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尾声：一个简要总结与评论
一、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是中国企业改制的典型案例。
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只是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甚至只是全国社有制和公有制204企业“改制”的一个缩影，是全国各地供销合作社乃至全国所有社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的一个典型案例，其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全国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窥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之一斑而见全国社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改制”问题之全豹。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中国社有制和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公有制企业的“改制”中，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类似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案例比比皆是。下面就是笔者所调查的除玉环县供销合作社之外的另外几个企业“改制”的案例。从这些类似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案例中可以发现其大体相同的剥夺公有资产的行为特征。
（一）、D罐头厂私有化案例
这是笔者所在的城市的一个曾经由 孙中山 先生题过词的百年老字号企业，该企业自其建厂以来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抓大放小”和“改制”中，它的当权者也没有错过将这个他们自己最能体会到其好处的公有制企业及其资产划到自己名下的机会。该企业的“改制”方法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方法如出一辙：“改制”者首先将这个实际资产超过三千万元的企业“评估”为一百万元；然后将一百万元的“评估额”按照一百股股份在全部内部人205中进行分配：被“评估”为一百万元的资产又被分为一百股，厂长先分掉50%206的股份，接着由书记、副厂长、副书记等厂级领导分25%的股份，余下的25%的股份分给普通职工207。这样，整个“改制”过程就是将资产分完“改制”就算完成了，公有企业连同它的资产208都“合法”地揣入了星级大盗的腰包。
（二）、Y集团公司私有化案例
笔者的一个朋友的家世讲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外祖父在解放前是笔者所在地区一家当年在全省名列前茅的大型企业的创办人，他曾经是一个很有良知、支援抗日战争的民族企业家。解放时，这个可怜的民族资本家被“镇压”了，企业及其所有的资产甚至连生活资料都被没收，重新建立了国有企业。而如今，这些资产经过解放前后若干代工人建设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改制”却使其成了当权者的囊中之物—如此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再到私有制的复归和循环过程无法不令人发指，也无法不令人深感恐惧。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人都不难发现，这种结果不是更加违背了人间正义了吗？如果五十年前就知道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又何必剥夺民间那些有良知的资本家通过自己的智慧埋头苦干起来的企业？那些被镇压的资本家将他们的生命和财富祭献给了社会主义又有何意义？难道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仅仅只是为了帮助1990年代的私有化者剥夺财富？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为社会主义理想流了汗水、洒了热血甚至抛了头颅而前赴后继的英雄们又何必当初呢？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都被彻底地否定了吗？
（三）、Y县瓷厂私有化案例
另外一个笔者身边亲眼所见的案例是笔者二姐所在的单位。这是一个曾经在明清时期就以生产和销售青花瓷而名扬海内外的、具有数百年光辉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在该企业数百年的发展中曾经业绩辉煌：清朝向皇帝上贡的贡瓷和出口海外的青瓷的生产都是这个企业员工和我们祖祖辈辈引以自豪的历史。在几乎整个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二姐的辛勤劳动能换来十分可观的收入209。而随着公有制企业“改制”的“深入”，企业领导开始将精力集中到怎样把企业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上面，企业效益日益下降，直至最后关门倒闭210。从此，二姐失了业，她的整个家庭也日益陷入了贫困之中。
笔者家乡的另一个更大的瓷器生产企业也在“改制”中被当权者廉价贱卖给了私人，在这些靠卖公有制企业大发国难财的贪官污吏们成为暴发户的同时，工人们却从“主人翁”沦落成了打工仔，他们的工资也迅速下降到原来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四）、Y县食品公司私有化案例
笔者的二姐夫曾经在一个令人羡慕的食品公司里当技术工人，“改革者”将公司搞得日益混乱不甚，最后将职工以每人两三万元“买
断工龄”后再将企业卖光、分光而散伙了事。二姐和二姐夫双双成为失业工人而被抛进了中国贫困人口队伍之中。如今，他们在当地承包了一块条件极差的山地，靠种树卖水果和养殖度日，而多次养殖失败已使他们负债累累，生活入不敷出。
（五）、Y县糖厂私有化案例
笔者的三姐、三姐夫、哥、嫂所在的糖厂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企业“改制”之前，工人们都有一份非常不错的收入而安居乐业，也是一个在当地令人羡慕的单位。而随着“抓大放小”211政策的出台，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趁“放小”之机将企业经营搞乱，将资金转移212，最后让工人永远放了“长假”213。包括从建厂开始就同时参加该厂工作的三姐、三姐夫、哥、嫂在内的1000多名工人全部被无情地逼进了失业大军之中，而企业高管在搞垮企业的过程中却成了“改革”制造的暴发富。这些踩着工人血汗和尸体过上了贵族生活的“改革者”们就是那些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对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和“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也正是那些鼓吹私有制和主张和平演变的“经济学家”们要求善待的“对改革做出了贡献的企业家”。然而，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在他们大发“改革”国难财的发家史的也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权利和财产的血泪史。
