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至左第5位为李革新
1995年3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撤销了省文化厅(局)政策研究室，我从研究室主任改任河北省文化市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实职为：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市场管理处处长。厅里有的厅领导知道我比较“古板”、“正统”，说“让革新管文化市场有点‘勉为其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来城镇中的工人文化宫、企业俱乐部、厂矿小剧团、年轻人自娱自乐的露天舞场等，逐步淡出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而装修豪华、高档的营业性夜总会、歌舞厅，像被巫师的“法术”呼唤出来一样，从南到北遍布城镇街区;一些“先富”大款、达官显贵，享受着与解放前大上海“不夜城”一样的娱乐生活;这些场所经营者更是利用这一“新经济增长点”大赚特赚其钱，色请陪侍、“性工”货畅其流、大行其道;电子游戏厅赌博、淫秽色情录像厅星罗棋布，有的学生沉湎于这些场所，夜不归宿(家庭、学校)，严重危害着青少年身心健康。一位母亲在大雪天，骑着自行车跟踪、寻找沉迷于电子游艺厅和录像厅的儿子，不小心自行车滑倒，被摔的满脸是血，她在举报信中呼吁：“救救我的孩子吧!”
一叶知秋。社会文化娱乐生活的西化，“拉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在悄然改变，新形势下文化市场管理任重道远。净化文化市场，查处文化娱乐场所违法经营，影响经营者的收入，甚至断了人家的财路，同时扫了玩家的“雅兴”，遭到阻挠是不可避免的。一次我们查处某乡镇一个音像出租、销售店，经营者蹦着高大吵大闹，围观的乡亲越聚越多，我走上大门台阶，手里举起带有淫秽色情图片的光盘封面，大声疾呼：“乡亲们，我们谁家不养孩子，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走正路?如果你家的孩子成天看这样的光盘，你们能容忍、能放心吗?”围观群众渐渐走开散去，经营者只得承认错误，接受了处罚。
近七年的文化市场管理管理、查处文化娱乐场所违法经营，艰难曲折，有惊有险，几件事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一、查处某市“百乐门”歌舞厅两稽查队员被打
我任文化市场处长第二年的1996年5月初，接到群众举报信，称某市“百乐门”歌舞厅有“三陪”小姐40多名，4楼是舞厅，5楼专设卖淫嫖娼的“宿舍”(俗称“炮房”)。举报信说，如果我们不查处，他们就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反映。我在举报信上批示：“请市文化局会同公安部门联合查处，半个月后将查处结果报文化厅市场处”;但半个月后，报来的结果却是：“小姐们全跑了”，据说是有人透了风。我和处里同志们商量决定把这个地方放一放再说。
5月13日，我与赵丽娟、王兵英，由稽查队员兼司机康喜柱开车，一行4人先到其他市检查了几家歌舞厅、电子游艺厅;于5月17日晚转到该市，先去验收了市文化局准备上报的一个文明歌舞厅，指出他们仍然存在色请陪侍问题，需要继续整改;之后，到就近的“爱神大酒店”用了晚餐。该酒店与“百乐门”一马路之隔。于是派王兵英、康喜柱二同志以消费者的身份进入“百乐门”，先进行暗查。我与赵丽娟检查了“爱神大酒店”，对该酒店存在色请陪侍问题提出批评，并办理了处罚手续。
夜里12点，我和小赵穿过马路去了“百乐门”。刚一进门，后面的大门“咔啦”一声就上了锁;我们要上楼也被保安截住，说老板说了“谁也不让上去”。我说“你们这是非法劫持!”保安说“领导不要误会，老板说请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会。”
几分钟后大门打开，进来一中年男子，一见面就向我抱拳，说：“李处长，我叫马俊杰，是这个舞厅老板马俊祥的弟弟，实在对不住，听说上边出了点事，我先上去看一下，一会儿再请你们上去。”
