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铁山：失业的忧思（旧文重发）

失业的忧思

苏铁山

2002年7月5日

一、引言

笔者曾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是由它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和人民的幸福，与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它设计和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笔者在展开下文的时候，想坦率表明的第一个观点是：当今中国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与它的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所主张的经济理论和选择的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笔者无意否认这些处于主流地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们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想让中国人民幸福的善良愿望。然而，善良的愿望和具体理论与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毕竟是两回事。

二、失业人口增加，社会问题严重

1、简要的数字

二零零一年第二季度，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3.3%，人数为618.7万人。（见注释1） 到二零零一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升至3.6%。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零年底，全国累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2300万人，到二零零零年底，全国仍实有下岗职工911万人。（见注释2）中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由于人多地少，专家计算的剩余劳动力为1.2亿到1.5亿，也有人估计为2亿人。用德尔菲法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当前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7%的城镇失业率的警戒线。（见注释3）也有调查结果表明，全国登记失业人员、下岗人员、待业人员（不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约为1912万人，失业率是10.4%。（见注释4）综合以上数字，全国城乡剩余劳动力（失业人口）已达1.7亿以上，占全国7.1亿劳动力的23.9%。

2、大批失业人口（见注释5）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1）造成城乡大量人口的贫困化

在农村，由于负担重，生产成本上升，外出打工困难，已降下来的贫困人口近年开始反弹。在城市，由于无事可做，无业可就，无经济来源等原因，造成贫困人口逐渐上升，数量已达上千万人。有人估计已达3-5千万人。笔者认为，这个数字与本文前面所引数字是吻合的（加上家属子女）。目前城镇“低保人口”已达1300万人。（二零零二年六月底公布数据）。

（2）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

大量的城镇失业人员，就业没有门路，经商没有本钱，自谋生路异常困难。而部分地区和企业欠发（不发）“下岗金”和“救济金”，欠发（不发）“工龄买断金”、“医药费”、“取暖费”、“医疗补助金”、“职工遣散费”等等情况时有发生，加上各种腐败、贪污丑闻和工作的简单、粗暴，造成激烈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十几年来，围堵政府机关、企业，包围政府、企业工作人员，断绝公路、铁路交通、游行示威、静坐等层出不穷。实际上已造成中、小型“动乱”不断的局面。

（3）社会不满情绪日益上升，政治动荡的危机深重

由于失业的问题愈发严重，大量人口的生活没有出路，前途无望，再加上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政治丑闻、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特别是社会公平（政治公平、经济公平）逆向发展。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方面是贫病交加，既无钱看病，也无钱上学，甚至基本生活都成问题，实际政治地位日益下降。另一方面是花天酒地、洋房、汽车、小老婆，实际政治地位日益上升……等等。如此，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加速上涨。各种不满言论数量大、言辞激烈、政治性强。特别是各种“政治流言”、“政治笑话”、“政治段子”内容越来越大胆暴露、语言越来越尖锐、泼辣。指向越来越集中、明确，而且铺天盖地，传遍全国。所谓“天象示警”，“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动荡的危机已十分深重。

（4）不正当手段谋生，经济道德丧尽，社会风气恶化

部分失业人员靠正常手段和渠道谋生困难，在社会道德风气恶化的大环境下，走入不当谋生渠道。近二十年来，走私贩私、贩毒卖淫、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假烟、假酒、假名牌、毒酒、毒油、毒大米、注水猪、注水牛、瘦肉精猪、激素鸡……愈演愈烈，已在全国泛滥成灾。

（5）经济性刑事犯罪恶性上升

大部分失业人员正值青壮之年，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环境下，其中少数人铤而走险，或“占山为王”成为黑社会头目，称霸一方；或“落草为寇”成为车匪、路霸、强盗，为害乡里城镇；或沦落为形形色色的“智能型”犯罪分子。十余年来，凶杀、抢劫、偷盗、诈骗、拐买人口、敲诈……屡打不绝，且成恶性上升趋势。