（六）、Y县信用社准私有化案例
笔者的父亲在1950年代与家乡广大农民和农村工通过砸锅卖铁的方式共同入股建立起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庞大的农村金融组织，也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改制”的冲击。妹妹接父亲的班后曾经也收入不菲。如今，当权者们主持下的“改制”使她的工资比“改制”前大幅度地降低了，工作量却大幅度地增加了；而信用社的各级“领导”们214的收入却增加到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而且他们吃喝嫖赌的钱全部公款报销，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侍奉好上司和抓“腐败工程”。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信用合作社史上，股东从来没有分过红，没有任何投资收益，合作社的章程也从未得到有效执行，股东社员的财产所有权、民主管理权和其它一切正当权利在改革以来的几十年没有行使过。而在“改制”中，象玉环县供销合作社一样，我家的股也被强行以1950年代入股时股金12元的两倍的价格清即24元退了215。被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激励机制（股权激励、高薪激励、MBO）变成了高管拥有人间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更充裕的吃喝玩乐的时间、更大的霸王权力、更加堕落的纸醉金迷和普通员工更少的工资、更多的劳苦和更加深重的苦难。而当贪官污吏们剥夺了劳动者的财产并不劳而获地过上了灯红酒绿、夜夜欢歌的人间天堂生活之后，他们还要对着为他们创造了财富并正在不断为他们创造着财富的工人们么喝着说，是他们给了这些当牛做马的工人们工作的机会并养活了这些流着臭汗又不十分温顺的工人。他们甚至大有主人训斥奴才的脾气，随时对着员工们声嘶力竭地如禽兽般号叫：不愿意干就滚蛋！
这就是中国公有制企业所经历的“所有制改革”。这场所有制改革完全被中国社会中的反社会主义者所利用和操纵，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全面倒退的私有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130多万个公有制企业被卖光、吃光和分光，数百亿公有资产216变成了官僚资本和民间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6000万工人失业，1亿多工人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因此，这场“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它们的工人所经历的、被那些打着“改制”旗号进行的“改革者”对全中国人民、对公有制企业及其企业资产以及对企业员工进行的全面剥夺的运动。在这场由一些人间最邪恶的野心家发动并组织进行的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剥夺公有制企业和企业资产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公有制企业里的当权者肆意歪曲并利用“改革”而将企业搞乱，并大肆吞噬公有资产，而公有制企业和它的所有权人、甚至包括它的员工217则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苦难。只不过，有的企业的当权者胆子小一些、残忍度和贪欲心也小一些，从而使企业的工人们遭受的苦难小一些218而已；而大量的企业“改制”造成的是“主人翁”权利和公有资产被大肆剥夺甚至形成工人们被抛弃的严重后果。除此之外，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伴随着“改制”后的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利、财产和工作；而那些“企业家”们不仅搞垮了企业，而且获得了巨额财富，还成了大资本家和“改革功臣”。
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和上述一系列的“改制”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典型案例和上述案例都共同反映了中国公有制企业改革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已经混入党、人民政府和公有制企业内部、甚至已经成为大权在握的官僚统治者，他们在道德上人性堕落并专于吃喝玩乐，在政治上敌视人民并精于玩弄权术、在意识形态上践踏宪法和法律并打着“改革”大旗大肆破坏改革—他们用尽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带着“红袖章”的跳梁小丑们惯用的种种伎俩，抢班夺权，瓜分财产，玩弄权术，吃喝嫖赌，过着野兽一样的堕落生活，重演着“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剧。
观察发现，中国历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私有化运动正一天天地葬送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他们的行为使一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汗白淌了，血白流了，生命白牺牲了。
二、改制者不具备社会主义觉悟。
由玉环县委和玉环县人民政府非法任命的玉环县供销合作社党委书记、主任、董事长王志勇及其亲信之流，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更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意义及其根本任务。因此，认为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就一定能够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或者认为那些混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反社会主义者或政治流氓会具有社会主义觉悟肯定只是幻想。
这些混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队伍中的政治流氓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只知道怎样钻中央政策的空子来玩弄权术于股掌之间、专营私利于权钱交易之中，弄到权力和金钱后只知道吃喝玩乐、赌博嫖娼。他们信奉醉生梦死的人生价值观念，过着灯红酒绿的动物生活；会上大讲政治口号，台下犹如行尸走兽；表面上高举改革大旗，实际上大肆破坏改革；而置国家法律、改革大业、企业存亡和百姓死活于不顾—这就是和平时期社会主义的政治敌人。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改革不能最终取得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真正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具体体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王许集团之流的破坏。我相信，这就是真理。