又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他们把我和小赵“请”上四楼，摆上了茶桌，泡了茶水，两名稽查队员王兵英、康喜柱也在那里。因我们在楼下大厅遭到“控制”，嗅到这里气氛紧张，说“这茶我们喝不起，你们扣押我们这么长时间，是违法行为。”说完，起身出门，康喜柱开车，四人迅速离开。
回到宾馆，听王兵英、康喜柱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二人进到歌舞厅，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通过实地查看和与客人、小姐聊天，发现该歌舞厅色请陪侍确实严重，与月初收到的举报信反映的情况完全吻合;正在他们亮明身份，给陪舞小姐作笔录、取证时，歌舞厅老板马俊祥喝酒回来，带着一身酒气，气急败坏地骂道：“TMD，去年你们李处长罚了我两万，我还没去找他算账呢，这回又来捣乱，干吗非要和老子过不去?”他看到见茶几上放着录音机，骂道：“哈哈，你们TMD还录音!”顺手抓起录音机摔烂了。小康悄悄把磁带捡起来，放在了窗台上，用一块抹布盖住，以做证据。接着马俊祥就对他们大打出手，鼻子被打得流了很多血，地上许多血脚印。一个保安把他抱住，说“老板，别打了，惹大祸了”。
马俊祥的弟弟、该市某银行干部马俊杰上楼后，制止、批评了他哥暴力抗拒执法，兄弟俩把王、康二人带上5楼，把他们满是血迹的背心和衬衣脱下来，帮助他们擦去胸前的血迹，换上马俊祥自己的两件白衬衣，兄弟俩跪在地上给两人磕头说，“实在对不起了，李处长在楼下等着你们呢，希望在处长面前多多美言，这次我们确实是错了……”
凌晨2时，听了两位队员介绍情况后，我分别给市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市场科科长打电话，说明事情的经过;又向文化厅主管文化市场的厅领导和省委宣传部主管“扫黄打非”的韩副部长打电话，报告了事件经过。
大约3点多，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和市场科科长来到招待所。了解情况后，他们给区派出所打了电话;第二天早晨6时，省委宣传部韩副部长驱车赶来，会同我们和派出所干警一起去查封“百乐门”，这时候4楼舞厅已是空空如也，所有电器、物资设备已转移一空。
我们回到石家庄后，马俊祥弟弟马俊杰给我来过一封信，打过一次电话，再三承认错误，希望得到原谅。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哥哥违法经营，败坏社会风气，扰乱文化市场，殴打执法人员，完全是犯罪行为，凭什么原谅你们?”
没想到，后来该歌舞厅竟反咬一口，先到文化部申请“行政复议”，又到石家庄中级法院“起诉”了我们。我和全处同志，在坚持正常文化市场管理的同时，还得学法律，搜集百多条证据，给文化部和石家庄中级法院写“答辩”材料，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后来省文化市场“管委会”、“扫黄打非”办公室、省政法委与市中院多次召开协调会。从一些人的言谈话语中，我明显感觉有的单位的屁股坐到“百乐门”一边，认为我们文化市场执法，妨碍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属于“违法执法”。当时，“民告官”是一股潮流，一些部门的某些人和有的媒体，对文化娱乐场所经营者“情有独钟”。对这样扯皮的“协调会”，我内心非常气愤，但又难以说出口，只能再三陈述事实的经过。
为了确保打赢与“百乐门”的官司，经省政法委秘书长傅剑仁同志推荐，1997年5月13日，我和刘刚去石家庄“五七路”河北省“政法干部学院”，向该院副院长、河北著名高级律师李益民同志汇报案情。李院长看了卷宗，表示坚决支持我们打赢这场官司，并在保持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从法律专业角度，对我们的答辩材料提出修改意见。
省文化市场“管委会”、“扫黄打非”办公室、省政法委最后一次召开“百乐门案件”协调会，是1997年5月23日。已经是河北省司法厅副厅长的李益民与会，在听完大家发言后，她明确表态说：“这不是明摆着吗?马俊祥对抗文化市场执法，殴打执法人员，属于违法犯罪，逮捕马俊祥不就得了吗?”至此，一锤定音，终结了一个多月的扯皮，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后来据知情人士透露，某些单位的一些人屁股确实坐在了经营者方面，人家“就是想整整你们，叫你们出出洋相”!
