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爱：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茅于轼的学术宽容
云淡水暖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无疑是极端痛恨计划经济时代的，丁学良很是看不惯国内有些老百姓的作为，比如“我回国的时候，经常听到司机发牢骚、骂娘，说改革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人都在车里挂了以前领导人的像。有好几次在出租车上我都跟他们讲，你呀要是认为今天的中国不如改革以前的中国的话，你知道不知道，过去你有开出租车的机会吗？那时候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你这样把革命领袖的像当菩萨挂着‘避邪’，更会拖去被专政八年、十年！”（《经济观察报》2005年11月14日）。
看来，国内的老百姓在丁学良教授眼里，简直就是“群氓”，当年的知情者也都“死光”了，连“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就会被抓起来。”的历史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草民不理解，如果当时真是如此，那草民们当时在集市上买鸡蛋的时候，是被“抓起来”的人卖的？还有，丁学良教授的气急败坏，说明丁学良们30年如一日的对“革命领袖”的污名化，收效甚微嘛。
但是，丁学良教授看不起百姓也就罢了，毕竟自视为“上流”了么。有意思的是，丁教授看不起的，还有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呢，因为“学术”，丁学良教授在2006年曾经有一句引起轩然大波的话“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搞得国内日见庞大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很尴尬，凭什么呀，丁教授膜拜的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内地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也膜拜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么，丁教授拜的是“真神”，别的主流专家泰斗拜的是“假圣”？
否也，草民分明见到的是“同室操戈”，丁教授有些不厚道，非要在“主流”之中再分出个三六九等来，但一查丁教授本人的公开经历，又令人有些疑惑，丁教授是哈佛博士，但是是“著名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又长期在“环太平洋诸国家和地区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俨然是个“主流社会学家”嘛，怎么会对主流经济学界怒火万丈呢，这不是“牛圏里伸进了马嘴”么，看来丁教授有自己的“标准”。
丁教授对媒体说用经济学期刊作为标准来评价经济学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丁学良举例说，世界上有各种注册的经济学期刊800多种，其中有影响力的有160种，比较得到学术界尊重的有60种，被优秀的经济学家看中的有20种，被一流经济学家尊重的有12-15种。衡量一个经济学家，首先看他在这些最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其次看这些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东方早报》）。
怪不得丁学良教授对同属自由主义阵营的主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很看不起，比如，当年郎咸平教授为已经被判刑的“企业家”顾雏军问题出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辩论的时候，大师级的张维迎教授是很看不起郎咸平教授的，斥之为“无耻之人”，然草民曾经做过一个搜索，郎咸平先生在“这些最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大约有20几篇，而张大师为0篇。然而，张维迎大师在“出身”上是不亚于丁大师的，张大师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但是如果用丁教授的标准，又会伤及一个自由主义“大家”——茅于轼。
茅于轼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也极为自恋“我是自由派，没问题，但中国改革成功全靠自由派。中国改革的成功，当然自由派也有失败的地方，但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派主导的。”，基于这一点，茅于轼与丁学良大师无疑是属同一战线的战友，更为投契的是，茅于轼对计划经济时代也是极为贬斥的，动不动就要拿出来痛批。然而，丁学良教授却不太买账“其它的学科没有应有的机会发展，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渠道，就导致很多不是经济学家、也没好好读书的人，都跑到经济学领域里来以‘经济学家’的名义讲话。所以现在经济学领域的很多话题，并不是从经济学科的逻辑和基础出发的，但他们却都要打着经济学的保护伞。”
这似乎很是对了茅于轼的情况，看看茅于轼的话语，打着“经济学家”的名头，大讲自由主义、大声哭诉计划经济时代自己“吃苦”，甚至还有…。然而，张维迎大师似乎又很看重茅于轼的“经济学成就”，比如，张大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茅于轼先生可以说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经济学人》）。
但是一查，“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茅于轼此前曾取得过许多中外瞩目的学术成就。1979年，他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支柱性原理之一，…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曾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也可见‘自学成才’的茅老在经济学领域攀升的高度有多么让人钦佩。”（《人物》）。
再一查，“康托罗维奇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前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民经济管理研究所经济问题研究主任。…1965年，为表彰他在经济分析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的成绩，苏联政府又授予他列宁奖金。…康托罗维奇把资源最优利用这一传统的经济学问题，由定性研究和一般的定量分析推进到现实计量阶段，对现代经济应用数学的重要分支——线性规划方法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给人的印象是，媒体赞美不已的茅于轼 “独自推导出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还有“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是不是鼓吹得有点过了？因为按照丁学良教授的标准，“衡量一个经济学家，首先看他在这些最好的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情况，其次看这些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茅于轼在这方面的资料为零，不过，称茅于轼为“是我不挂名的学术导师”的张维迎大师在这方面也比较短缺一点。
诸如上述，草民想，外表很讲究“专业素养”和自己的“专业出身”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在更为激进的、更为自大的自由主义学者如丁学良们看来，还是“不够格”的。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够格”，对茅于轼这样一只手举着“自由派”大旗，另外一只手举着“经济学家”大旗的更为“不够格”者，采取了笑纳的态度，不管什么阿X阿X，只要膜拜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圣坛下，管他什么“学术”不“学术”，任由媒体和茅于轼自己给茅于轼戴上“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的亚当•斯密”、“经济学界的鲁迅”、“经济学界的胡适”（茅于轼语）等等大而不当的高帽，反正不要主流们掏钱，怎么说都忍了。但是，有人给茅于轼掏钱褒奖了，就是美国著名的Atlas基金会。
Atlas基金会“每年进行的一次评奖却非常有名，奖项的内容是：每年在世界范围内评选出一本在推进市场和民主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书，对其给予奖励。而该奖项的7位评委基本都是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家。在1999年的评奖中，茅老所著《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最终被评委会选中。”。
看来，美国的“7位评委”并不傻，看中的是茅于轼的社会学范畴的“成就”，那本“非线性规划方面的‘择优分配原理’”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但是，如果茅于轼挤入社会学家的行列，自由主义社会学教授丁学良恐怕又不干了，为什么？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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