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如果说郝景芳的《折叠北京》是在用冷峻的物理感受描绘了一座城市不同空间的叠加和人群的隔离，那么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和概念工具能够提供哪些分析落脚点，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和理解国家、城市、空间、历史和人群之间的交错尺度与互相扰动？
本文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当代中国中心的艾华（Harriet Evans）教授与伦敦政经学院人类学助理教授安德烈（Andrea E. Pia）的对谈，发布于2021年6月的《中国制造》(Made-in-China)期刊。艾华介绍了疫情中刚刚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发布的新书《底层北京》，以及她对于北京大栅栏街区不同阶层、性别、年龄的居民跨越多年的口述史研究。2017年冬天后，随着“整治低端人口”一度进入新闻头条和社交媒体话题，学者对这个概念本身代表的预设进行了审思。基于《底层北京》所关注的大栅栏街区，安德烈和艾华从为何关注“国家内部边界”上不被看见的人们开始讲起，讨论了阶级差异应该如何被研究，不同代妇女在“补丁式父权”中的挣扎，并最终落脚到“低端人口”话语的系统性问题所在——财富创造和城市复兴的成功其实是依赖于某种劣势（disadvantage）的创造，这些人们被排除在获得福利的正式渠道之外。
原文 / Andrea E. Pia And Harriet Evans
原文标题 / Beijing from Below: A Conversation with Harriet Evans
翻译 / 阿明
编校 / 子皓
在她的新书《底层北京：首都中心区的边缘生活纪事（Beijing from Below: Stories of Marginal Lives in the Capital’s Center）》（杜克大学出版社，2020）中，艾华（Harriet Evans）在大栅栏——北京最贫穷的街区之一——捕捉到了最后一丝底层生活的气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为筹备2008年奥运会而加速拆迁重建北京的“老城区”之间，大栅栏的居民长期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破旧环境中。他们中很少人有稳定的工作。现在，大栅栏的大部分原有住户已经迁移，随着街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而流离失所。艾华通过口述史展现了街区中若干家庭的回忆和经历，以此思考个体、家庭与国家，贫穷和不稳定，性别政治和道德生活，以及对于官僚权力的抵抗和适应如何互相影响。
冬日的大栅栏胡同。图片来源：艾华
国家内部边界上的隐形者
安德烈（Andrea E. Pia）：与路易吉•通巴（Luigi Tomba）、赵文英（Mun Young Cho）、孙婉宁（Sun Wanning）和安舟（Joel Andreas）这些学者一样，你的书强调中国研究要重新关注阶级与阶级认同的形成，尤其是在城市边缘地区。你的方法也类似于尝试重新叙述我们所谓的国家内部边界——在这些地点，那些被认为阻碍了国家发展的麻烦主体（undesirable subjects）同时经受着暴力执法和政府放手不管的对待。“底层角度”——如你的标题所示，为什么从“底层”去思考当代中国社会是有用的？包括对于阶级问题的重视，这种视角对我们目前理解当代中国有什么帮助？
艾华（Harriet Evans）：我比你提到的那些学者更间接性地处理阶级问题，因为我不会立马直接分析那些导致我的受访者被边缘化的结构性问题。另一个差别是，我更关注的是有正式户口的大栅栏常住居民，而不像孙婉宁分析中对流动人口的关注——虽然我最情感投入的一章是关于一对北京的移民夫妇和两个孩子，他们在1997年从陕西搬到北京。所以说，我的城市底层受访者的边缘地位在书中所谈及到的漫长几十年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再生产和强化，尤其是在毛的时代。这就涉及到了关注同一时期的现有文献中没有被纳入考虑的一个底层类型。
毛时代的底层阶级问题是复杂的，需要更恰当的理论分析，在我的这本书中未能囊括。此外，在我的书中有一个人物，由于他的成长经历、机遇和创业头脑，他所获得的物质生活导致他在阶级方面的形象特征与我所叙述的其他人物有很大不同。在以记忆为媒介的个人经历与底层地位之间最明显“契合”的是高老太太（Old Mrs Gao），她在民国时期的贫困和童婚的童年，使她甚至没有可能想象去接受教育。到了共和国时期，高老太太的文盲身份和就业技能的缺乏，又将她置于自豪的新工人阶级中的边缘。
