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北京市月嫂为研究对象，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月嫂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及其主体应对。研究发现，在疫情与非正规就业的交叉影响下，月嫂的生计处于超不稳定状态，突出表现在流动、居住、工作三个层面。对此，月嫂通过“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两类策略予以应对。“协同稳定化”包括服从中介公司安排，做一个“听话的月嫂”，与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客户协商，消除工作空档期，实现下户上户无缝衔接。“自我稳定化”体现为月嫂避免疫情感染风险的跨省流动以及暂时退出工作。研究表明，这两类应对策略不仅不能真正化解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还会给月嫂带来新的不稳定性，导致月嫂对中介公司的依赖性增强、自主性下降。作为一项特定时空下的经验研究，本文丰富了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理论阐释，并且呈现出女性劳动者的经验及其能动性。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范围内的非正规就业带来了严重冲击。例如，疫情封锁措施使印度的非正规就业工人被困在路上，陷入失业以及食宿没有保障的境地[1]。一项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4月，印度失业人口高达1.22亿，其中以日薪工人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者占75%[2]。哥斯达黎加在2020年第二季度流失就业岗位46.3万个，其中74.7%是非正规就业岗位[3]。对泰国384名非正规行业就业的工人调查显示，疫情导致他们的月收入大幅减少，他们需要通过动用积蓄、增加借债来维持生活；另外，由于缺乏失业保险，政府的封锁政策对他们生计方面的冲击更为明显[4]。
作为非正规就业的一种重要类型，家政工受到疫情的冲击极为严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数据，受封锁政策影响，全世界近3/4的家政工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受影响的总人数超过5500万，其中3700万是女性家政工；就地域来看，南亚和环太平洋地区家政女工遭受风险的比例最高[5]。2020年4-5月对秘鲁314名家政女工的调查显示，她们当中86.3%没有工作，81.8%没有任何形式的工资收入[6]。对100名印度克塔克城家政女工的调查显示，由于担心受到感染，大部分家政女工停止了工作；另外，雇主普遍拖欠工资，导致她们的家庭生计艰难，甚至食不果腹[7]。
疫情对家政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雇主出于对疫情的担心，解雇家政工。由于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以及不在劳动法保护范围内，雇主解雇家政工的限制极少，成本极低；另一方面，在照料劳动过程中，家政工容易感染疫病[8]。鉴于家政工的生计艰难，联合国呼吁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保护家政工的权利，认为在缺乏社会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家政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极为脆弱[9]。
上述种种事实提醒我们，疫情期间，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需要被特别关注。作为分析非正规就业的一个重要概念，不稳定性(precarity)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缺乏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支持，非正规就业者陷入不稳定状态[10]。如果说不稳定性是非正规就业的重要特点，那么，当疫情席卷而来，这种不稳定性如何呈现？疫情时期的不稳定性与非疫情时期的不稳定性有何不同？劳动者应对不稳定性的能动性如何体现？对此类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疫情对非正规就业者造成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拓展我们对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理论阐释。
有鉴于此，本文以家政服务业中的月嫂群体为研究对象，追问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在疫情期间的呈现及其后果，勾勒月嫂应对不稳定性的方式，凸显疫情期间非正规就业的女性经验。
二、文献综述
(一)非正规就业
国际劳工组织用非正规就业指称从事临时性、辅助性、不享受常规福利的从业人员[11]。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内因主要是劳动者没有能力进入现代经济部门(贫困就业理论)，外因主要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二元经济理论)[12]。新马克思主义认为非正规部门从属于正规部门，并受到后者剥削，提出非正规就业是新时代资本主义经济重构劳资关系、转变剥削方式、削弱工会力量的一种机制。新自由主义则认为非正规经济比正规经济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是人们应对官僚体制和高制度成本的理性选择[13]。
从全球范围来看，非正规就业增长普遍较快，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14]。作为灵活就业的一种重要方式，非正规就业被视为破解就业难题的主要方法[15]，甚至被认为是一条就业绿色通道[16]。但是，非正规就业者面临劳动合同签约率低[17]、缺乏社会保护[18]、身体健康状况受损[19]等诸多问题，具有明显的“易受伤害性”[20]，距离体面劳动(decent work)相去甚远[21]。究其原因，非正规就业的劳动关系不规范，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掺杂在一起，导致适用于正规就业以及标准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难以适用于非正规就业人员。另外，灵活就业“去组织化”特点瓦解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22][23]。
就非正规就业的本质而言，它意味着劳动被重新组织——从福特装配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转变成小规模、网络化的灵活劳动，劳动者的生计维系变得不确定[24][25]。在此背景下，“不稳定性”一词敏感地捕捉到了后福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非正规就业者劳动条件的脆弱性及其焦虑、绝望、没有归属的心理感受[26]。
