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成本——《制度性干旱》外行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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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年就大旱。看新闻照片，许多地方出动消防人员抗旱，连总理都亲自上阵浇水，颇有亲耕籍田的古风。即便考虑高层官僚政客化的趋势，这也说明旱情实在不一般。这时想起去年苏拉密（孟凡贵）写了篇《制度性干旱》，赶快结合事实翻出来看看，读后感觉实在这是篇有分量的好文章，可惜在大旱之年看的人也不多。这里我来推荐一下。
首先，苏拉密写了一个严重问题——近几十年来，中国北方出现了普遍的缺水现象，城市缺水，灌溉缺水，径流也缺。其中，黄河断流是最明显的现象，但河边居民毕竟不多。城市虽然缺水，毕竟要重点保障，关键时刻要保生活停生产，因此在大多数人的感受中并不严重。至于灌溉呢，大面积干旱确实很惊人，但只要有了电力提灌，就可以抽地下水，庄稼该绿的时候还是绿的，很少有人体会到因供水不足而带来的食品短缺。对于北方的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是每天都窝在空调房里的宅男，对水资源问题最直观的感受应该是原野景色的变化，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
在现在的中国北方原野中穿行，很难忽视大量干河床，干河沟的存在。许多公路横跨河床，桥梁长度动辄以百米乃至千米计，从一端的河堤走到另一端需要五分钟，但从桥上看下去，经常发现水流只有窄窄几米宽，水深勉强可没脚面。稍小一些的的河沟根本无水，让数百米长的大桥和坚固的堤坝显得很滑稽。当然，北方河流大多季节性很强，洪水流量占了年径流的很大比例，因此桥和堤坝并非多此一举。但如果再注意一下桥和岸边的水流痕迹，一般可以发现近年的洪水流量也不很大。许多河滩上已经种满了高秆作物，未见有水利部门来管理，估计行洪能力相当过剩，许多地方甚至为这些庄稼修了简易的农业设施。如果不是多年稳定的耕作，应该不会有这种效果。按我父亲的回忆，他70-80年代当司机的时候，这些河流流量都很大，一般都可以游泳，有的甚至可以行船（非洪水期）。他夏天跑长途，常有停车到河边取水甚至洗澡的时候。现在要是还拿桶下河打水，水桶放倒在河里，竖起来也就能装几升水。我是81年生的，有清晰记忆时已是80年代后期，但对水资源减少也有印象。比如小时候曾去滑冰车的一些河流，如今冬天冰面已经收缩到原来的1/3左右，冰层也明显变薄。
翻一翻历史书，可以看到承德地区的几条主要河流都有通航史，滦河不说了，就是其他几条支流，如瀑河、武烈河也可以夏季行船。清朝、民国、伪满历史中均有佐证，直到70年代，承德还有水上商路。如今不发洪水的话，很难找到几条能游泳的自然河流了。一眼望去，承德市区的河段还是碧波万顷，但那是全国最大的橡胶坝群蓄水的结果，下面几个县城也靠橡胶坝维持了一些水面，但改变不了整体流量锐减的事实。如今滦河水流入潘家口水库，作为天津的淡水来源，下游自然没水，但潘家口水库的入库水量近10年来少了60%，可见我的回忆并没有太大问题。如果说承德山区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平原区也一样，五六十年代，河北省内河航运长达三千多公里，从天津坐船途经河北可直达河南安阳,如今河北境内四百多条河流绝大部分干涸，内河航运里数目前已变成零公里。 事实上，包括黄河、汾河、海河等大河在内，整个黄淮海平原乃至整个北方的河流网都在逐渐变成一片干河滩，这和我十年来的旅行观感相当一致。
河里没水了，一个原因是被直接取走，比如引滦入津工程，比如河套的灌溉体系，另一个原因是地下水抽取。其实河流和流域内地下水互为补给，河里没水，地下水肯定也不会剩多少，地下水没了，水塘，水井也会干涸。比如我父亲当年学游泳的水塘和大眼井，如今已经完全干涸，许多路边的枯井也证明了地下水位在下降。五十年前，河北省共有湿地面积一点一万平方公里，而如今仅剩六百多平方公里。号称“华北明珠”的白洋淀，甚至面临干淀的威胁。
淡水资源紧缺，水都去哪了？
