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不是幻象
2009年02月05日 《中国报道》
周立
引言：将农业功能单一化，将粮食属性单一化，潜伏着巨大的粮食危机隐患。
据报道，200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0570亿斤，是40年来第一次实现粮食总产连续5年增加。连续5年增产，似乎使国人有理由对应对全球粮食危机，有个乐观而明朗的态度。但是，应该看到，危机的引发因素都还存在，对这些因素的关注，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本文从农业功能的单一化、粮食属性的单一化角度，来审视粮食危机的引发因素。
农业功能的单一化
农业是提供食物的部门，但又不仅仅是提供食物的部门。除了提供食物这一生产功能之外，农业至少还有生态、生活、就业、文化教育、稳定国家和社会运行等多种功能。如果仅仅把农业理解为一个产业部门，就不可避免地片面强调其产业功能，从而损坏了其他功能的发挥。
当前，作为多功能的农业，被单一化为产业部门，就不得不走上与二、三产业同台打擂的道路，从而导致了农民成为弱者，农村成为弱势，农业成为弱质。
农民是弱者，因为他们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非常小。农民的一亩三分田，在资本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发言的机会。农村也是弱势的。相比城市和工业，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而农业又是弱质的产业。在缺乏保护、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们面临着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大的市场风险，而且他们还承担着二、三产业部门极少具有的自然风险。因此，在双重风险袭击下的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弱质部门。
从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农业同样处于天然的劣势。
首先，从需求来看。人们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本质上来讲可以无限的扩张。但每个人在农业需求方面的扩张能力十分有限。农业相对于工业品和服务业，在消费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食物是供人类食用的，人类的再生产周期很长，且具有黏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这决定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有大幅度的增加。
其次，从供给上讲，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自然力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人们在农作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对农产品产出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而且短期内也难有大的突破。农业的自然依赖性，更表现为农产品的生产周期，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周期，几乎不可能压缩，其流动性远远无法和工业品、服务品、投资品等相比。所以，从现象看，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基本上不可能高过二、三产业。这自然满足不了资本流动性获利的追求，由此，资本不会自动向农业集中。
由于农业的扩张能力有限，不符合资本本性。因此，即使是农产品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资本也不太愿意进入。当多数国家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经济状态的时候，不仅是资本更加不愿意进入农业，连劳动力也不愿意过多地进入农业了。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生产能力的闲置，同样也是消费能力的闲置。这使得所有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劳动者，都面临着劳动中断和消费中断的威胁，无法和资本所有者形成对等的谈判。于是，二者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们早已进入了事实上的过剩经济，如果让资本自由选择，资本大多数投向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或是第三产业。所以，如果让市场来配置，肯定会出现农业的相对萎缩。
所以，要解决农业问题，首先要认识农业的多功能性。起码要认识到，农业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城市的生态系统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必须靠农村提供清洁的水、空气和阳光，提供食物和原材料，并消化其形形色色的有形无形垃圾，才能维持下去。城市对于乡村，是一个绝对依存的系统。
还要认识到农业的文化传承功能、农民就业功能、农村社会活动和农民生计维持功能。从宏观上讲，农业还有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功能。此外，还有医疗功能。2008年11月我去意大利做农业考察，最大的收获是看到欧洲兴起了社会农业，利用农业治疗城市的现代病。比如说抑郁。在欧洲，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患上抑郁症等现代病，他们可以被安排到社会农场，在社会农场里面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和牲畜接触一下。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疗法，他们的状况就好转过来。
农业补贴的必然性
实际上，仅就其产品而言，农业不仅是一个产业性的生产部门，而且是一个提供全社会生存必需品的公共部门。农产品也不仅仅是单纯的私人物品，不应该仅仅由市场来提供。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曾经有人批驳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但是，由于农业本身经营的特征，已经决定了有条件应付市场失灵的发达国家，必然要进行高补贴，中国也必然要走向补贴，甚至高补贴。
中国自2004年起，就转换了农业工作思路，开始从汲取农业走向补贴农业。2008年底，在粮食价格面临下行风险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继续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努力稳住农产品市场价格，同时加大农业补贴力度，2009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都要继续增加。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一直以来，都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还不断加大补贴力度。种种措施，已经反证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压力，十分巨大。
粮食安全的不确定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发生后，一些国家相继走出了几千年的粮食短缺，开始进入粮食过剩状态。这使得各国和世界粮食的供求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TIPS: 绿色革命
20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和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培育和推广高产水稻、小麦、玉米等新品种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技术活动，其目标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
