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冷静期”的政策出台，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根据民政部统计，自2003年起，我国离婚率连续16年上涨，“闪婚”后“闪离”等轻率离婚现象有持续增加的趋势，为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性和提高生育率，出台更为严苛的离婚政策真的有效吗?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在《为爱成婚》一书中说：“制定更加严格的离婚法律对于限制离婚的数量几乎没有效果，实际上还可能让人一开始就对结婚望而却步。更加严格的法律也阻止不了那些家庭解体，其中40%的家庭都有孩子……”
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但如今“婚姻控制人们生活的力度已不如从前。现在的人想要活在一段关系而不是一种制度中”。
事实上，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相较于“离婚”，名存实亡的傀儡婚姻、相夫教子的所谓“母职”、女性在冷漠和暴力中的隐忍承受，才是导致一系列社会矛盾的主要动因。
日本著名记者斋藤茂男在上世纪80年代敏锐地捕捉到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的性别分工下，备感空虚绝望的日本主妇们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在纪实性作品《妻子们的思秋期》中予以呈现。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其中篇章，希望以日本为镜鉴，可反观思考我们今日社会的种种现象。
本文摘自斋藤茂男所著《妻子们的思秋期》
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记者。东京出生，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1952年进入共同通信社，历任社会部记者、次长、编委，1988年退休。1958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1974年因系列报道"啊，繁荣"再次获JCJ奖。1983年，因长年的新闻报道活动和作为新闻记者的高声望，获得日本记者俱乐部奖。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获日本新闻协会奖。1993年岩波书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甚至在晚年，面对犹豫是否要告知癌症实情的医生，斋藤说：“新闻记者需要知道真实情况”，让医生告知实情，像新闻采访一样用本子一一记录下自己的病况、还能做多少工作、延缓病情的措施有哪些选项等。这是他失去意识倒下的五天之前的事。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
斋藤茂男年谱
1928年 3月16日，出生于东京。
1952年 庆应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进入共同通信社工作。
1956年 28岁，与中村洋子结婚。
1957年 因菅生事件报道(找到犯罪嫌疑人)，次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
1958年 报道德岛家电店店主被害事件。撰写系列报道《现代灰姑娘物语》。
1959年 系列报道《追踪松川事件》。
1963年 出席第一届亚非记者会议，调动至大阪分社工作。
1966年 回到东京本部，任编辑局社会部勤务。
1974年 系列报道《啊!繁荣》(单行本以《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为名刊行)再获JCJ奖。
1975年 系列报道《教育是什么?》(76年单行本刊行)。
1976年 《神圣家族——哦，幸福生活!》刊行。
1978年 系列报道《父亲，母亲!》(79年单行本刊行)、《恨不似鸟生双翼，一飞冲天际》刊行。
1980年 系列报道《来自死角的报告》(83年刊行)。
1981年 《什么是企业?K学堂24人追踪》 《事实锻炼了我》刊行。
1982年 系列报道《日本的幸福》(单行本以《妻子们的思秋期》为名刊行)，《燃烧未尽的晚景》(1984年刊行)
1983年 《破局》刊行，获日本记者俱乐部奖。系列报道《为了生命闪耀之日》(85年刊行)
1984年 《日本人与性》刊行，获日本新闻协会奖。
1987年 59岁，从共同通信社退休，任编辑委员会顾问(至1988年)。
1988年 系列报道《通往世纪末》
1989年 “花婿学校”创校，任副校长。《斋藤茂男取材笔记》刊行。
1990年 《花婿学校 成为好男人的十篇必读》(共著)刊行。
1991年 《饱食穷民》刊行。
1992年《采访新闻记者》刊行。
1993年《杀子》(编著)刊行，《纪实系列 日本世相》全12卷刊行。
1994年 《孩子们的战争》刊行。
1996年 《现代世相 孩子们的人间》(编著)刊行。
1998年 “赤坂夜校”开讲。
