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的基础﹐多数百姓共同富裕

 扩大内需的基础﹐多数百姓共同富裕

 — 五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信泰富经济研究部  梁晓﹑赵欣[1]

30年改革开放﹐已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1999年﹐胡润首次推出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个人财富达到六百万美元就可以上榜﹐当时只有50人上榜。而在2007年的一个富豪榜上﹐上榜门坎为一亿美元﹐却有五百人上榜。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亿万富豪人数大幅增加”。[2] 胡润说﹐“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十亿（人民币）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十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一百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一千人。”[3] 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富人集中地”﹐百万美元富翁人数超越英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4] 2008年﹐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家庭总数不到0.1％﹐但拥有45.8％的总财富﹐而且这种财富集中的趋势未来几年仍有望随着经济复苏而持续”。[5] 另一项统计﹐中国2008年拥有可投资资产逾千万元人民币的富翁约30万人﹐共持有8.8万亿元人民币的该类资产﹐“这相当于中国2008年全年GDP 30万亿元的29％”。[6]“中国富豪群体的另一个世界之最是他们的年龄。根据渣打银行的测算﹐中国一百万美元资产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龄是34岁﹐远低于45岁的世界平均水平”。[7]

与此同时﹐八亿农民2009年“人均年纯收入首次突破五千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8] 折算下来﹐月均417元。对比鲜明。而且﹐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9] 中科院在五省40个县做社会问卷调查﹐“老百姓都认定排在头两位的社会问题是腐败和贫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个省才有变化﹐如环保﹑住房等”。[10]

表~1﹕不同国家收入或消费分配的比较

注﹕表中除俄罗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比较消费数据外﹐其余国家均为收入数据。最高与最低两个组别的收入（消费）之比﹐由收入份额计算而得。

数据源﹕世界银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页﹔本表只节选了部分国家（地区）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数据﹐2005年中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仅拿到总收入的5.7％﹐收入最高的20％人口这一比例达到47.8％。再计算最高与最低两个组别的收入之比﹕中国是8.39倍﹐盛产百万富翁的美国是8.48倍﹐略高于中国﹔其余几大经济体﹐英国是7.21倍﹐法国是5.58倍﹐德国是4.34倍﹐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本只有3.37倍（见表~1）。[11] 根据2006年底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结论﹐按照世行每天消费一美元（按国际可比价格计算）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率从2001年占总人口16％降至2004年的10％﹔然而﹐2001~2003年期间中国的住户调查结果显示﹐处于收入分配中最低的10％住户的平均实际收入降低了2.4％。[12]

巨大的收入差距﹐带来巨大的消费差距。[13]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数据﹐2001年占中国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总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份额高达50％。[14] 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人口众多﹑以贫民窟“闻名于世”的印度﹐2004~2005年﹐最贫困20％人口的消费份额也有8.1％（表~1）。

指望那几十万名百万富翁﹑或是20％的最富裕人口﹐启动什么样的“内需”﹖“截至2009年1月底﹐中国奢侈品消费以总额86亿美元﹑全球占有率25％的份额﹐首次超过美国﹐稳居亚军宝座﹐屈居日本之后。……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其中﹐名车﹑名表等奢侈品是最大花销项目。”[15]“2009年前七个月戴姆勒（奔驰）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近18％﹐而在华销量同比增长49％﹔宝马集团全球销量同比下降19％﹐而在华销量同比增长26％﹔奥迪全球销量同比下降8％﹐在华销量却增长15％。”[16] 2009年全球奢侈品市场预料萎缩8％﹐“其中欧洲的奢侈品消费开支下降8％﹑北美下降16％﹑日本亦下跌14％至286亿美元。不过﹐各大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售额有望达到96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12％。”[17] — 中国富豪的消费﹐也许会给各大奢侈品牌出口国的经济以强有力支持﹐不见得能解救使用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大批量生产的中国制造业。

贫富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道德败坏﹐继续改革开放的重点是﹐继续让一部分人更富起来﹐还是执政为民﹐让大多数普通百姓共同富裕﹖

在这里﹐贫富分化甚至不是一个道德概念﹐而是站在该如何继续走好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一立场上﹐需要进行的理性思考。首先和主要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如何实践的问题。

一﹑保住GDP﹐就能解决就业﹖

（一）我国就业问题现状

随着欧美衣食父母的“消费狂欢”落幕﹐[18] 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带动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就业形势也日趋严峻﹕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我国出现了近年从未有过的企业用工需求下滑情况﹐全国企业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困顿﹐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一些劳务输出大省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

国家统计局调查推算﹐目前已有近一千万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而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由于生活无着﹐将会给城市社会管理增加新的难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失去务工机会﹐将会给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带来新的问题。

同时﹐2009年﹐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其中仅高校毕业生就有610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城镇现有登记失业人员800多万﹐预计还将增多。[19]

