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团购之前，五环外没有人习惯在网上买生鲜，人们最爱光顾的地方还是菜市场。
那时，菜市场还是个充满烟火气、市井气的地方，不买菜也会去逛逛。
社区团购兴起之后，气氛就变了。
关于这种变化，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小时候看《马大帅》，“辽北地区著名狠人”范德彪去菜市场买茄子，非要“换根身强体壮的”，结果和广坤媳妇海燕发生口角，最终上演了互吐口水大战。
另一个是2020年12月29日，一个出生于1998年就职于“多多买菜”的女孩，凌晨一点半倒在了乌鲁木齐零下20度的寒冬里。生前，她在公司内部通讯软件上写的签名是：
我为多多守边疆。
社区团购曾被认为是 “十年一遇的大机会”“将重塑中国互联网格局”。据 Euromonitor 统计，当时中国每年超过 11 亿吨生鲜农产品，仅 9% 在线上销售。互联网要改造的是中国线上化率最低的行业，他们的目标像星辰大海：
美团王兴最初认为这门生意有千亿规模，后来很快又把这个数字调整成了“万亿”。
而这一切，随着反垄断“九个不得”新规出台，按下了暂停键。
上个月，我跟一位互联网大厂的朋友聊天，这位朋友在公司社区团购部门分到了股票，因为反垄断后市值暴跌，手上股价缩水到只剩原来6分之一，在公司内部也被迫接受了两次调岗。
作为从业人员，他对社区团购的看法和外界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给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今年上半年，上海4、5月份疫情严重连续静默时，应该每个上海人都能感觉到，其实送外卖、送快递不仅是一门生意了，也发挥了类似“微信、支付宝”的一样的基建作用，是组成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朋友看来，社区团购未来同样会成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一环。为什么要反对、阻止一种效率更高的新事物？为什么要抵抗不可逆的历史浪潮呢？
我说因为有可能会造成不公平，让一部分菜贩失业。
但朋友当即反驳道，只为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就拒绝发展，拒绝把蛋糕继续做大，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
“在汽车发明之前，英国伦敦大约有10万人靠当马夫、车夫和马粪清理工来养家糊口，而当时的伦敦一共才有200多万人。为了阻止汽车代替马车，自己面临失业，当时伦敦的马车公司和马车夫先后进行过上千次的罢工和抵制，但历史的车轮还是滚滚向前了。”
4月25日，美团优选发布公告称，北京地区自提点停止服务。在此之前，美团优选已经开始从西北地区撤退。行业第一名这一举动，宣告了这门生意正式进入尾声。
社区团购如大浪袭来，又如大浪退去，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说实话，当时在朋友一连串的追问下，我心中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这么多年下来，公平和发展始终像一对不可兼得的矛盾：
如果抛开发展来谈公平，那么公平将毫无意义，如果抛开公平来谈发展，那么有一部分人始终会成为那个代价。
9月份的一天，我扫开了一辆共享单车，从酒仙桥一路骑到三源里市场，决定自己去2年前受社区团购影响最大的地方看看。
我去那天是工作日，中午菜市场人并不多，处处散发着一股慵懒气息：有踩着拖鞋来买鱼的老外，有一口京片子忙着讲价的北京大妈，也有正坐在椅子里打盹儿的菜贩。
我在一个摊位前买了几个西红柿，递给卖菜小贩时，我发现她的眼睛几乎从头到尾没离开过iPad，听声音像是在看某部宫斗剧。
这种岁月静好的烟火气，退回两年前在大多数菜市场是见不到的，因为当时小贩们正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0年，国内菜市场销量下滑了近三分之一，一些风险抵御能力差的小贩，在商铺租金、人力和产品积压腐烂的三重压力下，短短几个月内就被击垮了。
与菜贩怨声载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年入局社区团购的互联网大厂正高歌猛进。
2020年，优选是美团创始人王兴最重视的业务，他曾多次出现在优选的双周会上旁听，就具体问题提问，接见各路创业者。据晚点LatePost报道：
“优选负责人陈亮如点菜一般点兵，拿着美团买菜的员工名单圈人，瞬间划走了3900多人，仅用18天就拉起了一支队伍。”
刘强东则在公司高管会上宣布，将亲自带领京东打赢社区团购这一仗，不管是哪个省拿到地区第一名，直接发2000万元奖励给相应负责人。
当时已经卸任拼多多CEO的黄峥，把多多买菜定义为“拼多多人的试金石”，不仅集结了拼多多六分之一的员工，还亲自飞往南昌等地一线调查。滴滴组建的橙心优选团队，在成都办公室挂起横幅，上书八个大字：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不管是当初的外卖大战，还是前几年的网约车大战，巨头们入局后第一件事总是先烧钱。这套方法论已经驾轻就熟：先烧钱补贴，跟同行打价格战，然后用低价干掉对手，接着垄断市场涨价。
进入社区团购后自然也不例外，0.49元/斤的土豆、5.99元/20个的鸡蛋，互联网巨头们把融来几十亿上百亿资金砸入市场，作为微小个体的菜贩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曾经从“千团大战”中走出的胜利者美团，仅2020年第四季度，就在优选业务上战略亏损了高达30亿元。
