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向河南商丘警方报案，福建省有人购买孩子后凭借非法获得的出生证成功上户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出生证来自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2011年，该保健院4000余份出生证被盗，下落不明。此后，上官正义未得到商丘警方关于破案的回复。
12月2日，上官正义发布微博称，自己希望当地重视此案，并继续调查。他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自己心中对此事仍存在一些疑问，亟待官方进行解答。
12月5日，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了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刑警队郭队长，他表示，目前当地十分重视此事，已对此案重启调查。
文 | 刘楒睿 极目新闻首席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极目新闻”（ID：ctdsbgfwx），原文首发于2021年12月6日，原标题为《4885份出生证被盗！警方重启调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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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出现的孩子
2011年，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发生案件：2885份出生证被盗。次年，该院清查时发现又有2000份出生证丢失，系当时被盗后未清查出。
2014年，上官正义接线人举报称，福建有人购买孩子后成功上户，他通过卧底暗访了解到，为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上户口的出生证，是从商丘市妇幼保健院流出。
将知晓的情况反映给商丘警方后，上官正义期盼着能将黑色产业连根拔起。未曾想，这一调查至今没有结果。
上官正义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自己当时接到举报后感到十分疑惑。“因为给孩子上户口必须持有出生医学证明。”他与线人进一步了解才得知，当地有人专门贩卖出生证。
上官正义经过调查发现，当地有一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人，过去没有生育孩子，突然家中多了一个孩子。
上官正义注意到，这些孩子的出生地都标注的是河南。他很快找到了这些多出孩子的家庭，对方表示，自家多出来的孩子，是经过朋友介绍抱养的。
抱养的孩子如何上户？上官正义意识到这其中可能存在黑色产业链。
“当时我找到了大量中介，发现他们在兜售出生医学证明。”上官正义表示，自己从出生证中介处得知，中介可以根据孩子年龄的大小，购买符合孩子当年批次的出生医学证明。这些出生证，中介贩卖的价格在每张6万元至10万元。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出生医学证明编码制。”12月5日，上官正义向极目新闻记者解释，不同地区及不同年份出生的孩子，医学证明编码都会有区别。而这些中介在询问孩子年纪后，便能根据年龄去筛选符合的出生证。
“出生证一般都是只有编号，在孩子出生以后会在上面打印上其他信息。”上官正义表示，出生证上有防伪标记，公安系统在为新生儿上户口时会进行鉴定，但对于孩子的信息，公安机关并不会进行检查。因此，这些出生证中介才能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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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4885份出生证
那么，这群来历不明的孩子，出生证究竟是从何而来？上官正义与同伴通过中介，搜集了大量未出售的出生证，发现出生证上的公章涉及河南多家医院。
上官正义告诉记者，当时自己一行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从福建前往河南进行调查。
通过走访涉及的多家医院，上官正义收到的回复清一色是，“此证并非我们医院颁发。”但事实上，此前上官正义曾找警方求证，得知这一批出生证确实是真的。
“我们当时肯定这个证是真的，但证上的公章是假的。”上官正义表示，自己个人无法通过出生证编号查询到出生证所属医院，因此只得求助官方。
上官正义找到河南当地计生办得知，这批出生证归属于商丘市妇幼保健院。2016年，上官正义辗转得到两份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内部文件。
相关通报
上官正义向极目新闻记者展示了这两份文件，其中一份文件系商丘市梁园区卫生局的通报文件。
通报称，2011年1月30日，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发生《出生医学证明》被盗事件。通报最后，是对该院相关负责人的处罚结果。
相关情况说明
另一份文件名为《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关于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情况说明》，开具时间是2013年7月23日。
