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改革开放”与“不走回头路”相关争论的一些探讨
今天看了有关学者在党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而不走回头路》，不想就文章内容一点一点的展开讨论，只是想站在自己的立场和社会现实的角度分析一下三个问题：什么是改革开放？怎样总结改革开放？什么是走回路？
一、什么是改革开放？
中国把2008年看作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年，单从宣传不同时期的成就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从此把“改革开放”定位成一项基本国策就有些不妥，把它神化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一切”的程度就更失实和不公，我们有必要对“改革开放”这个词进行合理的诠释。
改革开放是“改革”和“开放”的组合，反映的是政府在不同层面的治国理政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可以分开来讨论：
1、改革的历史永恒性。
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处在无时无刻地改革进程中，尽管不同的阶段叫法也许不一样，有时叫“变革”，有时称“革新”等等，但是，本质的意义就是我们现在挂在嘴的“改革”，如果人类没有改革，怎么能进步到现在这样的文明社会呢？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国家更是沿着这样的路走过来的。即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1978年以前，中国也同样是在尝试着不同的改革方式，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从来没有停止过改革的步伐，把1978年以后作为中国改革的起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抛开远的历史不谈，从近的来说，华国锋执政后，实际上就已经加大了改革力度。
2、改革的普遍性。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是在边前进边改革吗？有哪一个国家是原地不动的过日子吗？不管是西方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做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改革。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国家以某一年作为其“改革的起点”来纪念的，因为改革是普遍的。中国为什么就要例外地纪念呢？我们到底是为了纪念某个人？还是为了强调1978以前中国没有改革？如果说纪念邓先生在某些方面的历史贡献，我没有任何非议，但是，如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而刻意否定另一个人，那就显得不够光明磊落。
3、改革的历史侧重性。
不同时期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形势都不一样，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一样，采取的改革手段也会不一样，改革的侧重点会不一样，最后产生的后果肯定就不一样，当历史条件和历史人物出现变化，社会局面可能也会产生新的不同特点，改革就必须从解决一种主要矛盾转化为解决另一种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很难从“社会主义的一面旗手”上挣脱出来，因为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选择了当一面旗手的角色，不能随便倒下；因为我们要进联合国，离开了同一社会阵营的帮助，我们将毫无作为。当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最大战略问题解决以后，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明显减弱，国内经济建设的步子也明显加快，与西方的接触也明显起步，我们可以翻开中国的历史年鉴找到答案。另外，毛泽东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个敢与美苏交恶的领导人，西方不可能希望在毛的晚年帮助他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是一个让他们既恨又怕的人，所以毛泽东时代改革的艰巨性可想而知。当中国进入另一个时代以后，中国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市场换技术”的思维对任何西方国家来说都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中国的改革阻力大为减小，资金推动力明显加大，所以，从物质的丰富程度来讲，改革的进步性很快让人民忘记一切，“物质欲”一直伴随三代人走到现在，不过，单用物质来考察改革的成果还为时尚早，等待检验的东西还很多。再说，即使不是邓小平主导第二代领导集体，换一个人来主导，只要中国愿意敞开市场，谁领导中国谁都会得到西方的物质，中国还不一定不如现在和谐，把现在的一切记在某个人身上好象有些牵强。历史的进步是积累而成的，不是一蹉而就的。
4、开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因闭关锁国导致清王朝的灭亡，这一点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们不可能看不到，他们从内心肯定渴望开放，希望在尽快的时间内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有人否认他们的主动性，是不客观的说法，在西方阵营对中国采取封锁的情况下，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对第三世界国家尽了最大程度的开放，即使在西方阵营内部，我们也选择了一些突破口，以求赢得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解和合作，毛泽东时期对外开放的主动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西方世界的封锁又使当时中国开放的被动性显而易见。到了1978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抛弃了国家的非物质战略，转向了物质决定政策的战略阶段，只要有物质上的满足，什么样的开放都可以实现，超乎想象的主动性让西方世界调整了对华政策，由单纯意识形态的围剿转向到以经济围剿带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围剿，也就是说通过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应当说西方国家的基本目的已经实现，唯一还没有达到西方彻底满足的领域就是：军队还没有完全西化。但是，如果不改变思路，最后的防线也有被突破的危险。
