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七八月份这时候，各地中学都会陆续迎来一波摸底考试，根据学生成绩进行分班，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分班考。
有些地区为了重点培养优质生源，可能还会根据成绩，将学生划分为快班和普通班，进行分层次教学。
因此，为了能让孩子获得更好的师资和学习环境，有不少学生家长挤破头也要让孩子进快班。
正是洞悉和拿捏了家长们的这种心理，有些学校开始在分班上动起了搞钱的歪心思。
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分班不用考试，也不看学生成绩，想进快班，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买一套学校的平板电脑和配套服务，一套下来5800。
付了这笔钱，孩子就能进所谓的“智慧班”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快班，否则就只能进普通班。
也就是说，5800的平板电脑，是普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进快班的唯一门槛，那么这个价格，在当地有多少人买得起呢？
根据年初普洱日报发布的消息，2021年普洱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10元，其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664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82元。
也就是说，5800元一套的平板，对一般的普洱当地人来说，相当于3个月的收入。
5800的平板价格显然不是普洱市普通家长能负担得起的，但是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思茅区第四中学就开始这么分班了。
直到前段时间，有人通过国务院的“互联网+督查”平台上把这件事给举报了。
截至督查时，719名智慧班的学生已每人缴纳3400元（包括平板电脑、配套设备及第一学年资源服务费），收费总额为244.46万元。
事发后，普洱市已责令停止违规行为，清退全部收费。
其实结合过往案例来看，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的学校，思茅区第四中学并不是第一个。
而把教育当成生意，把学生当成待宰羔羊，更不仅仅是这一家中学的问题。
1
学校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脑的案例，这不是首例。
之前在浙江嘉兴、安徽蚌埠等地，也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尤其是在嘉兴，被要求购买平板电脑的学生人数更多，人数上万，涉案金额上亿。
2020年，也是根据群众举报后调查发现，嘉兴市实验初级中学、秀洲现代实验学校等多所初中学校也是通过以是否购买平板电脑定分班的方式，变相强制学生购买指定品牌的平板电脑，捆绑搭售教辅软件，违规收取软件服务费。
最终嘉兴市有2.2万余名初中生购买平板电脑，以人均支付费用5000元估算，花费超过1亿元，金额巨大。
紧接着2021年，安徽蚌埠市也有人在网上举报，五河县育英中学要每个学生花5800元买平板电脑，说布置作业和学习要用。
具体的定价内容为：平板电脑每台2200元，平台使用费1200元/年，3年须缴使用费3600元，软硬件合计须缴费5800元。
这已经不仅仅是以分班作为条件只要求快班的学生家长交钱了，而是无差别地把手伸进了所有家长的口袋。
五河县并不富裕，五河县育英中学的生源更是80%以上来自于周边农村，5800的平板价格对学生和家长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去年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蚌埠市五河县育英中学擅自同意涉事企业进入学校七年级部分班级推销平板电脑，涉事企业共向育英中学七年级4个班级的234名学生发放了平板电脑，其中，142人已缴费（每人缴费2800元，合计已缴费39.76万元），92人暂未交费。
涉案金额数目不大，但是其中很多地方却值得推敲。
学校允许企业进入学校推销高价平板已是怪事，甚至还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其中有何蹊跷？
另外全国各地屡屡发生此类事件，中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巧的是，根据相关业内人士透露，给安徽蚌埠育英中学供货平板的企业，与给云南普洱思茅区第四中学供货的是同一家平板供货商。
涉事企业叫“金太阳”，全称为江西金太阳教育研究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11月，业务范围很广，是一家集基础教育咨询培训、基础教育研究、图书报刊策划发行、数字出版网络教育于一体，横跨文化和教育两大行业的企业，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企查查招标信息显示，该公司曾中标60多家学校、教体局等智慧e实验、高三复习资料、教师培训服务等项目。