该情况说明表示，科室人员在2011年1月30日早上8点走进科室走廊时发现，出生医学证明办公室门打开，地面和桌面上散落有空白出生医学证明。随即，相关人员报警，辖区派出所赶到后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和笔录。
情况说明称，当时院方在清点时，发现有2885份空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次年二次清查时，又发现了2000份出生证明不知去向，认真审核发现系当时被盗时没清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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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曾有河南媒体调查此事
上官正义说，报案后，商丘当地成立了专案组对此事进行调查，也有专职民警与自己联系。但随着时间推移，原办案民警已调离专案组，此案的后续进展也没有消息。
2021年12月2日，上官正义发布微博称，自己希望当地重视此案，并继续调查。同时他告诉记者，自己心中对此事仍存在一些疑问。
上官正义表示，按照上述情况说明所说，事发后有派出所民警对事发地进行了勘察，但并没有明确究竟是谁盗走了这些出生医学证明。
此前河南都市频道走访时得知，这些来历不明的孩子是抱养来的。
此前河南都市频道走访时也发现这一些出生证都属于商丘市妇幼保健院。
记者注意到，2016年河南都市频道曾对此事进行过调查。当时该频道记者在福建走访调查了解到，使用这一批出生证的孩子，大多来历不明。
5日下午，极目新闻记者联系上商丘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表示，自己对于此事不知情，若需要了解情况需咨询院内领导。记者多次拨打商丘市卫健委电话，但并未接通。
延伸阅读：
假信息真户口：“出生证”买卖内幕调查
8月底，我从国内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那里知道了“倒卖出生证”的线索。为此，他已潜伏在卖证中介里两年多。
“什么样的家庭会去买出生证？”我问。
“大多是被拐卖来的孩子，通过正常渠道办不下来！”上官正义说，当时，他整理出来的问题出生证已经超过600本，这个数字对应的，可能是相当数量的非法买卖人口。
河南、湖南、福建、贵州、山东均是涉及省份。其中，福建是买证重灾区。
毋庸置疑，这个采访难度是极大的，因为要摸清买和卖两条线，并且还要调查是什么人或部门支撑起这条利益链。
文丨李晓磊
本文转载自《民主与法制时报》，原文首发于2016年9月25日，原标题为《假信息真户口：“出生证”买卖内幕调查》，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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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被“教训”
上官正义向我爆料时，我正在郑州出差，他提供的名单中有几本流向福建的证，加盖着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公章。
9月1日，河南电视台都市报道首席记者魏华与我同行，他们想用电视手法呈现这个调查。
这次合作，的确各自发挥了特长与优势。比如，纸媒对采访证据的获取大多靠录音，电视媒体要把这些证据全部影像化，这些增加了信源的权威性与真实性。
采访前，我和魏华做了大量准备，比如出生证申请与发放制度、官方在这方面管理有没有漏洞等，但以什么身份出现在医院，是个难题。
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亮明身份。不能否认，当时我俩有关此事的采访，还很生疏。
到了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办理出生证的办公室，我拿着疑似问题出生证的编号，找到医务人员，并表明了身份。
“有人投诉你们办假证！”我说。
“不可能。”医务人员一脸惊诧。
“这是不是你们办的？”我向她提供了一个J412开头的编号。她查询后予以否认。
但买方家庭拿着该编号对应的证件，在福建福清为孩子上了户口。解释不清后，医务人员将我们支到主任办公室。主任是位女性，看起来50多岁，皮肤显黑，微胖。
我向她主动出示了《新闻记者证》，又说明采访来意，她说需请示领导。过了几十分钟，主任自己回来了，但对涉事出生证绝口不提。无论我们如何变化采访方式，对方就一直绕弯子。此时，任何有关采访的理论知识，都显得那么苍白。
接下来近1个小时，她用连珠炮式的方式，质疑我和魏华的采访动机不纯。我们几次想插话，她都拿出训斥下属的口吻，对我们连续几轮进行“教育”。为避免采访冲突，我和魏华努力克制情绪。
“你们记者没资格查询，按照上级规定，只有公安和检察院才能查。”主任的声调越来越高，并拿出一份公安部和国家卫计委联合发布的文件，证明她说法的依据。
我和魏华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刺激到了她。看到魏华用手机拍摄时，她情绪更加激动，随后，把分管宣传的领导喊了过来。
这位女性领导很客气，我们交谈时，那个主任仍不时插话。当她得知，医务人员早已告知查询结果时，表现得更为恼怒。
我和魏华摇摇头后，迅速离开郑州妇幼保健院。出去后，我俩长舒了一口气，彼此都知道心里委屈，但只能藏在心里。
显然，这种向医院直接亮明身份的办法，并不好用，但不亮明身份，可能连门都进不去。