三、改制的本质是利益斗争。
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和上述若干“改制”案例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制度变迁或经济制度创新问题，在改革中存在着人民利益与政治流氓个人利益之间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王许集团利用玉环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个别领导的党权和行政权篡夺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疯狂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经济组织，践踏宪法和法律，歪曲中央政策，毁坏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肆意掠夺社有财产和用掠夺来的物质财富过着夜夜欢歌、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这一系列长达十余年甚至其骑在社员职工头上作威作福长达数十年之久而无法得以解决的问题不充分说明了斗争的存在及其尖锐性与复杂性。同时，他们的这些行为意味着，改革决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极其尖锐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大事。
四、高度警惕腐败深广化问题。
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所属基层单位动用公款对王志勇进行巨额贿赂的行为（“公款贿赂”）是对“一般贿赂”的“发展”。而王志勇利用其在位者权力要求其所属基层单位向其“上贡”则是一种典型的索贿行为。我们认为，公款贿赂比私款贿赂、索取贿赂比一般受贿的性质更加恶劣。
另外，从中国社会近年来的贿赂手段和贪污手段看，合法化的财产赠送与财产转移、公款贿赂、集体腐败、性贿赂等等腐败方式已经层出不穷，腐败的这种“发展”说明，中国社会中的腐败问题正在不断地深化和广化。
“改制”使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者的工作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和补偿权利等基本权利遭到剥夺，使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蒙受了本不该蒙受的苦难。而“腐败深广化”则使真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的境遇雪上加霜，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全体人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而且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效率的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严重破坏了社会正义，完全与社会主义和谐正义宗旨背道而驰。因此，“改制”造成的对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的破坏以及腐败深广化问题对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必须引起全中国人民他全中国社会的高度重视。
五、“改制”导致的阶级分化和阶级矛盾激化。
在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中，因“改制”者剥夺了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社员、职工和退休人员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整个供销合作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现象，企业内部阶级对立及其矛盾急剧恶化。
调查发现，玉环县供销合作社“改制”过程实际上是王许集团剥夺农民社员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权利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倒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过程。王许集团利用其控制的权力将玉环县供销合作社农民社员赶走，然后将玉环县供销合作社及其财产强行卖光、吃光、分光。从而形成玉环县供销合作社内部的阶级分化：一边是以王许集团为核心的无偿占有玉环县供销合作社资产而产生的新生官僚资产阶级，另一边则是被王许集团剥夺了合法权利及其财产而产生的下岗职工和农民社员这一新生无产阶级。
王许集团对谋取私人利益干劲十足，热火朝天，而对侵害下岗职工的利益却不断变本加厉，使其雪上加霜─当玉环县供销合作社下岗职工失去了“铁饭碗”的时候，王许集团却捞到了“金饭碗”，甚至已经为其子孙后代奠定了财富基础─这就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型”。这种转型所造成的影响在经济学家那里被轻描淡写了，甚至被歌功颂德了。然而，事实上，在体制转型现实中诞生的不仅是失去了权利、财产和工作的广大劳动者的痛苦，而且使公有企业原高层管理者获得了新生：他们一夜之间从一个被人民聘用的管理者变成了身价数千万至数亿甚至数十亿资产的官僚资产阶级，并且，这些利用经营公有企业的管理权实施犯罪的人也利用改制之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无数的历史和事实说明，无论是从私有制到公有制、还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变革，其实质就是剥夺：财富的创造者要就是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要就是面对沉甸甸的权力。因此，在交出财产的时候能够保住性命就算是这些创建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不幸中之万幸了。
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也表明，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不仅产生了阶级分化，而且还不断加剧了阶级对立。因此，从公有制变迁到私有制的“改制”及其整个私有化运动本身就成为重大的历史倒退。大规模的所有权制度变迁只会导致大规模的混乱、对正义的阉割、对真理埋葬和对是非的颠倒。
因此，我们可以用事实证明，时下流行的中国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者”的邪教教义不是极端无知，就是极端无耻。而那些“改制”者的行动及其所掀起的私有化运动事实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全部社会主义制度和人间正义最严重的破坏，也是对广大劳动人民最残酷的剥夺、最野蛮蹂躏和最无耻的侵害。
六、阶级分析透视下的政治经济学。
