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隐藏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山林里近半个世纪的杨家医院，引起了新京报、腾讯、网易等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
之所以引起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它的病人大多是耄耋之年的尘肺患者。事实上，这家尘肺医院曾是中国最大的萤石矿企——浙江东风萤石公司的职工医院。医院目前收治的，正是这家公司的最后一批尘肺病人。有病人抱怨它“医院不像医院，农村不像农村”，也有病人调侃它是“中国再找不出第二家”的“特色医院”。
处在社会边缘的杨家医院突然被放到媒体的聚光灯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2019年7月11日，国家卫健委等10部门发布了《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声称要在2020年底实现尘肺病防治目标。根据国家卫健委披露，截止2018年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97.5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87.3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
老牌萤矿的彪炳战绩：防治尘肺病的全国先进单位
萤石是重要的工业生产矿物原料，主要用于提取制备氟元素及其化合物。浙江金华武义的萤矿蜚声全国，其大规模开采始于1921年。抗战时期，日军两犯浙江，大肆盗掠作为稀缺工业原料的萤石。为此，武义军民不屈不挠地斗争，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在这家老牌萤矿的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
解放后，浙江省人民政府恢复开发武义萤矿，随后国营企业浙江东风萤石矿于1966年正式成立。1980年代，企业改名为浙江东风萤石公司，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萤石生产经营企业。巅峰时期的东风萤石公司，无论是出口创汇，还是纳税金额，都在当地首屈一指，和它在1990年代末改制后的萧条大相径庭。
作为工矿企业，东风萤石公司在改善劳动环境和防治尘肺病方面的成绩，更是在全国数一数二。1980年代初，冶金工业部安全环保司点名表扬“延长矽肺病发病工龄和延长患者寿命做得好的单位”，东风萤石公司榜上有名。
那么，当时的东风萤石公司在矿工尘肺预防、控制和消除方面，做了什么呢?
三十年防尘工作：“从不认识到有所认识，再到认真重视”
其实东风萤石公司的尘肺防治工作不是一开始就做得很好。虽然国务院早在1956年就颁发了《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上级也三令五申要搞好防尘工作，但根据公司自己的说法，“我们抓一阵、松一阵, 没有坚持下来”。
1964年之前，矿井没有建立通风系统，只依靠自然通风。因为机械化程度低、体力劳动强度大，而当时的采掘工作都是干式作业，平均粉尘浓度高达316mg/m³。结果就是在井下接尘作业的工人的尘肺患病率高、发病早、进展快、病程短。
根据公司统计，当时患尘肺的平均工龄为4.3年，Ⅰ期尘肺进展到Ⅱ期为3.3年，Ⅱ期进展到Ⅲ期为6.8年。(记住这些数字，因为你会被后来的改善惊掉下巴)到1985年底，公司累计尘肺病859人。这些患者绝大部分(99.5%)是1965年前的接尘人员，已有227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龄约为39岁，是建矿36年来工伤的死亡人数的3.98倍。今天还在杨家医院里疗养的高龄尘肺老人，大多是这一批尘肺患者。
好消息是：幸存的尘肺病患者，几乎是东风萤石公司的最后一批尘肺病患者——因为1965年进矿的接尘人员，到1986年仅有4例尘肺;1967年进矿的140名接尘工人，到80年代末无一例尘肺病。而东风萤石公司1997年最后一次集体体检和胸部X线片诊断结果更显示，209名在1965年到1967年入矿下井、并连续接尘大于等于2年的接尘工人，无1例尘肺发生。
这些数据不仅体现了东风萤石公司防治尘肺的成绩，还充分说明：尘肺是可以预防和消除的。那么东风萤石矿做了什么呢?
尘肺病带来的经济和人力损失是一方面，尘肺病患者和死者及其家庭的惨状更深深刺痛了厂矿上下。于是，东风萤石矿在1963年后逐步推行与落实综合防尘措施，分为两个阶段：
1964到1965年为单项湿式作业阶段，采取了比较简单的防尘措施，即以中心供水凿岩为主的湿式作业，其他条件和以前相同。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已经让平均粉尘浓度降至9.3mg/m³!在学者张琪凤和杨大里追踪的病例中，这一阶段因为粉尘浓度不稳定，所以仍有1例尘肺发生，但其发病工龄已延长至11.9年，尘肺发病率和患病率已降至0.4%。
1966到1996年为综合防尘阶段，采取了湿式作业、喷洒巷壁、水封爆破、机械通风等措施，并进行卫生宣教，加强了个人防护(戴口罩等)。在这一阶段，东风萤石矿的平均粉尘浓度只有1.2 mg/m³。张琪凤和杨大里对全面开展综合防尘后入矿的工人动态观察至1982年，历经16年未发生1例尘肺，尘肺发病率、患病率、病死率等指标均下降为0。根据东风萤石公司自己在1980年代末提供的数据，在综合防尘的初期阶段进矿的接尘人员中, 还发现 4例尘肺患者，但发病平均工龄已延长到18年，厂矿的粉尘危害已经得到控制。
东风萤石公司甚至直接在1980年代末算过一笔账：不搞综合防尘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2646.87万元(主要用于治疗和供养病人及其家庭)，间接经济损失为11801.93万元(指因患尘肺而丧失劳动力，不能为国家创造利税或产值所造成的损失);因采取了综合防尘措施减少尘肺人数的发生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为3021.51万元，间接经济效益为5776.05万元，总计8797.56万元。
公司的结论是：“每减少一个尘肺病人可获得直接经济效益2.18万元。每花1元防尘费可获得21元的经济效益。”
事实上，比起这些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那千百个活生生的工人和他们背后的家庭。今天在简陋的杨家医院静静疗养的那些尘肺老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那个“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尘肺没有过早地夺去他们的生命;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目睹市场经济将辉煌的东风萤石公司职工医院变成破败的杨家医院，然后和这家医院一同无奈地凋零……