此外，非正规就业的快速增长与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后者强调劳动力市场应该具有重组的弹性(flexibility)，企业无需担责就可以随时对员工数量、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进行调整，以提高效率和竞争能力，结果是劳动者承担了市场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25]。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劳动制度改革和国家福利削减的一种回应，“不稳定性”概念在欧洲广泛流传[27]，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了“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概念，描述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劳工，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缺乏基于工作之上的职业认同和集体意识[28]。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劳工不稳定性存在一定差异。对发达国家来说，战后福特制占据主导地位，工薪阶层曾经有过长期稳定的工作，但进入后工业社会，福特制解体，工薪阶层陷入工作不稳定状态，面临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危机，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作不稳定一直是底层劳动者的常态[26][27][29]。
在讨论非正规就业时，性别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且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个现象是女性非正规就业趋势非常明显，表现为女性就业非正规化或者非正规就业女性化[30]；另一个现象是非正规就业的性别差异，即非正规就业的金字塔顶层多是男性，女性主要处于底层。非正规就业女性的职业层次、劳动报酬、社会保障不仅低于正规就业女性,而且明显低于非正规就业男性[31]。
至于女性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关系，职业性别隔离理论认为，女性受到正规部门歧视和排斥，被迫在非正规部门寻找工作机会[32]。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造成女性非正规就业的根源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合谋，使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地位[33]。女性非正规就业不仅是劳动力市场对女性歧视的一种反映，而且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导致女性难以向上流动[20][34]。就不稳定性而言，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在女性劳动者身上有着更为鲜明的体现。盖伊·斯坦丁指出，女性受生育、就业歧视等因素影响，工作容易陷入不稳定状态[28]。
也有研究指出了非正规就业对于女性的积极意义。例如，有论者认为，不同于男性主导的传统劳动力市场给女性造成紧张，非正规就业有助于女性减缓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35](PP146-187)。有研究者指出，在讨论非正规就业对女性的影响时，有必要注意非正规就业的多样性，如女性茶艺表演者可以运用就业过程中的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积累人力资本，提高经济地位，并最终有可能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或者进行创业[36]。
(二)不稳定性
不稳定性的英文“precarity”来源于拉丁语“precarius”，意指通过祈祷或者祈求获得的东西，后来指代不确定(uncertain)、不安全(insecure)和不稳固(unstable)的处境。狭义上的不稳定性是指劳动不稳定性(labor precairty)——暂时性的雇佣关系、没有标准的劳动合同、缺乏社会福利保障、脆弱的集体认同。广义上的不稳定性则指生活不稳定性(life precarity)——糟糕的生活条件、不固定的社会参与、持续性流动，以及身处不稳定环境而无法为未来做计划安排[37]。
对于不稳定性的产生原因，除了前文提及的后福特制下资本主义劳动制度变革之外，研究者在全球化语境下较多地提及了“迁移不稳定性”(migrant precarity)[38]，并将视角聚焦于国际劳工、难民、留学生等流动性群体。“迁移不稳定性”与迁入国的签证政策、就业政策、公民权等紧密相关，具有政策驱动性(policy-driven)[39][40][41]。
有研究者用“条件性”(conditionality)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迁移性家政工的不稳定性，认为这些家政工经历的不稳定性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条件相关联，如劳务中介的行为、家政工自身的资源等。就劳务中介来说，他们通过“修补”通道、拆除通道或打开新通道等手段动态地生产或减缓家政工的不稳定性，就像玩“滑道梯子棋”(chutes and ladders)(1)。一样，只不过影响家政工不稳定性的滑道和梯子不是静止的、固有的，而是受到劳务中介经纪人的操控[42]。虽然劳务中介为那些想在他国找工作的劳工提供了跨境流动帮助，但从长远来看，这些中介公司再生产和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结构，使这些国际劳工成为迁入国劳动力市场的外围工人[43]。
“不稳定性链”(precaity chains)是从全球劳动力市场角度讨论国际劳工不稳定性的另一个概念。基于对阿联酋的“菲佣”和印度尼西亚家政工的研究，“不稳定性链”认为家政工的不稳定性在迁移的不同阶段有不同形式的表现。例如，在迁移之前，她们的不稳定性受到借贷情况影响，并且依赖劳务中介机构确定雇主和迁入国；在迁入国的劳动不稳定性与她们的短期合同以及非常有限的劳动权利有关；未来的不稳定性与其低收入以及储蓄情况直接相关。“不稳定性链”凸显了家政工的工作和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低工资、欠债)跨越了她们的母国和迁入国，波及她们的家庭成员[44]。另一项研究指出，在限制性的签证政策下，国际劳工需要通过借债来实现迁移目标，形成“迁移性债务”，但他们在迁入国的劳动具有不稳定性特征，导致欠债难以偿还，债务越来越多，为了还债，他们不得不继续从事不稳定性劳动[45]。