该企业还曾先后获得“全国版权示范单位” “中国版权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 “江西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多项荣誉称号加身、中标60多家学校教体局项目，学校不光允许这家企业入校推销产品，甚至强制学生购买其产品，这家企业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
普洱市思茅区第四中学5800元平板的事情曝光后，有记者以某学校教研处负责人的身份联系到了金太阳教育售前咨询人员，谈到关于其平板电脑所涉及的智慧课堂，对方提供了一个名为《SunClass智慧精益课堂方案(初中版)》的文件。
文件中显示，SunClass智慧课堂提供的是一套整体解决方案，包括：教室硬件、学生硬件、系统软件、教学资源、运营培训、教研服务，而学生硬件中就包含了学习平板电脑。
费用方面，方案显示，学生学习平板售价1850元，三年资源服务费为3600元，再加上售价为420元的智能蓝牙笔，智能本，全套方案为每套5870元。
记者询问对方大量采购是否有优惠价格，该负责人表示，可以按每套5800元计算，以七八折的折扣出售。
也就是校方购买时，按学生人数计算，每个学生三年期的价格为4524元。
另外，对方还表示可以将价格调整后出具报价单，同时还询问是否需要修改报价单上的价格，可以改为4524元或更高。
如此贴心地揣摩客户需求，这些问题问起来驾轻就熟，可想而知这样的操作对他们来说已是常态。
在记者的要求下，最终该负责人将报价单的价格修改为5800元，与涉事学校将平板卖给学生的价格相同。
也就是说，学生购买平板的价格是实打实的5800，而学校以折扣价采购的价格只需4524元，甚至更低，中间一经手，校方可以净赚每个学生至少1200多块钱。
再回到我们刚开始的问题：为何学校允许企业进入学校推销高价平板，又为何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平板，并且在各地都时有发生，一切答案都迎刃而解了。
2
一旦学校动起了割学生韭菜的坏心思，那花招可就多了去了。
这次的平板事件，说明有些学校和企业近些年来也在“与时俱进”，开始打着智慧课堂和科技的名义，用新花样来想法儿掏空学生家长的腰包。
但实际上除了我们说的平板事件，近些年来学校和企业联起手来割学生家长韭菜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说曾经在各个学校使用都非常普遍的一个东西：校信通/校讯通。
校信通，顾名思义就是校方和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的一种短信服务。
乌鸦上中学那会儿微信这个东西尚未普及，平时老师布置作业，通报学生在校情况，或者发布学校通知等等，都是通过校信通来传达给家长。
这类短信服务出现在2007年前后，90后群体应该多少会有一些记忆。
最早是由中国移动公司推出，之后联通、电信也推出了类似的服务，但都是收费的。校信通每个月都会自动扣家长3块钱的话费。
三大运营商都有类似的服务，但是具体用谁家的服务，校方说了算。
比如有些学校规定，只能用某个运营商的校信通。
比如说只有移动公司的手机卡能用，如果你用的是电信的手机卡，就收不到校信通的短信，很多家长为了养校信通，就得再办一个移动的卡。
而办一个新的手机卡，要养着这个号，最起码也得办一个最低消费套餐，基本上都要一二十块钱。
那我不用校信通行吗？学校虽然没有说强制使用校信通，但是如果不开通，你是收不到老师的一些信息的，就比如说老师有时候会通知一下，什么时候接孩子，或者什么时候布置的什么作业，还有家长会的通知，都会通过校信通来发送。
不办校信通差不多相当于跟学校失联，但凡稍微关心点孩子的家长，不想办也得办。
但即便近些年微信应用已经如此普遍了，拉个群就能通知家长相关事宜，但有些学校还是坚持使用校信通。
而学校和运营商之间的合作，一般来说并不透明，这一灰色地带从校信通普及至今一直受到家长的广泛质疑。
2019年，有关部门要求清理整顿家校沟通类的短信类业务，多地已经叫停了校信通业务。
但叫停了一个校信通，却还有更多“隐形校信通”存在于学校的各个角落。
在教育问题上，家长们一向不吝于支出，所以各行各业都盯着这块大肥肉，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学校的合作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比如说，近年来有些学校明目张胆强制学生购买指定保险。
是，学校里学生众多，学生年幼好动，说笑打闹磕了碰了很普遍，学校为了避免担责，让学生购买保险尚可理解，但有些学校却把学生当成了发财的工具，强制学生在校内购买指定保险，并且要价不菲，俨然是公开抢钱。
还有强行要求学生一次性购买四套校服的，四种颜色换着穿，非但不穿不让进校，而且校服费还不开票，甚至直接在家长群里让家长扫码付款。
一旦有家长敢提出质疑和意见，就直接把家长踢出群聊，让家长们敢怒不敢言。
