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开放，还是捍卫改革？金融开放争论的深入分析 [0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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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开放，还是捍卫改革？
---金融开放争论的深入分析
2005年末正当改革开放在中国大地上进行到经济领域的核心的时候，一场关于金融产业开放程度的争议不期然地发生了。虽然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它1978年开始之日起就是伴随着争议而进行的，但这次的争议却具有与发生在以往其他产业领域所不同的意义。因为这次的开放的领域是现代国家经济的核心领域1---金融领域。关于这次争论的发生主要是缘于“以开放推动改革”的国有银行改革模式已经开始实行，建行和中行相继引进外资并在海外上市。目前仅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已有67家金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随着“国有银行股权被贱卖了”、“银行业大规模引进外资将威胁到中国的金融安全”等忧虑的浮现，对于现在所实行的银行改革模式逐渐地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主流且在操作运行中的规划，另一种是来自部分学界与金融界人士的担忧。而且在反对担忧的声音冒出来之后马上就有主流意见站出来进行反批评。鉴于金融领域在国民经济中的核心地位，我们有必要仔细考察这两种声音背后的考虑，以展现更多的可能性和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保驾护航。
金融领域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以开放推动改革”，通过对外转让股权、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改革路径，其预期是：引入外资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简而言之即“以股权换制度，以股权换技术，以股权换信用文化”（刘煜辉）。这种改革思路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合资企业的确也带来了诸多产业的大发展。虽然已有诸多研究表明（郎咸平等），股权与企业治理结构、绩效并无关联。但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来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次变革都不是经过确定无疑的论证之后才实行的，而且这种思路的确在现实中发挥了作用，于是他继续向经济领域的核心推进自然就有了某种非理论的正当性。自然任何实证的、理论的证据都抵不过我们以前成功的经验了,即这种以股权变革来推动改革的思路已经成了改革者的路径依赖。而且在主流理论界以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鲶鱼效应”附会这种引入外部竞争的方式，即可以通过引入外部竞争者创造出竞争的环境，来刺激体系内部现有的企业，从而迫使其提高经营效率。这样似乎开放促改革的成功有了某种理论的依据。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目前批评金融业过渡仓促开放者的思路，我们且用主流声音对他们的批判总结来叙述一下，即“境外战略投资者无用论、国有银行被贱卖论、金融安全受威胁论”2（余云辉、李利明）,而这些担心无不指向一个对于中国金融业拉美化前景的焦虑（3刘煜辉）。这种批评的声音其立论的根基在于这样几种考察，1、没有证据表明出卖股权可以促进银行改革；2、国有银行股权估价方法不合理；3、出卖金融业股权对中国金融业乃至中国经济的潜在危险没有适当的得到评估更没有足够的预防措施。进而如果这种出卖股权改革方式继续进行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中国金融领域乃至整个经济拉美化的趋势。我们不拟对每一个立论的根据进行考察，倒是不妨反过来看一下为什么主流思路在知道上述担心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地推进这种模式？当然对反对者的担心，主流们是有回应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种回应 1、出卖股权没有效果？那么可以再多买些（陈志武）。问题是出卖股的意图是什么？如果只有给了外国人才能搞好，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好不好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拉美倒是卖得快，结果怎样呢？2、买的价钱合理吗？这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首先就是一个衡量标准的问题。如果卖的思路正确的话，这当然可以进行探讨。3、最后就是金融安全的问题，固然我们可以有一些措施来防止外资对中国金融的掌控，但我们是否对拉美化的问题有了足够的重视，一旦引狼入室之后我们的金融机构真的有能力和金融大鳄们周旋吗？到底金融产业是否具备和其他产业同样的条件运用同样的思路？我们究竟引入的是鲶鱼，还是向拉美东亚那样引入的是准备吞掉一切的鲨鱼？具体的地方都可以有商讨的余地，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简单的对于反对者的反批判即“不相信外资，不相信全球化，反对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李利明）。这也就揭示出了主流声音背后真正根据：由于经验证明外资进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所以在金融业就应该把这种引资改革的方式进行到底，“以开放推动改革”已经成了主流共识。