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市商家招牌“变色”事件，业已尘埃落定，但留给人们的思考却是无穷无尽的。如此荒唐的行政命令，一定是在没有调查研究、集体决策、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草率出台的政令。故而，政令一出，民怨沸腾，舆论哗然，结果自己出尽了洋相。
实际上，从人性和人情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哪一个当官的，不想让自己的命令得以迅速而彻底的贯彻？号令既出，百姓闻风而动，眨眼间商家招牌旧貌变新颜，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个结局啊。只可惜，三河市领导没有看到这个景象，却等来了顶头上司的撤职决定。
说白了，官员的荒唐之所在，并非自己能力有问题，也并非不知道自己该咋做，只不过他们缺乏为百姓服务的真心和耐心，加之私欲作祟，利欲驱动，故而做起事来，总想摆一下当官的架子。所以，执行行政命令的时候，都是一纸通知，或者口头告知，简单又粗暴，根本不会理会群众有什么意见和需求。
他们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夏天吹着空调，冬天通着暖气，四季如春。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看到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总有一股“君临天下”的豪迈。
他们的心目中，老百姓愚昧无知，跟你们商量事情有什么用？所以，每当和百姓打交道，总是要耍一耍官威的。前些年，豫北地区一个小城市，一个市长上任，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路上实行交通管制，百姓只能站在路旁观看新市长大驾光临的盛况了。
看电视剧，那些古代的官员升堂时，惊堂木“啪”得一拍，举座皆惊，大老爷在堂上正襟危坐，堂下三班衙役齐声吆喝“威武——”
这就是古代的官威。这种情形和氛围下，一个长年累月和泥土打交道的百姓，进了衙门，早已骨酥肉麻，双膝发软，匍匐在威严的堂下。不信你不招供，后面老爷还有更厉害的东西对付你，不相信我一件一件拿出来，给你挨个儿试试。于是，在古代的衙门里，屈打成招的冤案层出不穷。
古代官老爷外出，一定要摆出官员的排场，八抬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肃静”牌打着，衙役挥舞着棍棒，驱赶着路上的行人。这是何等的威风啊，不然的话，读书人为什么也要挤破脑袋考取功名，因为只有官威在身，才能真正体现自己“人上人”自豪和优越感。
可是，古代也有不少清官，他们面对百姓不摆谱，不耍官威，而是放低身段，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给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清官于成龙是山西人氏，曾被康熙树为“今时天下廉吏第一”包拯式的人物。他从知县做到两江总督。他不耍官威，不畏强权、捉拿强盗，为民除害，在老百姓那里很有威望，被百姓称为“青天”。
真正的官威是百姓的真心拥戴，而不是对百姓的威吓。中国历史上，官员和百姓关系最为融洽的时代，就是新中国七十年。早期共产党人，胸怀天下，一心为民，一个“为人民服务”，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当官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给百姓做事！
心里装着天下人，装着百姓的柴米油盐，装着百姓的鸡毛蒜皮，经常和群众搅在一起，融洽得像一家人，百姓岂能不把你当自家人？
这几十年来，一些文化人一直在为自己曾经在“五七干校”的经历鸣冤叫屈，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懂得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时候，无形中拉进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体验到了民间的疾苦，回到工作岗位上，才会出台真正为百姓做实事的政策。
他们这些人，心里总觉得自己是读书人，读书人总不能和百姓搅合在一起，否则就显示不出来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或者当官的在百姓面前显示不出来官威，让他们心理上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
延安时期，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到后方修整的三五九旅，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扛起锄头开发南泥湾。在热情高涨的劳动中，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大家撸胳膊绾袖，干劲儿冲天，终于把荒草连天的南泥湾变成了延安的大粮仓。
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领导机关，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朱德元帅，周恩来副主席，他们都有自己纺车，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们都会坐在纺车前，摇起纺车，认真纺棉。上下一心，汇聚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毛主席从延安到河北西柏坡，刚到自己的住处，发现工人正在给自己的房子做粉刷。他放下手中行李，不由分说，拿起铁锹就干起活来。工人们看见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帮助他们干活儿，心里很激动。当得知这位就是大家无比崇敬的毛主席时，大家更是精神振奋。
焦裕禄在河南兰考带领群众治沙防沙，重病住院，心里还想着群众的事情。弥留之际，他交代身边的人，死后要把自己埋在沙丘里，活着的时候没有治好沙丘，死后要看着大家治理沙丘。
焦裕禄去世后，灵柩运往兰考，从火车站到墓园，只有几里地的路程，而灵柩却走了整整八个小时。数万群众，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匍匐在地，哭声震天！
这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官员最大、最震撼的官威！
这次三河事件，不仅仅是三河的问题，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中国官场的问题。脱离群众，高高在上，钦差大臣满天飞，换不来真正的官威，只能换来群众的反对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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