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迁徙
卢周来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网友针对春运所发的一个帖子：我们是人，不是角马！
看到《动物世界》的朋友都知道非洲角马。每年6、7月间旱季来临之前，这种生活在肯尼亚塞伦盖蒂纪草原上的动物就开始了一轮悲壮的迁徙。长达10余公里的队伍浩浩荡荡，卷起漫天烟尘。它们的目标是马拉河对面长着肥美绿草的草地。而旱季结束后，角马们又将开始另一轮悲壮的迁徙：回到塞伦盖蒂纪草原。就在这长达3000公里的漫长旅程中，角马们不仅要穿越鬣狗、狮子、豹子埋伏的草原，更要横渡满是尼罗鳄的马拉河，数十万角马将葬身于路上。然而，任何死亡威胁都无法阻挡角马们前行。人们称之为“自然界最伟大的迁徙”！
近年来，每到旧历春节，中国农民工返乡的场景与角马的马拉河之渡堪有一比，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迁徙之一：超过23亿人次——这几乎相当于全球人口的一半——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狼奔豕突，他们的目标是往返于“家园”与“打工地”之间，迁徙距离也是数千公里，而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马拉河”，就是各地火车站。每年春运期间，中国农民工最集中的城市火车站所发生的一切也与角马们渡马拉河惨烈而壮观的场景类似：为了一张小小的火车票，为了能够在春节前返乡，也有人死在了路上！也正因此，那位网友才悲愤地写下了“我们是人，不是角马”这样的文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从经济史或思想史上寻找比照，看是否有哪个国家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有过中国农民工迁徙现象。很遗憾，一直没有找到。但在众多阅读中，我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现象是有的，但与中国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转移过程基本上是渐进的，一个国家内每年转移人口不会超过5万，其中有记载的是1846年法国流动性人口达到5万人，就被视为最高记录。二是转移到城里的农民绝大多数就此进入城市，至多在不同城市间流浪并寻找工作，却很少每到年关就回流向乡村，而且此时他们实际上在乡村也已经没有居住地。因此，这些农民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产业工人。正因为有以上两个不同，这种迁徙与中国当下农民工候鸟般往返于“家园”与“打工地”之间的迁徙相比较，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农民工的流动性；二是为什么农民工一定如角马一样迁徙？
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农民工流动无疑构成了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之一。人口的流动性既是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又是经济保持增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蔡昉先生先前的一项研究曾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中，有21％则直接来自人口流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则说，在1978年到1995年期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其中有一个百分点来自就业不足的农村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总之，中国近20多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流动；而要保持这种增长的势头还必须很大程度上依靠于继续促进人口的流动。
但现实却是，构成流动性主体的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种种好处，城市并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甚至基本保障都仍然依赖于农民工的流出地；与此同时，农民工精神上被剥夺感更强：在灯红酒绿的城市某个角落，看着万家灯火，心灵不免越来越焦虑、浮躁与孤独；同时，对妻儿老母仍在守候的家园的归宿感也将越来越感强烈。再加上传统乡土中国特有的“家”文化，每到春节前后，农民工如角马般迁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所以，回到经济学层面看，可以说，农民工春节前返乡与春节后回城所造成的对铁路运输的需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是“没有弹性的”。某些生活得养尊处优的城市大经济学家提出“用提高火车票价”的办法减少回乡农民工数量、缓解春运压力，其前提假设就是“农民工对回乡的需求是有价格弹性的”。殊不知，这些农民工就如“角马”，明知回乡之路充满艰辛，仍然前赴后继，前折不挠，一定要回家！而既然对回乡的需求没有弹性，提高票价除了进一步增加农民工返乡的成本之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今年春运期间，因为一票难求，一些在珠三角打工的川籍民工甚至成群结队骑摩托车返乡，十多天内期间承受的雨雪风霜，不也如角马在“马拉河之渡”中承受的痛苦吗？而他们心中的“家园”情怀，又哪是那位早与国际接轨的大经济学家所能理解的呢？
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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