值得注意的是，诸多研究描述了不稳定性的复杂性。例如，不稳定性无处不在，会在法律、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弥散，呈现出“多重不稳定性”(multiple precarity)[40]。不稳定性从劳动领域渗透到一般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且多维度的不安全、不确定会重叠(overlap)在一起，使不稳定性恶化，形成“复合不稳定性”(compounded precarity)[39]。另外，除了直接感知和表达的不稳定性之外，不稳定性还可能处于潜在状态。例如，一项对在波兰工作的乌克兰籍劳工的研究显示，虽然他们暴露在各种形式的不稳定性中，但在访谈中他们不会详尽、开放地分享有关工作和生活的负面信息，而是回避困难话题和负面工作经验，呈现出“潜在的不稳定性”(the latent precarity)。造成这一状况的可能原因是国家间劳动力市场(技术、组织、薪资)的差异所带来的冲击使乌克兰籍劳工来不及从负面角度感受自己的新工作和生活环境[46]。有研究提出“浮现的不稳定性”(emerging precarity)来讨论不稳定性的时间性(temporal)。例如，留学生的不稳定性在将要毕业时才浮现出来，因为这一阶段他们开始丧失学校资源，留学签证即将到期，并且面临获取学位之后能否在留学国就业等问题[47]。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娜·路易斯(Hannah Lewis)等学者使用“超不稳定性”(hyper precarity)来描述国际劳工遭受的极端不稳定性状态。该概念认为，在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相互作用之下，移民身份、低下的社会—法律地位以及沉重的生计压力使国际劳工在寻找工作时不得不进入全球北方(the Global North)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进而陷入严重的被剥削状态，其生存处境变得极为糟糕，工作不稳定性会进一步加重、恶化[48]。
那么，如何应对不稳定性呢？有研究发现，劳工通过保持沉默、与雇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撕掉身上的负面标签等策略来应对不稳定性[39]。对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难民的研究指出，虽然难民的劳动权益有限、经济条件糟糕，但是他们依然努力追求丰富的城市生活。难民通过参加足球比赛、姐妹厨房等社区活动，成为有技能的团队成员、积极的学习者、社区工或志愿者，得以暂时摆脱有关难民的种种标签，使生活获得短暂自由[49]。对都柏林国际留学生的研究显示，留学生对未来的希望减缓了他们的不稳定感[50]。另外，留学生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内化留学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成为“本地人”(locals)，并且会在工作中表现得与本地同事一样出色，争取扎根下来以应对不稳定性[47]。一些国际移民通过与本地居民通婚来降低迁移后的不稳定性[4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规化(formalization)是应对不稳定性的常见手段，但现有研究指出了正规化的风险。有研究者分析了乌拉圭拾荒者的正规化过程，提醒正规化作为不稳定性的应对方式会带来一些新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正规化降低了拾荒者的某些风险和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拾荒者在正规化过程中感知到了一些新风险，如精细的垃圾分类使他们不得不暴露在一些危险的污染物面前，他们如果不能遵守正式工作的时间要求就可能会被解雇，以及自主空间被剥夺，等等[51]。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家凯瑟琳·米拉尔(Kathleen Millar)在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了非正规就业者存在“自我去稳定化”现象——虽然里约热内卢的拾荒者期待正式稳定的工作，以获得稳定的收入以及提高其社会身份地位，但是固定的工作与他们脆弱的生活境况(例如糟糕的身体健康状况、临时性住房等)相冲突，这导致拾荒者在获得其他工作机会之后往往会重操旧业，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紧急状况(everyday emergencies)。与以往研究认为劳动者的工作不稳定导致生活不稳定不同，米拉尔认为拾荒者的不稳定生活破坏了她们的工作稳定性[26]。
(三)家政服务行业生态
家政服务业是非正规经济的一种重要类型，且从业人员多为女性。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主要来源于城市下岗女工和农村女性[52]。一项基于北京、广州、武汉、西安四地的调研数据显示，96%的家政工是女性，其中八成为农村女性，且大部分已婚、已育[53]。另一项对北京和济南家政工的调查数据显示，家政工的受教育程度总体较低，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在工种方面，母婴护理照料在家政服务工作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家政工的流动性存在地区差异，北京家政工几乎全部是外来流动人口，济南家政工则以本地居民为主[54]。根据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达2602万(2)。《家政服务行业报告》则显示，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达3000万，预计2022年从业人员将达4000万。另外，88.6%的家政服务从业人员是城乡流动人员(3)。
家政服务行业之所以吸引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底层女性进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政服务业入行门槛低且收入相对较高[53]。就收入来说，对北京和济南家政工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家政工的年均收入略高于当地城镇私营服务类人员的平均工资，而济南家政工的年均收入低于当地私营服务类人员的年均工资；济南家政工的工作收入在家庭年总收入中的平均占比为45.9%，北京家政工的工作收入在家庭年总收入中的平均占比则达60.0%[54]。
具体到月嫂群体的收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月嫂比其他家政工的收入要高[54]。一项对北京地区月嫂的调查则指出，受工作空窗期以及回老家等因素影响，大多数月嫂的工作量并不饱满，所以月嫂的收入并没有社会想象得那样高，实际上，53%的月嫂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48.5%的月嫂没有积蓄；另外，由于扮演家庭经济顶梁柱的角色，要支撑孩子教育、买房盖房和家人日常开支，月嫂在自己的消费支出上非常节约[55]。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规模庞大且增速较快，但家政工的工作环境、工作稳定性、工作安全、社会保障等方面困境重重，例如，家政工往往面临工作时间过长、被拖欠工资、遭受雇主虐待、患病率高、缺少社会保险等困境[54][55][56]。导致家政工生存困境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目前绝大多数家政公司采用中介制而非员工制，家政工的权益不受劳动法保护[57][58]。作为非正规就业者，家政工游离在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一旦遭受工伤或失业，则生计堪忧[53]。另外，在中介制下，家政公司作为客户“代理人”对家政工进行赞助式控制，家政服务业逐步形成了以客户利益为先的价值倾向，家政工的权益易被忽视[59]。除了正式制度保障缺失之外，家政工的生计面临性别、阶层、地域等多重社会不平等的交叉(intersectionality)，存在多重劣势累积[60]。