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种共识所由来的原因，进而分析一下这种改革发展路径所依赖的条件，如果说这种路径所依赖的前提条件依然存在，那么这种路径依赖当然继续下去；但是如果前提条件不具备了，我们自然就有改弦更张的必要或者最起码的需要适当的改变策略。那么这种开放带动改革的规划成功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资本全球化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我国家电、制造业的发展也是与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产业转移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有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资本密集型性产业（重化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电脑零部件）的依次向外转移，也才有了日本、东亚国家、中国相关产业发展的空间，国外资本也才愿意把相关的技术转移出去。联想之所以能够买到IBM的手提电脑业务，并不是因为IBM经营不下去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IBM向技术服务领域的转移，所以不妨把一些利润率较低的部门卖掉。那么是否只要是双方都有利，别人就会把产业转移到你的国家，并转让技术呢？中海油之所以买不来优尼科的资产，是因为美国战略上没有向你转移的意图。而且一直以来中国的外资投入绝大多数是华侨资本，如果没有华侨资本向国内的投入，很难想象外资会给中国带来如此大的产业效应。其次，国外不对某一国家进行封锁，这个条件下也才谈得上第二个原因，即该国的产业政策。即第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否合理，能否跟得上国际产业转移的规律。这就涉及到一国自身的产业政策是否对相关产业进行放开并鼓励其发展。而我们的对外开放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我国的彩电等行业就是这样才通过引进外资等方式发展起来的。而这就涉及到赤松要的“燕行”发展理论和弗农的“产品循环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相应的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部分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结果。如何根据本国的利益制定相关的政策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如果仅仅相信外资，相信所谓的全球化，那么实现的只是别国的利益，永远只是为他国产业升级服务无法完成自身的真正发展和赶超。切记并不是只要资本有了进入的意愿而且本国有了开放的意愿就能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本国自身的产业基础。即第三，产业转入国自身的产业基础，只有本国具有一定的相关产业技术的基础上也才能接受外来资本所引入的相对高的技术和管理。就此而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工业体系建设的基本完成，没有一定的道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国外的产业能够顺利地向我国转移就是不可想象的。当年麦道之所以和我们进行飞机制造的合作，首先就是因为我国航空制造业自身有这样一个基础，当然最后合作的失败到底还是美国对自身国家利益诉求，不会允许把最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你。最后，所有条件具备则国家的相关政策则指向一个最终目的即本国民族产业自身的成熟。众所周知，我国经济所以快速增长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增长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令人乐观，但是国家经济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样只有上述四个条件：第一，高级产业转移的意愿；第二，转入国适度开放的政策；第三，一定的产业基础；第四，国内自身产业的发展，四者匹配的基础上产业转移经济发展才能够是成功的。这样开放政策才取得了目前为止的成功，仅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开放引资是完全盲目的，这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在现实中是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的。而拉美的过渡自由开放政策实是其经济政治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什么现在要反思开放促改革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思想一直以为市场化、开放引资是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以MBO的流产告终，医疗市场化以医疗改革失败告终，电力改革也陷入了困境，教育产业化也遇到了诸多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对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进行再反思？重新审视改革开放成功所需要的内外条件？而不应该把改革初期的战略向已不具备早期条件的方向推进呢？早期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的难度和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对其失败的后果进行充分的评估呢？有人讲现在的金融改革是破釜沉舟，但是我们是否到了必须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才能生存的地步了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拉美、东亚金融风暴刚刚过去不久，我们是否准备承担金融风暴的后果了呢？拉美、东亚金融改革失败的结果是经济美元化，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我们是否准备接受这样一种命运？如果中国还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是否应该对金融改革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呢？