然而，当我思考多年来逐渐熟知的受访者之间的差异，如果要谈造成“底层地位”的状况，我所联想到的是感觉自己被父母遗弃的美玲（Meiling），她在 1980 年代初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最终因卖淫而被拘留，而另一个是赵勇（Zhao Yong），他的底层地位来自于继承了自己祖父母的“小地主”政治身份和他家族“精神失常”的名声，这是在政治和行政管控中的正式阶级结构之外产生的一个被“去阶级”的阶层。我们清楚，在被承认的“人民”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范畴之外建立一个被排斥的阶级类别的做法，是有意孤立和“惩罚”那些被认为与社会主义的改造目标相悖的阶级身份持有和继承者。但在这方面的现有文献中，学者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城市中心区的受过教育的“专业”阶层（professional stratum）。很少有人关注那些因小规模创业行为而被打入“坏”阶级的人，例如赵勇的祖父母。
对于像赵勇这样的个体来说，文化大革命在贫困挨饿的历史上是一个高潮时刻，他清晰地记得他的父亲被红卫兵殴打，但他并没有像那些广为人知的伤痕报告文学一样，宣称某种需被优先对待的受害者身份。他对创作文革受难叙事并没有兴趣。从他的角度来看，文革既不是一个阿甘本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也不是一个打破了从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到后毛时代市场改革间无缝衔接的历史倒车。相反，文革不过是贯穿他整个人生的物质匮乏、被轻视和歧视的长时间痛苦历史中的一个瞬间。我想点明的是，那些构成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知识的叙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其叙述者的阶级背景所框定的。
我想展开的另一点，是关于你对我如何重新描述“国家内部边界（internal frontiers of the state’）”的看法。是的，我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被视为麻烦。我的被访者的陈述和档案记录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在书中探讨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去呈现我所认识的大栅栏居民因为如此远离国家的机构部门和话语掌控，以至于在他们构建自己的生活时，国家的时间性并不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国家内部边界（internal frontiers of the state）”的概念也为思考边界的模糊与孔隙开拓了新领域。在阿南亚•罗伊（Ananya Roy, 2011: 226) 的作品《重新思考底层都市主义》中，她将“贫民窟”定义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创业机会的城市空间”。虽然我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这个空间可能是由两种可能所体验和中介，但这个概念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将 “国家的边界（frontier of the state）”看作是一种争夺影响力的空间，这种空间在概念上既给城市的底层民众赋予了认可，但同时又默许了管理者的强制性力量。这种情况在我书中主要的民族志体现便是，美玲因卖淫而被拘留，交警试图对赵勇的一些很小的违规行为进行罚款和24小时拘留，或者城管粗暴地对待无证驾驶三轮车的农民工李富英。
一处拆除中的大杂院。图片来源：艾华
阶级差异的方法论
安德烈：你的书在方法论上的选择和叙事结构很值得注意。其中，你结合了民族志田野调查、档案研究和口述史，来涵盖你多年不断拜访的大栅栏近60年的社会历史。我尤其欣赏你对被访者叙述节奏和调性的把握——直接对谈中的那些停顿和口头禅，口述历史学家亚历山德罗•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2017：31）曾出名地将这些细微证据形容为“叙述者对所述故事的参与，以及故事对叙述者生活的参与”。在阅读有关当代中国的文字时，我们很少能接触到如此生动的私人描述，这也加强了你的论点，即应以底层阶级主体自己的声音来代表他们。但这种尝试也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正如另一位口述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2019: xxii）曾经说过的，“一个人无法摆脱自己阶级的文化和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换句话说，如果不通过明确的社会正义范畴来进行分析，这些声音似乎无法触动中国城市的年轻一代——那些可能正在历经一个更加破碎的阶级制度和更加流动的性别关系的人们。如果生活在底层之中的人可以真正地发声，我们如何才能确保需要听到这些声音的人能够真正听进去？