简言之，家政服务工作对于社会底层女性来说是一种改善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吸引力的生计方式，但在家政行业的中介制以及多重社会不平等的交叉影响下，作为非正规就业者的家政女工的工作又是不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家政服务工作的不稳定性在疫情期间尤为凸显。例如，受群防群控措施影响，春节返乡的家政工难以离乡，即使返城，往往也要面临14天隔离，导致就业成本无形中增加[61]。另外，疫情暴发之后，为防控疫情，有些地区提倡“适当减少家政消费”，不少小区不允许家政工进入[62]。一项对111家家政企业的调查显示，受疫情冲击，85.59%的家政公司2020年业务量不到2019年同期的一半[63]，这意味着家政工的工作机会减少、收入下降。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研究从不稳定性理论脉络出发，以中国家政服务业中的月嫂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在疫情期间的体现以及劳动者的主体应对，尤其关注女性的能动性。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诸多研究以及新闻报道注意到疫情对非正规就业的冲击，例如失业、收入下降、负债等，但是缺乏对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系统检视和理论反思。至于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已有讨论主要在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以及国际劳工迁移两大框架下展开，与之相比，疫情是一个新的且极为不同的框架。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对疫情之下中国月嫂生计不稳定性的讨论，尝试拓展不稳定性的现有理论视野。
三、研究方法
2020年2月伊始，笔者注意到疫情对家政服务行业的影响。起初，笔者通过对北京市2家月嫂公司和2家综合类家政服务公司的经理、派单老师进行非正式访谈，了解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4家公司都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其中一家月嫂公司负责人有医院工作经历，对传染病预防管控非常重视并且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疫情暴发初期，该公司制定了细致的应对方案，对春节留京月嫂进行全封闭管理，维系与医院产科的合作关系，但春节回家的月嫂无法回到公司，公司负责人也不敢让她们回来，从而导致公司运营艰难。另一家月嫂公司客户端的临产订单98%被退单，剩下2%的订单客户愿意雇用春节在京月嫂，但由于公司大多数月嫂春节离京回家过年，换人也很困难，所以公司业务几乎处于停滞状态。2家综合类家政服务公司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2020年4月下旬，笔者集中开展疫情对月嫂流动性生计影响调查。彼时，中国疫情已得到较好控制，各行业逐渐复工复产，但4家公司的业务量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一半。通过4家公司经理、派单老师介绍月嫂以及月嫂推荐月嫂的方式，笔者对32位月嫂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其中的12人多次进行访谈。被访月嫂出生年份多在1970年前后，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从业年限最长的为16年，最短的为1年。访谈从4月下旬持续到7月上旬。访谈内容涉及月嫂个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做月嫂前的工作经历、进入月嫂行业的原因和过程、月嫂工作经历、疫情暴发前的工作情况、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应对疫情冲击的方式等。访谈通过微信语音通话或电话进行。大部分访谈是在月嫂等单或下户的空闲时间进行的，个别被访月嫂在上户劳动间隙接受了访谈。除了一位被访者拒绝访谈过程录音之外，笔者在被访者知情同意情况下对所有的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
四、疫情期间月嫂生计的“超不稳定性”
疫情之下，月嫂的非正规就业极不稳定，未来能否流动、客户是否退单与疫情形势、疫情防控政策紧密相关，取决于明天的“另行通知”(until further notice)[64](P247)。基于访谈资料，本文尝试使用“超不稳定性”概念来描述疫情期间月嫂的生计状况。从概念缘起来看，汉娜·路易斯等学者用“超不稳定性”概念描述国际劳工生计状态的极度不确定、不安全状态，以区别一般意义上的不稳定性。他们的“超不稳定性”概念基于新自由主义劳动力市场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提出，强调“迁移—雇佣联合结构”(the immigration-employment nexus structure)导致了国际劳工被迫在发达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工作，并陷入严重的被剥削状态[48]。本文使用的“超不稳定性”概念则凸显疫情风险因素，强调疫情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交叉性，认为疫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对疫情的恐惧以及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使月嫂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被放大，导致其生计陷入极度不稳定状态。
接下来，笔者将在本部分从流动、居住、工作三个维度来描述疫情之下月嫂生计的“超不稳定性”，在第五部分讨论月嫂生计“超不稳定性”的主体应对策略，在第六部分重点讨论“超不稳定性”主体应对策略的后果——产生新的不稳定性以及月嫂对中介机构依赖增强、自主性下降。
(一)流动的“超不稳定性”
月嫂这样的家政工作属于流动性生计中的一种，即“为了工作而流动”(mobility for work)[65]。月嫂上下户都需要流动，流动是月嫂照料劳动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疫情暴发之前，流动并不构成月嫂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重要方面；疫情暴发之后，流动被视为疫情传播的风险因素，对流动的管控成为疫情防控的一项重点工作，而管控流动最常采用的办法就是空间阻隔[66][67]，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劳动力迁移的“流动性危机”(crisis of mobility)。访谈资料显示，疫情暴发之后，月嫂的流动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一是跨省流动受限且充满不确定性。疫情暴发前，由于临近春节，相当一部分月嫂返回老家。但是疫情暴发之后，由于封城、交通停运、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离京月嫂的返京变得极为艰难，返京时间变得非常不确定，导致她们不得不退掉工作订单。例如，月嫂桂雪(4)春节回了承德，本来计划待几天就回北京，但因为疫情不能回京，她不得不退掉两个订单。月嫂董阿姨也是春节回了老家，之后老家被封，她一时半会儿无法回京，不得不退掉2月和3月的订单。月嫂龙阿姨过年回了四川老家，她本来3月15日有一个订单，4月18日还有一个订单，但直到3月初，龙阿姨还无法返京，不得不把订单转给了在北京的姐妹。“那段时间北京一直很严，到北京的动车也没有。本来想提前过去隔离的，但去不了，买不到票，所以就没过去，我就让别人做了。”4月18日的订单，她虽然能够买票回京，但回京后要隔离，不能直接上户，时间来不及，就又黄掉了。
