的住处。但现在的丈夫，却让她害怕多过爱。
她也尝试过找工作。小希一岁多的时候，她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把小希送回爷爷奶奶家，但最后还是舍不得，辞工把孩子接了回来。
“那时候把他丢回老家半个多月，就那么一小段时间，打电话也不跟我说话了，不理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他，就脏兮兮的，低着头，不叫人。我就觉得，这样子怎么行?回去的时候都会说话了，会叫爸爸妈妈。在老家半个月，跟我说话，说着说着，普通话又不像，家乡话也不像，我都听不懂了。人也变得很腼腆。”阿梅回忆这些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从此以后，小希再没离开过阿梅的身边。
小希三岁以后，阿梅趁他在幼儿园的时间找一些兼职。城中村里电线柱子上贴着的小广告，手工钉珠。阿梅给他们打电话，有空位的时候就过去。这些工作根据工艺的难度定工价，记件制。阿梅最近在给围巾串珠子，一条围巾六块钱手工费，做一个上午，只能挣三四十块，但聊胜于无。
现在怀了第二个，阿梅不知道自己找工作的计划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她对自己也越来越没有信心，“三十了，没有技术，什么也没有，谁会愿意请?”阿梅开始上一些培训课，大着肚子，把驾照考了，还去报了保险从业资格考试。她仍然迷茫，但“全职太太”总归不是她理想的归宿。
如果他不承担（育儿）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
筱萍也三十岁，有两个女儿，一个三岁，一个四岁。她没有做过一天“全职太太”，但这并不代表她没有经历过阿梅的那些挣扎和痛苦。
筱萍和丈夫在同一家工厂打工，丈夫做技术员，她管物料，两个人的工作都比产线上轻松一些，工资也稳定。在怀大女儿的时候，筱萍就与丈夫声明在先，她绝对不做“家庭主妇”。“要是叫我不工作，向别人伸手，老是让我觉得没啥意思。而且我出来了，带个几年(孩子)，我还是得回去工作。”
筱萍在工厂的工资有四五千，比丈夫略少一些，但一直可以自给自足，她不愿意像之前的工友那样，“结了婚，生了孩子，买件衣服，买个鞋，都要跟老公要钱，太难受了”。事实上，有了孩子以后，丈夫一个人六七千一个月的工资也确实无法负担一家四口的日常开支。
小女儿出生那一年，是筱萍一家人过得最难的一年。筱萍和丈夫没办法在工作的同时照顾两个幼儿，只好把大女儿送回四川外婆家。夏天送回去，到了过春节的时候，大女儿已经不记得妈妈了，只是一味追着舅妈喊妈妈。无论筱萍怎么亲她抱她，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女儿就死活不要她，只要外婆。每每想起这些，筱萍的心都碎了。
另一方面，夫妻两个在深圳照顾一个新生儿，也是心力憔悴。虽然筱萍的工厂给她放了产假，但也只有半年，半年之后，她回去上班，孩子又没人照顾了。刚开始，筱萍让丈夫上长夜班，这样筱萍白天去上班了以后，他可以在家照顾孩子。这样的安排持续了两个星期，丈夫的身体就坚持不住了。“他那天晚上突然头疼，疼得厉害，打滚的那种，吓死我了。就赶紧去医院，查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肯定就是累得。”
没办法，筱萍找了一个邻居阿姨帮她带孩子，早上送过去，下午接回来，带孩子的工钱一个月2000块，筱萍半个月的工资就花出去了。小女儿一岁以后，筱萍也尝试把她送回老家，这样夫妻两个都可以加班，多挣点钱。
“把她送回去以后，我就回来了。我妈说她就一边哭，一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去找妈妈。真的很难受，受不了。”筱萍说起这段往事，眼眶不自觉就红了。同时，她也一直为大女儿的内向自责，觉得是因为小时候分开的这几年，导致她没办法与父母亲近，没有安全感。“她现在还是觉得舅舅最好，四川才是她家，老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跟我们亲不起来。”
最后让筱萍下定决心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是出于对教育的考虑。
“老家的条件对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不是很重视，然后学校的条件也很差，我们就是想让她能一直在这里上学。老家那个观念，就是小孩子学习学得下去就学，学不下去就算了，让你出去打工，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这种思想，孩子听了就觉得，我反正不努力也无所谓。我们隔壁那家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带。那个爷爷就喜欢在外面赌博，在外面工作赚点钱就回来赌博。奶奶呢，常年一个人待着，也懒散惯了，饭都不准时做的。孩子跟着他们，天天吃剩饭，营养都跟不上，学习怎么会好?全部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们就不重视教育。我自己也是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就说，我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自己带，因为我体验过那种感觉。”
两个孩子满三岁以后能上幼儿园了，筱萍就把她们接到了身边。筱萍与丈夫约法三章，“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承担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于是两个人约定，早上丈夫负责一家人的早餐，然后送孩子上幼儿园，下午五点半，孩子们结束晚托班，筱萍负责接，并负责晚餐。到了周末的时候，筱萍和丈夫轮着休息一天，各自带孩子。如此一来，筱萍的加班时间难免就少了，收入也相应减少，一个月只有四千块左右。另一方面，把孩子带在身边，一家人的开支难免增加不少，两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费用，一年就是两万多。
“我也不知道，这个政府，越是本地人，本地人都这么有钱了，他什么也不收，外地的也不照顾一下，这也贵，那也贵，上学还要办这个证，那个证。这些证呢，又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呢，教育资源又不好;私立学校呢，贵，按月算的，一个月就好多钱。在这里上一年学，在我们老家能上三年。”
不想让孩子像自己当年一样留守，又不想让自己变成“家庭主妇”，“手心向上”地过活，筱萍进入的无疑是人生的困难模式。在缺乏可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系统的中国，几乎所有已生育的女性都没有简单模式可以选择。
性别分工和就业中断：“全职太太”从来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在当下中国，将“全职太太”视为一种选择，是忽视了整个“选择”的情境：女性是在一个拥有完善的公共托育系统、严格反对性别歧视的就业环境以及公平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情况下，“选择”成为全职照顾者，还是在一个缺乏公共托育系统、严重歧视女性以及完全不平衡的性别劳动分工的情况下，“选择”成为全职照顾者呢?这两种情境给女性带来的“后果”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将“全职太太”简单地变成一道选择题，就是将每一个女性作为个体推出去，让她们各自面对恶劣的就业环境和越来越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女性则将面对更大的风险，而她们恰恰也最没资源去应对这些风险。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女性为了料理家务而经济不活跃的比例远远高于男性。就受教育程度来说，高中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女性受家务劳动影响而无法参与有偿工作的比例最高(见下图)。
在整个市场化的过程里，单位彻底摆脱了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的义务，而政府亦放弃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议程，照顾工作被不断家庭化、女性化。如果说，中产家庭尚可以通过市场购买解决家庭照顾的需求，那么城市底层和农民工家庭则只能更多地倚仗女性。虽然近年来不断有呼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托幼，减少女性参与就业的障碍。然而在全面二胎政策，甚至有人不断呼吁三胎乃至彻底放开计划生育，并进一步延长产假的情况下，照顾工作在公共政策领域是“公共化”还是继续不断被“家庭化”、“市场化”，实属未知之数。
政策不可期，但女性的互助则近在眼前。位于广州番禺的打工妈妈互助中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跳脱出生育与照顾“家庭化”和“个人化”的想象，抛弃“全职太太”是不是一个“好选择”的伪命题，去重新思考生育的安排和家庭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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