后来，该市公安局派两位干警来文化厅外调，我和刘刚负责接待，并出具了证明材料，但据说当时该老板“在逃”，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在当时大环境影响下，阻挠文化市场执法，殴打执法人员的违法经营者，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二、大雪天，赴唐山检查文化市场遭遇重大车祸
1997年1月上旬，元旦过后，华北地区连降几天大雪。省委宣传部转来一份河北省电台的《内参》，举报唐山几个歌舞厅色情陪侍问题严重，要求我们5日内报查处结果。1月9日，我和副处长张振英、干事刘刚、司机康喜柱一行四人，上午9时出发，赴唐山检查举报中提到的几个歌舞厅。
天还是阴沉沉的，京石高速公路的积雪已被清除，只有一片片簿簿的小雪糁，在来往汽车屁股后路面上飘来飘去刮着“小旋风”;过了北京、通县以后，路上的积雪基本没有清理，路面上全是疙疙瘩瘩的“冰溜子”;原计划晚上六七点钟到达唐山，看样子是不可能了。我用“大哥大”给唐山市文化局王恩阳局长打了电话，说我们大约八九点钟赶到，有几个歌舞厅的举报信，详细情况见面再说。
下午4点左右到达三河，在进三河的大转盘处，汽车打滑，转了个180度，本来是向东开，车头朝了西。好在当时没有别的来往汽车。我们掉头，继续东行往唐山赶;过了三河，京哈公路就更难走了。本来一月份天就短，又是雪天，天渐渐黑了下来，车前的积雪被车灯照的发着白光，车屁股在雪地上扭着“摇摆舞”咯吱咯吱地爬行;刘刚在副驾驶位置打盹，张振英副处长喝了一口水也开始打盹;车速大约40迈左右。到了天津蓟县洇溜镇小现蕖村，我眼看着车子向左边的路上滑了过去，我喊了一声“哎呀”!就听“咔”的一声巨响，觉得汽车急速打转，……后来不知怎么我就趴在了雪地上了。
汽车第一次是被一辆迎面开来的桑塔纳撞上。强烈的撞击力，把我和张副处长的后排座震动后翻，汽车后盖被撞开，我们两个是从震开的车后盖“飞”了出来。据道路两边正在收工的老乡说，在前边一辆桑塔纳把我和张副处长撞下来之后，后面紧跟着来了一辆10多米长的集装箱，“骑”着我们两个过去，说我们俩“是从后边集装箱的后车轮子下面‘漏出来’的”。
在我被摔在雪地上的一刹那，并没有昏迷，知道自己还活着，只是觉得左腿肚子有些疼，扒开裤角看有一块血渍，顾不得疼痛，我试着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去找汽车。这时车头已经朝西了。我扒着车门看到司机小康的头和上半身歪在副驾驶位置刘刚的胸前，两人都紧闭双眼，喊他们的名字谁也不回答;我问“张振英呢?”有老乡说：“这里还趴着一个呢!”我回头看时，张副处长在我爬起来的地方一动不动。我蹲下喊“振英，振英!”他问“处长，咱们怎么了?”我说，“怎么了?车祸呀!”
我站起身，走到人群中，从兜里掏出文化市场稽查证，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河北省文化厅的，到唐山出差，乡亲们快快帮助我截车、救人啊!”同时我也张开双臂截车;大约过了三四辆车，都从我前面绕个“S”，就飞快地开走了。后来过来一辆警车，上面有“公安”两字，下来四五位警察，说：“你放心，我们一定帮你截一辆车。”这时，来了一辆箱式小货车，几位警察把车截下，指挥着乡亲们往车上抬人。警察们告诉大家不要动小康的头，照原样把他放在刘刚的怀里。非常遗憾的是，我当时晕头转向，对几位人民警察，既没有表示感谢，也没有看看他们的汽车牌号。
我问这里离哪个医院近?乡亲们说往前30里就是蓟县医院。祸车还在那里停着，办案文具箱、大哥大包，地上一片狼藉，我的手表也不知去了哪里。我说这些东西怎么办啊?乡亲们说：“这你就别管了，我们给你看着，你赶紧去救人吧”。在汽车开往蓟县医院的路上，我用“大哥大”分别给省文化厅办公室孙毅主任和主管文化市场的厅领导，以及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打了电话，简要报告了事故的经过。
大约七点来钟，车子到达蓟县医院。大门前有六七位小伙子，都是当地出租车和三轮车司机，帮助我推平车、抬人，把三个伤员送进医院拍片子、作CT。刘刚年轻，在来医院的路上，昏迷中从小康胸前吐过去一口污物，就逐步清醒了，经检查他属于轻微脑震荡;张振英副处长也已经清醒，但就是一点也不能动，他是左肩胛骨骨折;司机康喜柱问题最大，属于高位截瘫，虽然头脑清醒，说话清楚，但医生用镊子尖划他脖子以下各个部位，没有丝毫的知觉。