艾华: 我应该在这里指出，这本书与口述史的“传统”的惯例非常不同。我对受访者做了匿名处理，我没有进行非常多的录音，我也并未进行关于生平的采访。话虽如此，尽管我们或许无法在民族志中复制底层的体验，但我们绝对可以找到方法将他们的经验姿态（gestures of their experiences）展现于书面，甚至是如同摄影一般。我当然同意波特利对于直接对谈时的断续和口头禅的强调。但是，作为题外话我有必要指出，鉴于已经有如此多的口述史致力于让那些被历史边缘化的人发声，人们很容易错误地把这些断续和口头禅仅仅联系到阶级上。波特利坚持认为，尊重遗忘和所记得的记忆同等重要，这也非常贴近于我的方法论。这也是为什么我引述了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评论，其大意是，对于主体来说，被记住的内容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记忆与所记事实的关系。然而，我可能与波特利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当他指出档案和二手文献可以提供 “事实核查”的作用、且为想象提供线索时，我认为他似乎暗示了某种优劣等级。
那些坚持叙述者参与故事创作的想法也需要被仔细拷问。虽然波特利的论点指向了民族志关系的一种理想形式，但它忽略了这种关系中的不平等——可能研究者与被访者在谈论同一件事，但对其意义的理解却非常不同。我的方法论和我结合不同的资料（包括官方档案）的方式，是在我的研究的过程中有机地浮现出来。我的规划和最终发生的一切并不对应。因此，回到波特利，在与我书中提到的家庭熟悉之后，我转向了档案和二手中文资料，主要是因为我想从这些史料中看到，不同权力和利益方如何叙述、阐释过去，将其作为共同历史的主体去加以控制。我的思考落脚于这些不同的信息来源是如何互相对话、交错、共鸣的。这不是为了“事实核查”，而是去探索我在大栅栏的熟人的经历如何既扰乱、又不时顺应了国家利益。
因为与埃里克•穆尔克（Erik Mueggler）的对话，我最近开始思考资料源的一个层面，便是如何处理我在书中以照片形式描绘和可视化的客体的意义。这为研究者和对谈者在充满客体的空间中进行交流增加了另一个维度。举例来说，我在高老太太的正房里所描述的物品，都可以被认为是在描述她生活中的许多主要特征，其方式类似于绘画技巧，通过背景和环境、而不是从对主要人物本身的关注中建立起一个图像。或者，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高老太太的生活的“读画诗”（ekphrastic depiction）【1】，通过对她生活中的物质和视觉对象的叙述，来描述她的生活。
高老太太家里橱柜上的物件。图片来源：艾华
最后，通过与历史学朋友和同事们的交谈，以及同研究生对书中些许章节的讨论，我决定像曼素恩（Susan Mann）在其精彩的《张门才女》（2007）中对司马迁《史记》的使用那样，把我的对话者“带到生活中来”。这使得我主动地尽可能用受访者的口吻来叙述正文章节，并在每一章后置入“幕间曲（interludes）”，试图将我眼中的主要阐释线索和主题总结出来。
因此，我们来看看金兹堡的这句话。金兹堡讨论的是跨越空间的时期，在这些时期中，地方和体验被明确划分的文化边界所限制，尤其是罗马帝国后期，并且时间和阶级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构成的。然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即使在大栅栏“封闭”的边界内，“所属时代的文化（culture of one's time） ”亦已将全球财富和机遇纳入眼界，还包括对它们可能意味着什么的幻想。无论是在社会学中还是在主观的层面上，阶级都不是一个不变的范畴。如果对我的大栅栏对话者进行社会学分析，他们都会被归类为“社会底层”（underclass），但是，从记忆和经验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则能看到他们在这个范畴之中活法的显着差异。不过贯穿全书的一个主题确实涉及到“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概念，对于那些想要主张它的人来说，这就算不是一个明确的结构性范畴，也无疑是一种情感上的表达，因此隐含着政治意涵。我的观点是需要区分关于阶级差异的内在切身思考和针对产生这些状况结构性因子的外在分析，并且前述这个立场揭示了向他人问询“阶级差异”的多重困难。
补丁式父权中的挣扎
安德烈：你的许多对话者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北京妇女，她们被困在不断变化的家庭义务和性别不平衡的环境中，同时，也在竭力保持某种表面上的自主性。在阅读她们的故事时，我想起了另一位重要的意大利口述史学家、反法西斯主义者努托•雷韦利（Nuto Revelli）的作品。在他的其中一个项目中，雷韦利（2018）与皮埃蒙特的农民妇女交谈，有趣的是，她们的迁移背景与你书中提到的李富英相似。重要的是，雷韦利注意到这些妇女在表达渴望更大自主权时的矛盾心情：自主的实现只能通过依附甚至深情投入父权制权威。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国，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要受到多重形式的支配。你在书中讲述的故事，在哪些方面为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辩论增加了复杂性，提供了更多材料？
