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贷无处不在，借钱越来越容易。负债群体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
汇丰银行曾发布一份调查报告，中国90后的负债总额接近22万亿元，人均负债12.79万元。人们惊讶于这个数字的庞大，而那些困在债务之中的人更是第一次发现，还有更多的人比自己下水还深。
这个话题很快上了热搜，也很快被其他话题淹没，但我仍想知道这些负债的是什么人?他们又为什么会逾期?
提交过征信记录和体检报告后，我顺利入职北京一家催收公司，正式成为一名催收员。
在我接手的案子中，年轻人占了一半的比例。他们是创业者、赌徒、刚毕业的上班族，他们在公司系统中被统称为“债”。
一旦成为“债”，很少有人能够逃脱追踪。即使换号，催收公司仍然有很多办法找到你。通过物业公司、通讯公司、社区居委会等一切你留下踪迹的地方，在你的每一个社会网络节点里，公司总能找到你。
大多数逾期的人，债务都不止一笔。有时他们为了摆脱一个系统中的“债”，而成为另一个系统中的“债”，直到全线崩溃。
文 | 王飞翔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ID：wowjiemian)，原文首发于2021年1月23日，原标题为《我“卧底”了一家催收公司，和那些欠债的年轻人聊了聊》，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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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隐秘又无孔不入的工种，职业催收常与“暴力”、“逼迫”等标签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
我所入职的这家“信用管理公司”从事催收已有10年之久。公司承接的业务基本涵盖了所有信贷渠道：信用卡贷款、车贷以及其他小额贷。
公司一位主管告诉我，自从2019年央视315晚会曝光催收乱象之后，整个行业都受到压力，公司也禁止拨打债务人的通讯录。直到今年风头逐渐过去，这一限制才悄悄解除。
对大多数人来说，催收不必走到暴力那一步。“当他身边的每一个都知道他欠钱不还的时候，这个人基本上就完了。”主管说。
这一点从公司部门结构上也不难发现：线上催收员占整个员工比例的9成，剩下的一个部门是实地调查部，即线下催收。
工作时，私人手机是严令禁止使用的。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带锁的箱子，专门保管员工手机。
经过5天的职业培训，交过手机之后，我被分到了某银行催收部，面对的客户主要是某贷逾期的债务人。
正式上岗第一天，主管从系统中抽出141个逾期在3000元以下的案件给我。这些客户预留的电话基本都打不通，而因为“额度过小”抽成有限，其他信控员也不愿浪费时间。
当然，主管也没有指望我能把这些“烂尾债务”追回来：“先打打电话熟悉一下流程。”
我发现，这份名单上年龄最小的是23岁，最大的是45岁。其中，90后占据了一半以上。因此，这些年轻人也成为我观察的重点。
电话打到第21个时，我问了一个信控员都会问到的问题，这些人如果实在不还怎么办?带我的师傅，也是我们组为数不多的一位“资深信控员”，给了我一个避重就轻的答案，只要能联系上，就不怕他不还。
前不久，带我的师傅就碰到了一个久讨不还的案子。那是一位来自陕西某贫困县的债务人，最后实地调查员在当地一家医院找到了他，当时他刚做完心脏手术。
调查惊动了他的父母。他们恳求宽限一个月，最后压缩成三天。三天后，父母借齐了45000元，帮他解决了这笔债务。
事后，这位32岁的债务人向公司投诉在其生病期间追讨，但不了了之。“追讨投诉和债清投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追讨中，任何一起投诉都很严重，但债务结清后，随便他怎么投诉，因为公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师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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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办公室面积并不大，一扇常关的玻璃门将这里分割成两个世界。门外是行政区，环境安静，气氛轻松;门内是另一个世界，充斥着怀疑、质问和威胁。
我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时，一个催收员正在和债务人通话。催收员的情绪表现在音量上：“(高声)你现在能处理吗?(怀疑)你现在能处理?(提高音量)我是问你现在能处理吗?”