我们手里的出生证，还有一部分来自新乡市、漯河市、周口市的妇幼保健院，大多也流向福建。在这些地方的采访异常顺利，他们不仅否认了办理过加盖自己单位公章的出生证，还直接透露出很多管理漏洞。
后在河南省卫计委提醒下，我们才得知，这些加盖郑州、新乡、漯河等妇幼保健院公章的出生证来自商丘。该市妇幼保健院则证实，在2011年，他们丢失过4885份出生证。
魏华和我一头冷汗，假如这些证都被不法分子利用，将是一个怎样的难题？商丘方面并证实，上述流失出去的证，全部是他们的号段。
可这些证是怎样流失出去的？是套用编号，还是私刻公章？公安至今没有结论。我们对这一部分的调查，只能被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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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追“卖家”
流向福建的出生证，还有一部分来自湖南郴州市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魏华因有其他采访，我们约定到福建会合。
在湖南的采访，《新京报》记者曹晓波和我一起。上官正义也加入其中。
此前我和上官正义一直靠微信和电话联系，由于他一直做打拐卧底，所以网络上没有关于他真容的照片。我和曹晓波与上官正义见面，颇像电影中特务接头，幸好大家都是年轻人，沟通起来并无障碍。
9月5日凌晨1点多，我们才敲定调查方案。并且要以郑州妇幼保健院为例，调整采访思路。具体是，和医院对接时，我们以出生证持有者亲戚身份出现，理由是，小孩出生证丢失，需要医院开具证明；和卫计部门的接洽，必须亮明身份。
商量好后，我们睡了几个小时，马上从长沙乘高铁到郴州，然后曹晓波从亲戚家中借来私家车前往汝城。因为，郴州到汝城的巴士用时很长。
开车大约行驶了4个多小时，就见到了竖在路边的集龙乡卫生院的牌子。这里病人并不多，实在难看出它会和倒卖出生证有瓜葛。
现任卫生院院长的回答，与河南商丘一模一样，也说丢失过一批。汝城县卫计委纪检书记表示，除丢失外，上一任院长还违规为别人办理过，这位院长已被撤职，记者采访时，当地卫计委还在调查他。
由此看出，该院长可能是卫生院违规办理出生证的幕后人。
按照汝城县卫计委说法，之前他们在出生证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导致很多家庭拿买来的证件，在公安机关上户。直到今天，卫计委关于出生证的信息，还没与公安联网。
“好多人利用这个漏洞买证办户口”。上官正义说，他在解救被拐儿童时，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如果不做DNA，根本无法辨认。
湖南这条线确定后，我和上官正义又飞到贵州凯里，这里是黔东南州府所在地，曹晓波在湖南继续“深挖”。
证据显示，流向福建的证件，加盖着黔东南妇产医院和东南医院的公章。黔东南妇产医院经过查询后，明确表示他们没办理。
东南医院更是不负责任，他们连暗访人员身份都没问，就直接开具了一份证明，称他们办理过，但证件持有者却说他们没在这家医院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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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是靠双脚走出来的
随后，我与上官正义、曹晓波以及魏华和摄像宋振华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建福州。在该省的采访目的，是要佐证买证家庭，难度可想而知。
这些家庭，大多来自平潭县，从该地乘快船到台湾只需3个小时，除平潭外，莆田与福清也有买证家庭。
因为没到过该地采访，头两天的采访由福建电视台一位同行带领，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克服的是语言问题。
我是河北人，上官为四川人，曹晓波为湖南人，魏华和宋振华是河南人，我们完全不具备听懂福建沿海地区方言的能力。
也因此，最初两天的采访，很难突破。而且，我们犯了一个致命性错误——所有人核实同一信源。后来发现，这种方式既没效率，也无意义。
两天过后，我们分成两路，我和曹晓波跑莆田，魏华和宋振华跑福清，上官正义在后方提供资料支持。最终，我们再一起到平潭调查。
我们调查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买证？怎么买的？孩子怎么来的？
除语言外，又面临身份问题，走乡入户采访不同于在政府采访，面临的不确定性太多，搞不好就要挨打，大家最终商议结果是，统称“从北京来的”，如果对方报警，等警察来后亮明身份。
我和曹晓波找的第一个买证家庭，是位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山香村的许小民（化名）家，这里距莆田市很远，是个在山上的小村庄，幸好出租车能到达。为了打听他家，费了很大力气。
这个村庄里，到处都是空置的别墅、洋房，很多都没有装修，村里以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打听许小民家时，问了四五个人后，彼此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尽管我们使用普通话。
后来，碰到了几个年轻人，但他们说从未听过这个名字，还有几个打牌的中年人，则置之不理。9月的莆田乡下一直下雨，采访进行到此，心情烦躁至极。
我们几乎敲遍了整个村的门，仍一无所获。甚至，有人把我们当成讨债公司，最后只能寻求村主任帮助。村主任热情，也没询问身份，很快搞到了许小民的电话。