最直观的原因是工业和生活耗水量增加。2005年用水量为农业3584亿吨，工业1277亿吨，生活694亿吨。合计5555亿吨，而1980年是农业3699亿吨，工业457亿吨，生活280亿吨。合计4436亿吨。增加了1119亿吨。即60年代2条黄河的入海量。25年间，农业用水几乎没变，还省出来100多亿吨，工业用水增加了180%，生活用水增加了150%，看起来工农业用水增加是主要问题。这是一个最自然的解释。不过，略加思考就能发现其中问题——用水不等于耗水。既然物质不灭，而且工业和生活用水不是只进不出，无论你用水来洗煤、做饭还是冲厕所，这水大部分还是回到了自然界。当然，一小部分水变成了工业产品的一部分，另一小部分水通过沿海城市的排污管直接进了大海，但在以亿吨计算时，这不过是零头的零头，完全可以忽略。还有一部分工业、生活用水蒸发，2005年中国能源消耗22.2亿吨标煤，即便以50%的热效率全部用来蒸发水分，也不过能蒸发摄氏15℃的水124亿吨，事实上，占工业用水量50.0%的火力发电厂在运行中只蒸发了6.9%的总耗水量，实际工业“耗水”不会总工业用水量的10%。85年-05年，工业用水量增加了820亿吨，增加的增发量至多82亿吨，还不如农业省下来的115亿吨多。大部分工业、生活用水从径流或地下水中来，又通过下水道回去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生活用水在这一过程中变成污水，但脏水也是水。如果有污水处理厂，可以变成净水，也可以通过自净作用逐步变成可利用的水，大地是最好的过滤器。许多生活用水甚至可以直接用来浇地。虽然水污染确实造成了一定问题，但现在我国北方的主要问题是水完全不够用，而不是有大量污水、废水无法用，并没有出现原来河道、水塘、地下的水变成污水但水量保持不变的情况。所以苏拉密指出，将普遍缺水归咎于工业、生活用水缺乏根据。至于城市面积的大幅扩大，不仅不消耗水资源，反而通过硬化地面减少了水蒸发，不构成压缩水资源的因素。
现在到处都讲全球变暖，全球气候变化。那么很容易想到的一个因素就是气候问题。不过，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理论本身就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理论。70年代之前，全世界都担心的是气候变冷，这20年才操心温室效应。变来变去的东西，不能轻易听人忽悠。从气象局的数据来看，全国平均降水量从70年代到现在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但降水波动不均衡，华中华北地区确实有一定的降水下降和气温增高，其他地区则相反。在黄河流域，90年代年降水量较60年代减少了4.2%。这似乎可以解释普遍性缺水的原因了。但具体到华北地区，水的盈亏平衡不能光看降水，还要看蒸发同期黄河流域的气温平均升高了0.58℃，这有利于蒸发。但同期自然地表的水体和含水量都大幅下降，自然蒸发量也少了7.5%。粗略一看，似乎水还要多出来。值得注意的一点是，2008年，中国降水是过去10年来最多的一年，但2009年依然有前所未有的春旱发生，这也说明了主要问题不在降水。
还有一种说法是生态恶化，森林等植被减少，因此水源也减少了。但实际上，建国60年以来，森林覆盖率一直在上升，从1949年的8%上升到1976年的12.7%，然后略微下降了几年后开始继续上升，一直到2003年的18%。森林并没有减少。当然，森林也不是能增加水资源的因素，反而会消耗一部分水资源，但不影响大局。
最后，那么是淡水白白流到海里了吗？显然也不是，黄河、海河、滦河下游基本都是干河床，只是为了保持下游生态不彻底崩溃，才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的水入海。夏天的洪水也基本拦到各级水库。60年代黄河平均每年有500亿吨水入海，如今收缩到100-200亿吨。干旱的原因赖不到黄河头上。
否定了各路意见之后，我们回头分析一下面临的问题。黄河、海河、滦河断流只是问题的表现，关键问题不是黄河断流，不是农业缺水（农业用水量并没有上升），而是即便黄河断流，即便农业用水减少，即便工业本身不“消耗”多少水，华北的整体水资源供给依然在逐年恶化。原野里布满了干河床和沉降区，许多地方甚至因为干旱而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我们分析了所有因素，都发现已有的各种事实并不能表现出水源供应恶化，反而表明水的供应在增加，比如说黄河断流，意味着增加了数百亿吨的淡水供应；自然蒸发量的降低比率大于降水量的减少；而工业用水增加等耗水因素又不足以引起全面干旱。所以，必须寻找新的“耗水”因素。