1999年 5月28日去世，享年71岁。
丧失生存意义的构造
《妻子们的思秋期》完成于一九八二年的春夏。当时我在共同通信社做记者，文章以报道形式连载在报纸上。
活字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斋藤茂男“日本世相”系列——《妻子们的思秋期》
连载在报纸登出后，引起了剧烈反响，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有相似经历的“妻子们”不仅仅存在于大都市，也遍布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她们都寄来了读后感，甚至还有读者特意从老家赶来东京见我。思秋期情绪在多地同时全面爆发带来的冲击，也让当时的我不得不再次审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本书里多次提及，“妻子们”的苦闷之声有来自家庭深层的原因。当时，大多数家庭主妇身处相对闭塞的生活状态，借此契机，她们将心底对丈夫的愤恨与不满喷吐而出，似乎也可以说是必然结果。“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传统的性别规范意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分工制度才是真正的“震源”。
六十年代的经济快速成长政策提出之前，一九五五年起，各个住宅小区里已开始准备大量“蜂巢”式的小户型公寓，供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小家庭专用。原属于农村的廉价劳动力被解放出来，不论男女都被安置在这个容器里，按性别分工制度变成了“白领丈夫和专业主妇”，家庭固定模式由此组成，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设施也由此完成。
女性承担了育儿和家务的重任，每日进行着无穷无尽的重复劳动，这些却不能作为有社会生产价值的活动而得到肯定，男人们却由此获益，毫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投入工作。分工制度高效运转，这才有了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虽然成果令人惊叹，但这背后最大的负面遗产，就是妻子们生存意义的丧失，思秋期的愤怒情绪积压在她们心底，和企业的净资产同步增加，不断膨胀。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
本书刊登的几篇读者来稿，表达各有不同，但都诉说了一样的情绪。只是这些女性对男女性别分工的固有意识，以及这背后社会、文化给她们输出的社会性别(Gender)规范意识，诸如“男人应该怎样”、“女人应该怎样”等等，是否真的有所认知，我还无法确定。
思秋期的情绪与社会构造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情绪后来何去何从?“妻子们”是否逃离了魔咒，或者克服了心魔?当时的“妻子们”和现在的“妻子们”，在意识层面和生活方式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寻找新的酒精
E女士给本书的《读者来函》栏目寄过信，后来也被刊登了出来。
她从七十年代就一直对教育和环境问题很关心，并积极参加了各种市民活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很多女性对核发电厂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污染高度关注，组织了各种活动，E女士也被选为活动讲师，参与了各种市民集会和女性集会。当时，借着这股风潮，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接连掀起了被称为“多贺子旋风”的女性参政热潮。
土井多贺子(1928-2014.9)，日本著名政治家，日本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她是日本首位女党魁、首位女众议院议长。同时，土井又是日本著名的宪法学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护宪”并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友好事业的开拓者之一。2014年9月20日，土井多贺子因肺炎在兵库县内医院去世，享年85岁。
“最近吗?最近过得很清爽呢，不怎么被呼来唤去了。前几天，和年轻的妈妈们聊天，她们说最近的补习班还提供便当，这样的话，主妇们还需要做什么呢?而且，你问她们‘难道不担心便当的质量吗?’基本上没有太大反应。当然有一部分人因为旧习惯，比较执着吃糙米和自然食材，也发起了一些相关运动，但大多数人的观点是‘担心这么多，什么都不用吃了’。”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经历了从扩大到破灭的过程，女人们目睹着企业社会的狂飙猛进和政府部门的腐败加剧的同时，依然一根筋地推进市民活动。但清楚看到盘踞着政治权力宝座的男性社会构架之丑陋后，她们不可能再对此信任，也感到了深深的空虚。很多人还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心灰意冷的阴影不断扩大。我一边听E女士说，一边想象着这幅场景，真实得可怕。