笔者在实际调查和历史研究中惊异地发现，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和全国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与1966-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存在着本质上惊人的一致性：争夺利益是革命和运动的本质，“强权就是真理”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各个派系和私有化运动中当权者共同的信仰，斗争成为“造反派”和“改制”者永恒的手段。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政治斗争219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核心内容，而如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私有化运动的斗争核心却转到了经济权利和财产剥夺上。但是，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其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斗争，是社会中具有魔鬼本性的人群与具有人类本性的人群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之间争夺权力、财产和地位的斗争220。
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中不难发现，过分夸大或过分无视阶级斗争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221：恶人会在社会过度进行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成为胜利者，恶人也会在社会过度忽视阶级斗争的环境中为成胜利者。过分重视阶级斗争和过分忽视阶级斗争者都会成为恶人破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温床。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反而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那些过度热衷于阶级斗争的恶人会利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环境作恶；私有化运动却过分无视了阶级斗争，同样使恶人在社会忽视的条件下作恶，从而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过分无视斗争的存在，是无视人性之恶222，其结果必然导致对那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敌对分子223的纵容和保护。而当这些混入了党和人民政府内部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利益的破坏分子一旦得到权力并得到纵容或保护的时候，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对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和改革事业进行全面而野蛮的破坏、对人民进行疯狂而残酷的剥夺。因此，正视敌对阶级尤其是反党、反社会、反国家、反人民和反人类的政治与经济同盟对改革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问题具有极端重要的现实意义。
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王许集团的流氓行径和残酷剥夺社有资产、在组织内部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的事实说明，问题并非仅仅出在玉环县供销合作社，而是整个玉环县县委和玉环县人民政府出了十分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不是玉环县县委和玉环县人民政府出了问题，那么，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王许集团绝对不可能那么气焰嚣张，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社员职工也不可能在长达十多年上访和上级部门下达文件竟然无法解决王许集团剥夺社有资产的问题。
当然，在重视阶级斗争问题时也必须采取正确的方式并保持适当的限度，而不能象文化大革命那样过度将精力转移到阶级斗争上。
因此，我们认为，阶级斗争不能不重视，但阶级斗争也不能过度转移人的精力。两种极端都会给那些具有魔鬼性的人类创造吃人的可趁之机。我们主张，不能把阶级斗争形式主义化或者将其作为整人的手段，不能象文化大革命那样采用批判手段，更不能按照简单的“物质标准”224或“思想标准”225判断人的阶级属性；而要通过政治制度建设来防止那些在生活上品质恶劣、在政治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人进入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权力体系226。例如，供销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权力机构通过选举产生就是这样一种防止坏人进入企业权力阶层的最恰当的制度安排，国家可以在所有的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中推行科举制度与民选制度，“供销社悲剧”就可以从历史上和现实中避免。
七、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财产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
中国的社有制和公有制不仅是中国人民从四亿到十三亿人世世
代代奋斗的结果，而且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次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为了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有理想的仁人志士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数千万满怀着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希望和热情历经了千难万苦，为社会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数十亿中国人民用了整个二十世纪一百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建设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那样，社会主义所有制（社有制）企业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设计远远比私有制甚至比国家所有制和一般的集体所有制更加富有效率、更加能够体现正义原则和更加符合人类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而社会主义企业甚至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问题仅仅只是因为过去受到政治影响227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已。