考虑一个简化的模型：对于任何一块陆地来说，水的来源无非是流入的河流与自然降水，从整个黄河流域或者黄淮海区域来看，不考虑人类跨流域调水因素，水的来源就是自然降水。水的“消耗”无非是入海流量和蒸发。这一地区盛行西风，天气系统总体来说是自西向东运行较多，同时从东南方向来的季风则带来降水。西风从西面亚欧大陆内地吹来，在伊犁附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降水，所含水汽可以忽略。本地蒸发的水汽基本随着西风去了太平洋，对增加本地降水也没什么作用。太平洋又送回湿润的季风造成降水，这才是水的来源。根据这个讨论，可做等式如下：季风降水=入海径流+蒸发。所谓“耗水”，要么是走空中（蒸发水汽）去太平洋，要么走地上（径流）去太平洋，走空中的多了，地面的才会减少。即黄河断流说明降水少了，或蒸发多了，或两者均有。
季风来自湿润度最高的海洋，“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海洋的湿润度和你陆地吹来的西风无关，季风带来多少水汽基本是一个稳定的数值。把蒸发分为自然蒸发和人为蒸发两种，前面等式可变为：季风带来的降水=入海径流+自然蒸发+人为蒸发。即：人为蒸发=季风降水-自然蒸发-入海径流。自然蒸发基本稳定。即便有波动，前面已经论证了自85年-05年，季风降水-自然蒸发在逐渐增加，同时入海径流大幅减少，可见问题应该出在人为蒸发大幅增加上。苏拉密论证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虽然数量大，但并不明显的增加蒸发量。那么问题应该还出在农业。
这里似乎有矛盾，前面不是说从80年到05年，农业用水减少了115亿吨吗？怎么问题还出在农业？这就又说到刚才那句话：“用水不等于耗水”。浇到田里一吨水，假设有一半蒸发了，另一半就渗入了地下，可以被重新抽取使用，也可以补给径流后再次流入下游渠道。或者沿着潜流流往下游，也可以被重新利用。这半吨水被重新用于浇地后，又在农业用水量里计算了一次，农业用水量增加为1.5吨。然后半吨水又蒸发了1/4吨，剩下1/4吨可利用。1+1/2+1/4+1/8........这个数列加下去，最终是2。也就是说，在50%农业用水直接蒸发的情况下，一吨水在彻底去大海之前，可以当2吨用。如果每次蒸发20%，那么1+0.8+0.64.....=5，一吨水可以增加5吨的农业用水量。如果降低蒸发率，那么农业在保持用水量和灌溉面积的前提下，实际耗水量可以大大降低，反之则大大提高。从80年到05年，虽然农业总用水量没有变化，甚至略有降低，但如果农田蒸发率大大上升，依然可以显著提高实际耗水量。正好和苏拉密接下来的农业部分相呼应。
先说历史，我国秦岭淮河以北（不含东北），基本上是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即干燥度大于一，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而且降水季节分布非常不平衡。在这样的地区进行定居农业，水是最重要的因素。农民需要在水的“来”、“去”两方面下功夫。来，就是修水利工程进行灌溉；去，就是保墒防蒸发。修水利工程要求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才能让农田既得到灌溉，又避免洪灾。小农经济很难做到这一点，到1949年时，中国只有2.4亿亩灌溉田，占15亿亩耕地的16%，大部分在江南水乡、成都平原等南方湿润地区，黄淮海平原所占无几。这和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一致的，即中国北方农业主要以旱地耕作为主，靠天吃饭。
在干燥度大于一，且缺乏灌溉的地区，要保证耕地里能够留住水分、长出粮食，就必须改造耕地土壤的蒸发特性，具体说来就是松土保墒，在耕地表面形成喧土层，从而切断毛细管、填充裂缝，在下雨时还可以充分吸收水分。由于黄淮海平原是中国农业文明的核心地区，这种以锄地为主要劳动的“中耕农业”就成了中国古典农业的标志。在许多情况下，锄土保墒已经成了农业劳动的代名词。直到90年代，我还经常听到家乡的邻居教训子女：“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专（代指大学），你就回家耪（pǎng）地吧！”。表面上看，锄地只是锄草，但正如《齐民要术》指出的，“锄不厌数，勿以无草而中缀” 。在下雨之后，雨水通过喧土顺利下渗，也使喧土板结，形成毛细管和裂缝，因此需要重新再锄。几千年中，这种枯燥的劳动养活了中国文明。