“大家好像不怎么思考这些事情了，还是说感情越来越麻木……”
E女士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思秋期，但她觉得，又有新的桎梏将妻子们困住。聊了之后不久，E女士寄来了信件。
“很久没有和您通电话了，非常感谢您。那个时期，我和丈夫的生活，就像涸竭的枯山水，我真的很渴望‘交流’。
《妻子们的思秋期》出版十年了，十年前我甚至还烦恼，自己是不是和妓女一样——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过‘和丈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人变得有精神多了。
我有一个朋友，整天梦想着能和她的狗单独生活在一起，结果狗比丈夫死得还早，她很伤心，感慨着‘我这还是要孤独终老呀……’后来，她丈夫去世了，连葬礼也没办，受了邻居不少白眼，女儿因此受不了，割腕自杀，还好被抢救过来。没办法，只好搬去了很远的一个小地方。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台词
还有个朋友，刚生完孩子的时候，被丈夫怀疑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吧’，为了要面子，还把居酒屋的妈妈桑带回家，把我朋友折磨坏了。后来，她的丈夫得癌去世了，去世前还从医院跑出来，去见了一直交好的妈妈桑。我朋友知道后，眼泪都哭干了。
回想起这些事情，我才发现，其实不论是我，还是我身边被称为妻子们的女性，都放弃了搭建与丈夫沟通的桥梁，不论她们的丈夫已经离世还是健在，就这样过了十年。
想过河的时候才知道水有多深——
前段时间，我假装被骗潜入了‘催眠商法’的会场。
销售的口才无须赘言，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主妇们配合的热情，和她们的小团体沉迷于各种旅行和唱K一样，也许这是她们现在找寻的新‘酒精’。
不，我觉得，她们不找到誓不罢休……
昨晚，我又认真重读了一遍《妻子们的思秋期》。
下次再聊。请多保重身体。”
现代思秋期的构图
F医生是精神科医师，负责治疗女性的酒精依赖症，现在，她也每天接触深陷依赖症的病例。
“(病人们的)数量和那个时候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这话该怎么理解?F医生引用了一个病例，向我们解说了“女人们的精神状况”，其实思秋期情绪无非换了个形式，女性依然被“女人的身份”束缚着，她们进入了“新的思秋期”。大意如下。
F医生说，《妻子们的思秋期》里描述的酒精依赖症，是因为那一代女性一面在内心想要独立，活出自己，但另一面，这种理想的身份认同得不到实现，被母亲、妻子的角色所束缚，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有人表现为酒精依赖症，有人虽然没有沉迷酒精，但试图通过与孩子的亲密接触得到心灵治愈。如果是儿子的话，就很容易成为“妈宝男” ，甚至有可能引起家庭暴力和拒绝上学。女儿的话，则容易形成过度亲密的母女组合。
“时光流逝，过去那么久了，如今看来更需要关注的是，一些女性看似活得独立，正能量满满，绝不会依赖什么，但另一方面，却继续忍受着丈夫的暴力，被折磨，又无法丢下家人不照顾，扮演着‘用情至深的女性’角色，这种人不在少数。她们将生存意义寄托在被对方需要，比如明明已经受到非人的暴力，向家庭裁判所提出离婚调停，但还是难舍难分，最后回心转意。现代思秋期的特征已经出现在她们的女儿世代，在当下这一代年轻女性的心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嗜癖现象’。”
嗜癖——对应的英文单词是“addiction”，日常生活里不常用的一个表达，但描述女性问题时却很常见。根据专家下的定义，这个词原本表示着迷、恶习、嗑药等意思，但也能用在“深陷某个习惯，把达成这个习惯作为生存目的”的状态。这种状态有很多表现，沉湎于大麻和酒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形式，“食物上瘾”通常表现为暴饮暴食、失去对进食的控制，还有一边偷东西或读书、一边吃饭，也是一种症状。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逃亡后，宫廷里留下了她的大量衣服、鞋、墨镜等物件，极度奢侈的生活引起轩然大波，这属于购物癖。而爱情癖则是人际关系层面的嗜癖，比如必须和别人保持爱情关系，才不会觉得不安。
伊梅尔达·马科斯，1929年7月2日生于马尼拉，1953年参加菲律宾全国选美比赛，同年，经过11天热恋与时任自由党议员的费迪南德·马科斯闪电结婚，生活奢侈和收藏大量鞋子而闻名。马科斯家族曾被指控非法敛财。作为菲律宾前第一夫人的伊梅尔达·马科斯，人称菲律宾“铁蝴蝶”，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世界级名女人。
