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了，互联网大厂的年轻人们开始焦虑。
各互联网公司纷纷宣布优化，但对于大部分企业员工来说，离开未必意味着坏答案，毕竟可以得到一定金额的补偿款。然而，那些幸免于难的员工，也未必就“那么幸运”：
他们认为自己就像鱿鱼游戏里面的参与者——只是暂时安全，永远不知道下一秒Out的口令是否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永远在焦虑。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的是发生在每一个互联网大厂人身上的故事，他们之中：
有人为了不成为被裁对象，开始主动“内卷”，发现公司下班的通勤车上坐不满人；
有人为了高薪费尽心思留下后，却始终惶恐，关注着前同事的转型之路，焦虑自己的未来；
有人经历过地产的黄金年代，却发现资本泡沫轰炸后，县城没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以至陷入抑郁。
他们不约而同地说自己是“惶恐的幸存者”，虽然留下，不见得比离开更轻松。
某种程度上来说，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这群年轻人都必须回答一个尖锐的问题：在资本寒冬和泡沫退去之后，自己该何去何从？
以下是他们的真实故事：
惶恐的幸存者
作为某视频网站头部大厂的员工，魏芳没感觉自己的消息比圈外人灵通多少，甚至连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她都是从各个新闻头条获知的。
11月开始，魏芳开始陆续收到前同事消息：
“你在名单上了吗？”
“有没有合适的开发推给我？”
魏芳打出一个问号发过去，结果，对方给她甩来一堆其所在公司财务危机、股价下滑、市值缩水等新闻的链接。
图 | 魏芳收到的部分消息
在财经报道里，公司作为视频行业的头部，缺乏增长空间；在互联网报道里面，公司产品缺乏创新，没有新的增长点。无论哪方面报道，都指向一个结论——互联网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公司要了。
魏芳安慰自己，“每年年末，互联网都会传有人要走”，但很快，她就觉察到情况不妙。
首先是公司发布官方通告，不再玩“优化"、“淘汰”、“绩效”等文字游戏，确定宣布优化40%，接着又有消息称，此轮优化以中层（总监级别）、花钱部门为主。
新闻发布的当天下午，公司就开始约谈第一批人。首先裁掉的是还在试用期的员工，正式员工魏芳不在名单里，她用自己的小号在社交平台上还愿，“幸好没有被裁”。
接着，是大批正式员工被约谈。相比于大厂的入职，动辄长达月余的面试，流程快之让魏芳措手不及。
许多同事前一天还在和魏芳在对接工作，第二天就被告知“整个部门被裁了”，就连拿过高绩效，被私下称呼为“明星员工”的同事也没逃过被裁风险。
一时间群里都在猜测，谁下一个走。
魏芳害怕自己手上的项目因人员离职陷入停滞，于是开始身兼数职，“年末不好找工作，千万别被淘汰了”。
和魏芳有同样想法的同事不在少数，“整个公司都笼罩在压抑之中，大家都担心自己是下一个”。
公司第一列下班的车上空位开始变多，大部分的同事选择推迟下班时间，而越发临近下班时间时，办公室里敲击键盘的声音越发响亮。
“其实我们留下来的也惶恐”，某在线教育公司员工何晓婷表示，前几个月的双减政策让原本行驶在快车道的在线教育行业踩下刹车，她所在的公司也开始缩减人数。
何晓婷在三线城市的分部工作，部门总共有9个人，只有2个留下的名额。
尽管趋势也表明了这个行业难再回巅峰，但何晓婷依旧选择了留下——她所在的小城市平均工资4000元，在线教育可以给到8000元，而她每个月还有3000多元的房贷要还。
留下，是一个性价比更高的选择，“起码可以捱到年后，招聘需求多了再去找工作。”
可现实很快让“幸存者”何晓婷感到焦虑。
在线教育遇冷，并不意味着工作量减小，相反，大量人员离开后，工作量积压到何晓婷和另外的员工身上，她们还要应对前来维权、将怒气撒在自己身上的家长。
何晓婷不得不超负荷工作，常常到深夜才能下班。
