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见一例惊为天人的营销培训话术：
1965年7月，毛主席曾在与医务工作人员谈话时怒斥：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动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
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
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椎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你。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让环境不断恶化、让百姓不断生病、让健康奢侈化、让医疗产业化、让就医服药日常化、让重金治病普适化——这是大到生物（基因）战争、小到疫苗泛滥背后的根本逻辑。
当公益性、社会性被抹去，救死扶伤的医院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商业组织，在大灾大难中，完全不可能给予手无重金又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份怜悯。
这就是资本主义。
根子在哪儿？不妨向历史看。
80年代初——准去地说是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让人民公社制度彻底被瓦解。
从1978年的安徽到1983年的河南（1984年人民公社基本寿终正寝，哪怕发生了张正涛书记自杀事件），全国性的公社解体浪潮为接下来的市场化和资本化（招商引资）铺平了道路。
这其中，医疗自然难以幸免。
197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第一次提出了“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论断。
六年后，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
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活。
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
再七年后，伴随着南巡春风，1992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卫生部贯彻文件时又提出：
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
此后，让公立医院“自负盈亏”的观点逐步在国内盛行。
然而，自负盈亏唯一的招数，就是从患者身上多收费，别无他途。
中国的卫生总费用从2009年的1.7万亿增长到2015年的4.1万亿，六年时间增长两倍多，医药板块市盈率35倍（远高于a股平均水平）——这背后是多少百姓的家破人亡换来了医药财阀巨头的盆满钵满？
今天这家泸州富康医院不加掩饰的营销标语自然不是孤例，轰动一时的东莞康华医院也曾给出了答案：
手术室里全是钱。
东莞康华医院后来对外声明：“护士干的，雨我无瓜…”
我很希望这是那位可怜的护士为医院背了锅。
如果不是，即真的是身为打工人的护士小姐堂而皇之地为资本方摇旗呐喊、以茹毛嗜血的姿态为资本家的收成欢呼雀跃，那可真应了列宁同志的另一句话：
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
国企改革、私有化扛旗人物的柳传志先生对于医疗改制曾有这样的论点：
民营进入后，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民营资本进入医院以后，我相信，所有的什么医患这些问题逐渐全会解决！
但是事实是不容辩解的。
作为典型民营资本控股的东莞康华医院，曾因“未按照规定书写病历案”被东莞市卫生健康局警告并罚款一万元；还曾发生一起医疗事故，也是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因此在2018年对该院进行警告。
此外，这家医院还涉及司法案件88件，案由多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等。
康华医院，背靠上市公司康华医疗，而位于东莞的这家康华医院法定代表人为陈旺枝，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人民币，上市公司康华医疗对其100%持股，是不折不扣的私营医疗组织。
还是说柳传志，这位私有化教父对于中国医疗改革还有过一句名言：
医疗服务是公共事业，但不完全是公益事业。实质上是国家投入一部分、企业负责一部分、民众自筹一部分。
“民众自筹”，柳教父多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却是多少中国家庭灰飞烟灭、不堪重负的压迫。
哀民生之多艰，房产与医药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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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要提，像柳传志这样的吸血者，根本又在做些什么，又在实施着什么。
相比于这些人的祖师爷——美国人，他们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国高盛集团在一项生物技术研究报告中还羞答答地问“治愈患者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吗？” 中国的这帮买办却向来不加掩藏……
曾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医院——和睦家医院院长的刘常平有过公开发声，认为中国在推行医院私营化上的进展上“太缓慢了”。
他还点出，2001年的“入世”将使医院私营化的步伐大大加强……
此言确实不虚，2001年“入世”中国承诺的“五大领域开放”，其第五个就是在“2003年开放医疗服务业”。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和境外投资集团二十年前纷纷瞄准时机，抢占中国庞大的医疗市场。
著名的如上市公司万杰科技、双环科技、望春花、浙江广厦、三九药业等，都有意介入医院的经营和“收购公立医院”。
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当年有称，要斥巨资在大陆打造医院“航母”；新加坡某财团更是预备投资6000万美元在华合作开设豪华特需医院；澳大利亚的资本也在2001年后将在中国开设高档体检中心放到了议事日程上……
从2001年开始，民间资本进军医疗市场的鼓点已经插响。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至2013年9月末，全国民营医院已经突破一万所；至2015年9月，全国民营医院数量达到13600家，首次超过了公立医院数量，当时在国内医院总数的占比达到50.55%。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利好政策”让社会资本在医疗领域非常活跃，客观上加快了新建、收购、托管医院的步伐，这其中私有化和外资入侵的现象十分严重，比如不久之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万达集团匹兹堡大学项目。
2009年3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标志着我国新一轮医改的开始，意见中明确指出：
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一年后，2010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指出：
完善和落实优惠政策，消除阻碍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政策障碍，确保非公立医疗机构在准入、执业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这直接推动了自营医院的数量飙升。
截至2021年3月末，我国医院总量为3.55万家，其中公立医院1.18万家，民营医院2.37万家，民营医院占比66.7%，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且民营医院近十年年均增长率超过12%，行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趋势。
从住院费用看，民营医院的平均住院费用显著高于公立二级以上医院，且理赔金额也呈现快速上升趋势。
从2014年至2019年5月，民营医院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已公布裁判文书为93例——“医疗保险定点民营医院”早已成为欺诈骗保的重灾区，超量售药、串换药品、虚假售药、虚记多记费用、挂床住院等问题严重。