F医生有一位患者，二十六岁的G女士。她曾在某个组织举办的选美大赛中拿过冠军，之后就以减肥为名拒绝吃饭。后来，她和很多厌食症患者一样，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猛吃一顿，吃完又吐，变成了过度进食呕吐症，直到现在症状也没有消除。有一天，她母亲陪她一起来了医院。
“我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打扮得很完美，洗澡要花一小时，然后化妆、换衣服，差不多需要四个小时。就连去医院也要穿得很精致……”
曾是选美冠军的她，后来结了婚。婚后生活说起来也很怪异，她和丈夫的新房，盖在了公婆住的豪宅一角，但真正住在那儿的只有她丈夫一个人，她自己还是像以前一样，住在父母家，只有睡觉的时候才回丈夫身边。
“问她为什么……她说，在丈夫那里不自在，总感觉不是自己的地方，很孤独，必须和妈妈在一起……母女俩也一起商量着隐瞒‘厌食症’，死都不说，所以结婚一年多了，丈夫还对此一无所知。”
“女人应该怎样”的桎梏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呢?医生说，除了当上选美冠军带来的压力，想要变得更苗条更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女孩子在升入中学之前，会被父母和周围的人不断灌输学习能力越强越好的观念，因为只有入学考试才没有男女的性别之差。但是到了中学高年级，又会被灌输不太一样的说法，什么只会学习的女孩子不受男生欢迎，大家喜欢有女性魅力的女生，这和之前灌输的能力越高越好的说法矛盾。而那个时候，母亲是什么样的女性，会对女儿能否跨越这一关有着很大影响。”
G女士的母亲以前是高中老师，女儿出生后没多久就辞职了，在家里帮着丈夫打理事业，之后展现出她高超的经营管理能力，成了背后的“社长”。
“她丈夫有酒精依赖症，她一边悉心照顾丈夫，一边为女儿操心，一直鼓励女儿‘一定要考上好大学’，也四处奔波找了不少关系。女儿也像注定好的，考上了好高中、好大学，只是在生活上完全依赖母亲，没有自理能力。虽然能力比不上母亲，但她心里其实并不希望成为母亲那样的固执、能量无限的女性——从女人的角度来看，母亲并不幸福，我不要成为她那样的女人。如果女孩子不认同母亲，就会在身份认同的形成上产生阻力。”
“这位母亲的情况也是，一方面有独立的想法，认为‘女人必须要有事业，能独立生存’，但另一方面，虽然对丈夫已经绝望，但心里还是想‘女人就该有女人样子，还是被丈夫捧在手心里最幸福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信息不断传递出去，也在女儿心里产生了混乱。这位母亲是很典型的例子，把身份认同危机遗传给了下一代。”
日剧《问题餐厅》台词
曾经在《妻子们的思秋期》里出现的多位女性，用酒精依赖症的形式，表现出自己内心的各种纠结，而现在的妻子们换了个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纠结传递给了下一代，女儿或儿子——医生从临床经验中解读出了妻子们这样的内心写照。
“在思秋期浮出水面之前，作为工作狂人的企业战士和满足于照顾丈夫的妻子这样的组合支撑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但进入八十年代后这一模式开始崩溃，女性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元气满满地想要活出自己，但在我看来，即使是这些散发能量的女性，她们内心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
进一步窥探她们的内心会发现，这些女性还是想通过相夫教子依附于对方，始终没有摆脱想要“活得像个女人”的脚镣。
“社会性别”（Gender）这个词，不是说生物上的雌雄区别，而是指社会、文化层面形成的性别意识，规范我们“女人应该怎样”、“男人应该怎样”。F医生说的“没有实现真正的独立”，就是用社会性别这个标准来衡量，虽然这个概念在日本还没有那么普及。女人们深陷自身内外的矛盾与纠葛，所以思秋期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甚至隐藏得更深了。
电影《婚姻故事》台词
因暴力而动摇的家
父亲有酒精依赖症，有时候甚至有家暴，母亲想离开却没能离开。一边抵抗，一边又通过照顾对方获得依赖，这样的妻子很多，她们想和家暴丈夫分手，却总做不到。用暴力来交流也是人际关系嗜癖的一种表现。
一九九二年，“DV(Domestic Violence，家庭暴力)调查研究会”，有一项针对女性的调查，其结果可以看出不少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的平均年龄是43.5岁，刚好是那一代曾经历思秋期的女性。学历在短期大学以上的有61.8%，职业女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员工)有69.7%，她们中或多或少遭受过家暴的竟然有78%，施暴者有公司白领、医生、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这和收入、学历，以及社会地位并无直接关联。