除此之外，公司也早早的宣布了，今年没有年终奖，甚至时不时传来降薪的消息。何晓婷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但她又不敢离开，“现在走没有赔偿金，亏大了。”
在地产工作的陈念则更为焦虑，2014年楼市回暖的时候陈念进这个行业，见过千人抢楼的局面，也操持过日光盘。
但她从未感觉过市场像这一年一样冷峻，以至于过去的一个月里她在转型焦虑下经常失眠，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心理咨询师深夜接受治疗了，“现在行情不好，只敢私下找。”
陈念的焦虑在今年达到顶峰，各地严格限制开发商利润、银行贷款变严格，房子去化周期增长，整个行业岌岌可危，甚至已经有同行打出，“要么交业绩，要么交尸体”的口号。
“我们就是惶恐的幸存者。”
魏芳先后帮助几个被裁同事找工作，但情况不如想象中乐观，“哪怕是优秀员工，也很难迅速找到工作。”
魏芳的前同事徐嘉然去年绩效优秀，加上有不错的从业背景，还和公司以谈妥n+1的赔偿，“以往要全年高绩效，才能在次年拿到3个月工资当年终奖，这次等于提前拿了。”
按徐嘉然的计划，他准备年前一边休息，一边面试，确定意向后过完年再入职——按以往经验，开年后各大公司还会有离职潮，年前一般也是HR们找新人最频繁的时期。
但今年的市场却给了徐嘉然当头一棒。
以往主动联系自己的猎头都纷纷表示“今年特殊，没有急招岗位”，即使徐嘉然主动投递简历，获得的回复同样是“公司内部大调整，没有招人计划”。
徐嘉然还在各个社交媒体上发现了和自己一样经历的大厂人，他慌了。
“明年3月还有校招，所以年末招聘需求不旺盛”，在互联网担任HR的胡雨尘说，“何况今年每家公司业务都在缩减，对招人更加谨慎，流程也变长了。”
互联网市场的缩小，让高薪变得遥不可及。为了活下去，许多人选择“找一份工作将就，等春天来了再说”。
焦虑的何晓婷加入了前同事成立的“教培人心酸转型"的群，在群里潜水看同事们的去向，她的关注目标从“大家如何转型”变成了“自己能去哪家公司”。
据何晓彤了解，有部分同事去了小机构，五险按照最低缴纳，课时费1小时不足200元，月薪大约6000元，比起新闻里动辄宣传的私人家教每小时数千元的费用，群里有人直言，“落差很大，但是要生活”。
但这也成了“凡尔赛”，大部分被裁的教师还没有教师资格证，“只能去做家教，辅导孩子做作业，每个小时80块钱”。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选择领1900元的工资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或者领取2500元的工资成为街道办的雇佣工或者网格员，最大的原因莫过于，“工作轻松，能了，时间多可以复习”。
“不管群里大家当下的选择是什么，都默认终极目标是考编。”
不管是离开还是留下，都是一种尴尬的状态。
担心失业的魏芳尝试给自己找一条退路， “但这条后路不能是‘青春饭’”。
魏芳联系过外企、国企，前者告诉她按照她的从业背景，薪水大约在万元，后者明码标价，岗位薪水不超过1万元，两份工作都不足她现在工资的一半。
薪水落差太大，加上同样是流水线的工作，让魏芳依旧觉得不安全。
何晓婷决定再等等，转型是早晚的事，“但再也不要去泡沫严重的行业”。
在地产最疯狂的岁月里，陈念每天需要在不同县市楼盘里穿梭——公司在不同的县城拿下了地，每天都有认购活动。
5年过去，陈念想转型的时候才发现诺大的县城里面，除了烂尾楼就是一到晚上黑黢黢的楼房，无人居住也没有商业配套，以至于她想转型却发现无路可走。
唯一契机是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县城里面的幼儿园师资力量落后，少有本科学历的老师，陈念打算去当幼师了，“这个行业利润薄弱，又发展了这么多年了，应该不会大起大落了吧？”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论是魏芳、何晓婷还是陈念，都曾经是追逐风口的人，但资本寒冬以及疫情黑天鹅后，意外洗掉了之前扩张的泡沫。
但那些泡沫毁灭之后，没人关心他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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