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改革”、“否定改革”是个伪命题
曾峻 2009-1-23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2006年3月，胡锦涛同志“两会”期间发表关于改革的讲话，标志着历时两年的改革争论尘埃落定。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一部分专门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坚定改革开放信念，此后有关改革的言论基本上以正面表述和肯定的居多。在迎接即将到来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所谓“负面声音”更是销声匿迹。社会上果真出现过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吗？这场改革争论果真一无是处、要全盘否定吗？
2008年春节，笔者按时间线索重新收集、整理、研读了2004年至今有关改革争论的各种材料，结果发现：所谓“反对改革”“否定改革”不过是个别人歪曲事实、危言耸听并借此显示自己一贯正确的伎俩。2006年后高层关于坚持改革和深化改革的一系列论述恰恰吸收了反思改革中提出的许多真知卓见。
除去境外学者，国内学者有着相同相似的经历，都有前改革开放时期的生活特别是“文革”的经历。其立场观点的不同也都是从相同的经历中引出的。“新自由主义”者从否定的角度看待已有的经历，中国的一切灾难归因于计划经济；“新左派”则从肯定或部分肯定的角度看待已有的经历，改革开放以前虽然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但那时注重公平，多数人有地位有尊严则不容否定。他们甚至用数据证明，即使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也是处于不断增长和发展中的，并非否定者所想象的那么糟。
用“新左派”、“新自由主义”，“左”和右的标签将争议者们“脸谱化”，虽有失简单，但容易帮助人们对他们进行鉴别和归类。透过他们对具体问题的争论，我们不难发现，这场争论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复了人类永恒的话题。
第一，应该重视多数还是应该重视少数。“新左派”无疑是站在多数立场上说话，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信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尊重和维护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权益。“新自由主义”者口头上不敢否认人民创造历史，但他们认为少数人为改革开放和历史进步作出了贡献，所以应善待富人，甚至认为政府官员是发展的最大受害者。“新左派”指责“新自由主义”者为强势利益集团代言，对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新自由主义”者指责“新左派”是民粹主义，企图重新回到平均主义的状态。多数还是少数？平等还是自由？精英主义还是平民主义？历史上不乏争论。
第二，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公平挂帅？主张善待富人，无疑会强调效率；主张关注大众，无疑会关注公平。
第三，应该青睐市场还是青睐计划。今天谁也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了，但计划是否还有必要？应发挥怎样的作用？怎样发挥作用？“新自由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亲市场情结，其程度之高以致被“新左派”斥责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更把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弊病归结为市场化的恶果。
第四，应该有个“小政府”还是“大政府”。亲市场者当然希望政府越小越好，与之对立者则认为良好的市场离不开政府的严刑峻法，离不开有效的管制和干预，尤其在社会转型、问题丛生的今天更应发挥政府的作用。
多数与少数、平等与自由、效率与公平、计划与市场、大政府与小政府，看来都属于古又有之的话题，各自也都无所谓对错。但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却应有所侧重。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为了冲破传统体制的束缚，讲让少数人先富、多讲点效率和市场、主张小政府都十分必要，然而当社会不公越来越严重、市场缺陷暴露越来越多、社会分裂和冲突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多讲点共同富裕，多强调些公平正义，多发挥些政府作用则尤为紧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价值的钟摆应随历史变迁而摆动，而不能静止不动。
概括说来，2004至2006年的争论至少取得三方面的成果。
其一，认清了既往改革存在的不足和今后改革努力的方向。某些领域的改革走了弯路，某些领域的改革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某些领域的改革甚至出现方向上的偏差。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公平欠缺，社会安全系数下降，就业、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民怨沸腾，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失衡，国际经贸摩擦增多等等，都是毋庸回避的事实。承认这些问题，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总体的成就，恰恰是为了以后的改革取得更大成就；看到一些领域存在的缺憾，也不等于取消这些领域的改革，恰恰是为了深化改革。