出人意料地是，最早站出来发声抵制社区团购的，并不是菜贩子，而是便利店和小超市老板。
原因是社区团购的定价打乱了各地的零售体系。比如乌鲁木齐一款当地产的白酒，传统渠道进货价一箱550元，而多多买菜的售价比别人进货价还要低1元，除去给团长10%的佣金，每卖一箱净亏55.9元。
卖的比人家进的还便宜，这还怎么玩？于是拼多多进入乌鲁木齐不到两周，当地便利店和小超市老板就自发组建起了“反社区团购联盟”。
也是到这里，外界才渐渐警觉，为什么社区团购会被认为是“十年一遇的大机会”——原来这是一步“一鱼四吃”的大棋。
卖各类生鲜的菜贩子会失业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出来，但生鲜其实只是个开始，以社区团购模式先行者兴盛优选为例，生鲜大约只占了他所有品类的6成，还有4成包括了洗衣机、空调、彩电、饮料、零食、日用百货等。
小超市、便利店老板抵制社区团购，一方面是迫在眉睫的低价倾销，另一方面一旦未来平台掌握了大数据，还能更精准地预测当地人对各种品类的需求量和喜好，对他们会是降维打击。
所以菜贩子先倒下，接下来便是便利店和小超市了，再然后倒霉的是经销商体系。
过去一个厂家生产完产品，需要经过一套经销商体系，比如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县级代理后，最终交到消费者手里。而社区团购想把这个活儿也干了，直接通过价格补贴，让零售端陷入不降价就出不了货的境地。
这也导致了当时经销商对厂家逼宫，包括卫龙辣条等知名企业，先后发通知不允许任何供货商私自给社区团购平台供货。对厂家来说，社区团购平台就像个大怪物：
一旦真的让他们冲垮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经销商体系，那么日后垄断了渠道的社区团购平台，跟厂家谈判的态度要比经销商强势十倍。
第四层收割的就是用户了。
当巨头把其他玩家干掉，对市场形成垄断后，先前打价格战烧掉的钱就需要有人来“报销”了，涨价收割是必然，因为企业也不是真想做慈善。
复盘一下，社区团购的目标，是分别把菜贩子、小超市老板、经销商体系的活儿“接管”，也就是把他们的工作变成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这必然会导致这三部分人失业。
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需求”，老百姓每年吃的菜、买的空调、喝的啤酒，并不会因为这个活让你来干了，需求量就变得比之前更多了。
换句话说，蛋糕并没有变大，只不过吃蛋糕的人变了。而且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简单粗暴，是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用资本市场的钱，低价倾销把这三个环节上人的工作都抢走了。
这与汽车代替马车有个本质不同，就是汽车真的是在成倍提高生产效率，帮助社会加速运转，在做大蛋糕。举个例子，比如说新疆有几十台光伏设备坏了，而供货商是上海某个厂家，如果这个厂家要派人骑马去修的话，那这个损失可就大了，社会损失的财富要远大于一个马夫的工资收入。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发布“九个不得”新规，其中第一条就是：
“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从那时起，几乎就注定了社区团购失败的命运。因为除了低价倾销外，我们这些互联网平台相比它要替代的渠道，并没有碾压式的创新，并不能通过合法市场竞争完成对其的替代。
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中，中国已经有太多人为做大蛋糕、提升效率做出了妥协，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比如说东北的下岗工人，他们并没有深究公平与否，作为群体来说，他们所做的牺牲可能并不比社会上那些光鲜亮丽的人少，只不过他们的付出是沉默的。
再退一步说，如果并没有将蛋糕做大，凭什么还要让人民、让数以千万的从业者做出妥协？
揣着几百亿杀入社区团购的巨头们，既然低估了国家反垄断的决心，更低估了人们对不公平的厌恶。
尾声
9月份的北京已经有点冷了，在菜市场逛到晚上，我发现路上的行人已经普遍穿上了长袖，只有我穿着短袖短裤，像是一个闯入的外来者。
其实我本来就是北京的外来者，这里的房价太贵了，我相信很多北漂都跟我一样，未来大概率要离开这座城市。
而作为所谓的白领，现在每天吃着外卖，有没有菜市场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因为失业的是菜贩、超市老板和经销商，有些人很难感同身受。
但是，年轻人迟早有一天会告别外卖，当面临婚恋、住房、生育、养老等一系列压力，生活中各种压力传导到每一天，其实就是吃喝拉撒。
除非有暴富的机会，我们每一个人，很快都会学着精打细算，会很快感受到超市特价区的蔬菜、鸡蛋、猪肉带给我们的吸引力。
到那个时候，能去居住地菜市场跟菜贩砍砍价，买到真正新鲜便宜的蔬菜，不用担心被巨头垄断后收割，对普通人来说：
这种公平是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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