（6）前途无望，轻生西去

少数失业人员，因贫、因病、因残、因债……无求生门路，上不能赡养父母，下不能养活妻儿，对未来悲观失望，被迫自杀，甚至带着全家自杀。这样的悲剧在全国已屡见不鲜。

三、失业的原因

本文先简述有关“失业”原因的几个理论：1、 古典“失业”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价格太高，没有回落到使供求双方均衡的水平。就是说，只要工资足够低，市场总能解决所有失业问题。这一理论又被称为“自愿失业理论”。2、 凯恩斯的“失业”理论认为：失业是因为商品市场的总需求下降造成的。所谓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失业”。凯恩斯认为，工资很难下降，而且无济于事，只能减少劳动力的数量。所以这一理论又被称为“非自愿失业理论”。3、 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理论认为：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由于变动工作岗位所造成的摩擦性失业是任何经济中都会存在的，所谓“自然失业”。其对于总劳动力的比率称为“自然失业率”。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及就业制度的变动等原因，都可以造成“自然失业率”的提高。4、 “效率工资模型”、“内部人和外部人模型”、“失业回滞”理论“效率工资模型”是指企业主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同意把工资定在较高的水平。这样造成求职者增多，劳动力供大于求所造成的失业。“内部人和外部人模型”是指企业“内部人”受工会和“合同”的保护，可得较高工资并保全工作岗位。而外部人进入企业，企业主要承担培训费等增加支出。这样就造成“内部人”的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水平，而“外部人”继续失业。“失业回滞”理论认为：在实际失业率（自然失业加上周期性失业等）很高的情况下，自然失业率会上升。以上为西方经济学关于失业原因的代表性理论。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在解释我国下岗、失业的原因时，除采用上述理论外，还提出了几个代表性的理论说法：1、 国有、集体企业冗员过多。随着改革的深化，企业为提高效益，裁减冗员，造成失业人员增加。2、 国有、集体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败落，造成整个企业关闭，企业所有人员均失业。3、 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由于就业信息、地域、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等和劳动者个人素质、条件和要求造成劳动力的流动性差所造成的失业，称为“僵硬性失业”。笔者认为，上述有关“失业”原因的理论都有其一定的道理。然而所有这些理论，解释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失业原因。为进一步探讨失业的原因，寻找减少失业的途径，有必要扩展研究失业原因的思路。失业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影响人就业的因素也是异常复杂的。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包括如下的几个方面：1、 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所能承载的最大的人口数量。比如，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系统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影响承载力的还有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较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可承载较多的人口。2、 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所能承受的最大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能量和物质交换的强度。比如，人类社会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是不是已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接受的强度。3、 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它的“就业容量”是不同的。在这里，为了研究问题，有必要建立一个新概念——就业容量。所谓就业容量，就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中，所能容纳的就业人口的数量。上述三个方面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和问题异常宽泛和复杂。本文仅就第三个方面，即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就业容量的影响，进行一些探讨。人类社会，就其主体来说，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社会时期，现在正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居于主要地位，社会主义制度虽遭受严重挫折，但仍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因此，本文仅探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就业容量问题。“就业”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所谓就业，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就是一定年龄阶段内的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赚取利润所进行的活动。所谓“失业”，就是在就业年龄阶段，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这一社会现象。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就业”的含义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资本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按资分配和市场经济为其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两大基本矛盾，一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的生产的有计划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计划的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天的不合理性和必然灭亡的命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各利益主体均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的基本途径之一，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是降低工资和减少员工。因此，制造和维持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口，造成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是“降低工资”和“减少员工”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自然造成失业。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存在大量失业，就是明证。原苏联、东欧各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后，也出现了大量失业，就是明证。资本是追逐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运动的目的是利润。为利润而生产（经营），生产（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的本质。资本主义这个生产目的的深一层含义是所有与生产利润无关的人都是多余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没有生存的必要。这就是市场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市场法则。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实含义。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目的，制约了它的就业容量。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大量失业的根本原因。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为其基本特征。这是完全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的“生产目的”，它的“人文关怀”是无比博大的，涵盖着全体社会成员；它的“就业”含义是非常宽泛的，只要是人民和社会的“需要”。客观上，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容量”是非常博大的，因为，社会只需要提供给“就业者”必须和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资料，就可以去做人民和社会认为需要做的所有事情。这无疑会充分的利用所有的劳动力资源，这无疑是对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相应的制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的正确方针，以维护“社会主义”的存在。然而，非常遗憾，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等谬论的泛滥。整个社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所占的比重愈来愈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按资分配所占的比重愈来愈高。这样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的特征愈来愈明显，而社会主义的特征则日益淡化。更为可叹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从未明确的宣布放弃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在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经济领域，都在以“效益”、以“利润”为中心。这就在事实上将“利润”作为我们整个社会第一位的生产目的了。这样的生产目的，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制度已无区别。无庸讳言，正是由于我国社会经济资本主义比重的不断增加，和社会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雷同，才造成了我国目前严重和日益发展的“下岗”和“失业”问题。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一九八五年后，随着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逐渐衰落，我国“下岗”、“失业”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仅从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看，一九八五年是1.8%，到二零零一年底已升至3.6%。（大量的统计数据和人们观察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本文不赘述）。行文至此，有人也许会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量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成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当时靠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并无能力解决。只是在八十年代初采取了重大的政策调整，开始实行在就业问题上的“三条腿走路”的方针，即国家负责解决一部分，自愿组织起来解决一部分，自谋生计解决一部分。首开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先河，才使严重的失业问题得以逐渐缓解。特别是近几年来，正是靠大力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才安排了大量的“失业”和“下岗”人员。个体和私营经济在解决失业和下岗问题上功不可没。从表面上看，从现象上看，以上所言是有道理的，似乎也符合事实。然而，如果私营和外资经济真能有效的解决“下岗”和“失业”问题，那么，今天就不应该有如此严重的“下岗”和“失业”问题。再者，如果私营和外资经济真能有效的解决“下岗”和“失业”的问题，那么，就不应该出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私营和外资经济越办越多，“下岗”和“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就个别的私营和外资企业来说，它是能够安排和解决一部分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工作的。然而，从社会总体上看，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本身恰恰是造成大量失业的真正根源。这个结论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史和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所证明。可以断言，如果中国正如某些人所期望的，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那么，中国的失业问题和由此造成的社会悲剧，将使“上帝”都感到震惊。中国城镇高达2—3千万的下岗、失业、待业人员和中国农村高达1.2—1.5亿的剩余劳动力。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们的“剩余”是为创造利润的经济活动所不需要的“剩余”。他们是被事实上以创造利润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排除在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的。这就是他们“下岗”、“失业”、“待业”、“剩余”的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当今全国的就业状况，就会发现，一方面有大量的失业、下岗、待业和剩余的劳动力没有事做，另一方面，那些数量众多、勉强就业的人拥挤在第三产业的少数部门，造成严重的“流通过剩”情况。当你走遍全国的城镇，眼见那样多年青、聪明、漂亮、健康的男女拥挤在一家又一家饭馆、美容院、发廊、洗脚屋、按摩房、歌厅、服装店、商店、菜摊、水果摊……——明明没有多少顾客和生意——却在艰难的“自谋”着“生路”时，您不觉得心疼吗？！我们天天在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天天在说“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却眼见着生产力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被大量的浪费着。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坚持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共产党员，我们能不自责吗？！

