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条新闻，安徽子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强制员工加班，迟到一次扣一千，在员工时离职竟然拒绝支付加班费。几个年轻的员工没有办法，找到劳动仲裁局，仲裁机构因其没有保留相关证据表示无能为力。在迫不得已下，他们只好找到记者求助。而当记者到达公司要采访许总时，他直接让记者“滚开”，给大家上演了什么叫“霸道总裁”。事件曝光后，徐总出面道歉并说要法治，不要进行舆论误导。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于几位年轻人的遭遇，笔者深表愤慨和同情。其实打工人类似的遭遇并不少见，无视法律规定的企业也很多，以至于大家在评论区表示习以为常。然而正是这种习以为常让笔者更加担忧。
就拿笔者自身经历来说，我的亲人就在山东一个小镇的大型化工厂上班，工厂的规模有几千人。员工们每天工作时长高达12个小时，每十天轮班时更要干满18小时，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工资却只有4000元不到，且没有五险一金。
像这样的小镇工厂，一方面享受着村镇地区便宜的地租，一方面靠吸食农村剩余劳动力们的血汗而勃勃生机，而这种工厂在山东并不是少数。在温州、深圳、东莞这样劳动力密集型工厂密布的地区，这种不按劳动法办事的企业更是数不清楚。在这种企业里面的打工人的数量何止百万计？而他们从事的工作，不仅消磨人体机能，更伴随着劳动保护措施不到位而带来的生命威胁，现代工厂制度下原子化的人际关系造就的冷漠环境，更是让人饱受精神上的痛苦。
不仅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产业，外卖小哥、快递员，和996的脑力无产者们一定也有同样的感受。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境况会是这样？
是《劳动法》实施不到位么？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行的《劳动法》是在1995年制定通过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到1995年有《劳动法》呢？
实际上，在前三十年的全民所有制时代，在法理上我们并不需要一部法律来保护劳动者。因为那时候的工人不仅是宪法规定的劳动生产资料占有者，也是实际上的生产经营管理者。只有弱小者才会要法律来保护，主人翁哪里需要法律保护？主人翁真正需要的是确保民主管理高效协调的规章制度，是工人自组织的规章。
比如我们在70年代的工厂中短暂实行的“鞍钢宪法”，这套章程规定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式，两参即干部参与劳动，工人参与管理，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指在技术改革中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并且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来监督执行。这是切切实实保护了工人的权益，确保了工人的地位。
而90年代《劳动法》的制定，实际上是宣告了了70年代的落幕和工人主体地位的丧失——新的经济基础，会要求新的上层建筑。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一切好像都颠倒了过来。工人低声下气，老板趾高气扬，甚至zf也成了企业家们的“店小二”。以至于这部新时代的《劳动法》在许多的企业里也没法真正落实。
工人地位的下降，反映在舆论场上，是我们失掉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比如一位知名教授——眉山剑客陈某，在一期视频中提醒国人要警惕拜登打“马恩牌”。此金句一出，引得大家啼笑皆非。一时之间成为网络热梗。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警惕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打马恩牌？什么时候我们在工人权益的舆论场上落了下风？这岂不是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武器，被人空手套白狼拿了去，自己自废武功。
马恩主义在陈教授这里成为一种“牌”，可以由任何人打来打去，是不是说在某些人眼里，马恩只是个舆论工具和挡箭牌而已？
再比如最近比较火的关于特斯拉普工待遇的讨论——“员工起底工资5300、有五险一金、住房补贴”，评论区大多数也都是清一色的羡慕，也有网友不忘“阴阳怪气”地讽刺一句“警惕外国资本家对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品德的腐蚀” 。
特斯拉待遇确实好，外企待遇确实好，早在中国加入世博与世界“接轨开始”，外企入职潮就断断续续未停过。但是，我们要看到外企待遇好的原因是私有制下对的技术的垄断，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金融霸权，这种垄断和霸权让他们能够通过剥削周围国家来维持自己员工的高福利，也就是说这种高待遇必然以其他国家的工人待遇低下为代价。
笔者强调这一点并不是为国内企业辩护，而是想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人地位最大的区别不应该是在分配的多与少上，分配的多与少当然能体现工人的境况的好坏。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工人是否能参与到分配的决策中，到底是公共积累多一些，还是自己的福利待遇高一些？这应该通过劳动者们的集体的、科学的决策来规定，这才是社会主义工人应该有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分配权。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只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分配的角色，而是能参与到决策中，能够决定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应该如何分配，这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
在前三十年的单一公有制时期，工人工资比西方国家低很多，但是我们工人高福利的支撑使工人的基本生活和尊严体面没有后顾之忧。即使十几二十年没有涨过基本工资，但是工人们仍然干劲儿足，勒紧裤腰带，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把一点工业基础都没有的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工业国。
我们的工人们之所以能够勒紧裤腰带，是因为这种公共积累是工人们自觉的选择，这种积累归根到底是人民的财富，和资本主义下的强制的积累（或者说剥削）根本不同，前者的财富造福人民，后者则揣进少数人的腰包。
可是我们的工人今天还有这样的干劲儿和觉悟么？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总在拿“躺平”“佛系”来调侃生活呢？是国民的素质变差了么？我想不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条件变了，人的觉悟也就变了。
最后，笔者希望，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思考社会主义国家中wcjj的地位问题，找到自己在社会与历史中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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