二是社区封闭管理，使月嫂上户变得艰难。在疫情形势紧张时期，社区普遍进行封闭管理，进出社区需要使用各个社区自己的出入证，以健康码为基础的疫情安全信任系统还未建立。月嫂上户前需要通过公司或者房东在居住的社区开具在京证明，客户再拿在京证明去社区为其办理出入证。对于大部分月嫂来说，这套做法通常行得通，但是访谈中也有多位月嫂遭遇客户所在社区不允许进入的情况。月嫂黄阿姨2月下旬订单的客户住在海淀区一个单位型社区里，由于是私单，客户与黄阿姨并没有签订劳务合同，又正值疫情严峻时期，客户告知她社区不允许进入，只能退单。
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籍月嫂遭受社区排斥情况比较严重，导致她们上户比其他月嫂更加困难。月嫂心美5月上旬从湖北钟祥回京隔离，计划5月下旬隔离完去上户。订单的客户是湖北人，对她的湖北人身份不是很介意。然而客户去小区为她办理出入证时，小区却不允许她进入。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客户，如果心美上户，那么客户一家要一起隔离，因此，她没有完成这单。“我进出社区要办出入证，社区就知道我是湖北的。我有隔离证明和核酸检测证明，但他们不认，根本就不听你说。没办法啊！无奈！”
总体上，月嫂流动的不稳定性与疫情不确定性紧密相关。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疫情防控政策在不断调整，对流动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能否流动、流动是否要核酸检测证明、是否要隔离。月嫂需要在疫情形势和疫情防控政策之下调整自己的流动。月嫂红梅说：“本来想去北京的，但是最近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又很严重，所以跟那个老师说要不15号再去。但是现在疫情又很严重，看来又得等几天再去了。”疫情的不确定性使月嫂的流动计划往往充满风险。例如，月嫂胡阿姨4月下旬有个订单，客户同意她在辽宁锦州的家里待着，叮嘱她在家不要到处乱跑，等客户生孩子的时候，她再来北京，到时客户去车站接她。和客户联系的时候，北京地区疫情平稳，客户小区允许她进入，但是等到客户生孩子的时候，疫情突然变得严重，小区要求她必须在北京隔离14天后才能进入，导致她上户受阻，不得不退了订单。
(二)居住的“超不稳定性”
由于大部分时间在户上，吃住在客户家，很多月嫂选择下户后住在中介公司宿舍，住宿费一般是每晚10-20元，也可以按年交住宿费，每年大约500元。虽然中介公司的住宿条件普遍简陋、拥挤，但从经济角度考虑，住公司宿舍比较划算，月嫂不用为了短暂的下户间隙专门租房，能省去一笔数额不小的开支。一些中介公司为了赚这笔住宿费，不管月嫂有没有从公司接单，床铺都会向其开放。除了住公司宿舍之外，那些对居住质量要求高的月嫂会选择和姐妹在北京郊区合租房子或者借住亲友家，这样下户后可以有安静的住宿环境，好好休息，避开中介公司不许睡懒觉等各项宿寝要求。合租房子的房租分摊至个人一般为每月500-1000元。总体上，无论是住中介公司宿舍，还是合租房子，月嫂们的住宿是相对稳定的，不用担心下户后无处可去。但是疫情暴发之后，月嫂的居住变得很不稳定。
就中介公司宿舍来说，一种情况是中介公司暂时关门歇业，导致月嫂下户后无法回到公司居住；另一种情况是中介公司租住民房当宿舍，但是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导致月嫂下户后无法进入小区；还有一种情况是中介公司只向接公司订单的月嫂开放，拒绝接私单的月嫂和陌生月嫂进入。访谈中，多位月嫂遭遇下户后无处可住的困境。
就在二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大概是疫情的高峰期，小区就不让进，然后公司也不让下户的月嫂回来。我们公司都不出不进。社区要查看外来人口的身份证，身份证信息要是不符合，就不让进社区。(邢阿姨)
公司关门了，不能去，公司也不让去，自己也不敢去。我3月底去公司拿东西，都不能进去，小区门口也进不去。别人帮我把东西从公司库房里面拿出来，然后从围墙上递给我的。(赵阿姨)
除了公司宿舍之外，月嫂租房居住或者借宿也出现极大的不稳定性。月嫂春华的客户家在朝阳区，当时，属于疫情高风险地区，她租住的房子在昌平区农村，她下户时，村子不让她回去住，她只好继续留在客户家里，本来是42天的订单，她待了八十多天，直到去下一个客户家。“下户的话，昌平村庄不让我回去休息，我衣服都没换的，我只能待在客户家里。”
月嫂义华下户前联系公司，公司说宿舍给外地返京月嫂隔离用了，没有地方提供给她居住。好在义华的儿子在北京工作，儿子春节回了老家，在北京租的房子暂时空出来，她想在儿子的出租房住一段时间，于是跟儿子的房东取得了联系，房东同意她去住，但前提条件是义华要进行隔离，尽管她跟房东强调自己一直在北京，但没有用，最后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义华只能接受房东的要求。虽然被迫隔离，但义华觉得自己的遭遇要好过她的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做私单，下户后要去公司，但联系的几家公司只管原来在户上的阿姨，都不接收她们，她们只好在客户家待着，下不了户，后来打热线电话求助地方政府驻京办，等了半个月后坐高铁回老家了。
月嫂石红下户后通常住在儿子的出租房，在那里搭个临时的床铺。平时去儿子的出租房并没有什么难处，但疫情期间，她需要应对社区严格的进出管控。为了顺利进入社区，她通常将行李箱放在儿子车子的后备箱里，不随身带着。“那时候，就觉得拖着箱子，可能人家也不让进，所以我们就没拿箱子，直接两个人进去住了。然后等我上户的时候，我儿子就开车把行李箱给我送出来。”
(三)工作的“超不稳定性”
1. “黄单”
月嫂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在疫情之下被极大地彰显出来，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黄单”(订单取消)。从客户角度来看，黄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客户对雇用月嫂存有安全方面的担忧。正如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我怕”[68](P48)，疫情期间，客户普遍不敢雇用月嫂上门服务。例如，月嫂爱玲黄掉了3月和4月的两个订单，主要原因是客户不信任她的健康安全状况。4月订单的客户是在她已经到达北京准备隔离结束后上户的情况下退单的。
客户不相信我嘛，不相信公司，怕感染。甘肃是低风险地区，但是客户就是不相信啊。3月份的单子当时就退了嘛。我刚到北京的时候，4月份单子的客户跟我说不用了，不敢请月嫂，没有商量余地。(爱玲)
客户退单的另一个较为常见的原因是，疫情期间客户家里人手充足，对月嫂的照料需求下降。有研究指出，疫情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工作重组，并对重要工作(essential work)与不重要工作(inessential work)重新进行分类[69]。例如，疫情期间，食物供给行业和健康服务行业的劳动者继续外出工作，以满足人们对食物、健康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使他们的工作重要性增加[70]。至于月嫂工作，春节期间家人团聚，再加上封锁政策导致原本忙碌的上班族停工在家，客户家庭的照料资源增加，从而削减了照料外包的必要性。例如，月嫂石红春节没有离京，但客户还是把她的单子退掉了，理由是家里有人照料。
3月到4月之间的那个私单退了。客户说她的爸爸妈妈都在家，他们自己也在家，就想自己试一试。当时我还问她，说：“你们应该不会在乎这点钱吧？”然后她说：“阿姨，我还真在乎这点钱。”我就把订金给她都退了。(石红)