具体到中国，1996年以后，开始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粮食价格明显下跌，谷贱伤农的情况普遍发生。当这种现象连年持续时，农民弃耕、抛荒或转作其他作物生产的意愿开始形成并增强。在中国，这种状况发生在1998-2004年。
当农民种粮意愿普遍下降，而一国粮食需求却无法缩减，反而伴随收入上升，而进行营养升级时，肉禽蛋奶生产的间接用粮大量上升。国家的粮食安全，促使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或者是行政命令，或者是最低收购价托市，或者是大量提高种粮补贴，提升农民种粮意愿。
而在财力不足和意识不够的粮食市场紧平衡国家，政策调整的代价，往往由农民和市民承担。要么是谷贱伤农，要么是米贵伤民。
已经维持了粮食多年紧平衡的中国，大体上处在这样一种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粮食供求状况，大体也处在这样的状态。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粮食属性的认知，出现了单一化的趋势。这与农业基本功能的单一化趋势，是相伴而生的。在农业产业化的主流趋势下，只有生产功能被强调。同样，在粮食市场化的主流驱使下，只有私人物品属性被强调。由此带来巨大的认知偏差，潜伏了巨大的隐患。因此，粮食属性亟待认知。
粮食至少具备三种社会属性：
首先，粮食是生存必需品，而不仅仅是生活必需品。在人类参与生产的产品之中，唯独粮食具有这一属性。因此，生存必需品，是粮食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属性，其他属性都建立在这一属性的基础之上。
粮食的第二个社会属性，是战略品。人类分邦列国之后，粮食就由于其生存必需品的第一属性，衍生出其作为战略品的第二属性。需要注意的是，粮食的第二属性不能超越第一属性，如若不然，就会使得国家丧失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国家粮食主权。
粮食的第三个社会属性，是国家公共物品。一个国家如果缺上一天甚至一顿的粮食，就会引发恐慌。一旦面临抢购风潮，中国的粮食体系就会遭到暂时性的坍塌，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马上受到严重威胁。因为中国的粮食体系处于紧平衡状态。所以中国农民在提供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上扮演的角色，是“不带枪的士兵，不领饷的警察”。没有他们，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这一点并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抽文：农民提供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国家安全功能，并没有被认识到。
以上是粮食的三个社会属性。除此之外，粮食还有三个经济属性。
第一，准自然品。粮食虽然不像空气、阳光、水那样，可以自由取用，但给它支付的费用很低。粮食的生产过程，是人与自然相交换，自然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在消费过程中，粮食也是唯一一个具有生存必需品属性的人类参与制造过程的产品。所以，粮食是一种准自然品。
第二，准私人物品。从微观角度看，一个人的粮食消费，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粮食具有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
粮食的第三种经济属性，即粮食消费具有明显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事实上，除了粮食以外，还没有哪种产品具有数量安全（粮食安全）、质量安全（食品安全）、国家和人民主权（粮食主权）这三项国家安全职能的。
粮食的多功能性不仅于此。若再详细论述，粮食消费还具有信任品等属性。信任品指消费者在食品消费之后，对食品给自己带来的健康等长期影响部分，仍然无法了解。就信任品属性而言，市场彻底失灵，政府干预也难以做到真正有效。必需借助诚实生产、诚实加工与健康消费，才能保证。这需要社会、制度、文化、信仰等底层结构的健全，才能提供支撑。
不幸的是，我们的粮食，现在只有一种属性获得广泛认可，那就是私人物品属性。对于这一属性的过分强调，和对其他属性的忽视，是爆发粮食危机、食品危机和其他问题的基本原因。
食物体系的四个主角，以及组织的极度不对称性，带来了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
食物体系的不平衡性
当粮食仅仅被当作经济物品里的私人物品，农业仅仅被当作产业部门时，粮食和农业是必然倾败的。而食物体系的四个主角，以及组织的极度不对称性，则带来了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
一开始，在食物体系里只有两个主角——生产者和销售者。
在粮食处于短缺状态时，人们虽然每天都要消费大量农产品，但其意见不会被重视。原因是粮食短缺条件下，食物体系是一个纯卖方市场，人们拿着钱，都不一定能买到食物。此时，食物体系里只有两个主角——生产者和销售者，销售者是要讨好生产者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要与生产者结成一种联盟。这种讨好的方式，要么是支付一个合理的价格，提供好一点的服务，要么是配合一些重农主义的文化表达。
此时，食物体系的市场力量，大体是平衡的。在人类几千年的食物短缺时代，都是如此。
一旦出现粮食和农产品过剩，第三个主角——消费者就出场了。销售者（此时已经转化为中间商）很快认识到，此时稀缺的，不是生产能力，而是消费能力。所以，他们开始转向消费者。此时，生产者就慢慢地被弃置一旁了。中间商也常常用消费者的需要，来要挟生产者。
正是这种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中间商对上压，对下欺，不断扩充自己的利益边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中间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在两端力量弱小、中间力量独大的食物体系不平衡的条件下，第四个主角——政府出场了。政府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力量，如果它能够站在生产者或者是消费者一边，与中间商形成一个抗衡，食物体系就平衡了。但是，政府却很难自觉地站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边。因为政府的政策目标和政府官员的私人目标，常常是与中间商相一致。因而，政府的出现，常常加剧这一不平衡。
由上分析，我们不可能期待市场解决粮食问题，市场制造了这一问题，但没有能力解决。我们可以期待政府在加大农业补贴上，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只能保证数量安全（即粮食安全），却远远不足以保证质量安全（即食品安全）。
所以，打破食物体系的不均衡性，需要政府行使其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企业家行使社会责任，生产者来履行社会承诺。但是，这远远不够。必须提倡消费者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赋权，才能进一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认识农业的多功能性，认识粮食的多种属性，克服把农业仅仅当作一个产业部门的简单认识，和把粮食当作经济物品的认知，才可能对解决粮食危机提供基础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探讨有效的粮食危机解决之道。
注：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CJY063）、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7JZD00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07&ZD048）、国家985工程二期“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2006XNZD010)支持。
周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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