艾华：对父权制权威的情感投资这一概念当然是一个接近我内心的主题。但首先，我想指出，这些情感投资既是良善的，也是工具化的，两者不可分割。此外，它绝不仅仅是贫困和不稳定条件下的产物或反应，虽然很多主流中国社会学家所偏好的现代化论点或许会如此展开。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对某种被改造过的父权制形式——我称之为 “补丁式父权制（patchy patriarchy）”——进行情感投资，也是许多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性别化立场特征，正如谢凯玲（2019年）所论述的那样。如果我们把 “补丁式父权制”理解为妇女依然承认男性权威、但也开始声索自立时的各种不连贯和对冲的方式，那么这必然会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边界上以不同形式被媒介和表达。我认为，尽管早期毛时代的基进政策对妇女的生活产生了变革性影响——尤其是在开放就业和教育机会方面，将妇女定位为公共主体的一部分——但无论是妇联还是其他的国家机构，都没有关注家庭和家族领域的问题。恰恰相反，此时的预设是，直到国家在财政上有能力负担起提供托儿服务和其他家庭及福利服务的事务之前，这些任务自然会落到妇女身上。此外，若妇女没有完成这些任务，还会被视为对社会主义事业不负责任。该立场的基石是一种社会-生物学主义的性别差异观点——妇女因其生理结构自然地被约束进母职这一身份，并承担其他照护职责。
随之而来的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对许多的中国妇女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特别是对于受过教育的职业妇女来说，她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直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接触，特别是全球南方的妇女。她们在讨论中介绍了其他地区的妇女组织如何在父权制主导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应对贫穷、健康、教育和性别歧视等棘手问题。中国女性还接触到了对性别的新理解，这在她们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生物性别差异定义中不曾存在。当妇女们开始辩论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并可能被改变的性别概念的解放性可能时，她们很明显感到激动。尽管对这种日益增长的“女权主义”声音，妇联的态度举棋不定，但它仍然展现了与国际女权主义对话的活跃创造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日益强大的参与者，导致了更深的社会分化和不断变化的就业结构，使许多妇女有机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和认可，但也触发了越来越多的性别歧视行为和愈加严重的性别差异，以至于2017年，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中，中国在144个国家中排名第100。在近几年，政策和主流话语明确转向赞颂妇女的家庭美德，“性别平等”被放逐到包括妇联的国家话语中愈发边缘化的位置。
这些发展，再结合社交媒体行动，触发了新一代千禧年女权主义者的成型。她们拥有不同的背景，包括LGBTQ+行动主义。与她们的女性前辈们相比，她们在探索女权主义思想时，明确向婚姻和家庭责任开炮，这标志着与早先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运动时期在原则上的彻底不同。正如洪理达（Fincher）在《背叛老大哥》（2018）中所讨论的，虽然这种行动主义被认为威胁到了中国男性所主导的政治体系的现状，但这并没有遏制在线平台上女性赋权交流的爆炸式增长，在当下市场环境，女性在管理婚姻和家庭关系方面拥有相当多筹码。
总地来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在改变妇女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补丁式父权”仍然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持续塑造性别化的预设。跨越着阶级、世代和行业的差异，中国的父权制结构早已摆脱了其“经典”的样貌。尽管如此，从毛时代到全球化市场经济在政治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些结构一再以新的方式重现，同时也吸收了过去的实践行为。长期以来，这些实践一直由婚姻、生育、家庭、亲属关系、女德和家庭分工为中心的性别差异话语所维持着，尽管论域不限于此。充斥于流行文化、校园教育、商业广告，妇女可以占据来探索性别的替代可能性的批判性空间受到了严重限制。因此，我们需要等待更深入的研究：挑战异性恋婚姻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所吸引到的年轻都市女性，和那些似乎属于同一社会学范畴、对异性恋现状做出了妥协的女性，有什么不同呢?
