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高增长群众为什么不激动?
从权威媒体发布的统计数字看,多年来,我国GDP的增长率在世界各国当中都是比较高的。其中,“十五”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9%,比“九五”期间又有了新的增加。一般认为,GDP的高增长就意味着发展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换句话说,GDP高增长就意味着国家迅速地富裕了,社会产品增多了。对于这样用GDP来衡量一切的观点,经济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且不去说它。假设真的如同这种观点所说的,按说,见到这样高的GDP增长率,国人应该为之激动才是。
执政当局也十分地关注这个问题,常常运用各种手段,以GDP的高增长率为依据,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大好形势的教育,以期唤起他们的振奋和激动之情。可是,20多年来,尽管形势教育进行了多少回,搞得也很认真,却仍然像给有窟窿眼儿的车胎打气似的,干部和群众怎么也激动不起来。虽然每一次的形势教育过后,有关部门都要报出一些可观的“教育实效”,如组织了多少场报告、写了多少条宣传标语之类的统计数字。但是,就连教育的组织者们私下也不得不承认,除了这些数字之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国家每有发展和进步,干部和群众都为之为之激动、为之鼓舞的实效却难得见到。不但见不到,相反,借此机会大揭社会的黑暗面,大发其牢骚的干部和群众却大有人在。于是,他们中有人就常常要发出“现在的形势教育真难搞”的慨叹。
面对此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以为,此种情况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这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GDP高增长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对于基层干部和群众来说,这代价不止是某一个方面、某两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举凡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卫生、资源、环境、社会治安、思想道德、党风、社会风气、群众生活,甚至于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的代价都极其的惨重。要比较仔细地罗列这些代价,三天两天都是列不完的。这个代价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而是长时间的。可以说,从改革开放起步的那一天起,这个代价、这个牺牲国家和人民就在作出。改革开放之初把这叫做“阵痛”。现在,这样的“阵痛”已经痛了近30年了,而且是越痛越厉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变成了永痛。比如说吧,因实行私有化改革而失去单位、失去工作的数以千万计的干部职工,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他们今后找到工作的希望更加渺茫。当时按工龄“买断”而得到的那几千元、上万元的下岗费(失业费)早已经用完。现在,他们只能靠吃低保过着比富豪家里的宠物远远不如的日子。而且,他们也看不到还会有出头的时日。对于这些干部和职工来说,这代价能说不惨重吗?而这只不过是亿万百姓们付出的众多代价中的一个例子罢了。这样长时间、全方位、无尽期的代价,对于广大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每日每时的,是刻骨铭心的。想通过公布一些GDP增长的统计数字,听一两场“形势大好”的报告,就教干部和群众忘记那些惨重的代价,立马为“大好形势”唱赞歌,这怎么可能呢?中国的老百姓虽然老实,听话,却也并不至于愚钝若此啊!
第二,从GDP的高增长中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得实惠不多。近30年的改革和无休无止的深化改革,造就了并且在不断地造就着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了并且在不断地加剧着处于世界前列的贫富悬殊。据近日公布的统计数字,占城市居民总数10%的城市富人,拥有全部城市财富的45%;占城市10%的最穷的人,只占城市财富的1.4%。(新华社电讯,见 2006年2月6日 人民网)而早前有统计数字说,就全国而言,占总人口约10%的富人,拥有社会70%以上的财富。这些统计数字都清楚地表明,社会的财富已经积聚到极少数弄权谋私的官僚和倚权暴发的富豪们手里了。现在,一切高级生活设施,高档生活用品,高档娱乐场所,高档宾馆酒店,高档风景名胜区,等等,都成为了这些官僚和富豪们专用的“御花园”。对此,其他的人群连想都不敢想一想。事实充分地说明,而今的中国,已经重新变成了善于以权谋私的官僚和善于倚权发财(少数人例外)的富豪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堂。而广大的基层干部、在基层工作的知识分子、自食其力的小商小贩,特别是广大做工务农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更有那些丧失工作机会的贫困人口,则仍然处于贫困的状态中。他们身受“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许许多多的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更不要说其他的精神和文化的享受了。中国大陆目前的贫困,不仅是相对的贫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有为数不少的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群。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他们的生存状况,极度悲惨。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今天的社会现实,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就算GDP高增长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怎么能够激动得起来呢?
第三,一种逆反和比较的心理在起作用。干部和群众都清楚地记得,现在的发展是在严厉地批判过去、全盘地否定过去的声浪中起步的。当时,人民被告知,从马克思以来,经过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社会主义搞了一个多世纪,却是连“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直到中国的某个会议召开之后,某位人物主政以后,突然天门大开,天光四射,世界为之照亮,这一切之一切的迷团就都一下子搞得清清楚楚了。真理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被发现了。既然如此,人民就要看一看,你究竟干得怎么样:如果干得确实好,那也是应该的,因为正如你自己所宣称的,普天之下,自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只有你懂事,只有你能干嘛!你当然要干好了。如果你干得不怎么样,那人民就有理由不卖你的账。而实际的结果却是,GDP是有所增长,但其他的却都十分的糟糕。在此种现实情况下,干部和群众怎么会卖你的账呢?也别把干部和群众理解和认识的能力看得太低了吧。对于从前,除了极少数反毛“精英”,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从心里都是很赞许的;就是有缺点也是能够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把从前说得一无是处,越是批判从前以抬高自己,人民就越是反感,越是不卖你的账。这就是逆反心理的作用。
所谓比较心理,首先是与新中国的前30年比较。前30年,起点那么低,困难那么大,国际环境那么恶劣,内忧外患那么严重,可是却仍然取得了那样的成就。后20多年是以前30年为起点的,无论是在经济基础、科技力量、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内外环境等等各方面的条件都要好得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快一些了。这快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其次是在不同的发展办法之间比。诚然,用现在的这套办法来搞,GDP是增长了。然而,难道别的人当政、用别的办法(即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路线)来搞建设,GDP就一定不增长不成?事实上,由别的人用别的发展办法来搞建设,不仅不会降低GDP的增长速度,而且弊病肯定比现在要少得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煤炭带血”,“GDP带血”,其他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带血”,老百姓因之心里也在流血!党风和社会风气也决不会像今天这样糟糕。最近有一本书正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中热读,书的名字叫《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该书的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都非常的正确,只是不够细腻”(见《中华工商时报》)。现在,在知识界、在社会中,持这样观点的绝对不止某一个两个人,因为这观点反映的本来就是事实嘛。再就是与外国比。人们都还记得,改革之初,为了证明改革的正确和成绩的巨大,某些人在国际上找到了一个反衬,那就是印度。他们一开口就是我们如何如何,印度如何如何。现在这话已经不再听到有人说了。原因很简单,印度没有搞什么如同中国这样自吹自擂、大吹大擂的改革,却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中国了。而今,印度这块垫脚石反而变成了一面对照中国发展模式弊端的镜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呢?以上这些都是比较心理所发生的作用。其实,干部和群众这些比较的武器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原本都是某些鼓吹者当年所常用的。现在他们不过是把这武器拣起来学着用一用罢了。
上述这些就是GDP虽然增长了,人民却并不振奋和激动、甚至于广有微词的根本性原因。请有关人士冷静地、仔细地想一想吧,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不因GDP高增长而振奋、而激动,是否有其道理呢?
(大规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当局炫耀GDP高增长几乎达到了不顾事实和疯狂的程度。可是,那些宣传仍然没有引起人民群众的激动。这个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2006年2月9日 写
2009年2月14日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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