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0日，豆瓣上一位过往动态并不活跃的豆友，成立了一个叫“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小组简介中，她用一句话概括了该小组的定位：
“985、211失学失业者的新校园，分享失败故事，讨论如何脱困。”
“985废物引进计划”建立初期只有零星几个成员，但很快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等到两个月后火出圈，小组成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成员数已经急速攀升到了8万多人。
人数急速攀升背后，是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共鸣。彼此抱团取暖。“小镇做题家”一词，也是出自这个时期小组内一位成员的发帖，总结大家是“出身小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
“小镇做题家”几乎给出了一个能解释造成大家眼前挫折、困境的完美理由，被纷纷拿来自嘲，也一度成为了当时的流行语。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这个词又重新火了起来。
原因是易烊千玺没有笔试被国家话剧院录取后，引发了一些网友质疑，而中国新闻周刊文化部主编杨时旸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文章，直接把“抱怨明星考编”的帽子扣到了小镇做题家头上。
“这些小镇做题家每天上培训班，做真题卷，也仍然考不中那个能为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编制内职务。所以当看见能从市场上赚大钱的明星，还要分走几个编制内身份时，总觉得抢了自己的坑。但这是一种幻觉，似乎认为自己的收入低，是因为明星从既定的盘子里抢走了自己那一份。”
先不说这位言语中散发着傲慢、得意的杨大主编，自己本人就是个小镇做题家，单说易烊千玺这件事，也根本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抱怨、取关易烊千玺的那群网友和粉丝是小镇做题家啊。
请问杨大主编是自己统计过在网上骂易烊千玺这些人的年龄和学历吗？没调查过，结论是从哪里来的？我咋还觉得网友质疑只是出于朴素的公平正义呢？
这种不做调查直接扣帽子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一个群体进行污名化，当然会引起强烈反击。也就是杨大主编没有个人微博，还可以躲在机构媒体后面，让工作单位、同事帮忙分担火力，要不早就被网友冲烂了。
但有一个令人悲伤的不争事实是，我们国家曾有无数人靠做小镇做题家改变了命运，别说是985、211，就算是普通一本也曾让一个普通家庭觉得未来有了希望，如今成绩好出身贫穷却沦落成了一个贬义词。
那些凭借勤奋努力考上好大学，毕业后却没过上好生活的小镇做题家，活该成为舆论场上的笑柄吗？
01
谁是小镇做题家？
罗翔在讲述案例的时候，曾提到过：“我有时候就会羡慕别人的‘剧本’，但是没有谁的‘剧本’值得羡慕，你只能把自己的‘剧本’给演好。”
小镇做题家，就是一种命运的剧本。罗翔也只是出生在湖南的小县城耒阳，那里年轻人的出路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两种，一是北上读书，二是南下流入广东的打工仔人群。
罗翔选择了读书，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再到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最后到北大法学院读博。一个典型的所谓小镇做题家的晋升路径。
这样的小镇式职业轨迹，几乎渗透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各行各业，他们在文化、法制、经济等方方面面，与我们共同勾勒出了时代如今的模样。
小镇做题家绝不是突然出现的，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密集而深远的。
2020年，演员叶璇在一个朗读节目中重温了旧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和咖啡》，这篇署名麦子的文章，早在2005年就流传于网络，并不断被后来人咀嚼——
“我的白领朋友，如果我是一个初中还没毕业就来上海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你不会，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跟你不一样，我是农村户口，你可能会说，农村有什么不好，干嘛非要到城市里来？农村里空气新鲜，比城市里那么拥挤好多了，可是农村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农村人挣的钱少，东西稍微多一点儿我们就买不起了。所以我要努力奋斗，所以我要进城。”
在这篇文章问世的2005年，那些来自农村的小镇做题家，就在尝试用努力和奋斗，来和城里人达成某种平等。
白岩松曾说，如果没有高考，那些来自乡镇县城的人，拼得过富二代吗？他提到高考有它本身的问题，但高考同样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恢复了他们的公平、尊严，以及梦想。
在爆火之前，董宇辉称过去的自己异常自卑，“出身农村、身材矮小、头又大又丑。”他说。
那些拿到小镇做题家这张牌的人，即使是没有遭受到公共言论的讽刺，他们本身就在城市的打拼中，在不断消化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有些人尝试去遮掩，有些人则妥协于这种无法抗拒的自卑。
而嘲讽的声音，也让小镇做题家这个群体，真真切切、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