从月嫂的角度来看，黄单的主要原因是，疫情防控对流动的控制导致春节离京月嫂不能返京上户，从而不得不退单。对此，前文在讨论流动不稳定性时已有涉及。当然，也有部分月嫂觉得疫情形势严峻，担心上户不安全，主动退单。月嫂邢阿姨春节期间一直在北京，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她被客户退了订单，这让她很恼火，但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她自己主动退了两个订单。她觉得为自身安全着想，退单很必要。
3月份单子的客户直接把医院的护工带回家了。客户退单子的时候，我还很恼火，觉得(疫情)也就是个小事情，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看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就开始害怕了，所以后面的两个单子，我自己退掉了，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就很不安全嘛。我经历过“非典”，知道这个事情厉害……我要给自己一个保障啊，月嫂身体免疫力很差的。(邢阿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是非正规就业，但家政服务业原本有一些工作不稳定性的减缓机制。例如，月嫂面试成功之后，中介公司、客户和月嫂会签订家政服务合同，合同具体约定了服务内容、服务时长、服务价格等，并且客户需要交纳一笔订金。但是疫情之下，签订劳务合同、交纳订金这些常见的工作稳定性机制变得非常脆弱，甚至直接失效。疫情暴发后，通常的情况是，只要客户提出退单要求，中介公司和月嫂只能无条件地退订金，月嫂无法获得任何补偿。相比之下，如果是月嫂提出退单，那么中介公司需要继续无偿为客户介绍新月嫂，直到客户满意。
2. 工作机会减少且竞争激烈
在很多月嫂看来，北京家政市场不仅订单多，而且价格高，只要有技能、肯吃苦，工作是充满希望的，因此北京是很多月嫂的“淘金”目的地。但是，疫情暴发后，由于客户对健康安全风险的担忧，不仅许多已签订的工作订单黄了，而且新增的工作订单明显少于往常。在访谈中，不少月嫂表达了“单子少”“单子价格低”的感慨。
这两个月呢，想接单子，但是人家客户担心安全，所以单子还是比较少。(红梅)
由于工作订单减少，而月嫂陆续返(来)京，导致工作机会竞争激烈，月嫂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找单子，工作空档期增加。月嫂爱玲3月4日回到北京，一直到6月，都没有上户。月嫂黄阿姨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她疫情前后找工作的差别：“我以前回北京了，歇个两天，想找活儿马上就有，现在就没有，一个单子来了就像吃肉一样，(月嫂)蜂拥而上。”
另外，月嫂会通过积累客户资源接私单，以及在多家公司挂单等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工作机会，消除不必要的工作空档期。但在疫情暴发后，出于疫情安全风险考虑，中介公司普遍不接收接私单的月嫂以及陌生的月嫂，即使接收，也需要有熟人介绍担保，多番考察，十分谨慎，导致月嫂同时在多家中介公司挂单、获得公司推荐的难度增加。
3. 订单价格下降且充满不确定性
除了订单数量减少之外，疫情导致月嫂的订单价格明显降低，并且订单价格的不确定性增加。在疫情暴发之前，中介公司根据月嫂的工作技能、工作经验、客户好评率等因素确定月嫂的档次级别，如金牌月嫂或一级月嫂，不同档次级别月嫂的订单价位不同，并且相对固定。在这种情况下，月嫂订单明码标价，中介公司从中抽取20%或者30%的提成，月嫂的工资、中介公司的营利都清楚、稳定。但是疫情改变了这种格局。从客户方面来说，疫情对经济形势、就业以及收入产生冲击，客户希望月嫂降低订单价格，客户跟中介公司(公单)或者月嫂(私单)谈订单的时候讨价还价的情况变得普遍，导致月嫂订单价格下降且不确定。
现在的单子没有以前多了，价格要比以前低一些，因为疫情期间，有的雇主可能会想，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也走不出去，所以就低一些。(海燕)
我们以前的单子价格都是很清楚的，无论公单还是私单，但疫情之后，就像菜市场买菜一样，客户喜欢讨价还价。(春华)
从中介公司方面来看，由于订单数量减少，不少月嫂出现空档期，公司借机劝说月嫂降低单子价格或者接价格较低的订单。月嫂迫于生计压力或者碍于情面，往往选择顺从。另外，由于客户讨价还价越来越普遍，中介公司给月嫂的工资不再固定，导致中介公司开始利用订单价格的不确定性浑水摸鱼，压低月嫂工资，增大盈利空间。例如，中介公司跟客户谈的订单价格是16800元，但派单时并不告诉月嫂订单的具体成交价格，只告诉月嫂接单之后到手的工资是10000元，不按约定的提成比例支付月嫂工资。
接公司的单子的话，派单老师和客户谈单子价格，具体怎么谈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直接跟客户谈价格。派单老师派单子的时候，就问你有没有空档，单子到手多少钱，问你接不接。以前的话，我们的单子价格是明确的，派单老师知道我们的价位，她知道给我们派多少价位的单子，现在不一样了。(凤霞)
五、疫情期间月嫂生计“超不稳定性”的主体应对
面对疫情期间生计的“超不稳定性”，月嫂是如何应对的？访谈资料显示，月嫂应对生计“超不稳定性”的方法主要有“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
(一)协同稳定化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在风险社会中，个体对风险的恐惧促进了群体构建，群体从“需求型团结”转向“焦虑型团结”[65](PP48-83)。同样，面对疫情冲击，出于疫情安全风险担忧，月嫂与中介公司、客户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协同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月嫂生计的“超不稳定性”。
1. 服从公司安排：做一个“听话的月嫂”
在家政服务业中介制下，家政公司为月嫂和客户提供中介服务，以获取佣金回报，家政公司与月嫂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但在疫情之下，家政公司与月嫂之间的利益关联变得更加紧密，双方需要更强的协同合作来应对疫情冲击：一方面，为了疫情防控，向市场提供安全放心的月嫂，中介公司在疫情期间对月嫂的卫生习惯、流动、居住乃至社会交往进行直接的干预；另一方面，面对疫情导致的“超不稳定性”压力，月嫂的流动、居住和工作比以往更加依赖中介公司，即使那些接私单的月嫂也倾向于向中介公司靠近，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就中介公司与月嫂之间的协同合作来说，在跨省流动方面，疫情暴发后，中介公司不敢让月嫂返京，而是让月嫂在家等待，等到疫情平缓复工复产时，中介公司分批联系月嫂，安排她们返京，为她们提供隔离设施、办理隔离证明等，为月嫂的跨省流动提供支持。在居住方面，疫情暴发后，中介公司只为那些在公司接单的春节在京月嫂提供住宿，并且对入住的月嫂进行问询和筛选，有的公司甚至实行“不进不出”措施，以降低公司疫情安全风险。月嫂伟华3月中旬下户后开始在公司宿舍居住，她描述了公司住宿状况的变化。在疫情暴发之前，公司宿舍往往人满为患，一个房间能住二十多人；疫情期间，公司宿舍不允许住太多人，上铺都空着，一个房间里住七八个人。由于在公司住的月嫂大都互相熟识，大家彼此知根知底，因此降低了她们对疫情安全风险的焦虑。
另外，中介公司对入住的月嫂进行严格的疫情安全管理，要求阿姨每天测量体温、勤洗手、外出要申请、禁止亲戚朋友探访等。这些管理措施的严密程度丝毫不亚于体制内单位。如果月嫂违反公司的疫情防控规定，轻则被罚款，重则取消入住资格。
