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是推进产业升级
杨帆教授
(2009-01-26 16:45:38)
《环球时报》 2009年1月22日
一.技术升级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连续七十年以10%的速度高增长，其根本因素是人口基数大而且年轻，年轻人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基本平衡式，投资量巨大，即使效率不高，经济增长率也会很高。这样的发展模式必定随着人口的老化而终结。
还有十几年的时间，如果中国不能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使技术进步代替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那么中国经济就会丧失继续增长的动力。
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分别占50%和62%；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技术水平不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意味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信息化包括：微电子和软件产业，提高计算机及网络的普及程度，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行政管理、社会服务、企业经营都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发展电子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重点推进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推动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接近18000亿元，出口占工业制成品17.5%。规模小，质量低，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不多。
现在争论的是：国家力量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起什么作用？能否把产业升级的任务完全交给市场？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在21世纪全球大国竞争条件下，国家如何扶植战略产业，以带动工业全面升级的问题。
诸多对策皆主张中国遵循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不能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是理论误区之所在。国家应有意识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升级。
二．比较利益的动态性
亚当·斯密把绝对优势分为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是动态的。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依靠市场力量无法实现比较优势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三．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949—1978年中国计划经济和高度保护主义，以国家力量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取得成功，军事重工业迅速发达，但存在自我循环的缺点。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市场经济和出口导向，通过军转民，进口外国设备和引进外资，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入国际市场，使产业结构轻型化，发展了实用技术。
市场经济下实用技术迅速升级。出口第一阶段是80年代中期以前，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占出口50%，其中石油占25%。1992年出口1亿美圆以上的产品中，纯资源类农矿产品 28 种，资源密集型（行业物质消耗率70% ）产品20 种，共48种，占出口46%。劳动密集型特征（行业产值中活劳动消耗 8 % 以上）36种。中国出口资源本无比较利益，17大类出口产品中，只有石油，煤炭和建筑材料赢利。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机械和运输设备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7年的4.4%，上升到1994年的18%。1989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85.6%。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取代资源密集产品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阶段，1994年以后，工业制成品出口向深加工发展。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类，1995年出口435亿美圆，1年增加37%，占出口的29.5%，超过了纺织品的25.5%。2000年中国造船业总产值300亿元，成为出口支柱产业；机电产品计划出口可能1000 亿美圆，占出口40%。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发展，可以预见，汽车和重型机械将成为出口的拳头产品。
四．劳动密集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价值小，质量低，缺少名牌。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这是我们受到静态比较利益理论影响的结果。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类企业已受到重创，需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有先进技术创新，有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
劳动——资本密集型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10—20年。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
如传统支柱产业纺织业在原材料开发，产品生产和后整理，生产工艺和款式，处于国际中等水平。初加工能力过剩，深精加工能力不足，高附加值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出口数量世界第一，出口金额世界第四，价格只有法国1/4。化纤品种比国际水平差10—15年。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
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继续发展比较优势，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中国对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础，他们控制世界70%技术转让和80%新工艺技术，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成为提高竞争能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中国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独立知识产权，创造企业品牌，这些比较优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以国家扶植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基本办法是发展国防与股市创业板。
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7000万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1000万人民币。长3 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做雪莲牌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10。在高科技领域研制新产品的费用没有外国公司说得那么大。西方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元，中国用多少人民币，是西方的1/8。原因何在？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优势。
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全球化，市场化”的兼并就会发生：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联合起来，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不应该反对民族产业，而应促进国家和民族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在每个骨干产业里都应该有一两个。
五．以国家力量扶植战略产业
目前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实际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国家联盟如各种自由贸易区。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大产业竞争。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主要是通过保护，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级产业”而进行的。
超级产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栏。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
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超级产业可以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的社会先行资本。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栏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美国位居第一，还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如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核心产业，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新战机的导航设备和软件已经占成本的50%。开发研究费用50亿美圆，用8---10年。现代航空制造业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武器各前沿技术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种工艺。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
发展战略产业特别是航空工业，可以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真正带动国内需求。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意志和法律，长期坚持发展。这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学习考察，翻译资料，全球加工定货，都是对外开放。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强者的规矩。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未来的国内市场，加强国防和技术实力，都是我们的优势。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卫星已经使用于地质勘探，气象预报，地图测绘，军事情报，网络电讯各个方面，利润可观。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国家设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受到外资和进口设备的严重冲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有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是进口的。下一阶段中国将重点发展重型精密机械等产业，尽快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总之，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利益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中国产业升级需要贸易保护
杨 帆
产业升级的口号中国喊了很多年，但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原因何在？关键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必要的贸易保护。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贸易保护，产业不可能实现升级。
发达国家靠贸易保护实现了产业升级
一些人主张中国应该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继续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种观点过于迷信“自由贸易”，忽略了“比较优势”只是暂时的，它有可能会误导中国战略发展。
“比较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国家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升级，就必须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民族产业。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世纪20—40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必须由国家发挥作用。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相反，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
开发核心技术没外国公司说得那么贵
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低成本高需求的刺激下盲目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这是我们受到静态比较利益理论影响的结果。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类企业已受到重创，需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而这一发展遇到了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
过去的经验证明，以市场换技术，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针对中国钢铁工业、轿车等7个产业的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础，它们控制世界70%的技术转让和80%的新工艺技术，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提高竞争能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中国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独立知识产权，创造企业品牌，这些比较优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以国家扶植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
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用了7000万元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是1000万元人民币。长征三号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高科技领域研制新产品的费用没有外国公司说得那么高。西方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元，中国用多少人民币，是西方的1/7。原因何在？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优势。
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中央政府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全球化，市场化”的兼并就会发生：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联合起来，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不应该反对民族产业，而应促进国家和民族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
中国应该建立超级产业
目前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实际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国家联盟如各种自由贸易区。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的超级大产业。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主要是通过保护，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级产业”而进行的。
超级产业是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来源与体现，它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槛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美国位居第一，还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的是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中国长期的动态比较优势来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
▲（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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