小康和张副处长住院要押金。我问小康钱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他上衣左边口袋里有办案经费6000来元，加上我自己的200元，办了住院手续;之后，我逐个打听了帮我抬人、推平车的几位小伙子，他们是：蓟县上苍村的李卫国、县城东关的王贵、张树林、西关的张建国、绿庄子村的李贵，一位叫郝玉明的没能记住是哪村的。我与刘刚商量，每人付给他们100元，表示感谢;那个箱式小货车司机，是东三营村的，叫孙国富，当时我拿出200元给他，他坚决不要，搡了我个“趔趄”，我拐着腿边追边喊，到底也没有追上，让他跑掉了。
大约8点多，玉田县新华书店经理李瑞，接到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的通知开车赶来，等张振英和小康住进病房，输上液后，我又问小康那里还有没有钱?康说汽车上文具箱里还有6000元，里边还有照相机等等。这时，刘刚已经完全清醒，立即派他乘玉田县李经理的车，回事故现场去找东西;大约10点多，刘刚回来说，地上的箱子和其它东西都不见了踪影，汽车也被拖回到县交警队。除去交住院押金等花销，装有6000元办案经费的箱子也找不到了。我明显感到钱不够用，就给廊坊市文化局市场科打电话，请求支援。
晚11点左右，唐山市文化局王局长、市场科王科长驱车赶到;次日(10号)凌晨4时左右，文化厅办公室主任孙毅、副主任赵坚，乘厅老干部处司机赵文斌的车赶来。我和孙、赵两位主任商量后，给文化厅市场处调研员于晓峰打了电话，让她通知康喜柱和张振英的爱人明天速来蓟县医院。4点多钟，文化厅两位主任和唐山文化局两位领导再三催促，让我和刘刚赶快去休息一会;医院西邻就是医院自办的“华佗酒店”，廖经理把我们安排到了315房间。哪里睡得着觉?大约凌晨5点多有人敲门，是廊坊市场科的两位科长安美雄和张雅玲送来6万元现金。我也和他们一块起身又去了病房。
上午10时，于晓峰带康喜柱的爱人刘志萍、张振英的爱人李霞来到。此时二人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经与厅里两位主任和唐山市几位同志商量：康喜柱因伤势过重，必须留在蓟县医院抢救，其爱人刘志萍留下陪护;张副处长可回石家庄治疗。雇了一辆救护车与爱人李霞随于晓峰回石家庄。
后来，康喜柱媳妇刘志萍的姐姐和姐夫老马——一位上校军官等来到医院。马上校提出要康喜柱转北京治疗，院方认为路面全是冰疙瘩，汽车颠波，康喜柱有生命危险;马上校又提出请示“中央军委派飞机来接”，大家认为无此可能，被否决。
12日，医院骨科主任刘桂林为康做了颅骨牵引手术。晚7时文化厅主管文化市场领导来到医院。次日，我随领导与医院领导和骨科主任会面，拜托院方全力救治。厅里几位领导回石，我与刘刚留下，继续配合医院对小康抢救、治疗，同时配合县交警队处理交通事故。
1月16日，厅里派机关两位同志来换我和刘刚回厅里休息几天。哪里舍得离开?18日早晨，临走时我和刘刚去病房与小康告辞，面对着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战友，我说：“小康，你好好养着，我和刘刚回去几天……”，止不住眼泪流了下来。廊坊市场科两位科长架着我的胳膊，上了回石家庄的汽车。路径洇溜镇派出所，我们下车与该所交警见面，谈了9日下午事故现场丢失的办案工具箱等物品，请求协助破案。后来果然破案了，是一个小学生用我们的办案文书做作业，被老师发现后向派出所报案的。
回到石家庄我就开始发烧，在机关医务室输液一星期，身体有所恢复后，我与办公室孙主任和刘刚，于1月29日返回到蓟县医院。一下车就直奔病房。看到小康病情比较稳定，已经退烧到37度左右，部分肢体也在恢复知觉。经与医院和康喜柱家属商量决定：我和孙毅主任、刘刚，于2月1日凌晨3点40分，由蓟县医院骨科刘桂林主任和一位郭护士全程陪护，夜间行车返回石家庄，住省三院;到3月4日，康病情基本稳定，根据家属的要求和厅领导同意，由我处一位干事护送，转到北京博爱医院继续治疗。
正在这时侯，“百乐门”歌舞厅老板，不知受什么“高人指点”，到文化部提出了“行政复议”，又到石家庄中院起诉我们执法违法。我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转移的写答辩材料上来，结果如前所说，马俊祥暴力抗拒文化市场执法，依法逮捕，但其因外逃，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段时间，我们既要和“百乐门”打官司写答辩材料，还得坚持正常的文化市场管理、查处违法经营，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穷于应付。几十年来理论学习、写作的爱好被迫中断，多年一字皆无，几年后到省委宣传部编辑《河北政工》，才逐渐找回“写文章的感觉”;处里的经费，很大一部分用来为小康治病;康的爱人过一段时间就来厅里报销一次“不在医保范围”的药费，经费压力太大，包括小康几次住院、转院，花在小康身上大几十万元。