但是，在结束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还是要回到大栅栏的妇女身上，我的分析让人同时看到改变的障碍和可能性。我对我仅认识的两位年轻妇女——美玲的女儿和李富英的儿媳——所展开的讨论，揭示了年轻妇女在世代和文化上转变的故事，她们把个人的欲望和愿望放在首位，无论在她们长辈看来这要付出多大代价。在这过程中，她们用鲜活、具体而又充满情感的方式演绎出了与她们母辈不一样的真正转变。
因此，我在思考我的书如何为当代中国的女权主义辩论增添复杂性和材料时，我会从两个方面总结前述观点。第一，我会重申，尽管在过去60多年来妇女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并非来自妇女对性别和性别关系意识的增强本身。在这几十年不同的时代和阶级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妇女对男女平等的观点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她们对性别本身的理解。第二点则是，我的书清楚地描绘了女性在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就业和家庭照护负担时，这种挣扎的谋生对其身体和情感产生了多重影响。如果吴晓和董一格（Wu and Dong）所归纳 的“中国特色女权主义（made-in-China feminism）”（2019）能够超越到社交媒体领域之外，对那些没有或不能接触类似辩论的妇女的生活产生影响的话，我的分析让她们的观点更深化，通过展示民族志材料，揭示妇女对异性恋婚姻、生育和孝道的依赖是一种交换，其中工具性、情感性功能和伦理因素密不可分。
2008年春节，高老太太的大杂院门口。图片来源：艾华
劣势的创造与排除的逻辑
安德烈：请允许我问您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Journal 》杂志社有关，我们的谈话会被收录在这期杂志中。沿着多萝西•索林格（Dorothy Solinger）（1999年）所开创、以及最近索菲亚•伍德曼（Sophia Woodman）和郭忠华（2019）延续的思路，你的书表明，北京的底层民众虽然在城市居住，但并没有完全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最近，在北京发生的有关所谓低端人口的驱逐事件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个近期宣布成功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尽管有繁花似锦的声明，但社会排斥仍在延续，你书中的故事对社会排斥的这些复杂方式有何结论？
艾华: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从广义上来讲，关于消除贫困的宏观论述可能是真的。然而为了澄清历史事实，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由于改革后的制度本身，更不是由于当下情况，而是建立在毛时代已经引入的非凡变革之上。也可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大国，富裕和贫困区域和空间的差距也裹挟着世代、性别和种族的多重其它差异。一个在政治上更审慎的回应——就像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很久以前所表述的——是强调财富创造和城市复兴的成功其实是依赖于某种劣势（disadvantage）的创造，用我的术语来讲即是一个底层阶级——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为不稳定型无产者（precariat）——这些人被排除在获得福利的正式渠道之外。对我来说，“低端人口”的残酷悲剧证明了这个论点的逻辑。当然，这个论点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国家也正以不同的规模上演着。
然后是“公民身份”的问题。这是一个我在书中没有涉及到的概念，但我确实涉及到了“承认”（recognition）这一概念。我的对话者痛苦地意识到，她们并没有被承认为完整的人，而是被视为最底层的社会垃圾。在我书中提到的大多数中年人已是全然的都市人，她们在北京出生和成长，并拥有正式的北京户口文件作证。她们声称归属于大栅栏及其周边地区，并将自己与“老北京人”这一话语称谓联系起来。她们也意识到，中国的“底层”一词和在英语中一样，都被镌刻上了一种道德形式的蔑视。最后，不管怎样，这本书是为了给那些长久以来持续不被承认的一群人以认可。我很遗憾她们将无法阅读这本书。
译注：
【1】关于“ekphrastic depiction”，翻译参考：《符号修辞视域下的“图像化”再现——符象化（ekphrasis）的传统意涵与现代演绎》http://www.semiotics.net.cn/index.php/view/index/theory/3644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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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阿南亚。2011 年。“贫民窟城市：重新思考次级城市主义”。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 35(2): 2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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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曼、索菲亚和郭中华（编辑）。2019. 在当代中国实践公民。伦敦：劳特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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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凯玲。2019.“婚内母性的归化及其对中国学术女性的影响”。英国中国研究杂志 9(1): 59–84。
原简介
采访者
安德烈（Andrea E. Pia）是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人类学助理教授。自2007年以来，安德烈一直在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水危机进行长期多点民族志研究，特别关注环境正义、社会控制和预言性农村政治（prefigurative rural politics）等问题。他的下一个项目是研究中国水工业的国际化影响，以及正在影响湄公河沿岸跨界河流社区的政治生态转型。他的作品曾出现在《政治和法律人类学评论/Po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皇家人类学研究所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和《文化人类学/ Cultural Anthropology》等。他的第一本书即将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
被访者
艾华（Harriet Evans）在中国的性别和性的政治、毛时代的政治海报和视觉文化等方面有大量的著作。一本题为《中国的草根价值观和地方文化遗产/ Grassroots Values and Local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的新书（与Michael Rowlands合编）即将由列克星敦出版社出版。她的工作侧重于在学术研究、政治和女权主义行动主义，与世界之间架起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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