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向对比看下岗失业职工的凄凉命运
库爽生
纵向看，下岗失业职工的生活水平倒退了几十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横向对比中可以看出，下岗失业职工确确实实早已沦落为社会最底层，即人们常说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为目前中国社会命运最为悲惨的一族，成为被遗忘、被唾弃、被鄙视、被欺凌、被虐待、被侮辱的一族，他们是社会整个弱势群体中遭遇最惨的一个分支群体。
对此，有心人可以撰写论文，用大量数据说话。但本文只是为互联网写稿，文风上需要尽可能生动活泼一点，且从身边拾取事例，因此只能蜻蜓点水进行横比。即便蜻蜓点水，也能大致说明白。
在我曾经工作较长时间的那家大型国企，199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是红红火火的，职工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尚看不出与当今的社会强势群体有多大差距。彼时，似乎还没有流行弱势群体这个词，国企职工头上更没有戴上“穷人”这一顶丑陋的荆冠。我身边，有些职工在被指令调入政府机关的时候，并没有兴奋的神情，只是服从组织安排。1990年代初，厂党委一位副书记，被市委一纸调令调任市旅游局党委书记。湖北宜昌市坐拥三峡山水、三峡大坝，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到旅游局任职可以说是肥差。但是，他到旅游局任职一两年后，就向市委提出辞呈，要求调回企业，仍然任厂党委副书记。确实，当时的国企干部职工，与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相比，经济收入相差无几，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差距是在国企改革深化中出现并迅速拉大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工资快速增长，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但是国企职工的收入总体上却并没有水涨船高，相反，随着物价大幅度上扬，企业因各种复杂的原因景气度不断降低，职工收入实际上是在逐步滑坡。而到了国进民退、国企私有化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地方国企不论经营状况如何，绝大部分纷纷被强行私有化改制，国企职工除了即将退休的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内退拿三百多元生活费以外，其他均被“买断工龄”后卷铺盖走人。这一笔名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少得可怜，一般是几千元到一万多元。有些不了解私有化浪潮的人，认为下岗人员是因为企业减员，其实“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紧接着“砸三铁”之后的做法，而在私有化改制阶段是全部“转化身份”后下岗失业，哪怕你是全国劳模。买断工龄后，原国企职工便全部失业。他们只有少量职工有幸实现再就业之梦，小本创业有成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下岗失业职工经济收入归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赤贫的泥沼，在惶惶不可终日中四处奔波，寻求温饱。就在收入归零的同时，他们又凭空增加了一个大负担：一笔不菲的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每年需要自己交纳四五千元。从下岗失业职工收入归零而又要上交社保金的实际情况看，这个群体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没法相提并论了，完全是天堂与地狱的差距，无限大的差距。
近期，互联网上流行《中国贫富标准线》标准：年收入在3—8万之间的人是穷人；年收入在1—3万之间的人是很穷的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的人是非常穷的穷人；年收入在1千—5千之间的人是穷得没衣服穿的穷人；年收入在100—1000元之间的人是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按照这个标准，大多数下岗失业职工远达不到“很穷的人”的标准，很少的人勉强能攀上“非常穷的穷人”这个阶层，绝大多数人属于“穷得没衣服穿的穷人”和“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假如把必须上交的那每年四五千元的社保金支出记上账，那么他们连“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这个阶层都“高攀”不上，因为他们的收入是负数，哪里会有那最低限度的100元收入？他们每年增加的是雪球般滚大的债务和与日俱增的生活压力。“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句话，倒是颇能说明大部分下岗失业职工的真实生存状态。
下岗失业职工如此悲惨而可怜的生活水平，岂敢不知天比高地厚地和强势群体比高低，那样岂不是让眉开眼笑、扬眉吐气的强势群体的人们笑掉大牙吗？我们还是把下岗失业职工拿来和弱势群体中的其他分支群体对比一下吧。农民工是公认为生活最苦最艰难的弱势群体了，我们就让下岗失业职工与农民工来比拼一下，看看谁更穷更苦更艰难！
不错，现在下岗失业职工和农民工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看上去难分轩轾。但是，农民工户口在农村，身份还是农民。近年来，党和政府充分重视“三农”问题，各种惠农政策给农民以及农民工带来了春风，带来了切实的福音。农民种地不但不用再交以前难以承受的各类税费，而且还有补贴；农民所承包的土地越来越值钱，可以自种也可以出租，一些邻近城市的农村土地给农民带来的财富更叫城里人羡慕不已；农民能享受相当实惠的合作医疗制度，成本低而回报丰，社会保障问题也正在解决之中；青年农民工进城打工挣钱，如果遇到企业裁员等问题，还有退路，且农村消费水平较低；农民工也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同样受到国家重视，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经常开展颇具声势的为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的活动，甚至出现过国务院总理为农民工讨薪的感人场面。