最后的尘肺患者，最后的尘肺医院
新京报记者曾经走访杨家医院，记录了一些东风萤石公司尘肺老工人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孙舍荣和王祖贻。
现年86岁的孙舍荣老人于1958年7月1日进入公司。工作了三年零三个月后，他申请回农村种地。1968年，当时在家务农的孙舍荣接到原单位通知，回去检查身体，才知道自己已经患上了尘肺病。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在回家后就干不了重活。他的患病也是厂矿在1964年前没采取防尘措施的写照。
但是，在查出尘肺病后，孙舍荣每个月都能领到和当时矿工差不多水平的工资。根据政策，当时国家和企业全包尘肺病患者和死者的费用，包括工资、医疗费、护理费、抚恤费、丧葬费等。孙舍荣能在患尘肺病的情况下保养得当，活到八十多岁，也是这一政策的写照。
现年84岁的王祖贻老人也是在1968年得知自己患上尘肺。他曾在东风萤石矿工作过三四年，后来又去云南当了五六年铁道兵。1968年，他退伍转业又回到东风萤石矿，在职工医院做体检，显示他已经有了尘肺病早期症状，诊断为“0到1期矽肺”。后来一年一度的体检显示，他的尘肺病已经逐渐发展到Ⅰ期、Ⅱ期，所以他在1974年离开公司、回到家乡。王祖贻从公司离开后，工资按90%发放，拿到手的55元跟镇长工资都差不多，“我走在镇上，别人见了我就说‘工资大王来了，工资大王来了’。”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风萤石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萤石生产经营企业，职工医院也发展到了顶峰：150多张床位，120多名工作人员，水厂、学校、电影院、商贸中心等完善的配套设施，还有直接从日本购入的最新X光机——那时连武义县人民医院都没有这样好的设备。医院不仅能给公司职工、家属和周边农村村民看病，还能做一些简单的手术，像阑尾炎、疝气、气胸，甚至还有“洗肺”。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2000年，东风萤石公司以资源枯竭的名义宣告破产。职工医院也因此改为私营，从公司拨款变成了自负盈亏，几乎所有收入都来源于医保支付。公司破产前，尘肺病人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公司的劳保承担，看其他病也不用花钱。医院改制后，病人肺部相关疾病的治疗还可以全部报销，但别的疾病就是按照政策缴付相应的比例。稍大一点的病，只能转院到武义县城或者金华市区去治疗。家属6元钱一夜的陪护费和部分电费也是自己承担。
而杨家医院的设施，也一直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建筑破败，犹如深山中的废弃厂房;那台日本进口的X光机已经40岁了，“缝缝补补”后还在用;家属在低矮的伙房烧柴，用土灶做饭;病房里没有厕所、没有空调甚至电扇，澡堂因为锅炉成本太高而关闭;因为山势高，水压小，所以经常停水……今天的杨家医院，只剩六七名医生，五名护士，30多名病患。这些病患绝大部分已经超过80岁。病患的减少也意味着医院的收入不足，更新基础设施和升级医疗设备更无从谈起。最终，杨家医院也很可能和这些尘肺老人一样，渐渐凋零。
结语：重建大厦
社会主义大厦的崩塌影响到的不仅是老一代的国企尘肺病工人的待遇和治疗条件。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年底，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于华老师和她的同事们共同出版了《尘肺农民工口述记录》。他们的调查研究发现，到2018年底，全国报告约87万余例尘肺病。他们没有他们的国企工人前辈那样的幸运，在开山凿动爬高入地马不停蹄地建造出一段又一段高铁，一次又一次地刷新所谓“中国速度”和世界高楼的记录的的同时，一直被忽略的是他们的劳动过程中的保护。由此，正如郭于华在书中总结的那样，很多尘肺工友在贫病、求助和维权的的困局中难以自拔，无论他们如何地奋力挣扎。而东风萤石公司和杨家医院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即使在物质和技术条件没有当下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些牺牲并不是必要的，这一切并不必然如此。
跳出尘肺病的个案，东风萤石公司和杨家医院还给作为劳动者的我们反思自己在劳动过程中受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对待提供一些启示。最近获得媒体关注颇多的拼多多女员工猝死、员工跳楼事件，以及外卖骑手猝死和自焚和讨薪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脑力无产者和体力无产者两者的界限已经变得不那么明确，而无一不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我国采取的进一步地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式应对方案的社会后果。虽然国家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有一些立法上的动作(如08年劳动法的颁布及其后的执行)，但是它对资本的容忍、依赖和扶持 – 如果不是纵容和合谋 – 让这些努力变得无力。不过，如果在1950-1960年代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下，劳动者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获得劳动的尊严和体面，我们当然也可以。
当然， 这并不是说要回到之前一模一样的政治经济和生产的组织制度，东风萤石公司、杨家医院和住在其中的老国企工人的待遇的前后变化和生命历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灵感和一个反思的契机和出发点，让我们对制度和社会变迁有更深的体悟。而具体如何做，还需要我们联合和组织起来，积极地进行探索。改革开放40年，主流媒体都在津津乐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多大的进步，而劳动者的权益状况却如坠深渊。我们衷心希望，中国尘肺工友、工人、劳动者和劳动权益保障在未来也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而不是连40年前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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