因此，恢复和完善社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的政治制度而不是转变其所有制才是社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正确的改革方向。但是，随着社有制和公有制的倒台，中国再恢复社有制和公有制恐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从社有制和公有制倒向私有制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建立权力资本并进行官僚资本的积累）而轻而易举就能够得以实现，而从私有制走向社有制和公有制正好伤及当权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将会利用其手中的权力竭尽全力维护他们的利益，从而从私有制向社有制和公有制的转变肯定还会象社会主义革命那样付出巨大的甚至是无数条生命的代价。因此，历史必将证明，中国在任何程度上放弃公有制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错误。
因此，笔者认为，为切实保障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中国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的九亿农民的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全面扭转日益严重的腐败化问题228，严厉惩治改革中产生的腐败分子。同时，应尽快依法恢复供销合作社制度，依法恢复全国各地的供销合作社组织和农民社员的股东社员权利，在完善供销合作社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更多的象供销合作社这样的真正意义的社会主义企业，更好地去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宏图大业。
八、对经济学幼稚病和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包括新自由主义者、新右派、西方主义者（主要是美国主义者）、资本主义者和平演变主义者在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及为谋取非劳动报酬而甘愿充当应声虫、制造学术垃圾的垃圾学者，他们就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而反国家、反民族、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反人类的知识分子的败类。
在中国经济学界，那些掌控着话语霸权的“主流经济学家”（或称“西方经济学家”或“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从社会主义企业那里盗取利益而不惜丢掉自己的人格，肆意鼓吹私有化，为企业和政府机关中的当权者将公有资产化为己有而提供荒唐的“理论依据”，为血腥的权力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充当打手。更有甚者，一些在经济学界混饭吃的高校教师或研究人员为了自己评职称或者获得那么一点点所谓“学术权威”、“学术地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等等而发表应声虫式的文章，为权力资本原始积累的形成而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这些人不惜国家利益，不惜人民利益，甚至不惜个人的人格和名誉而甘当那些剥夺人民利益的当权者的御用文人。一些冠以“经济学家”头衔的经济学投资商们为了得满足自己私欲中的那一点点蝇头小利而置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于不顾。一些还没有混到“经济学家”头衔甚至还没有捞到职称的那些金钱的附属物为了“评”到一个“教授”职称和获得那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奖金、薪水、学术带着人、政府津贴之类的恶臭得令人作呕的铜板而不断发表不负责任的“论文”或言论，大肆为当权者剥夺人民利益鸣锣开道、摇旗呐喊。正是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为阴谋夺取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改制”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力量，甚至当权者也是在这些无耻的“经济学家”们的鼓动下和启发下完成了他们剥夺财富的私有化运动的。在主流经济学家们具有淫威性的话语霸权和他们主子的铁蹄下，那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其它普通劳动者）却被一个个剥夺了工作、剥夺了最基本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未失去工也只能在夹缝中忍辱负重、勉强度日。
在私有化运动这场政治闹剧和政治斗争中，“改制”者们装扮成救世主将财富的创造者打入了地狱，而劳动人民的财富却随着“改制”应声装入了“改革家”们及其走狗的腰包。为“改制”搬弄理论是非的那些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当然也在此次充满着资本主义自由色彩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野蛮心地的私有化运动中获得了利益─人民用劳动财富填饱了他们的酒囊饭袋，而他们却跑到了人民的剥夺者那里张着他们打着馊嗝的血盆大嘴为剥夺者呐喊助威。
在类似于玉环县供销合作社这样的公有制企业的“改制”中，“改制”者和那些为他们鸣锣开道的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一起，利用具有百分之百的西方神秘主义色彩和崇洋媚外意识形态主导的西方经济学这一可以实现“和平演变”目标的工具将公有制似是而非地假定为没有效率的制度，而将私有制假定为高效率的制度。同时，“改制”者和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也将企业管理者假定为完全的利他主义者甚至将“改制“者假定为上帝赋予其拯救企业、拯救人民的救世主。天底下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利用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理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御用文人们利用建立在真空条件下推导出来用于从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那里丐讨食物和通过玩弄文字游戏盗取名利的把戏而已。他们利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倡导改革的言行是别有用心的，都只不过是为了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果实而已。除此之外，绝不可能有别的诸如为企业效率或为人民利益这样的用意。因为，那些所谓“为提高企业效率”之类的托词只不过是这些御用经济学家们与政府中的恶人和公有企业的当权者们狼狈为奸的遮羞布而已。