我们意外地发现，一大批医学工集体站了出来，他们为小镇做题家辩护，并称自己就是小镇做题家。
北京中医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在抖音上发布短视频，他说：“我就是小镇做题家，一题一题做出来的医生，现在得到了很多患者的尊重，以前做题的双手，现在变成了把脉的双手。”
来自西安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的某主治医师说：“1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一个两省交界的小县城，高中才去了四线城市，18岁来西安上大学，发现同学们几乎都是小镇做题家，读博的时候亲戚也说‘干啥啥不行，科研第一名’。我通过最公平的高考，突破种种困难，成为了西安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
医生群体集体发声的情况，突然掀起了一股潮流，成为为小镇做题家正名的主力群体。他们有些是镇上的第一个博士，有些为学医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并尽一切可能从亲戚朋友家筹集求学的费用。
医师在中国绝对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其本身提供救死扶伤的意义，同时对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来说，成为一名医生，更意味着命运的转变。
而高考的升学通道，是他们的唯一路径。
华坪女子中学校长张桂梅登上电视台访谈节目的时候，主持人在现场播放了一段视频，其中出现了来自医生、律师、警察、教师……各个行业的人，他们都是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张桂梅的学生。
张桂梅看到一半掩面而泣，她那只捂在自己脸庞的手上，缠满了绷带。
视频中所有学生的命运转折，都与张桂梅息息相关。
这位获得过“七一勋章”、全国先进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等无数国家级表彰的老师，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把2000多个大山里的女孩，送进了大学。
而这些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大多数都经历过被家人劝说辍学的遭遇。
为了能让女孩们上学，张桂梅走了11万公里的家访路，到过1300多个学生的家里。她穿过茂密且高过头顶的玉米地，找到被家人劝退的孩子，她问：“为什么不去上学？”孩子说自己已经被嫁出去了，不能读书。
张桂梅的眼泪哗地下来了，女孩看到老师哭，自己也跟着哭。两个人抱在一起。抽泣中传来委屈的声音：“老师，我对不起你。”
随着张桂梅的事迹受到外界关注，外界以及政府的捐赠，让张桂梅成立起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每天早上9点40分，那些能够免费入校的女孩们，都会齐声高唱：“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然而，全身心扑在教育的张桂梅却常年遭受病痛的煎熬，他患有骨瘤、血管瘤、肺气肿等23种疾病。
她把所有把病例都锁在抽屉里。
张桂梅一切的努力，都是在让这些大山里的小镇做题家走出去。他不希望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早早地嫁人，然后重复祖辈的命运。
做题上大学，一个极其质朴的目标，张桂梅耗费了毕生心血。
02
就在今年7月，新华网发布的一条视频上，一个来自河北邯郸的年轻人在拆封录取通知书，他的手激动地抖个不停。
这是一封南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肢体反应，暗含的是一个年轻人在一路付出了巨大艰辛后，所做出的直觉反应。
发愤图强读书，考入大学，走出原本的世界，融入新的群体。学习、适应，最后打破那层世俗阶层，这是许多小镇做题家改变命运的方式。
然而如今的大环境，正在压缩这条路径的宽度。
“卷”这个字，归纳了这个时代下所有竞争的焦虑。但它的笼统性，也让某些群体的困境变得模糊，仅仅漂浮于表面的戏谑中。
不论是经济的周期，还是疫情的无常，甚至是不断走高的毕业生数量。都在让内卷更加残酷。
大环境的艰难，也是小镇做题家的艰难，但他们的问题是，在退路的选择上他们少之又少。
在《凤凰WEEKLY财经》的采访中，来自河南农村的陈飞，在毕业后从事体育赛事活动，疫情的爆发，让他所处的细分领域几乎处于停摆。
在疫情前，他刚刚给家里人买了房子，在城里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要缴纳贷款。突然的失业，让陈飞不知所措，他不敢告诉家里人。
待业两周后，他开始跑去了送外卖。他面对的职场问题变成了订单超时、电瓶车没电、门卫居高临下的呵斥……
工作的业务指标也变得具体而朴实，陈飞说：“我的目标是一天能跑到300元”。
对陈飞来说，他是没有退路的，他必须留在一线城市，这里有他初来乍到时一切关于未来的设想与计划。
回到老家，难道和父母一起种地还贷？
就业计划的打乱，对小镇做题家们来说，无论从熟练工到应届生，是逐层传导的。
在就业市场的供给端，教育部统计数据，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这是一个逐年递增的数字。其中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达到了457万，比上一年增加80万。
一大批考研究落榜的应届生流入招聘市场，加剧了竞争的残酷。
而在需求端，一些吸纳应届生的“大户”——教育培训、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或遭受监管整肃，或增长疲软，裁员、降本、收缩成为“主题词”。