1998年5月6日，在省卫生厅孔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宗蕊和副厅长张绍廉同志的帮助下，给我们报销了174868.37元。1999年4月17日，康喜柱从北京博爱医院转回河北省人民医院，直到出院回家养病;我也在2001年7月2日正式退休。
事故第二天，张振英副处长回石治疗，不久即痊愈。小康经过多年治疗基本能够生活自理。但出门还要拄着双拐。在抢救、治疗小康过程中，有一种“私下议论”，说如果当时小康“光荣”了，顶多花两三万块钱，早就没事了。厅机关一位老会计刘瑞和反对这种说法，他说：“你们这么说就不对了，李处长是挽救了一个家庭啊!”用现在的话说，老刘说这话也算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吧!
三、全省“扫黄打非”大会发言，全场落泪
1997年4月21日上午，河北省委、省政府在石家庄召开全省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主管文化市场管委会和“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的省委、省政府领导、省直出版、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文化市场管理人员外，有各市委主管文化市场的副书记、宣传部主管副部长、文化局主管副局长和文化市场科(处)长，约200来人。我在大会上了重点发言，题目是《为繁荣和净化文化市场奋力拼搏!》，三个小标题：一是“讲政治，牢记党的根本宗旨，坚持文化市场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讲法制，坚持依法执法，严格规范执法行为”;三是“讲奉献，不畏艰难全身心投入扫黄打非”。
我在发言中特别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管理队伍的初创时期，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我多次组织全处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反对自由主义》等，要求检查文化市场必须两人以上，不允许个人以“文化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进入文化娱乐场所和与经营者私交;无论是明查还是暗访，必须坚持依法执法，以理服人，特别是以“消费者”身份查处色请陪侍问题，只可以通过实地查看和与顾客、工作人员聊天的方式，了解真实情况;执法人员要以良好的人格保持良好的形象，与陪侍女性在沙发上谈话、了解情况，必须保持两拳头(约20公分)的距离，不允许以“要小姐”等“真消费”的方法“套取”实情;查出来问题、亮明执法身份和宣布处罚时，遇到经营者情绪激动，蛮不讲理，甚至动粗、动武，要坚持忍耐、克制，除了用手抵挡外，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里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任何经营者馈赠和饭局。
“势力纷华，不近者为洁，近者而不染为尤洁”。我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比较谨慎，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做到了“花繁柳密处拨得开”，管文化市场近7年，恰逢两个孩子结婚，全省娱乐场所经营者一无所知。2000年5月26日小儿子结婚前一天下班时，我提出明天用一下车，处里同志们才知道，有掏50的，有掏100的，凑了一桌饭;事后一位干事说，要提前给老板们发个“请柬”就好了!我说那样就把我给毁了……退休多年后，遇到调出文化厅的干事张建国，我说那些年你们光跟着我奔波劳累，什么好处也没得到;他说，处长可别这么说，要是你发了财，我们都穷光蛋，大家肯定恨你，你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艰苦奋斗吗?