校服一次买那么多，质量过得去能穿个几年就也不说啥了。但有家长反映，校服还得年年买，一套700多，质量还不如自己买的100多的好。买完夏季的买冬季的，没完没了。
体育课要用跳绳，买根普通的跳绳还不行，必须统一买138指定款的。想问问什么跳绳需要138？国家运动员用的跳绳都未必有这么贵吧。
更为可叹的是，花了钱当了冤大头，孩子和家长还不敢说个不字，更不敢对外说学校的不是，怕的就是被学校针对。
有些学校把事情都做到了这份儿上，敢问你们这是办教育，还是在强买强卖做生意？
还有各种贵得离谱的夏令营，合同和协议上写的是自愿，但往往是由不得学生和家长自己做主。
为何？因为夏令营的表现直接计入开学后学生分班考试的分数，直接和孩子将来的前途挂钩，不参加后果自负，用各种办法拿捏家长。
很多家长抱着“钱花了还可以再挣，孩子的前途不可耽误”的想法，只能被迫乖乖交钱。
但所谓的夏令营，对很多学生来说不过是打着另一个新鲜名头继续补课而已。
对学校来说，则是轻松进账的另一笔巨额收入。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所谓的校企合作，中间到底有多少文章可做？滋生了多少利益输送和腐败？其中牵扯到的利益都被输送到了哪里？
3
以教辅为例，从2016年的广西教辅地震中可以略窥一二。
从教育厅、物价局，到新华书店、出版社，十余名官员和出版精英落马，被调查者近30人，腐败历史跨十几年，震惊全国，但其中的利益关系几乎是广西教育界人尽皆知的秘密。
教辅，就是学生练习册，我们每一个从学生时代过来的人都用过。
这些练习册其实并不起眼，但由于我国学生人数众多，教辅算是一个不小的产业。据行业估计，教辅的年销售不下400亿元。
一个400亿元的大蛋糕，自然有很多人惦记。
在我国的整个教辅市场，一般有三种选购模式：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推荐选购，二是学校推荐选购，三是学生、家长自主选购。
教育主管部门推荐选购，又称系统征订或大征订。
顾名思义，依靠教育系统推荐销售，征订量大。它通常上教育厅推荐目录，由新华书店统一发行。因为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上级，很少有学校敢不征订。
这类教辅的好处是有政府限价，价格较低。
但问题是：一是地方保护严重，各地主要推荐当地出版机构和教育系统的产品；二是权力集中，有权力就有寻租，容易滋生腐败。
二是学校推荐选购，又称小征订。
征订量相对小些，由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推荐购买。
它的好处是更适合学校需求。但问题是：高码低折普遍，一些教辅定价偏高，学校以较低折扣购买，而以较高折扣向学生收钱，跟前面我们说的平板性质类似。
学生、家长自主选购，又称市场零售，是学生与家长在书店自主选购。这里完全市场竞争，没有强制购买和教育腐败，可以在市场中优胜劣汰。
多年来，三种模式形成一种相对的均衡。据多名资深行业人士估计，它们的市场份额之比大约是4：4：2。
也就是说，约80%的教辅由教育主管或学校推荐统一选购，约20%是学生家长自主选购。
省级教育部门掌管推荐，地市教育部门和学校掌管选用，这就卡住了教辅80%的采购市场，对于各个教辅出版商来说，如果能被选入教辅，就踏上了统一采购的黄金大道。
而如果教辅不能被选用，则无异于置他们于死地。
为此，出版发行商不惜代价。
每年到了选定教辅的时候，大大小小教辅书业老板们倾巢而出，到公关各省教育主管部门活动关系。
有的老板中午还在这个省请人吃饭，另一个省的代理商打电话，说约到了教育部门某领导，赶紧乘飞机过去请人吃晚饭。
而在教辅行业，公关有权力主导选用的机构和个人，对公对私给予回扣、返点，是行业公开的秘密。
出于竞争，出版和发行商们仅仅给机构回扣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打点关键负责人。
通常来说，教育局、出版社、新华书店等各个单位收到回扣，有的集体按贡献发奖金，有的领导私下瓜分。
而一旦出事，前者属于单位行贿，后者则导致官员涉嫌受贿落马。而这样的例子在教育系统内比比皆是。
为了垄断经营和利益输送，2016年广西教辅案中，官商甚至相互勾结先后成立了十多家公司搞教辅。
而2016年广西教辅地震并不是个案，因为教辅问题受查处的，许多地方都不鲜见。正如圈内人所说：“这是行业习惯性的弊端，做事的、管事的，都很难不涉足其中。”
教辅甚至教育图书，都是教育采购腐败很小的一部分。
翻阅和查询各地法院判例，因为基建、招生、教学设备采购、营养餐、校服、保险等等，查处的人不计其数。
有些地方更是流传着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校长被抓后，一家校服厂都直接倒闭了。
在他们眼里，学生变成了一座座金矿，学校更成了谋私利的一个个生意场。
可不正之风一旦侵入校风学风，不仅败坏当前，更将贻害长远。如果连教育采购这方净土我们都无法守护，那就更遑论教育公平这个更为宏大和长远的目标了。
想要清除教育战线的腐败，就必须织密制度的笼子，加强监管，坚决彻查和打击腐败问题，学生和家长的钱包，不能就这样被掏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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