如果保险公司将民营医院纳入医院范围，理赔端将承担更多压力，增加运营成本和理赔风险——而这正是国内公知、南方系媒体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的。
今年春夏之交的上海疫情中“声名鹊起”的邬惊雷，早在六年前的“2016第十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当时作为上海市卫计委主任的他就表示：
目前上海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发展并不平衡，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数是远远不够的。
那年8月上海市发布的上海市卫生计生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也称：
要鼓励发展社会办医。
根据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4年，上海社会办医疗机构从223家上升为1695家，增长7.5倍；社会办医床位数从1236张增长到10521张，增长8.5倍。
就这，邬惊雷竟然还嫌不够呐……
那场论坛上，邬惊雷还说：
我想上海不一定具体说要用哪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可以进行探路，探索不同的模式，最终的目的希望在整个上海的医疗市场的培育、发展更加的完善、形成一个更加好的良性互动和竞争。
又是“探路”，上海确实爱“探路”……
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桥梁不走，非要摸着资本主义的石头过河，美其名曰“探路”……
魔都今年上半年的惨状，原因有很多：基层党建不力、政府服务外包过甚、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存在响应中央指示滞后现象……
但我就从一个床位也能窥见端倪：上海市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6.49，排在全国第13位，已经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7）；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仅为9.62，排在第7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95）；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仅为3.34，排在第14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2）。
市场化市场化，市场化出了个啥？
在买办资本云集的上海地区，民营医院的发展趋势是有增无减的：据不完全统计，像博爱、仁爱、康新、新虹桥等有一定规模的“集团化医疗”已达十余家，加上其他门诊部和私人诊所等民办医疗机构，总数早已超过一千家。
上海地区的民营医院其起步当然不是以直接投资的身份出现的，这背后依然是那个回避不掉的历史旧题：国资私有化、国资流失。
比如上海第一家民营医院博爱医院，其前身为轻工医院，原属上海市轻工集团，经过几番周折，最后将医院转换体制办成一家民营医院。
这其中，通过资产评估部门对医院剩余资产进行估值、再通过产权交易所进行产权交易，在当年是“吃螃蟹”式的“创新动作”。
（点击图片观看视频）
这家上海市国有医院的私有化，筹划于那个响亮亮的年份：1998年。
后来直到1999年9月才完成产权转让，2000年6月拿到市卫生局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内部斗争激烈可见一斑。
该院的投资方——深圳天下行医疗集团的副总经理刘江宁，曾颇为志得意满地说：
环境在一步步放开，没有不能想象的事。就像以前人们不敢想象，民营医院也能抢夺市场！
民营医院应运而生，意味着民间资本可以大摇大摆地介入医疗市场，原本固有的“一统天下”之门被彻底打开。
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
由地方看向全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仅十年时间，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远超90%直接减少到1986年的4.8％。
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阶段性的鼓励，该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根本付不起农村医疗工的工资，当年风尘仆仆的赤脚医生们只好被迫改行。
回想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的盛景，完全不再。
从顶层层面看，市场经济思维被奉为正道之后，国家对防疫机构的经费拨补也从80年代初期占财政支出的1.06%，一路下降到80年代末的0.58%。
尽管拨款的绝对数有所增长，但远不及人员经费的增长需求，终于是出现了“吃饭靠国家、发展靠自己”的诡异局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两年网上会出现“我对国家前途有信心、却对个人发展没信心”的苏修式拷问。
根据《新中国统计五十年资料汇编》的数据（这是目前学界公认最权威的官方数据）：从1961到1989 年，中国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3.61%，最高为 6.62%，最低为 2.11%；从1990到1999 年，每年卫生预算支出占财政总预算支出的比例平均为 1.40%，最高为 2.66%，最低为 0.41%。
在毛主席时代，尤其是五六十年代高积累的二十年间，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降低医疗价格：
第一次是1956年，药品加成费减少30%，手术费减少60%，接生费减少50%，普通挂号费减少30%；第二次和第三次为1958年和1966年，医疗价格进一步降低，而政府投入则逐年增加，减轻基层医疗合作社与病人的压力。
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国家层面每年投入卫生事业费从建国初的1.9亿元已经猛增到22.4亿元，卫生基本建设费由建国初的1.3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逐步实施了对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结核等七种传染病的常规免费接种，对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地方性甲状腺肿以及子宫脱垂等妇女病，国家亦是免费普查普治。
社会主义中国的医疗体制与成效，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奇迹，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尤其在今天更加让人敞怀......
去年5月12日，由贝登医疗、医械购主办的“沪上论道——2021中国非公医疗集团供应链数字化创新论坛”，在上海龙之梦万丽酒店隆重召开。
那场上海论坛汇聚了四十家非公医疗机构、近百名非公医疗机构投资人、管理人员和供应链采购专家。
同时，主办方还邀请了一位特别来宾，我们非常熟悉的李开复先生。
李开复那天为到场嘉宾阐述了“数字化供应链采购”对于非公医疗机构的重要性，他还说：
如今的非公医疗集团已经在各个专业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发展态势，服务模式、医疗技术都有突破创新……技术可以驱动传统供应链的转型，期待非公医疗能够充分运用数据、网络等工具，全面推动医疗器械流通市场变革。
真的有意思，他们那帮人总能臭味相投。
列宁同志曾经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有言：
应该使生活和知识摆脱对资本的从属，摆脱资产阶级的束缚。
这句话应当成为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不论于国内还是世界均来到一个节点的时代中，全球无产者牢记的信条。
最后奉上毛主席的三段话：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 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疾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二年中医！” 1955年春，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1964年，写给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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