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在美国某个不起眼的角落，一家数字点唱机公司的CEO与一家科技类杂志的主编正兴致勃勃的交谈着。
基于多年的从业经验与对市场的长期观察，前者抛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听众对98%的非热门音乐有着无限的需求，非热门的音乐集合市场无比巨大，无边无际。
后者听罢，若有所思地掏出小本本，把这个“98法则”记录了下来。
潜心钻研九个月后，一篇名曰《The Long Tail》的文章亮相于《连线》杂志，署名为克里斯·安德森——也就是那个杂志主编，他在文中提出了令人大开眼界的“长尾理论”，对后世人们的商业思维变革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长尾理论中，那些热门的流行的需求被称为头部需求，不热门的分散需求被称为长尾需求。人们的眼光往往会聚焦在头部需求上，却不曾留意到，那些不起眼的个性化与分散的长尾需求，累加起来会形成一个比流行需求更大的市场。
看向中国的话，今天北上广深四座城市，已凭借全国5%的人口规模贡献了整个国民经济1/8的产出。
然而，北上广深四座城市的总面积仅仅占据全国的0.33%，即便将十五个“新一线”城市的面积加总，占全国的比重也不到3%。
这便意味着，超过全国面积97%的土地上发生的故事，往往在互联网上是位于低位次的。
综合国家统计局与国泰君安证券研报的有关数据，全国有超过70%的人都处在“下沉市场”之中——换言之，一二线城市居民仅四亿人，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乡镇地区居民规模多达十亿人，这是一个约等于美国人口总数三倍的存在。
从财富体量审视，中国顶端1%的人群已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人群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像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许家印家族那般奢侈到无以复加的衣食住行、变态级别复杂繁琐的生活与工作“伺候标准”，更是对中国数亿普通劳动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对过去多年“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一记响亮耳光。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月1日，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4万户，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8万户。
未来，中国约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二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三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对了，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总和将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将从2020年的2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5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将从2020年的3.1万提升到2025年的6万。
另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2021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这就是今天中国的贫富现实。
想要看透中国至少需要了解三个数据：
一、超过90％国民没有护照；
二、超过十亿国民没有坐过飞机；
三：我国无需缴纳个税人员占比超过七成。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那些所谓“低俗”“low”的直播带货以及微短剧、短视频到底是怎么火的、到底是谁在看…
中国的下沉市场真的是恐怖的。
在中国，星巴克干不过瑞幸，瑞幸干不过蜜雪冰城（包括新崛起的甜啦啦），现在的电商领域和直播带货领域，近几年来拼多多和小杨哥登顶也是注定的，低价市场的需求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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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七年间，参与网购的用户规模从5.33亿增长至9.15亿，以网上实物零售额与网购用户规模的比值来看，人均年网购金额从1.35万元增长至1.69万元。
但是从物流行业的数据来看，虽然业务量和运转销量均有提升，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单一包裹价值（网上实物零售额与快递业务量比值）从178.13元下降至116.8元，多频低价似乎成为网络零售的新趋势。
从咨询机构统计的网购用户平台抉择因素，也可以得出相对应的结论。
无论是售前相关的信誉度、口碑或是售中售后的客服、物流乃至整个支付体系，所有的决策链路影响力都在下降——只有价格，成为过去几年中唯一增长的决策因素，所谓“多快好省”，似乎只有“省”在发光发热。
拿蜜雪冰城来说，它卖的最火的爆品是4块钱一杯（500毫升）的冰鲜柠檬，这一款产品一年利润达到22亿，性价比秒杀一众售价两位数的茶饮。
冷知识：蜜雪冰城是中国最大的柠檬采购商和种植商，它在四川安岳自建柠檬基地，安岳也是“柠檬之都”，就靠这一杯4块钱的冰鲜柠檬。
再拿短视频、微短剧来说，这种新兴影视形式的服务群体或者说受众人群，正是被主流电影市场排除于门外的庞大底层群众——是的，「看电影」真的是一项对综合素质要求颇高的娱乐方式。
根据《中国电影报》发布的《2021年中国电影观众调查》显示，在我国有69.2%的电影观众具备本科学历，有5.5%的电影观众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且五成左右的中国电影观众月收入是落在6000-20000元这个区间里的，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了。
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1年初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底，中国59.6%的网民最高学历是初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网民仅占41.4%。
以我们的父辈一代来说（50后、60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没有观影习惯的，儿女带他们进电影院看电影往往会发现他们在影院里呼呼大睡，特别是像《星际穿越》、《奥本海默》、《盗梦空间》、《流浪地球》这类需要高密度思考的影片对于他们更是折磨，远不如短视频、微短剧带来的瞬时刺激要来的舒适。
这就是为什么四年前B站和快手都出了一个宣传片（B站是为五四青年节，快手是为周年庆），但后者的口碑明显要优于前者——就是因为前者的片子《后浪》大多聚焦于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不可避免带有了一丝粉饰歌颂和窄化视角的观感；而后者旳片子《看见》则更多注目于小人物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烟火尘埃，明显更接地气。
那一年也是脱贫攻坚宣布胜利的时刻，不过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数据：
2020年，中国仍有6000万文盲，文盲率5%左右；
2020年，中国本科教育人口占比不足5% ；
2020年，中国还有6亿人生活在农村。
这就是所谓“北上广没有靳东，三四线没有李诞”现象的根本缘由。
1927年3月，34岁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下过有这样一段话：
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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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大半年走过四川、贵州、甘肃、青海、新疆，越往深处走，其实越会对中国的下沉市场感到震撼…
在贵州黔西，一个挂在悬崖边上“拒绝扶贫”的农户家里，我看见了几乎可以算是中国最穷的家庭，真的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然而他们面对政府的帮助、面对城里舒适的安居房、面对扶贫办提供的工作机会，他们却一一抗拒。
纪录片《悬崖扶贫与留守儿童》
B站账号〈阳春白靴〉
不给我扶贫，我不觉得我穷；给我扶贫了，我才觉得我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年那么多扶贫干部将生命献给了党和人民、一个又一个倒在了脱贫攻坚的路上……“扶贫先扶心” ，比贫困更让人绝望的是滋生贫困的观念和土壤。
互联网很多时间真的是虚假的，个个年薪百万肤白貌美……沉默的大多数往往是不上网的（至少是不发言的）。
这其实也揭示了另一个问题：在互联网上每每爆发“汹涌舆情”，那些看似号召力颇巨的百万粉丝大V动辄带领受众摇旗呐喊，但政策却似乎不为这些“网络民意”所动……
原因很简单：互联网上的这些声音，也许并不代表这个国家；互联网上这些文采斐然、声嘶力竭、青筋暴怒的百万粉丝大V们，也许也并不代表这个国家大多数群众的利益。
哪怕一篇数万转发、数万评论、数十万点赞的帖子，其阅读量撑死也就千万——相对于十四亿之众，所谓互联网上的“热门”，很多时候可能也不过是少数人罢了。
再往更深层次说，过去十年间，党内的人事选拔标准与2012年之前相比也发生了巨变，更多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的干部，明显在任用时会优先于那些早早便进入北京中枢工作的干部，逐渐形成了一条“乡县→区市→省部”的升迁路径，而非过去常有“三十来岁进京”之事，这是2012年之后最清晰的变化。
即2015年9月时说的：
郡县治，天下安。我多次讲过，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
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年初，我在同部分县委书记座谈时讲过，县委书记官不大，责任不小、压力不小，要当好县委书记是不容易的。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县委书记要以他们为榜样，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建议每个人有时间的话都能够多四处走一走、看一看。
通过网络看世界，会很容易陷入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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