那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的“经济学家”们平时口口声声假定人都是“经济人”（理性的和利己的人），而在谈及企业家时他们仿佛忘掉了他们在西方经济学里所宣扬的“经济人”假设。在那些充当“改制”吹鼓手的“经济学家”们那里，被鼓吹为“企业家”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成了企业的救世主，而不是有自利心的经济人。那些在人民政府内部和公有企业内部打着“改制”旗帜、张着血盆大嘴吞噬公有财富的官僚权贵们被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当成了神，而不是人。然而，正是这些人民的“救世主”们残酷地剥夺了中国人民用汗水、鲜血和数千万革命者和劳动者的生命奋斗起来的数十万亿的财产。
因此，笔者在本书的最后还要用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来结尾，这句名言值得所有的中国人谨记于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名言的真理性也正好由毛泽东自己进行了实践验证：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打天下之策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毛泽东离开调查研究之后形成的治天下之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巨大的挫折甚至失败。可见，真正的治国之策永远都来自调查研究。因此，真正能够成为科学的经济学应该是从调查研究中提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改革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也绝不能跟着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教条主义指挥棒去做，而应该回到毛泽东设计的“三三制”原则那里去：让制度设计者和那些影响国家政策的真正的学者们也要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上面”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到“下面”去做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
愿中国的劳苦大众早日摆脱因当权者对公有资产进行剥夺而造成的苦难！
愿中国最终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体现人类正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愿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在和谐正义的制度安排下早日得以实现！
注释：
204、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典型形式为社员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社员所有制一般被认为是集体所有制，但笔者认为这不是简单的集体所有制，而正是最接近于社会主义宗旨的所有制形式。严格意义上讲，社有制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而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所有制既不应该是集体所有的，也不应该是私人所有的，更不应该是私有的。社有制从宏观上看是社会所有的，从微观上是社员所有的。
205、内部人是指组织内部从事管理工作的代理人。因为他们直接管理组织，从而能够对组织及其资产具有比所有者更直接的权力。根据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接控制者（厂长、经理或书记），第二层次是附属控制者（副厂长、副经理或副书记和中层管理人员），第三层次是外围控制者（技术人员等），第四层次是追随控制者（一般员工）。
206、即50万元“买”到大约1500万元的资产。他们的做法是：厂长以该厂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到50万元资金，从而不需付一分钱就“买”到了价值远远超过15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等于那些苦了一辈子的劳动者将他们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企业白送了半个工厂给厂长。
207、比起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者”将资产全部卖光、吃光、分光的“三光政策”，职工也能占到一点点股份还算“改制者”比较仁慈的了。
208、包括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和商标、品牌、商誉、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
209、笔者读高中时一个月才七、八块钱就可以维持很好的生活了（同样的生活质量可能现在要花七、八百块都难以达到），而当时二姐一个月的工资就有好几百块。记得二姐有一个月拿到四百多元的工资而让我们全家人欢欣鼓舞。那时，不仅二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我们全家人都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有一份很好的收入而生活得很愉快。
210、二姐所在的单位只是通知她们“放长假”，而“长假”一放就是十年。从“放假”那天起，工人们就再也回不去了。从此，他们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资，甚至没有任何说法就不明不白地被推进了不知该到哪里谋生、也不知如何谋生的失业队伍之中。
211、中央“抓大放小”政策被地方和企业的部分阴谋夺取公有企业财产甚至政府部门资产（笔者调查到，某县县长竟然将刚刚由前任县长建成的政府宾馆和与其相连的土地私下卖给了对其进行巨额行贿的商人，此商人又将政府宾馆拆除后将其处于商业中心地带的土地分成几小块卖出，净赚两百多万元。）的当权者扭曲成了“大型企业不能动，中小企业全部丢”。因此，在御用经济学家所谓“所有制改革理论”（其政策核心就是具有神秘主义崇拜性质的“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企业家”瓜分公有制企业资产的“改制”成了企业改革的必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放小”政策被阴谋者阴险地利用了，而“西方经济学家”们也从阴险的“改革家”那里分到了一杯罪恶之羮。
212、该厂一个经营副厂长将1200万元资金提出并私分，而公开说是做白糖期货并亏损。该副厂长在被该厂职工控告时还受到政府官员的保护。
213、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公有制企业的“改制”都被其当权者（厂长或经理）搞倒后并不直接宣告企业破产清算（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公有制企业真正是因为经营原因而破产倒闭的，一般都是象玉环县供销合作社那样，由企业主要领导通过歪曲改革政策先将企业搞乱，然后进行财产转移、核销应收账款、收入不入账等手段将企业的财产瓜分掉）。为了减少对工人的安置、补偿等费用，同时也为了减小工人对“改制者”的压力，他们只是通知工人说暂时放假，让工人回家休息。可是，即使工人们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到企业里来了，但他们也只有忍气吞声，乖乖地去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