1949年，共产党接管中国政权，依靠强大的组织能力改造旧经济。在缺乏工业力量的情况下，1958年前已增加灌溉面积1亿多亩。随后的20年间，随着工业技术和物资支援农业，灌溉面积于1979年达到7.3亿亩，30年间增加了204%。新增的近5亿亩灌溉面积有2/3增加在北方，华北平原的灌溉率达到74%，成为以灌溉农业为主的地区。在黄淮海地区，88.7%的粮食来自灌溉土地。期间农村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下降，但死亡率下降更快，因此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即便相当一部分人转为工业人口，依然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力数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在种地之余，能够全力投入农田水利建设，保障供水，另一方面仍有足够的人力保证“中耕农业”继续进行。这样，水的供应大大增加，蒸发率没有大的增加，农业用水主要开发了径流中流入大海的部分，黄河入海流量从500亿吨收缩到300亿吨左右，地下水位保持不变。水资源能够保持平衡。
80年代之后，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和工业区转移。这时已经分田到户，统一的农田水利劳动基本结束，靠已形成的水利设施保持灌溉，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入工业，另一部分劳动力留在农村，继续维系一定程度的中耕农业。同时农村电力网络、化肥工业、农药工业、选种技术均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在农村灌溉面积下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粮食产量增长。尤其是电力提灌能力的提高，弥补了水利设施的损坏，提供了充足的水源。80年代末期之后，外资大量进入，农村劳动力开始全面向工业转移，留下老弱劳动力在农村，基本放弃了中耕农业，农业劳动力只管种、浇、收，不再锄地。
放弃中耕保墒会损失多少水？苏拉密对此进行了种植实验，结论是放弃“松土保墒”可增加“1/2的棵间土壤蒸发”，或者“1/4的田间总腾发”。与民间“锄三省一”的说法基本一致。黄淮海地区有7亿亩农田，年均降水566mm，2005年的灌溉用水为915亿吨。苏拉密据此估算黄淮海平原每年多蒸发了890亿吨淡水。
出现了资源缺口，就要减少支出，增加供给。890亿吨淡水相当于1条黄河和2条海河的天然水量。即黄河海河虽然频繁断流，但并非全年无水，加上洪水，总有100-200亿吨水入海，因此光靠减少径流尚不能全部解决问题，依然有至少400亿吨的用水。对整个黄淮海区域来说，这个缺口无从弥补，短期内只能向地下水求助。所以地下水位年年减少，最终无力满足用水要求，造成了全面干旱，也就是本文开头描述的那种场面——普遍缺水，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因此引发的生态危机、海水入侵、土地盐碱化等问题从长期来看甚至可能导致北方经济崩溃。苏拉密将这种干旱归咎于78年以来的社会制度，其论文标题即为《制度性干旱》。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核心问题是北方农村不再投入劳动力中耕保墒，将节余的劳动力投入工业经济。因此产生了淡水缺口，就通过成熟的水利、提灌体系向自然界伸手，当缺口的规模比黄淮海区域河流自然入海水量还大的时候，就只能动用地下水储备。储备消耗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普遍干旱。简而言之，水换劳动力，换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毛泽东时代的基础设施为这一交换提供了可能，用苏拉密自己的话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耕地18亿亩，合120万平方公里，刚好占国土面积的1/8。