“催收不是客服。”第一天培训时，老师就提醒我们：“你们就是金融界的司法警察”。
尽管语言攻击是被禁止的，但你不要期待接到催收电话时对方会讲礼貌。当然，你可以选择挂掉电话，后果是更多的电话。
公司规定，每一笔债务，催收员每天最多可以打5次电话，超过次数，将面临辞退、扣除全月绩效等惩罚。而在实际操作时，主管告诉我电话最多不能超过8次。“规定不是万能的。”他说。
在第2次派给我案件中，单笔的数额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最大的一笔是24万，逾期2年半。前面3位同事的催收调查显示，“债”(公司对债务人的统称)在河南有3家公司，分别是一个印刷厂，一个混凝土厂和一家水果店。
这位“债”自称因为疫情，“前两个厂都黄了，欠了很多钱。”只有一家水果店还在维持，一时还不上。
还有一条被标注为“敏感”(一般只有投诉过或身份比较特殊的案子才会标注为“敏感”)的信息显示，曾经有一位催收员把电话打给了他12岁的女儿，结果遭到“债”的投诉。
“除了正常投诉，一天打来40多个电话，打完就挂。”一位接手过这起案件的催收员告诉我，“这就是他这个案子‘情催’的敏感点，也是我们的施压点。”
情催又叫情感催收，是利用债务人对家人的顾忌来催收；另一种是法催，适合那种文化不高，或者法律知识匮乏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上报征信”“出行受限”“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等。
“有时候你可以说得严重一点，反正干我们这行就是连吓带骗，要不然不可能要到钱。”这位同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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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规定每天每位催收员至少要拨出40个电话。这些电话大多数不是拒接就是停机。
旁边一位入职一年多的同事告诉我，每批案子的电话接通率不到5%。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我的案件库中，“暂时失联”和“完全失联”是两种最常见的标签。因此大部分时候，催收员的功夫都花在了如何找到债务人上。
我打通的第一个电话，是河北一位29岁的装修工，而真正的债务人是他的妻子。
“她正在一家幼儿园做助教，工作很忙，接不了电话。”这位装修工解释说。这是一笔3万元的案子，至少有三位以上的催收员接手过，但都没有完成还款。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过了一年半，他们夫妻仍还不上这3万元。他客气的语调中甚至有一点恭敬的意味。
3年前，他和妻子承包了当地县城的一个快递站点，一开始每个月能赚一万多块钱。但不到半年，县城陆续出现了好几家快递点，竞争太激烈，每年的承包费也在上涨，他们很快入不敷出。
“后来员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了，才借了3万元发工资，但快递点后来还是倒闭了，最后赔了七八万。”他说。
今年又赶上疫情，上半年妻子一直没有工作，直到最近才找到一份幼儿园助教的工作，每个月2500元。“我们不是不想还钱，但是现在确实困难，要不然也不会欠这么久。”我听到，电话那头，他又点上一支烟，嘬了一大口。
“父母有没有可能帮您把这笔钱还了，毕竟现在每个月都有罚息…”还没等我说完，他话风一变，每个字都加重了语气，“请你们不要再给我爸妈和我岳父岳母打电话了，他们都年纪大了，又没有退休金，拿不出钱。”
我这个新手顿时很尴尬，我试图反驳，但他显然觉得我在撒谎。催收记录显示，公司一共给他和妻子打过54通电话。
最后，他告诉我别人还欠他一笔装修费用，大概2万元左右，年底应该能要下来，到时候会先把钱还上。
挂完电话，我立刻走到主管的工位上，询问为什么会给他的父母打电话。因为按照规定，在债务人可以联系到的情况下，是不能向任何第三方追讨的。
主管显然更相信他的说法，“可能是其他公司的人打的，债权人有时会把案子同时委托给很多家催收公司。”
对这起债务，我在催收记录中写道，“债的爱人还款态度积极，承诺年底先还一部分，希望不再打扰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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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是很多年轻人逾期的原因，但赌博也是重灾区。我接手的另一个案子就是如此。
网贷放大人性中不可捉摸的一面。被公众打上“吸血”标签的网贷机构和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催收公司固然需要约束，但在网贷中，人心的黑暗一面同样值得审视。
接电话时，28岁的债务人正在浙江一家模具厂做保安。他逾期的金额看起来不值一提，只有2600多元，但已经逾期一年多。
在他的描述中，一年前，哥哥因为赌博欠下80万，直到七八个催收人员堵到家里。他们报警后，前来调查的警察告诉他这是经济纠纷，对方没有使用暴力，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当着他们的面，我把手机上能借的全都借了一遍，最后还了7万，他们才走。”他说。