疫情期间，公司对阿姨的管理严格。公司门口放了消毒酒精，阿姨进门要消毒，每天测量体温。阿姨要么上户，要么在公司待着，不让出去，不让探亲访友。(春林)
很严格，我们都不能出去的，然后买东西都是公司给我们买，如果出去了是要罚款的。(邢阿姨)
虽然中介公司的疫情防控措施甚是严格，但是月嫂对此表现出高度的认同和理解，并且积极配合，扮演“听话的月嫂”角色。伟华告诉笔者，在公司的时候，月嫂相互之间会监督测量体温，取餐时注意空间距离，就餐时把餐食拿回房间，避免交谈。另外，她尽量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她会和公司宿管老师打招呼。没有一位被访月嫂在访谈中对中介公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表达不满，反而多位被访月嫂提到，疫情暴发后，能有地方隔离、有地方住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她们看来，服从中介公司安排，与中介公司建立一种更积极的协作关系，有助于降低生计的不稳定性。月嫂服从中介公司安排，做“一个听话的月嫂”，这与澳大利亚难民应对生计不稳定性策略具有相似性——与雇主维持良好的关系[39]。此外，从社会参照理论来看，遭受挫折的个体倾向于将比自己处境更糟糕的群体作为参照对象，以此来舒缓自己的挫败感和负面情绪[71]。因此，月嫂很可能将没有地方隔离、没有地方居住的家政女工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从而使自己安于中介公司严格的管控和比较糟糕的生活环境。例如，月嫂邢阿姨提到疫情暴发后湖北籍月嫂遭受歧视，处境非常艰难，和湖北籍月嫂相比，她的境况算好很多了。
就像我们公司的湖北阿姨，人家一听她们是湖北的，就跟躲瘟疫一样，她们下户之后，也没地方去，连宾馆都不接受她们……现在有地方住就不错了，(隔离间)反正就一个小黑洞，里面能住人，有吃有喝的就行了，也没想那么多。(邢阿姨)
2. 与客户协商：消除工作空档期
在疫情期间，月嫂会与客户协商上下户日期，消除工作订单之间的空档期，一来避免下户后无处可住或者去公司住宿的疫情安全风险；二来减少下个客户对月嫂疫情安全风险的担忧。访谈发现，月嫂与客户协商服务时间非常普遍，延长工作时间最短的有几天，最长的达四十多天。延长在客户家的工作时间，有时候是客户主动提出，有时候是月嫂提出。至于延长期间的工资，有的客户按月嫂订单价格支付，月嫂给抹掉零头；有的按育儿嫂的价格支付；有的象征性地支付一些，但也有月嫂免费提供服务。客户与月嫂之间呈现出超越工具性雇佣关系的一面，体现出雇佣关系的人情味和互惠性。
月嫂胡鸿1月接了一个42天的订单，原本打算下户后回湖南老家，后来疫情暴发，她跟客户说自己回不了老家，客户让她多干了一个月，直到下一个客户直接从这个客户家里把她接走。月嫂石红下户的时候离下一个订单还有7天时间，客户让她在家里多住几天。她正为下户后去哪儿住发愁，便开心地接受了客户的好意。“我在客户家多住了7天，每天就干点儿活，客户给我钱，但是我不好意思要，就把零头给抹了。”
月嫂海燕说她特别幸运，因为客户让她在家里待了二十多天，直到下一个订单上户，避免了疫情期间的流动和在外面居住。“因为疫情关系，客户也都特别理解，客户就说‘现在也挺危险的，别出去了，让下个客户来小区接你吧’，我就在客户家待一段时间。客户说给我工资，我说不要钱，让我待着，我就挺感恩了。”
前面提到的月嫂春华在上户期间，客户家所在地区发生疫情，升级为疫情高风险地区，她的房东不让她回去住，于是她与客户协商继续在客户家服务。“我就和客户说后面的单子算育儿单，一直待了88天。”
除了现在的客户延长服务时间之外，也有下一个客户通过提前雇用月嫂来消除月嫂下户后流动和住宿的不稳定性。皮阿姨2月下户时，距离下一个订单上户日期之间差了好几天。在她下户当天，下个订单的客户就去接她到自己家里待着。“咱也不好意思在客户家白待着呀，就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客户挺体谅我的，还给了我一些工资。”
(二)自我稳定化
1. 流动筛选：规避跨省流动
面对疫情冲击，部分月嫂采用“自我稳定化”方法来降低生计的不稳定性。月嫂“自我稳定化”的一种策略是规避危险的跨省流动。从疫情防控来看，跨省流动不仅存在更高的疫情安全风险，让中介公司和客户担忧，而且可能导致月嫂无法返京或者返京后被隔离，从而影响流动、居住乃至工作的稳定性。对此，在京月嫂普遍对流动进行筛选，主动规避危险的跨省流动。例如，北京地区月嫂的接单范围除了北京市，通常还包括北京周边地区(如廊坊、保定)，但疫情期间，多位月嫂退掉了非北京市的工作订单，避免跨省流动带来的不稳定性。月嫂春华就退掉了一个燕郊客户的订单。
有些地区……之前我们也会去，现在疫情原因，我们不想走出安全区，所以就退掉了。(海燕)
另外，多位被访月嫂改变了回家探亲和休假计划，以避免跨省流动造成生计风险。伟华原本计划下户后去秦皇岛探望母亲，然后回黑龙江老家待几天，但是因为疫情，她哪儿都不敢去，不敢离开北京，下户后就待在公司，在公司住了挺长时间。“我怕出去了，就不是属于一直待在北京的了，客户也会担心，所以我就被困在这儿了，哪儿也不能走了。”
月嫂胡鸿通常接几个订单之后，就回湖南老家休息调养一段时间，再旅游放松一下，但疫情打乱了她的安排。她春节期间在北京上户，打算4月回老家休息，但因为疫情，她不敢回去了，怕影响后面的工作订单。“我这边5月份有单子，我回家以后，再来北京要隔离，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没办法啊。”
月嫂纯如春节期间也在户上，原本她儿子计划4月要结婚，所以她把4月及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都空出来了，但她3月下户的时候，因为受疫情影响，儿子的婚宴办不了，她自己也没有订单，导致她有一个很长的空档期，儿子让她回家歇一歇，但她考虑到回家需要隔离，然后再回北京比较困难，找工作也会受影响，所以她决定在公司接急单，慢慢把后面的订单续上。
2. 回家：暂时退出
月嫂“自我稳定化”的另一种策略是暂时退出非正规就业，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春节离京月嫂在家待着，主动暂停回京，避免卷入不稳定性之中；二是没有住处、找工作困难的在京月嫂选择返回老家，退出不稳定状态。
月嫂丽红春节回了河北邯郸的老家，她担心回京流动和居住的安全性，觉得回京后不好找工作，决定在家待着，即使4月下旬疫情平缓，她也不打算回京：“要是感染得病，得花好多钱。再一个得了病啥的也不好，怕这个那个的。这时候去北京的话，先隔离15天，隔离完了还不知道咋样呢，就想着别去了，就在邯郸。”
月嫂红梅的想法跟丽红相似，她也觉得疫情期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很不稳定，推迟了返回北京的时间。“担心疫情安全啊，到现在还没去(北京)，如果不担心的话，早就去了……想等情况稳定了，不用做(核酸)检测了，安全了，再去吧。”
一些在京月嫂则因生计艰难而选择返回老家。王阿姨春节期间在户上，疫情暴发后，中介公司关门歇业，她也不敢去公司住，只好在客户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相识的姐妹给她介绍了一家新公司，新公司知道她一直在户上，对她的疫情安全是放心的，但是新公司的住宿费是每晚30元，她觉得住宿价格偏高，而且让她焦虑的是，她在新公司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接到合适的订单。考虑到2020年北京月嫂订单不多，上户还要自己花钱做核酸检测，她选择回老家休息调养，希望等疫情过去后再回北京。月嫂义华同样春节一直在北京，但因为她的籍贯是湖北，公司和客户都不太愿意接收她，即使她通过房东在社区居委会开具了在京证明，依然很难接到工作订单，连工作面试机会都很少，她在北京的生计变得非常艰难，就回了老家。“接不上单，心里也烦，就回来了。在北京生活成本高，天天买着吃，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干吗？就回来了。”
六、结论与讨论