假如还没有发生“灌溉革命”，大不了就“豁出去”这1/8头顶的降水，任小农们“爱保不保”。而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有“灌溉革命”留下的8.6万座水库、几百万座塘坝、300多万公里引水河渠、百万座提灌站、220万眼动力机井...........全部960万平方公里头顶的降水和脚下的地下水都难逃农田的摄取。此时，“灌溉能力”已成为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掌握在数以10亿计小农的手中，挥舞在“众水源们”的头上；万一他们不肯为整个社会的水源安全而“保水”，那可真要命！”。不过，无论如何，修水利，拉电网都是好事，浇地也不是坏事，不能把责任安在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上。
工业经济需要劳动力，代价是全面水危机，但劳动力向工业转移，问题也不在于工业。劳动力不是被强迫进工厂的，而是被更高的收入吸引去的。他们工资的一部分就足以抵偿增加灌溉的成本——电费或水费。进一步保墒，不如浇水，即便是旱地，保墒而增产的粮食也不足以抵偿工资——水浇地的粮食产压低了粮食价格。一切看起来都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结果造成了水危机。如果全社会“理性”的选择造成了某种资源稀缺，那么说明这种资源的定价太低了。
水不是产品，无法通过生产成本来定价，那么就该通过边际效益来定价。苏拉密找来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资料，发现中线调水到天津、北京的成本为每吨13.6元、15.8元。即便扣除国家投资的利息，只计算45%贷款资金的利息，每吨水的成本也会在10元左右。远高于现在的实际水价。随便在网上一搜（http://smt.114chn.com/Webpub/html/081011/ConTP081011000011.shtml），发现这个价格表。咋一看，这个价格还真和调水成本差不多，但仔细一看，价格是:分/立方米。廉价的难以想象。有这么廉价的水供应，农民当然敞开浇地，不求保墒了。
为什么水卖的这么便宜？首先是因为基础设施提供了便利，毛泽东时代修好了基础设施，只需要给管理局交一些管理费就能随便取水。即便管理局不卖水，打个机井，拉根电线也能自己取水浇地。这么看下来，水价其实就不是水的价格，只是取水的成本。能够直接取水的用水方在以0成本用水。
说到这里，似乎问题只是一个简单的定价问题，直接把水价提高，自然就有人节水，有人保墒，有人研究降低水耗了。连茅于轼都能把这个问题给你讲明白，还犯得着动脑子想？但是，整个北方的水体是互通的，各地区的地下水、径流互相补给。能够明确控制数量，按量销售的水却只有黄河水和各水利枢纽通过渠道放出来的水。如果对灌溉用水提价，只会导致各地自己打井取水，尤其是广大农村。就算将所有机井、水井、抽水机都登记造册，也很难监测取水数量。而今天北方面临的问题是整个区域内的水源枯竭，各地自主取水，地下水存量被掏空，地表径流也一样留不住。用时髦一点的话说，交易成本高，难以构建交易平台，所以纯粹的市场经济在这里没用。如果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负责、廉洁，严格执行上级政令的政府。这在当今的中国可是稀缺品。而且今天的地方政府地方本位非常严重，让地方政府认真地检测本地取水数量，替中央财政收取水费，最后如数上缴，恐怕与虎谋皮还更容易一些。
除了政府因素，人民公社的解散还带来了土地的分割经营。对此，苏拉密又提出了保墒的规模效益问题。中国本来人均耕地不多，大部分农村，每户耕地数量都在10亩之下，又大多分成数块，在这种小块土地中土地中水的侧向补给非常明显。如果不能做到一并保墒，那么保墒的意义不大。综合以上推论来看，“制度性干旱”确有根据，并非耸人听闻。
中国工业毫无疑问需要数倍于70年代的劳动力，但又不可能在半个中国断水的情况下发展工业，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苏拉密认为中耕机械化是出路所在，但被80年代的分田到户所打断。这需要对中耕机的性能、适用范围和保墒能力进行评价，论证不够充分，暂且存疑。不过，其他的对策，如推广滴灌农业，硬化全部灌溉渠道，主要渠道地下化等方式既需要巨大的投资，也需要农业规模化经营，总之不可能在小农经济下开展。因此必须承认目前的干旱和联产承包制度有直接关联。