许在广东打工，在电话里，他承认因超生，才花2500元买到了汝城县集龙乡卫生院的出生证，对于买证渠道，他说，是拨打了大街上的办证电话后办理的，我们不太相信。
采访完许小民后，已是晚上，虽然累得疲惫不堪，但仍为这个突破感到高兴。
我拿出手机，拍了张路灯下我和曹晓波的剪影，在微信朋友圈写下：幸运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后担心败露采访行踪，又删除。
回到宾馆时，又是深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赶往莆田市秀屿区湄洲镇，这个镇位于海岛上，进出都要靠乘船，如果采访出现意外，将会无法下岛。
上岛后，租了两辆电动车，打开手机导航挨家找。在这个镇子，不仅核实到了几个买证家庭的信息，他们还承认孩子是抱养或买来的。这些人的证大多来自贵州黔东南妇产医院。
魏华他们的采访也很顺利，并佐证了几个从河南买证家庭的孩子并非亲生。
接下来几天，我们将重心放到平潭，因为上官正义掌握的买证名单中，平潭占去数百个。
这些家庭，分散在平潭县各个乡镇，有的与户口地址严重不符。我们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家庭后，仍然兵分两路，各自负责调查的区域。
大多数买证家庭对我们的到来并没敌意，他们更多的是恐惧与不安，并一直问我们：孩子户口会不会注销？而他们的买证渠道，都是通过朋友联系的中介。
在平潭采访，还有个不错的收获是，当地公安局户籍部门人士接受了采访，他承认每年因为出生证问题，向全国各地发很多函件。
所谓发函，就是公安部门发现出生证有问题后，会邮寄信函到当地计生部门核查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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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钓中介”
随着调查深入，我们发现，出生证买方、卖方，大多依靠中介关联，可中介去哪里找？
在网络上，我们发现了不少自称办理出生证的人，但多是假证，办理真证的人潜伏得特别深，在QQ群一般也不说话，并从每个人发言中，判断是不是记者或警察。
上官正义在中介QQ群里已经卧底两年多，最终突破从他那里进行。由于精湛的“演技”，上官正义完全取得了几个中介的信任。
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一名叫赵大鹏的中介身上，他的市场遍布全国，在圈内享有盛誉。
上官正义虽和他聊了很久，但与其联系时他仍怀疑：“你们是不是记者？”“你才是记者呢？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上官正义回呛了他。
赵大鹏说，他操作的出生证，从高唐县妇幼保健院办理，并且带高唐县人民医院全套分娩记录，分娩记录是留在医院的，以应对后期公安发函。
“一套病历一本证，总价10万元。”赵大鹏说，“先付定金，户口办成后，再付尾款。”
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我们也表现出十分怀疑他，彼此玩起心理战。但赵大鹏太想挣这笔钱了，最后约我们去山东济南见面。
那时，接近20天的高强度采访，已经非常累，但还是马上收拾行李，飞到济南。
为了符合生意人身份，我们凑钱在济南万达凯悦酒店，开了最好的房间。然后通知赵大鹏见面地点，他听到我们住的地方后，显然打消了顾虑。
我们设计的见面地点有两个，第一个是房间，为此，我们在房间床头、花瓶处装了几个录音设备。另一个地方在酒店西餐厅，并决定见面时，除上官外，还要再配个人。
我和曹晓波过于书生气，不太像有钱人，宋振华太朴实，也不像有钱人。最后，只有魏华和上官正义共同前往。但每个人分工精确到了极致。
宋振华守在大厅，等魏华和上官正义接应赵大鹏后，宋负责观察有没有同伙，并且他要一直守在酒店大厅，等赵大鹏离开后，继续观察可疑人员。
我和曹晓波在西餐厅另一个角落冒充顾客，以应付突发情况。而且，我要在他们正式聊天后20分钟，到外面给上官正义打电话，然后冒充他的秘书，催促行程。
为此，上官正义把电话里我的名字，换成了“秘书”。整个过程中，魏华身上带有录音和录像设备。一切很顺利，赵大鹏风尘仆仆来了，还给我们带了一盒当地特产：驴肉。
最终，谈判选择在西餐厅，双方坐下后，赵大鹏直奔主题，说自己能把出生证和分娩记录办下来，但需要我们提供办证人身份证和结婚证。
眼看到了20分钟，我找了个酒店楼层，给上官打电话，并按照排练过的台词进行。
这个电话，迅速结束了他们的谈判时间。赵大鹏不敢多呆，他们离开后，我们确保没人跟踪，才全部返回房间，录音、录像效果极佳。
而且，我们打开了赵大鹏带来的那盒驴肉，查看里面是否有装有定位设备，或处于开启状态的通讯设备，最后，发现是一盒既普通又安全的驴肉。
但还有个疑问，赵大鹏会不会骗我们？他回到高唐县后，我们要求他发来办过的证件，他犹豫和拒绝了很久，并埋怨我们不信任他。
见状，我们称他是办假证的骗子。没想到，这一招真管用，他果然发过来刚刚办理过的江苏泰州籍的出生证。我们获得了买证人电话后，很快确认买卖事实。
但我们仍不交定金，为拿到增量信源，继续和赵大鹏玩心理战，并仍然称他办假证，后来，他被彻底激怒了。仿佛我们的质疑，侮辱了他的职业。
最后，他直接用微信给我们转账5000元，并称：“你见过骗子先给人转钱的吗？”当然，我们没有接收，次日，自动退回。
不久后，我们三家媒体，几乎同时报道了出生证买卖黑市，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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