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是劳工研究的经典议题。疫情期间，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如何呈现以及劳动者的应对策略值得关注。通过对北京市月嫂的深度访谈，本文尝试使用“超不稳定性”概念描述疫情之下月嫂非正规就业的极度不稳定状态，并勾勒月嫂应对“超不稳定性”的方法，凸显疫情之下女性的生计经验。
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月嫂的流动、居住和工作呈现出高度不稳定性。首先，受疫情防控的空间管理措施影响，月嫂容易陷入“流动性危机”，不仅跨省流动难，而且上户服务需要经过客户社区审核批准，月嫂因此丢掉工作订单的情况不在少数。另外，疫情的不确定性使疫情防控政策具有变动性，未来能否流动、流动是否要隔离以及是否需要核酸检测证明都有待“另行通知”。其次，疫情迫使中介公司实行“不进不出”的住宿管理措施，或者只对在公司接单的春节期间在京的月嫂开放，导致不少月嫂下户后无处可住。租住民房的月嫂下户后也遭遇过被房东拒绝返回居所或者要求居家隔离的情况。再次，客户对疫情安全的担忧、疫情期间居家工作使客户家庭照料资源增加，客户退单情况普遍，并且客户缴纳的劳务合同订金被全部退还，原本保障月嫂工作稳定性的机制失效。除了黄单之外，月嫂工作不稳定性还表现在工作机会减少、工作空档期增加并且工作订单价格下降。总体上，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被疫情放大，从相对不稳定到高度不稳定，从相对可控到难以控制，从主要集中在工作领域到延伸至流动、居住等生活领域，并且多重不稳定呈现出混合状态。
面对生计的“超不稳定性”，月嫂通过“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两种途径予以应对。“协同稳定化”是指月嫂与中介公司、客户协同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不稳定性，具体包括“做一个听话的月嫂”，服从中介公司有关清洁仪式、流动、住宿、社交等方面的安排和要求，以及和客户协商，消除工作空档期，实现从下户到上户的无缝衔接。“自我稳定化”是指月嫂对流动进行筛选和安排，避免充满风险的跨省流动，选择在家或者干脆回家，退出不稳定状态。
对于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议题，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疫情特定时空下的经验研究。对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点讨论。
第一，原有的“超不稳定性”概念强调劳动力市场、迁移这两个非正规就业极度不稳定性的塑造机制[48]，本文则指出疫情是“超不稳定性”的另一种重要塑造力量。劳动力市场和迁移通过排斥(exclusion)或者“有害的并入”(adverse incorporation)使国际劳工处于不稳定、不安全状态，疫情对月嫂非正规就业不稳定性的塑造则主要基于疫情的不确定性、疫情恐惧以及与之相关的疫情防控政策，并且疫情驱动的(pandemic-driven)不稳定性也呈现为各种形式的排斥，例如流动排斥、居住排斥、接触服务排斥。另外，无论是劳动力市场划分，还是国家层面的移民政策，都是相对稳定的，而疫情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也随之具有变动性，这使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呈现出阶段性或者时限性特征。当疫情形势重新恶化时，这种超不稳定性就会被再产生出来。
第二，“超不稳定性”主体应对策略的后果。面对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月嫂通过“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予以应对。不可否认，这两类应对策略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月嫂在疫情期间的生计不稳定性，但并不能真正化解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变动性以及社会对疫情的恐惧在本质上并不会受上述应对策略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应对策略会给月嫂带来新的不稳定性。正如已有研究提到的正规化给非正规就业者带来新的不稳定性一样[51]，月嫂服从中介公司安排，接受中介公司有关卫生、流动、社交等一系列管理要求，她们若是违反中介公司的疫情安全管理规定很可能被罚款甚至被扫地出门。此外，选择回家、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月嫂只是消极回避了这种“超不稳定性”，她们很可能陷入没有收入来源、家庭经济压力增大的不稳定境况。另外，“协同稳定化”应对策略很可能会造成月嫂对中介机构的依赖增强，导致月嫂的自主性下降以及被剥削程度加重。对此，前文已经提及，疫情之下，月嫂不仅依赖中介公司提供的隔离、住宿等基础设施，而且在工作机会方面更加需要中介公司的订单，为此她们需要服从中介公司的相关管理要求，降低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自主性。而中介公司则利用自己的优势位置，在不降低抽成比例的情况下劝说月嫂降价接单或者接价格较低的订单，甚至利用疫情之后月嫂订单价格的不确定性，压低月嫂工资，增加自身盈利。
从女性角度来看，无论是“协同稳定化”还是“自我稳定化”，都意味着非正规就业的弹性下降，这对女性劳动者而言具有特别的社会学意涵。就家政女工来说，她们选择做月嫂而不是育儿嫂，除了月嫂收入高于育儿嫂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位月嫂工作订单周期通常是26天(而育儿嫂需要长期在客户家服务)，且月嫂下户后可以有一段自由安排的时间，过自己的生活，能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较为自由的切换，平衡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的矛盾。但是，面对疫情冲击，月嫂使用的“协同稳定化”和“自我稳定化”策略意味着月嫂需要在工作和个人生活自由以及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难以兼顾。
当然，对于疫情驱动的“超不稳定性”，本研究也揭示了一些积极面向。
第一，疫情之下，家政服务业的中介制既有脆弱性的一面，亦有韧性的一面。在疫情冲击之下，中介公司、客户与月嫂呈现出“焦虑型团结”，中介公司和客户成为月嫂应对疫情冲击、降低生计不稳定性的重要支持来源，展现了中介制的伦理性和人情味。这提醒我们，人类彼此之间的关心和支持是应对不稳定性的根本所在，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所秉持的劳动者需要为自己的不稳定状态负责的观念。
第二，疫情之下，非正规就业的不稳定性既是问题，亦是契机。作为问题的不稳定性意味着非正规就业者的生计处于不确定和脆弱状态，非正规就业者充满焦虑，缺乏安全感。作为契机的不稳定性则强调家政服务业在应对弥散交织的不稳定性时，为家政女工劳动环境改善、劳动保护增强等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中介公司住宿环境改善，中介公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家政女工疫情健康安全的保障，等等。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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