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惆怅
读完孙立平先生的著作《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一文，掩卷沉思，不禁感慨良多！虽然我没有完整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伟大历程”，但是从90年代至今，特别是90年代晚期至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我还是有所目睹的。但真正关注这个问题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也是最近两年的事。孙立平先生在本文中通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以及本国政府的政策实施等内容，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从而得出了许多重要具有启示性意义的结论。如：居民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已经不可避免；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财富的占有上；在进入90年代之后，社会资源配置反转过来，呈一种重新积聚的趋势。其结果是，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地区、少数群体甚至少数人的手中等。
孙立平先生的分析和论述，让我脑海里本身关于贫富差距的一些零散想法突然之间找到了一个凝聚点。因此我将尝试着把我脑海里的一些零散的看法把它归纳出来，对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作一个尝试性的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年，毫无疑问使得中国迎来了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必须承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三十年来确实领导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至于例子，我在本文就不多说了（国内官方和媒体早已经有了一个“科学性”结论了）。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一状况也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根据孙立平先生的说法，自90年代末期以来，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提高。根据世界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 以下为最佳的（Best）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Normal），但超过0.4 就算进入警戒状态（Warn），达到0.6 则属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而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竟然达到了0.65！依照世界标准，中国此阶段已经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了！在国内铺天盖地宣传的改革开放30年伟大成就之时，没想到此刻的中国竟然处在“社会动乱随时发生的危险状态”。这可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啊（或者说是讽刺）！社会主义的改革，竟然改成了贫富差距悬殊，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地去反思一下！
早在1993年，邓小平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之时就指出：“如果改革开放使得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我们的政策就算是失败了”。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我们在今天似乎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实并不成功，至少没有邓小平预先想得那样理想化。虽然中共早已经强调也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并不成功。贫富悬殊依然巨大并不断恶化，社会群体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例如：从事洗浴业的民女自卫杀色官；广东政坛地震使三位副省级以上高官倒下；郑州规划局副局长用“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话把党与民的对立公开化；石首因一位厨师的死亡导致数万百姓与警方暴力对峙五天；“以及最近的暴力拆迁问题”，等等。对此，我很赞成孙立平先生的观点：改革前那种几乎是国家垄断了所有重要资源的状况，已经转变为社会一半以上的财富由私人拥有了。这些财富并不是掌握在广大老百姓手里，而更多地是掌握在高官，权贵，以及一些非法利益集团手里。对此，孙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原因是收入和国民财富配分有关的制度安排处于混乱之中。
没错，中国目前的问题确实跟国家的制度安排有着巨大的关联，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主要的资源（包括政治和经济等）目前是掌握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手里。因为各种制度归根结底都是人制定出来的，而这些权贵阶层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早已经形成了庞大且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在国家机器里又但当着重要的角色，一旦手中的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这样的利益集团难道还不能“只手遮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分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按照孙立平先生的说法，自90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在改革开放前的知识分子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知识精英阶层”。当权贵资本主义掌握了大量的资本和权力后，许多知识分子就肯定会依附于这些利益集团。成为这些利益集团的重要部分，形成精英阶层。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毛”，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是学问与实践互相分离的。（参见黎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既然是毛，就必须依附在某张皮上，才会有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这么热衷于做官的道理。因此，当精英阶层和权贵阶层结成联盟的时候，就会具有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此，孙先生在文中提到了三点：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纵观当今中国社会，权贵阶层和精英阶层确实在这三个方面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垄断性的。而其中最可怕的是第三点，即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关系。一旦社会普遍形成了这种依附关系，那么弱势群体就无可避免地会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将无从保障了，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那就更别谈什么民主和自由了（存在着依附关系，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都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组成的，并且是在个人利益充分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能形成的）。又因为精英阶层掌握着舆论的话语权，这就导致弱势群体更没有相应地组织形式来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引起媒体的关注了。所以，近年来“群众性暴力事件”愈演愈烈的背后确实是有深层的原因的（什么“不明真相的群众”被误导之类的说法都是用来忽悠老百姓的）。
其实，认真反思起来，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我认为也犯了很大的错误。而目前国内舆论普遍对改革开放高唱赞歌，这更多地是一种维稳的政治手段，而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崛起的权贵精英就更希望将改革开放置于神坛之中，从而能够保证其利益得以继续聚敛。有意思的是，孙立平先生在文中应用了这样一个实例：有人在2000年的时候，在河南某县城关乡进行了一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8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200份。该县城属国家级文明县城，所以调查对象的平均生活水平要高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水平。调查部分结果显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己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大的占11％；提高不大的占55％；没有提高的占11.5％；不如原来的占22.5％。认为鼓励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大家一起致富这种说法很有道理的占11.5%；认为富人不可能去帮助穷人，这项政策只能造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占85％；不好回答的占3.5%。通过这个例子或许我们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看出，在老百姓眼里，改革开放政策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幸福程度带来跟官方说法般的益处。而在我看来，所谓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共奔富裕路”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法（更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糊弄言论）。我认为，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并没有认识到过早过快地推行集体制改革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从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工人大量下岗，农村田地大量荒弃，造成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巨大的问题。这里，我不禁想起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认为搞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形成的小农经济地位在我国的农民身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性，而这种狭隘性导致是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发展。试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实际上是把生产资料分给了个人或者是家庭，集体被架空了，农民只能从事生产了，农村的建设，特别是想大规模的水利、造林等建设就没法吊动起农民，所以说是把农村的建设停下了，也就是说把从事农村建设的劳动力从建设上剥离了，这么多的劳动力一下闲下来了，他们必定突破农村到城市谋发展，成为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为城市建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而另一方面农民工却遭受到了权贵的剥削（农民工讨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因此进一步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回头看看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牺牲了许多底层工农的利益和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的。
而这些，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晚年的讲话中看出他对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的反省和担忧，“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确实令这位“总设计师”惆怅！而我认为，目前国企私有化的趋势必须要得到制止，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改革的名义下被私有化了，而在这种所谓“企改”过程中产生的腐败也足以令人触目惊心！（“通钢事件”就体现了民众对权贵资本剥削的愤怒）因此必须大力阻止资本进一步向官僚和权贵阶层集中，一旦国家政权和资源都被权贵阶层所垄断，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必将走向“邪路”。
改革值得赞扬，但改革也必须深刻反思，改革的惆怅或许只能在冷静的分析和反思中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而不是一味地“掩盖和维稳”和高唱“自编的赞歌”去麻痹这种惆怅！
文章所用参考书目：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黎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
汪晖《改制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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