客观的说，即便人民公社制度继续存在，也不一定继续保持70年代以前的水源环境。中国需要工业劳动力，人民需要城市化的生活，人民公社作为地方政治经济组织，也有节约劳动力，滥用水资源的潜在动力。而70年代末的中国，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农田保墒对整体环境的作用。因此不一定能完全避免类似的现象发生。但人民公社作为规模化经营的农业组织，和积极接受行政调控、服从大局的地方政府，应该会在避免水资源危机方面比现有体制做的更好。
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光以水资源问题为依据，肯定无法断言联产承包制乃至整个邓小平时代的成败。苏拉密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指出了近30年经济增长中被严重忽视、低估的一项成本——水资源。经历了数十年的水资源亏损，仅黄河流域累计已损失了数千亿吨的淡水，其中有对生态环境意义重大的浅层地下水，也有需数万年积累的深层地下水。如果按南水北调的单位成本计价，整个北方淡水资源的亏损值将以十万亿计算。这还没有计入普遍干旱对环境、航运、工农业、防洪等方面带来的间接损失。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好年头，我们应该意识到这30年代增长，不仅要靠毛泽东时代农田水利建设做基础，还预支了子孙后代的地下水做成本。那些用来夸耀伟大成就的增长数字或许应该为这些损失打个小小折扣。而指责毛泽东时代城市化太慢，未能开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出口创汇的专家们，也应当再次考虑当年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必要性了。
我对水利学和农业科学素无研究，只是以一个外行的身份读了苏拉密同志的大作，感觉很有道理，因此向大家推荐。以上是我对《制度性干旱》的一个粗浅介绍，远没有体现原文的丰富内容，只希望能起到一点广告效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这个地址读到配有图表和实验记录的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808/49262.html 我也希望更多专业人士能够给出更有学术水平的评价。
读完之后，从一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感觉此文虽好，但也有一些问题。这里随便说几句外行的意见。
一是主题不明确，没有抓住“放弃保墒农业导致普遍干旱”这个要点，让黄河断流、80年代水利建设不足、是否贯彻八字宪法等问题喧宾夺主。这些问题不是不重要，但如果不写，也不至于影响主线论证，写了，反而让读者看不清主线。不妨另文写出，更有好处。二是意识形态先行，在论文中掺杂了大量抒情、讽刺、缺乏量化讨论的文字。不是每篇文章都必须象学术论文，宣传文字也有其必要性，但论文就是论文，要想让人信服，就必须把一切非客观的东西扔掉。用证据和逻辑服人。这些非客观的文字也不妨拿出去。简而言之，就是文章的噱头和私货太多，就是反而影响了文章的主旨。作为一个网络老油条，好几年前我就在网线上装了个过滤器，一过滤口号，二过滤噱头，三过滤私货。为的是让自己能看清剩下的东西，不被干扰。
苏拉密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主张我并不反对，学问也一向佩服。但既然支持马克思，就该记得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马克思以科学为基础论证自己的政治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则先赞美自己的理想社会。很显然，前者才是我们该效仿的对象。论证政治问题的时候不可心急，要先踏实的把科学问题做实，然后才是做价值判断的时候。
此外，似乎文中还有一些小问题。开列如下:
1 “直觉告诉我们，工业和生活只能把水弄“脏”，而不能把水弄“没”；计算证实了直觉。水的“比热”和“汽化热”都非常大，蒸发水需要很大的能量。经简单计算，在热效50%的情况下，一吨标煤可蒸发初始温度为摄氏15℃的水5.6m3。而2005年中国能源总消费为折合标煤22.2亿吨[15]；即使把这些能源全部用来蒸发水分，也只可蒸发124亿m3；仅占当年工业、生活用水的6.3%。”