四、必须说明的几个观点

1、 笔者反对以“利润”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但仍然主张生产和经济活动要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也仍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要追求“利润”，以积累社会财富。笔者所主张的是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是异化为“利润”。2、 自从人类诞生，并步入原始社会，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需要”。但随着有文字记载的阶级社会历史的发展，生产资料成了劳动者外在的对抗力量，与劳动者分离并对立，劳动目的、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与劳动者的关系被“异化”。这个生产的“目的”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在产品普遍采取交换价值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异化成了“利润”。当然，这个“利润”下面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支撑着。但资本追求的是“利润”，而不是“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异化”也曾经和正在发生着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技术的进步，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等等。但是，这个“异化”从它出现的时候起，也同时成为人类社会阶级对抗和各种各样罪恶的根源。比如“鸦片的贩卖”、“鸦片战争”、“贩卖黑奴”、“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对工人的残酷剥削”、“黄、赌、毒”、“失业”……等等。到了现代，这个“异化”的负作用日益严重了，除了上述各点罪恶更加放大外，它已经成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它已经成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罪魁祸首——为了“利润”，对自然资源破坏性的大规模野蛮开发和对全球环境的严重破坏。因此，人类自己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清除这个“异化”和这个“异化”的载体资本主义制度。3、 有的论者将一九六二年动员五百万人以上的职工返乡务农（连同家属共两千六百万人左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开始的，延续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总数约一千六百四十七万人）（见注释6）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的大批“知青”返城造成的严重“待业青年”问题，当作社会主义也存在“失业”问题，无力解决“失业”问题的证据。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有欠公允。首先，不能说一九六二年的“返乡务农”和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开始的“上山下乡”不是一种就业安排。其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待业青年”问题，也应历史的客观的看，我们总应该准许我们的前辈存在一些失误（就像我们今天也存在失误一样）——在当时，没有很好的找到依靠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五、几点建议

1、 逐渐纠正和改变各地事实上存在的私有化和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破除对市场和私有制的迷信（即破除对市场和私有制能自动实现最佳配置和最有效率的迷信）。进一步确立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体制，重新确立国家计划和宏观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总的指导思想。2、 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采用真正民主的逐级递选的方法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防止和避免政府和官员腐败的最有效的办法）。政府应成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抛弃“小政府、大社会”理论中的谬误。确立“小政府、天下为己任”的奉献精神。3、 开征社会保障税，对所有就业人员和所有企业实行累进税率，以集中财力。4、 政府代表全体人民，代表整个社会，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逐渐增加对各项社会资源的控制，包括各种物质资源、市场资源和产销资源的控制。以集中财力、控制力和经济运做的空间，保障广就业的实现。 5、 在就业的指导思想上，变“自谋生路”为“自谋生路”和“共谋生路”相结合。政府应担当起“共谋生路”的组织者的责任。6、 参考“以工代赈”的思路，提高待遇标准，多劳多得。按照不同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文化、技能、地域……等等情况，科学妥善的组织所有无业可就的劳动力资源，从事社会需要，但并不直接创造“利润”的生产劳动、社会公益事业。包括城乡环境和国土整治、绿化、植树造林、东、中、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修桥铺路……等等。以再造中华美好河山。以我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工农业生产水平和不断增加的社会总财富，只要妥善调节分配（不是平均主义，不是“一平二调”）是完全可以实现广就业的目标的。

注释：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2001年上半年劳动和社会保障统计报告》，2001年7月。

（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编：《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1），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3）莫荣：《我国城镇失业率已达7%，需要采取相应措施》，《研究论坛》，2001年7月5日第20期。

（4）城市失业下岗与再就业研究课题组，《我国城市中的失业下岗问题极其对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0年，第3期。

（5）本文第二部分所用的“失业”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下岗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未登记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

（6）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