家暴的具体内容一栏，有人写着“突然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把我的头按到水里，差点让我窒息”、“把我的脸按到热水炉旁边”等等，所用的武器不仅仅是拳头，还会用球拍、木刀、皮带、衣撑子，还有打、踢、扯头发、用烟头烫等各种残忍方式。甚至有一位女性勾选家暴具体形式时，十个里选了八个，还补充了一条：“零下五度的寒冬，让我赤裸裸站在院子里，从头泼了一盆冷水下来，我彻底心寒了”。而因为家暴受伤、骨折的人有66.8%。
日剧《直美与加奈子》台词
一直以来隐藏在“家庭”、“夫妻”黑匣子里的事实，终于通过女性之手大白。这十年来大家呼吁人权救济，也足以说明女性力量的改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数据看出，还有很多女性忍受着家暴，和施暴的丈夫捆绑成“共同依存的关系”，想离开却无法放手，被深深囚禁。难以看懂的夫妻关系，也正说明了性别意识有多么顽固。当然，当下社会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施加残忍的暴力、压制女性的恶态百出，却还对此毫无感觉的男性，依然存在。
远去的女人们
如此看来，当我在想如何写这十多年的总结时，不得不坦白承认，“妻子们的革命”，并没有取得彻底成功。
年轻妈妈们开始追求新的嗜好，热衷于早期英才教育，试图在孩子身上施加附带价值，每天在家研究各类育儿书，甚至被称为“育儿宅”，把抚养孩子当作是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就会深陷焦虑，甚至还对年幼的孩子大打出手——这样的情景令我感慨万千。
经济高度成长时期以来，男人们创造出一套资本竞争原理，即通过能力高下来给人排序，这一优胜劣汰的组织架构已深深根植社会。女性也被这套原理紧紧束缚，努力想把孩子培养成传统男权社会里的优胜者，并为此不懈努力。每当看到这一架构被持续再生产的现状，我都忍不住产生这样的感想。
日剧《东京女子图鉴》台词
然而，很多女性还是在这十年间成长了很多。现代化的社会构造有个大前提，就是性别分工制度，这个构造本身起着维系性别差异的作用。但引人注目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下，所有领域都出现了试图改变这个基本构造的风潮，女人们的质疑不仅跟上了时代步伐，也开始撼动男人们的思维。
那一代曾处于思秋期的女人们，体会了“进入社会的滋味”，也感受到了在人际关系中让自己成长的快乐。越来越多的女性解放自己，通过自身的改变，从男权社会里得到解放，用各种方式燃烧自己的热情。
当然，这条路并不平坦。
有一位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的女性说：“均等法制定的时候，女人们就批评说‘这种法律不是漏洞百出吗?’毕竟经历了经济泡沫之后，行业不景气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当时我公司里的派遣女员工全部被裁了，本科毕业的女性也难自保，最后连‘烤串店的职位都哄抢一通’。听起来是自嘲，但很是心酸呀。”
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台词
岸本教授认为，日本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当下还有财政盈余，但未来几年极有可能发生逆转，不单单是陷入增长停滞，甚至会出现比美国更为严重的情况。
“以前，只要忠诚于日本管理模式的原则，就能获得相应的幸福，但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一套可能行不通了。”听起来有些可怕，到时候女性要如何生存呢?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天真了。
要承受住残酷的生存条件，在不安的世界存活，就要面对比现在更巨大的身心压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女性的过劳死案件，但大家都把这个现象归结于个人的身体和精神问题，并没有当作社会问题来看待，连政府和工会也没有积极面对这个课题。过劳死、神经衰弱、离婚、家庭矛盾，全被看成是自己的责任，甚至连缩短工作时间这一举措都被弱化，只说是为了避免国际经济摩擦。
正如岸本教授预言，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寒冬时代即将到来。尽管“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政党和工会都习惯性对此不关心也毫无感觉，也不可能期待其成为“为吃亏者代言”的政治势力。在理念模糊的背景下，联合政权的执政基础反反复复出现变动，缺少能够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政治力量。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女性要如何改变社会，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课题。
被思秋期困扰的女人们的身影，渐渐从我的视线里走远，最终，消失不见……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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