5、开放的广泛性。
有人说1978年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些评价，从表面上看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人能否认三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空前的，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被西方控制了，除了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幸免于难以外，中国很难看到没有向西方开放的领域，现在，连一向被视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也基本被跨国集团操控，“中国人挖资源，西方人控技术”成了中西方打交道的铁律，科技、文化、经济、价值取向完全置于西方的无形和有形之手，讨好西方人的认同感和赞美是当前中国一部分精英的主流心态，谁反西方谁就是封建思维的代表，谁不融入洋人的价值轨道，谁就是没有文化和教养的落后群体，处于集体阿谀奉承心态的中国完全没有活在自尊状态之中，“只要能过腐朽的生活受辱也值得”成了一种上、中、下层中国同胞的共识。“裤档开放”其实只是中国最广泛开放的一个小部分，比“裤档开放”更可怕的是中华民族处于一种向“大脑动物化”发展的趋势，完全失去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应有的气质和内涵。
5、开放的阴谋性。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但是，涉及到不同领域和层面的开放，各个国家会大有不同，有些国家的开放领域和开放程度会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中国有很多领域的开放则完全是被阴谋者所利用，有些领域是中了外国阴谋者的圈套，有些人是中了国内汉奸的圈套，传统产业和国家高端产业的西化可以说是因无知和目光短浅而中了外国人的圈套；而金融、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的沦陷则完全是国内汉奸内外勾结的结果，因为两方面的失败均不同程度的因为阴谋的存在，所以挽救起来极为艰难，最后就只能是：国家的损失人民承担。中国年年喊大发展，喊了几十年，大部分人民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有人说是中国人多的缘故，其实是胡说八道，中国正是由于庞大的人口优势才保证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象中国这样的独立的完全流通的单一系统，这样的系统能量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也无法比拟的，一个固定的系统，分子越多，能量越大，人口多绝不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借口，更确切的原因应当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快速集中到少数先富起来的人手中，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得到的是经济成果的残羹冷汁。
“改革”和“开放”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无时无刻存在的一个中性词汇，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任务和方式可能有别，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家稳定的人民幸福，把“改革”和“开放”独立于某个时代过度解读，其实透露出的不是“科学的发展观”，而是“人治的发展观”，为了政治需要，为了造神需要，我们把“改革开放”价值绝对化了。
中国必须尽快走出“以个人需要定历史”的人治主义思想，尽快走上“按实事书写历史”的科学道路上来。
二、有关“总结改革开放”与“神化改革开放”必须走出几个误区：
1、不要认为“神化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提到这三十年的失误，有人就跳出来指责：说什么中国要重走老路了，要封闭锁国了，导致现在没有人敢“总结改革开放”了。
2、不要把纪念“改革开放”的宣传变成把毛泽东时代演变成人间地狱。各个不同的时代，其战略任务也不同，做出的历史成绩也不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基础，也许中国现在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那些恶意靠拼凑数字污蔑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有些黑心，工业基础和国防基础难道不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吗？
3、不要把纪念“改革开放”看成是讨好外国主子的政治工具。中国的外交现在已经呈现一种怪现象：不管哪个国家来了领导人，我们都得向对方汇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会变，生怕别人说三道四，尤其是对西方国家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宣誓，而且到了他们的地盘也要表决心，为什么要这样？有必要三天两汇报吗？你天天喊“韬光养晦”，人家还不是照样天天提“中国威胁论”。何必自己要装孙子呢？
我更主张对这三十年进行总结，而不是单纯的神化它，对这三十年进行全方位进行总结的重要性远大于偏面神化它的重要性，需要总结的主要方面有：
1、国家道德的重新构建。
三十年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精神却贫瘠了，原因是什么，有人怪老百姓的素质没有跟上，其实不是这样，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道德层面的缺失和沦陷，国家道德的最核心要素：国家信用体系的崩塌导致了国家威信的全面损失，人民的心中只有家、没有国。一个心中无国的民族不可能有共同的价值观，不可能有正面的道德观，一个无德的国家肯定不会有一个有德的国民。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也是不道德的国家行为之一。
2、国家方向的掌握需要哲学上的依托。