为什么金融改革不能以原有的思路进行？
第一，产业转移的条件已经不再具备，按照产业转移的规律发达国家只会把在其本国较低层次的产业转移出去，发达国家有可能把纺织、彩电等产业的市场技术转移给我们，但是他们决不会把金融服务业这经济的最高形式转移给我们。要知道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为了获得当时最发达产业纺织、制造业的市场，他们依靠的是船尖炮利的血腥战争，那么他们现在会愿意把金融技术市场平白无故地让给我们吗？即使退一步讲，他们不对我们封锁技术，过去在改革开放中对我国经济起了巨大作用的华侨资本有这个能力把金融业转移给我们吗？要知道在国际金融领域华侨资本的实力相当弱，那么首先在金融领域就不存在发达国家向我们产业转移的意愿。如果有人认为出卖股份这种蝇头小利可以换取技术、管理、市场，那么产业经济的规律和理论都要重写了。
第二，有人认为通过引入外部竞争者可以刺激本土金融企业改善绩效，但一方面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报告，国内金融企业绩效不好有70％的原因是出自于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过早地引入外部竞争不但不会使本国金融企业受到刺激而发展，而且会导致大量的国内金融企业面对强势竞争者加速死亡。改革前二十年之所以我国经济可以靠外部竞争造成“鲶鱼效应”，根本原因还在于国外产业升级造成世界市场向后发国家开放，后发国家面临的发达国家在落后产业的竞争减弱，所以就全球经济而讲，落后产业中我们面临的竞争其实是减弱了。由于存在着强者退出的空挡，所以产业转入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填补空挡。现在别人并不是准备作为鲶鱼来刺激你成长的，而是伪装成鲶鱼的鲨鱼来彻底吃掉你的。在金融业并不存在发达国家退出的意愿，别人进来就是为了吞掉你的市场，更加不可能帮助你进入对方的市场，开放和出卖股权只能是加速了对方在我国扩张的进程。有人担心2006年WTO规定的金融开放会造成外资进入而金融环境恶化，所以不妨早点引入以刺激我国金融企业成长。但这种思路根本还是对于产业规律没有准确的认识，在落后产业当中我们可能与外资存在着双赢，但是在金融业当中我们是直接的竞争者，你把股权卖给你的竞争者难道能期望对方帮助你改善绩效吗？如果说我们担心WTO规定的金融领域开放会导致本国金融企业无法面对强势竞争者的话，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把股权卖给对方以促进对方的扩张。这就好比企图用油去浇灭燃烧的大火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第三，那么，在前二十年引资所引起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大发展是否会在金融领域重现呢？如果能够的话，当然也就可以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但是事实上怎样呢？我国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蓬勃发展，原因就在于我国并不是全面的计划经济，存在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所以那些非国有企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乡镇企业的崛起也为后来的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环境制度基础，于是随着国有企业等逐渐不适应环境的变化也就为最终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和时间。现在在我国金融领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具有绝对垄断性的地位，民营金融企业刚刚开始出现，怎么可能让民营金融企业与买得起国家金融股权的外资金融大鳄竞争而成长起来呢？既然金融企业做不好70%的原因是体制环境造成的，如果是准备让国有金融企业在外部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话，那么更需要做的是给他们更大的自主权，而不是加强他们竞争者的力量。也许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给国有银行进行足够的改革，而后再开放面对竞争者；给民营金融机构更多的扶植和促进，以使他们早日成长起来。而决不是出卖股权，助敌攻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也许整个金融领域的改革思路、产业政策大方向就已经反了。应该是以改革促开放，而不是以开放促改革。
最后，拉美和东亚的金融改革都是促进自由化为手段，本国的金融企业发展为目的，而启动了一系列的金融开放政策，但是事实上过早地开放给外资过渡的自由只是导致了外资对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占领，国内金融企业的大量死亡4。这样，国家对于金融领域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弱，最终在外资的冲击下引发了使整个经济倒退十几年的金融风暴。如果没有对于金融产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充分认识，以为金融领域只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没有考虑到金融业控制权的任何丧失，都意味着某种对于经济稳定运行的威胁，那么就是在逐渐挖掉经济稳定的基础――金融稳定。即使外资出于利益考虑愿意把参股的金融企业搞好，但当金融不稳定的短期利益大于他在掺股企业中的利益时，毫无疑问，外资就会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最大来源。