后来，催收员又上门，这次换了一拨人，但方法还是一样。这位债务人一共帮哥哥还掉10万元。家里已经待不下去，他和父母一起来到浙江打工，哥哥则至今在外躲债，下落不明。
“只差200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足够还了，如果再不还可能要上征信。到时候你回家都买不了火车票。”我劝他说。
“我的征信早烂了，上个月刚把信用卡的5000还了，还有好几万等着还。”他说。
接下来的聊天中，他大部分时间在吐槽小额贷。他一共借了3万，结果要还4万，而且越还本息越多，“早知道不还了”。
系统显示，他尚有5笔外债未结清。主管对于此类债务早已司空见惯，“这种人已经活不起了。”
赌徒们一般又把催收员称为 “狗催”。在询问一个债务人这个称呼来源时，他给了我8个字：死缠烂打，没有底线。
2020年12月8日，这位网贷全面逾期债务人却转而做起了“狗催”。用他的话说，“趁征信报告还没显示，提前打入狗催内部”，也因此“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
高中没毕业，他就去了广东打工，接触到“时时彩”。刚开始一把赢一两万，“比我两个月的工资还多”，后来一败再败，直到输掉了家里给他准备买车的钱后，他才发现自己前后一共输了60多万。
在得到这份工作前，他身上只有300元，跑外卖的电瓶车也被偷了，手机里每天收到十几条各种扣款失败和提醒还款的贷款短信。
他2020年10月份整理的一份债务清单显示，未还网贷一共3万元。母亲和朋友借给他7万元，再加上亲戚借款，总体债务达到70万。“人生彻底失败了”。
培训第一天，他一边学习着催收话术套路，一边被催收怼着，“太讽刺了”。他发来一张通话记录截图，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他一共拒接了6个催收电话。
新工作带来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11月份，某公寓资金链断裂导致大面积违约，甚至发生租户自杀的极端案例，引发政府高度关注。2020年12月15日，公司系统提醒，凡涉及某公寓的债务人，一律停止催收。
他活学活用，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被坑了的租户。由此暂时躲过几起催收风波。
这位“技术型债债务人”还告诉我，他也曾经通过使用侮辱性词汇故意激怒催收员，事后再投诉至网贷平台，因此获得过半年多的“催收豁免权”。
新的工作只是他想要翻本的筹码。在经历过一次次“洗白”(输完本金)之后，他仍然相信，打工还不够还利息，要上岸还得继续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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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里的大多数人债务不止一起，在这些案子的描述中记录会特别注明“共债”(指其他债务)数量。有时他们为了摆脱一个系统中的“债”，而成为另一个系统中的“债”，直到全面逾期。
一位95年的酒店前台是我接手的案子中唯一的女债务人。系统显示，她的共债规模是5个，信用卡3个，网贷2个，负债近10万。在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之后，终于从居委会那里辗转联系到她。
一般而言，公司不允许直接向第三方透露债务人的情况，但带有暗示性的词汇是被鼓励使用的，当你提到“有一笔银行业务没有处理”时，通常情况下，对方很快就明白。这既是向“债”施压的一种方式，也是联系到他(她)的有效办法。
电话中，她对自己负债的原因语焉不详，汇总完其他同事关于她的信息后，我大致拼凑出这个年轻女孩是如何掉入债务陷阱的。
2018年大学毕业后，她做了地产销售，但一直没有“成单”。每个月2000多元的底薪已经难以维持生活。于是她有了第一次借款、第二次借款……数额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中间有段时间，作为长女，她不仅负担弟弟的学费，还帮家人还了一笔2万元的借款。“我在平台借的钱越多，贷款额度就越高。”在某贷平台，她目前的额度是4万5，已经全用了。
从去年开始，她换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除去开支所剩无几。其中一个意外的信息是，她从来不知道罚息的比例会超过利率的50%。她也从来没有计算过。
与其他同事相比，我接手的这些案子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但他们才是困在信贷网络里的年轻消费群体中最常见的人。他们是银行报告上的一个数据，也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
我很难不去同情那些努力工作依然负债累累的人，但问题和答案同样明显：谁来为他们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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