214、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入股的、由信用社聘请的员工，而我妹则是具有股东身份的—她是我家这个社员股东的代表。
215、“改制”者欺骗我的母亲（她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更不用说会懂什么所有权了。）说不去退就连那12元钱也退不着了，而我母亲只好将社员证乖乖地交了出去。
216、目前中国的公有资产仅剩下29万亿，大约仅为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不到在“改制”中被“改制”者剥夺掉的全部公有资产的二分之一。
217、这些曾经一度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无产阶级在“改制”之后真正地成为了一代新生的无产阶级。同时，我们在不排队例外，即在“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的员工也与企业当权者一起共同瓜分公有资产。
218、有些企业的工人得到了一些补偿，而有些企业的工人几乎没有任何说法就被迫失业了。
219、“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主张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必然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上，社会上的恶人趁机利用这一主张发泄情绪、公报私仇、趁乱抢班夺权或从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在本来没有矛盾的人与人之间由于斗争而引发矛盾并使矛盾日益加剧。这就象在战争被发动起来后，两个国家素不相识也从来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人们之间立即会成为敌人并因斗争（战争就是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而不断积累仇恨一样-敌对双方之间的战争使双方进一步结下仇恨。
220、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于他所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他追求的，因而也正是他欲望中的东西。而要得到人所追求的东西就必须斗争—如果不斗争，即使他自己劳动创造的产物也会被别人以巧诈骗掉、用权力剥夺掉、在无备中被偷盗掉或被武力抢劫掉。因此，斗争就是人类甚至包括世间万物之规律。一种良好的社会就是能够建立制度来限制斗争，而不是激化斗争（如文化大革命）或无视斗争（如私有化运动）。
221、在私有化运动中，由于所有制改革基调的确定和“改制”大环境而使：（1）、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放松了对“改制”者可能存在的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进行侵占的警惕；（2）、国家对“改制”者的行为失去控制；（3）、“改制”者会利用“改制”大势和“改制”政策环境，歪曲“改制”的价值取向，从而使“改制”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4）、“改制”者必然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当权者勾结而共同瓜分公有资产。
222、我们认为，人性乃善恶兼之。人性之恶必须以制度约束，而人性之善亦必须以制度激励。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来限制人之恶和激扬人之善。而资本主义的问题就在于制度本身就在无休止地激发人类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心理欲望（物质欲望、性欲和诸如权力欲、视觉欲望、听觉欲望等精神欲望），从而引发人对物质、性、权力等可资享受的东西的崇拜和追求（相反地，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对此进行限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斗争（西方经济学里的竞争概念与此非常接近）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活的主题。
223、如王许集团的“党委”—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的组织，而是由那些践踏共产党的纲领、通过阴谋手段夺取党权的党的敌对分子组成的“党委”，是典型的党内的党和党内的宗派组织。
224、“有田的就是土豪劣绅，有钱的就是黑资”这样的判断标准只会产生恐怖主义结果。
225、表示拥护党、国家、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口头效忠标准是产生政治骗子和阴谋家的根源。
226、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县域政治制度、企业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是中国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227、例如“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公有制企业内部党政不分、公有制企业党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制度和委派制度、管理者和工人终身任职制度等。这些制度是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下甚至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目标的根本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原因。
228、中国改革在最初的几年内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释放效应。然而，在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改革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拜金主义思潮已经主导了人们尤其是当权者的主流意识形态，腐败已经成为当权者甚至一般群众的习惯。因此，近年来推出的改革甚至已经完成的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都会被这种改革环境歪曲。玉环县供销合作社的“改制”就是自改革一开台就被歪曲的一个典型案例，资本市场、注册律师制度、注册会计师制度等则是被腐败环境歪曲了本来的价值的另一些典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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