我发言中的具体例子，重点汇报了“百乐门”歌舞厅两位稽查队员挨打和蓟县车祸两件事。我上讲台前，与平时要好的几位女同志坐在一起，她们开玩笑说：“李处长，你发言的时候要怕哭不出来，是不是得先点上点眼药水呀?”我说：“用不着，我还是能控制自己的!”但是，当讲到我第一次离开蓟县医院，去病房与小康告辞时，说“小康，我和刘刚……”嗓子里立刻憋了个大“疙瘩”，到底还是说不出话来了，眼泪也像是“开了闸的水”，再也控制不住，嗓子哽住了几秒钟，会场上一片寂静，不少同志在擦眼泪，也听到有人抽泣的声音!
我发言后，H副省长问：“老李，衡水事件处理了没有?”我回答说老板反咬一口，还告了我们一状，H副省长说：“这很明显嘛，是执法与违法的问题，法院要抓紧处理!”下午举行大会发奖和会议总结，奖给我们市场处一面锦旗，上写：“奖给省文化厅文化市场处，一九九六年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先进单位;落款是：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1997年4月21日。”
下午大会总结时，省委L副书记讲话几次提到我们市场处，说：“我省文化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多次受到中央表扬，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支队伍。上午听了文化厅李革新同志的发言，我们心里都很难过;各市委、省直各部门领导，都要关心这支队伍，稳定这支队伍，为他们创造必要的条件，编制问题、经费问题、交通工具问题,都要关心;对他们政治上要严格要求，生活上也要关心”;同时嘱咐我们“要打起精神来，继续把文化市场管住、管好。”在后来的接触中，首长也几次鼓励我说：“你李革新怕什么?去年你们市场处差一点‘全军覆没’，都没有把你吓倒，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吗?”1998年，L书记亲自在我们购买办案专车《申请》上签字批示，拨款支持我们买了一辆新车，在省公安厅交管局上了警车车牌，一直陪伴我退休。
退休前的一年多，我和我们市场处除了检查歌舞娱乐场所外，主要是按照2000年6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会议精神，针对电子游艺市场赌博问题，按照国务院和文化部的要求，带领全处进行电子游艺市场专项治理整顿。到11月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省电子游艺经营场所，由治理前的3255家下降到1150家，压缩2105家，压缩总量为65%。治理中我亲自起草编印《电子游艺厅整顿专刊》12期，有4期受到主管文化市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示表扬，有1期被全国电子游艺专项治理办公室第54期《简报》印发全国，予以表扬。
整个电子游艺厅整顿期间，我忙的不可开交。一次我正在主持各市签订压缩电子游艺厅《保证书》会议，转业到邯郸魏县的老战友陈光秀有急事要来石家庄找我，他在电话上说，他们车子已经到了邢台，正在往石家庄赶;我觉得实在没时间接待他们，就楞是让他们汽车掉头，折回去了;2000年9月14日，省里召开文化市场管委会和“扫黄打非”工作会议，催促我们处尽快出台《全省音像市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从省里开会回来，晚上我们连夜加班，突击写材料，当时我正患感冒，发烧39度，实在坚持不住了，把三个椅子排在一起，躺在上面口述，由其他同志记录，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材料定稿，才由干事张建国、王国明两人架着胳膊把我送回家。
2000年12月，经河北省文化市场管委会、省“扫黄打非”办公室推荐，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13次全国“扫黄打非”会议，受到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扫黄办”等7部、委、办表彰，获全国“扫黄打非”先个人荣誉称号，披红戴花上了12月27日央视新闻联播，《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河北文化》等均作了报道;事迹编入2001年《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文化市场管理、处罚违法经营，我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但也有心软、手软的时候。有一次处里根据举报，查处了某市一个小型电子游艺厅。当稽查队员询问业主时，那对中年夫妇“扑通”跪了下来，诚恳地承认了错误，表示坚决改正，绝不再犯;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家境困难，上有老下有小，为了维持生计，开了个七八台设备的电子游艺室，实在交不起罚款。我从市委宣传部开会回来，听了队员的汇报，与大家商量，免除了罚款，由市文化局市场科监督经营，改正错误。我说：“对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下岗职工的轻微违规，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改了就好，罚款是手段不是目的，都罚得‘倾家当产’了，社会还怎么安定啊?”
2024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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