---------这段话本身没有问题，确实工业和生活带来的直接蒸发很小，但工业和生活用水大多取自地下深井，排出后变成径流或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被大量转移到地表附近，自然蒸发率必然显著上升，这和工业、生活本身耗能没有关系。这部分增加的见解蒸发量没有被纳入考虑，鉴于现在工业生活用水比例在总用水比例中越来越大，忽视这一点恐怕影响理论的严密性。
2 “大量的、长期的检测表明，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林地水分的腾发要远远大于荒坡裸地。”
“把20多年来的“水荒”归结于森林植被减少，既没有统计学依据，也和监测成果相矛盾。”
---------事实上，森林覆盖率在迅速上升，是否论证了这部分增加的蒸腾水量？或许并不多，不足以影响大的水平衡，但至少要讨论这部分的数量级。
3 “在北方的村庄里，农民常结为锄社，一般由10家结为一社。先锄一家的田地，这家就为其余各家来锄地者提供饮食。其余各家轮流照此办理，在10 天内轮流完...这是完成锄地任务的快速方法而且是一件乐事。如果有一家患病，或出了什么事，其它各家就合力相助。...秋收之后，锄社社员们都拿出酒和猪蹄来，参加庆祝丰收的盛宴。”
---------此处当用原文为宜，不宜用外文转译回来的白话文。
“其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自相率领，乐事趋功，无有偷惰。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故田无荒秽，岁皆丰熟。秋成之后，豚蹄盂酒，递相犒劳。名为锄社，甚可效也。”（《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锄治篇》）
4 “3610亿立方米这个天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倾举国之力、历经15年建设还没有完工的三峡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开挖、回填、混凝土浇注总量不超过3亿立方米。”
---------不宜用土方为主的约数与混凝土重力坝工程量直接对比，有耸人听闻之嫌。另外，三峡工程主体建筑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2794万立方米，钢筋46．30万吨
5 “顺便说几句，若按“市场主义”的思路，当年人民公社社员锄地保下的水岂不是创造了天文数字的价值？根据本文第一章的计算，80年代以来，仅黄河流域水源减少量能给出“清单”的就有6000多亿m3；“改革开放”岂不是挥霍了黄河流域“6000亿m3×8元=4.8万亿元”的财产积累？那么全国该有多少？按黄河流域面积占全国的1/12算，全国就是58万亿元，比2007年全国GDP的2倍还多。这可都是纯利润！折合为GDP岂不是要远远超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所有GDP总和？”
---------放弃保墒引发严重后果，主要集中于黄淮海地区，随意外推至其他地区、简单做乘法明显属夸大其词。
6 “中耕虽然是劳动强度不怎么大的工作，却非常枯燥、单调。既没有播种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收获的喜悦。面对满眼的绿色、浩瀚的庄稼地、无尽头的活计，一种难以排遣的孤单、寂寞、渺小、绝望会时时袭上心头。找不到感觉的读者去读一读《老人与海》吧！”
---------难以量化的论证恐怕不宜出现。
7 ““9%靠污水处理”是建立在把海河现有入海污水全部处理回收，不让一滴水入海的预案上的。这二者和“水源盈亏”都没有本质关系。”
---------入海污水回收，显然可以增加淡水供给
最后，再次感谢苏拉密同志的好文章，也希望专业人士多多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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