可是，下岗失业职工除了贫穷，还有什么？储蓄存款，要么基本没有，要么少得可怜；住房，还是原来企业分配的面积一般也就是二十至五十平方米左右的非常狭窄的老房子，算是一个窝。还有呢？对于那些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多数连赖以打工挣钱的健康都没有了。尤其是，他们失去了社会道义、人文关怀的支持，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其可怕的孤独与寂寞，成了典型的“没爹没娘的孩子”。政府部门认为已经“安置”了他们，他们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于是，整个社会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上访被认定为无理取闹，更不会有强势群体为他们呼吁，为他们维权。
国企私有化改制的这些年头，党和政府在认真抓好“三农”问题。在弱势群体中比较而言，农民生活水平曲线是向上的，下岗失业职工生活水平曲线却显然是向下的。在农村，我有很多亲友，总体上讲，他们的日子确实是越来越好，好比吃着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他们交口称赞党和政府关心农民，政策越来越好，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希望之光；国企下岗失业职工，我自然是更熟悉了，他们的生活是一天不如一天，好比咽着黄连下楼梯——口口苦步步低，压力越来越大，我从他们那儿听得最多的是无奈的叹息，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茫然，贫困的乌云凝聚在他们的眉梢。从实际情况看，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职工生活水平总体上的确远不如农民，远不如农民工。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值得我们高兴的。我绝非眼红农民，不过是想通过和社会上普遍认为农民这个最穷最苦的弱势群体相对比，让人们看看下岗失业职工生存面临的极其严峻的挑战。
其实，不仅仅是下岗失业职工，就是已经退休的职工，他们的待遇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相比，也有天壤之别。我曾经所在的那个厂，很多高级工程师是从化工部北京橡胶设计院调去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很多，享受国务院特贴的国家专家也不少，省级专家、市级专家更多。可是，他们的退休工资经过上涨多年之后，也就是1000多元。一些高级工程师支援三线建设来到企业，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把妻子调到本厂子弟学校任教，而退休后小学教师妻子的工资反而比那些为国企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级工程师高很多。小学教师退休后可达2000元左右，可是我熟悉的一些高级工程师只有1000元左右。我上文所谈的那位公司党委副书记（后任党委书记），是高级工程师，而且任副书记的时候企业还讲究行政级别，他的级别就是市委文件明确的正处级，可他前两年退休时，工资不到一千元，听说是900多元。
在社会上，已经尽人皆知，如今下场最悲惨、最可怜的群体，非国企私有化改制造成的下岗失业职工莫属。而他们承受的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平。我曾经所在的那家企业，1980年代只有2000多人，每年却为国家创利税2000多万元，平均每名职工贡献一万多元（以当时的物价水平看，一万元不是小数），而职工长期月薪只有四五十元，一年也就是五六百元。有人说，那些年国企福利很好啊。即便职工福利再好，无非就是给职工发一点生活用物资吧？那么低的工资水平，哪里会有什么存款。同时，职工还用智慧和汗水建设、发展了企业，并承担了繁重的社会责任。这不正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生动写照吗？
虽然工资长期在很低水平徘徊，但职工却充满着幸福感。这不仅是一种奉献的快乐，主要是因为企业已经是职工安身立命的温暖的“家”，职工生老病死都有依靠，只要遵纪守法，就完全没有下岗失业、饭碗被砸之忧，能够安全到达工作的终点站——退休。即使对于自身利益而言，他们的奉献也是值得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企私有化改制完全打乱了他们的人生安排，把他们推入了绝境，而用很少的所谓失业补偿金，就蛮不讲理地把他们长期以来的无私奉献一笔勾消了。
本来，国家是用无失业风险的劳动用工制度来回报长期拿低工资的国企职工的。可是突然间来了私有化改制浪潮，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一锅端，他们的生活被釜底抽薪，这些曾经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绝境。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对于他们多年来，拿着仅够当时正常生活的低工资，却为国家创造大量剩余价值的国企职工，进行充分的经济补偿，至少让他们能够正常地生活，且不说过上好日子。所以，对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化改制造成的下岗失业职工，绝不仅仅是同情和怜悯的问题，而是还他们一个公道的问题。
我们希望这个涉及到数千万家庭、上亿人口的天大的民生问题，在新的一年里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并出台实施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措施，向这些曾经的工人阶级群体，向这些曾经的共和国脊梁，向这些如今陷入人生泥沼的弱势群体，坚决地伸出有力的援手，真正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
2009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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