竞争同一个岗位的人数明显增多。一位参加欧莱雅面试的应届生表示，去年的面试人数还是7~8人一组，而今年就到了10~12人一组。
他后来发现，这些多出来的人，很多是被互联网大厂优化出来的。
今年5月，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相继爆出大规模与应届生毁约，据“脉脉”显示，受到波及的学生已有上百人。
对那些依赖高考的小镇做题家来说，2022年，他们初入社会，就进入到一个红利消失，以及受疫情困扰的时代。
他们与移动互联网崛起的黄金十年擦肩而过、错过了繁荣的双创时代，并在疫情中“步履蹒跚”。就在两个多月前，我们还能在报端看到北大女博士进入街道办应聘城管的消息。
多年苦读后，换来的“求职护城河”，此时此刻变得脆弱了。但对于多数小镇做题家来说，这是他们核心的竞争力。大城市里的人脉关系、家族的财富，甚至是躺平的资格，均是奢侈之物。
大环境的整体氛围，侧面说明了为什么那篇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这是一个需要“鼓舞”的时刻，没有人想在陷入滑坡中受到讥讽的对待，因为他们手里的工具本就有限，做题，其实是一种孤注一掷。
03
中国新闻周刊那篇文章，在舆论场上引发了巨大冲突，其实释放出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因为去看原文的话，会发现那并不是一篇全面批判小镇做题家的文章。实际上，只有我上面截取的那段话拉踩了这个群体。 这段话既不是文章的主旨，所占篇幅也不到文章的十分之一，但却被敏锐地揪了出来，最后造成的后果应该大大超出了杨大主编的预期。 中国舆论场过去是没有这么激烈的。 十年前屌丝这个词刚流行的时候，有人认为它不仅是自嘲，甚至还带有侮辱的意味。著名北京胡同屌丝出身的冯小刚就曾发微博对这个词进行大骂特骂，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没几个人真觉得自己被这个词伤害到了。 搜狐视频的大鹏以一个几乎素人的身份拍了部《屌丝男士》，跟柳岩、吉泽明步一起整点活，反而成了大明星。年轻人生活得不错，对未来有希望的时候，你对他们的冒犯就是幽默。 可如果今天有哪个想不开的导演，再拍一部对小镇做题家骑脸输出，拼命挖苦他们情商低、斤斤计较、不懂社交、甚至宣扬穷就是原罪——不如有钱人善良之类的片子，那就是把自己扔进了人民内部斗争的汪洋大海里。 因为现在的冒犯，是实打实的戳心窝子。当下年轻人，看不到短期甚至是长期内自己生活会明显变好的希望。 不仅如此，舆论场上的变化在另一个方面也表现得非常微妙，就是现在大家特别追求公平、正义、道德，之前也不是这样的。 以前也有不少明星偷偷拿了编制，但被曝光扔到舆论场连朵浪花都激不起来；以前成龙大哥说一句“我只不过犯了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公众依然愿意接受他是活跃在银幕上的“老艺术家”；张铁林来一句“你们这些女孩子怎么就碰不得呢”，还是能继续演皇阿玛。 但今天不管你是多大的腕儿、演技多好的艺人，只要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就别想再有机会了。只要侵占了普通人的利益，哪怕你是易烊千玺，一晚上也得有几万粉丝取关你。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我觉得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发现了，过去很多事并不公平。那些在土地财政、工农剪刀差中做出牺牲的人，现在不仅没有被“先富带后富”，甚至连对他们的基本尊重都没有了。 他们细数过往的蛋糕分配，自己一直是被挤压、被掠夺的，所以现在才特别在意公平，特别在意谁是不是多拿了他的资源。 哪个阶级是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良序的天然拥护者？ 是中产阶级。但现在恰恰是中产出问题了。 小镇做题家本质就是一群预期自己毕业后，能够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中产，甚至是社会精英身份的人，但最后被现实啪啪打脸。 这几天全国各地已经有100多个楼盘的烂尾楼业主宣布不复工，就强制停贷，这些楼盘所在的城市包括郑州、武汉、青岛，甚至是北京和上海，宣布停贷的人是动辄能写7万字文章讲述自己委屈的小镇做题家出身的硕博毕业生。 他们是正面临滑向底层的中产。 中产阶级是秩序的天然拥护者，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从来不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变革者，也充满软弱性，但滑到底层后的颠覆性又是最强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的观点。 烂尾楼业主停贷，就是在主动跟金融机构做博弈，他们觉得只有当银行拿不到被抵押的交付房产，同时从业主这也收不到月供，成为一笔笔坏账，有可能对银行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候，整个社会才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47个城市，100多个楼盘，集体宣布停贷，这是个人意志力充分张扬的集合，也是无数个个体拿自己的征信做代价汇聚成的滔滔洪流，这是非常坚硬的声音。 这些声音应该被听到，也应该得到重视和反馈。
尾声
越是外部矛盾冲突严重的时候，内部越应该团结起来。 中美博弈代表着全球化趋势走到了阶段性尽头，发展陷入停滞，全世界都在内卷。只能分蛋糕的时候，矛盾就无疑会被放大。 团结就是力量。但达成团结却需要妥协。 到底是该再苦一苦底层百姓，再苦一苦中产，还是苦一苦有产者，或者是像翟东升老师所说的那样，人民币国际化步子迈再大一点，格局打开给大家发钱，这对每一个正经受着痛苦的鲜活个体来说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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