金融改革方向究竟在那里？
事实上除了出卖股权急于引进外资的方式中国金融并不是彻底没有出路了，固然每一种方案都可以在进行探讨。但毫无疑问实行暴风骤雨般的引资卖股具有着明显的拉美和东亚金融风暴风险。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好引入的外资，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经济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而本意为了金融业发展的开放就有可能换来的是金融风暴与经济不稳定。进而造成拉美式金融动荡而最终经济美元化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所以在我们更多地考虑的是：第一，在金融环境上，对银行进行外部松绑，剔除掉不必要责任，让他们逐步作为真正的企业来运作。不要急于让他们具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成熟的管理和良好的绩效，只要在维持国民经济稳定的基础上让他们逐渐成长起来就好。要知道英美国家发达的金融体系建设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其中社会信用、法制建设都需要整个社会的逐渐成熟。只要适度的改革和得到控制竞争完全可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加强监管，尤其是对于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发展进行控制，这点上要尤其向发达国家学习。拉美国家就是还没有建立健全金融的控制监管体系之前，就过早地对外资开放，导致了金融危机愈发不可收拾。第三，扶植一切绩效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不管是民营还是国有，以便尽早建立我们能够真正和国外金融机构竞争的能力。应该出台的是对于国有或非国有的绩效良好的金融企业产业扶植政策，以使他们早日可以发展起来，而不是过早地让他们与具有上百年经验的欧美金融大鳄竞争。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益是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国家长期的发展而不是进行高风险的出让股权和引狼入室。至于2006年之后外资的进入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对其扩张进行控制从而为本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争取时间，而不是助纣为虐地为其在中国的发展推波助澜。事实上有着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只要能够逐渐获得自主经营权摆脱外在环境的制度性制约，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逐步消化其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讲中国的银行改革太早了5。至于外资以后的扩张，在国内银行网点已经完全覆盖市场的情况下，其发展只要进行合理的控制应该能够真正地做到促进竞争和改善我国金融企业经营绩效的目的。所以我们银行改革的思路应该倒过来即“以改革促进开放”而不是“以开放来促改革”，过早地开放和把改革寄托在股权和上市的基础上，只能过早地把我国经济带到金融风暴的面前。至于其中的各级政府与金融机构关系的理顺，也不应该急于求成而应进行体系化的逐步改造，否则反被外资在其中获益，就失掉了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意识到金融产业对与整个国家经济特殊意义。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意识到金融产业对与整个国家经济特殊意义。我国正处在全方位崛起的过程中，考虑到金融在荷兰、英国、美国崛起衰落中的特殊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从发达国家那里学得相应的经验教训，那么也将会被金融风暴带走我们未来的希望。即使不考虑到金融背后可能的国家、族群较量，也应该知道没有哪个国家会仅就单个金融问题考虑这个问题。金融领域任何的急躁和冒进都可能会影响整个改革开放战略的结果，也许我们最大的危险就是不能权衡自身的优劣势，无法把持住金融开放中的自主性，诸位决策者更是不可不察这其中重大的影响。强调改革而后开放这是对于全球经济运行历史经验观察的基础上，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必要调整，也是在当前情况下对于改革开放的更深入理解，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从全球化中受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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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2 《经济观察报》 谁在反对银行业对外开放 李利明 2005-12-5
3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警惕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拉美化”风险 刘煜辉
4 《国外理论动态》拉美金融改革与发展模式的得失 2001年第九期p11 曲延明 编写
5 《商务周刊》2004年2月 郎咸平： 银行改革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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