哲学使人明智，这句话在中国不乏有人讲，但缺乏有人知，统治高层更是早就用“物质观”完全淘汰了“哲学观”，“猫论”“摸论”“租论”都是物质论，并且是短视者的行为，没有哲学家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科技革命，进而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称雄世界的理论基础。我所说的哲学思维并非指要求学生要如何学哲学，而是，领导人要有哲学思想，领导人要尊重客观事物的规律。无论内政、外交、军事都高不开哲学。无神论是共产党所摒弃的，但是共产党对待改革开放时却变成了一个有神论政党，这还是说明我们没有真正的哲学观。
3、对“解放思想”要有重新认识。
过去三十年，我们对解放思想有非常多的误区，一直延续到现在，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主要表现有：１，解放思想就是接受西方人的思想，西方人认同我们思想解放了，我们就认为找到了标准答案，西方世界不认同，我们就继续跟着变，直到对方满意。２，解放思想就是思想无限解放，无国界论在中国十分盛行，尤其在精英阶层，莫不如此，性开放中国也绝对称得上世界第一，妓女经济绝对堪称世界之首（表面上不合法），外国的文化在中国都无国界了，而中国的文化，西方从来都没有真正接受过。３，法律边界论。在中国流行一种说法，只要法律上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表面上看这句话也没有大问题，但实际上有大问题的，法律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不可能包含人类的整个思想，而人类是活的，思想是变化的，人类只要想违法犯罪，一定能把所有的法律都回避，所以用简单的法律边界论作为判定行事的标准，显然是可笑的，人类除了守法，还有什么？还有道德，还有宗教信仰，还有伦理。４，愚民式解放。这三十年的解放思想，基本上有一个没有抛开的封建残余就是愚民作法。这本是封建社会才喜欢的搞法，现在却有愈演愈烈之势，需要反思。
不管中国过去做了什么，也不管这三十年做了什么，后人自有评说，世界上也不只有中国有高速发展期，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会在不同的时代有一个自己国家的高速发展期，我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象中国一样为了突出某些人而神化某件事的。不很好地总结改革开放，中国就不可能重新上路，下一个时代中国将会重新迷失自己的方向。
三、什么叫走回路？
现在，在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时，一旦碰到有不同的声音，必定要遭受另一个大帽子的打压---走回头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值得怀疑，不知道是有关部门当人民弱智，还是用“思想镇压”的工具来唬老百姓，无论如何不能把“批评三十年的不足”与“走回头路”两者联系在一起来宣传，越是这样宣传，越是显示出当权者的不自信，越是体现出改革的失败，所以，央视及相关主流媒体要尽快改变方式，否则，气球吹的越大，后果越是狼狈。
1、什么叫回头路？按现在宣传的基调，感觉凡是三十年前的路线和政策，没有任何一项是能够同这三十年相比的，谁说以前好，谁就是想走回头路，这三十年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要比前二十九年强，这三十年的错是“改革中的错”，是可以原谅的错，以前的错是彻底的错，是不可原谅的错。照这样的宣传方式和基调，明年的“建国六十周年”的宣传有可能演变成“建国三十周年”的宣传，因是大喜的年份肯定只宣传正确的时代，错误的历史冰冻起来算了。毛主席可能够不上开国领袖了，第一代领导人得换人了。
2、回头路的回头有多远？当局界定的回头路是指前二十九年?还是文革的十年？还是更远的中国历史？更远的历史估计不至于那么弱智，文革的十年在某些人眼中，攻击的可能性较大一点，因为，那十年被认为是新中国最悲惨的十年（当然不是对全国人民都是最悲惨的），即使是在那个“最悲惨”的十年，众所周知，中国却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等伟大成就（其它成就有很多网友已经列举，我不重列），所谓的回头，我估计精英是指：当时中国对西方世界没有开放。的确也是没有多大程度的开放，但是，原因是什么，大家心里也知道，毛泽东不想吗？肯定不是，如果他真不想，他没有必要在1972年见尼克松总统（邓小平与美建交的前奏和开路者是毛泽东），改革就不用说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探索不同的改革模式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怎么能说1978年以后才叫有改革呢？所以说，我们要批评前二十九年或者说文革十年，最多只能批评其开放的不彻底性，并不能批评毛泽东时代没有改革。否定改革的某些失败就是一定要重搞“文革”吗？
3，回头路是不是成了某些人不肯纠错的借口？我相信现在批评时弊的人，绝大部分人都不是要把三十年前的毛泽东时代政策原样照搬回来，批评的对象是：改革中出现的错误路线和错误认识。有些人好象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人民一开口说话，就成了“回头主义者”，一听到批评声，就认为老百姓想造反，其实这些人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用毛泽东时代一些正确的方略来校正当前的某些时弊非常管用，他们心里怕得很，比如：如果走群众路线，让人民当家作主的话，某些腐败分子的财路肯定要断掉，甚至要走进监狱。其它方面诸如黄、赌、毒、腐、黑等等，只要适当走点回头路，都有灭顶之灾。“回头路”现在堂而皇之的成了既得利者打压人民的最好挡箭牌，“改革开放”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
古今中外，好的东西是不管其历史年龄的，有时越陈越香，坏的东西也不管它的新旧的，即使是刚出炉的，同样要见光死，回头路不是打压工具，以前做得好的，回过头去再捡起未尝不可，现在做得好的也要坚持走下去，后来人也不必当此是“回头路”，邓小平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那就用这个标准来检验一下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得到人民拥护的标准就不要论出身、论时期，长期用之，遭人民咒骂的标准，就要果断弃之。
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能容忍自己的人民争论一下，“不争论”的理论不是好理论，中国所有的主流人士和主流媒体尤其有注意自己的水平问题，把批“改革开放”与重走“文革”，把“纠错行为”与“走回头路”等同，都是混淆概念、混淆视听、蔑视人民的作愚蠢作法，专家学者是真理的捍卫者，不是既得利益者的马前卒，人民都在用眼睛看着你们，用大脑琢磨着你们，用现实检验你们，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09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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