其二，找到了改革问题产生的原因。一是在实际操作中过分简化改革的内容，把改革简约为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简约为追求GDP、招商引资等一两个指标，简约为规模、速度和总量，忽视结构、质量、效益等根本性问题，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其结果不仅仅是权力失去约束，权钱勾结，腐败丛生，毒害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合法性基础，而且造成政府对民众和社会问题反应迟缓，政府决策封闭性强，民众和社会团体缺乏必要的和畅通的渠道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于是，改革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自己的事情，更无法避免大的决策、用人失误，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郎咸平所揭露的国企改制问题、MBO问题之所以引起全民认同和同情，并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也不在于普通工人需不需要作出牺牲，而在于企业主人在这场改革中严重缺位，被弃若蔽履，国有企业成为老总、私人老板的“唐僧肉”。有人称国企改革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此言不谬。
当少数人分享改革的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的成本，忍受转型的痛苦的时候，改革的动机和目的便会受到质疑，改革动力资源丧失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展示了学者、学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应有作用。无论站在哪个群体一边，无论表达的是何种立场，争论让知识分子再度站到风头浪尖。普通老百姓只是从自己个别的、感性的角度感知到改革中的不足和问题，由于职业和身份所限，他们无法也没有义务去进行理性思考，当然更没有机会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座谈会、咨询会上。所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就应该借助他们的研究和自己的思考、判断，利用各种场合发出声音。像郎咸平、张维迎，还有那些“非主流经济家”，虽然都表达的是部分真理，但各自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坚守立场的勇气和做法，都值得肯定和敬仰。
习惯于大一统的民族，不让争论，不敢争论，也不会争论。托网络技术之福，许多官方正式媒体不好刊登的言论首先在网上出现，然后又把正式媒体拖进来，所以不让争论，统一口径，严防死守的传统做派已无法维持。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说明左、中、右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背后是不同群体、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诉求，他们各自的代言人发出声音，据理力争，而且用价值、理论来支撑这些声音和具体要求，也都属于正常现象。在争议、辩驳、交锋中，他们各自捍卫了自己的立场，指出对方的缺陷和漏洞，同时也被对方揭示出自己的缺陷和漏洞。高明的政治家不惧怕争论，甚至要创造条件鼓励争论，更不会片面地站在某一方，把自己置于矛盾冲突之中。他们的策略是折中、缓冲、平衡，统筹兼顾各种需求。从这一点看，这正是政治进步的一个标志。
所有的争论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为了产生冲击力，往往会产生点儿过激言论，如关于改革争论中就有“人吃人论”、“图穷匕现论”。但这两论均出自境外学者之口，几乎所有境内学者都能守住底线，对过激言论给予回击。政治家们也没有被个别过激言论所激怒，而是从大局着眼，头脑冷静，沉着应对。
就改革本身而言，突出方向性、科学性和协调性。所谓方向性，就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好“两个长处”，即市场经济的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长处。科学性是指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基点和决策的依据，把总结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与吸收国外的有益做法结合起来，把广泛征询群众意见与认真进行专家论证结合起来，努力使改革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协调性是指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统筹好改革涉及的各项工作，形成共同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
在高层的这些讲话和文献中，讲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对片面突出市场机制的校正，讲国家经济安全是对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校正，讲兼顾各方利益是对少数人垄断改革话语权的校正，讲全面协调推进改革是对片面强调经济改革的校正，讲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对过分强调效率的校正，讲改善民生、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对少数人享受改革成果的校正。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扬帆远航。
总之，“反对改革”、“否定改革”是个伪命题，因为2004至2006年的改革争论根本没有人提出“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改什么”和“怎样改”。倒是那些口口声声说“改革不可动摇”的人，在逐字逐句抄袭别人的观点后却不敢标明。这说明他们也从改革讨论中获得收益，可悲的是他们却不敢承认，甚至要将大讨论的意义一笔抹杀。
（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务处）
（摘自上海市委党校主办《理论文萃》2008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没有反对，只有反思——关于204至2006年中国改革争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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