以上是2009年初的估计。到2009年三季度﹐随着全球经济“回稳”﹑中国出口“止跌”﹐部分沿海地区又开始闹“民工荒”了。是否意味着困境就此过去﹐又可以放心沿着以往的道路大踏步前进了﹖且不说“这时的招工主要是‘补员’﹐而不是新增用工”﹐[20]〈“民工荒”不过是“廉价劳动力荒”〉﹐[21]“对于‘民工荒’问题需要更新观念”﹔[22] 只要抬头看看美国个人储蓄率在金融海啸后的迅速提升﹐[23] 想想为何股市不断回升之际﹑美国政府2009年末还要“无限量支持两房稳楼市”﹐[24] 仔细掂量掂量欧美经济“无就业复苏”的本质。[25] 中国第二产业两亿就业人口﹑尤其是加工制造行业六七千万就业人口的饭碗﹐还要随着国际市场订单﹑尤其是欧美消费的起伏不定﹐继续“望天打卦”﹖

（二）振兴经济与就业出路

图~1﹕四万亿投资投向构成

 　

数据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四万亿投资构成及中央投资项目最新发展情况〉﹐2009年5月21日（http://www.ndrc.gov.cn/xwzx/xwtt/t20090521_280383.htm）。

欧美衣食父母靠不住﹐还得自力更生﹐启动内需。问题是﹐启动什么样的内需﹖“四万亿人民币的振兴经济方案中﹐基础设施支出占72％。……激增的投资额占中国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88％﹐是过去十年平均值的二倍”。[26]“2009年以来激增的天量银行贷款（扣除票据）中﹐有大半投向了基础设施行业﹐而地方政府的平台公司正是融资的主体。”[27]

其中的重头戏是铁路建设。〈二万亿盛宴开席﹕铁路订单接不完〉﹕从2008年10月初至11月中﹐“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开工建设的铁路工程高达11条。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司长杨忠民日前明确表示﹐今后两个月﹐34个准备充分的项目有可能被批复﹐规模达到3800亿元。明年计划完成的投资达到六千亿元。此外﹐明年还准备新开工项目约70个﹐投资规模约一万亿元。”[28]“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2010年﹐中国政府批准新建铁路四万公里以上﹐总投资达到四万亿元。”[29] 2009年1~6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19.63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2014.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1％。[30]“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表示﹐到2012年﹐我国将有1.3万公里客运专线及城际铁路投入运营。……‘至2009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8.6万公里﹐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08~2012年是我国铁路路网建设规模前所未有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收获的阶段﹐平均每年投资资金将在七千亿元以上﹐有五千公里以上新线投入运营。’王志国透露﹐到2012年﹐我国铁路营业总里程将从现在的八万公里提升至11万公里以上﹐铁路主要通道实现客货分线运输”。[31]

公路建设在这一轮基础建设投资中只占次要地位﹐但发展势头不遑多让。2009年上半年﹐“公路建设完成投资3627亿元﹐同比增长49.0％﹐其中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资1959亿元﹐增长55.1％。……全国新开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111个﹑建设里程1.2万公里﹑计划总投资约七千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6倍﹑5.9倍和六倍。”[32]“中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正由于各省级单位的亢奋突进处于一种失控危险中﹐……1998~2007年﹐我国高速公路年均通车里程超过4900公里﹐年平均投资在1700亿元左右。而到2008年﹐高速公路建设‘快马加鞭’﹐总里程被调整为十万公里﹐当年就建设6433公里﹐总投资六千亿。……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国家美国﹐也只有八万公里左右。而到2009年6月﹐中国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就已经达到7.5万公里左右。”[33]

毫无疑问﹐修桥铺路能拉动GDP增长﹐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决就业问题。“每修一公里铁路就需要劳动力六百人左右。2009年﹐新增建设里程将达到一万公里”[34]﹐粗略估算﹐当年可以带来六百万就业。“高速公路每亿元投入﹐可创造3900个就业岗位”。[35] 但是﹐这些一次性的﹑处于“亢奋突进”状态的大型基建项目﹐吸纳劳动力的作用﹐与二﹑三十年来持续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不可同日而语。以占我国全部货物进出口总额七分之一纺织服装业为例﹐“纺织产业的职工在二千万以上﹐约八成是农民工”。[36]

另外﹐“目前我们的中小企业提供的城镇就业岗位已经占到75％以上﹐这个比例是很高的。”[37] 但这个“就业的主阵地”﹐尚未出现明显复苏的迹象。[38] 2008年“下半年﹐实施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措施后﹐一方面﹐在总体资金面宽松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却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以国家投资为主的一些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民营资本依然难以进入。”[39] 例如﹐“来自民间资本强省浙江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五个月﹐全省的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完成8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8％﹐而民间投资只有个位数增长﹐为8.2％。”[40] 2009年上半年的银行信贷激增﹐也未能惠及中小企业。直到2009年三季度﹐人民银行“认真做好中小企业﹑‘三农’﹑就业﹑助学﹑灾后重建等改善民生类信贷支持工作”﹐中小企业人民币贷款增长较快﹔但是﹐盘点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行业和房地产的仍分别占了50.5％和11.4％。[41] 缺乏中长期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前景未明﹐[42] 如何扩大就业规模﹖

二﹑以消费来启动内需﹖

以生产法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C）+国内私人总投资（I）+政府的消费开支和总投资（G）+商品和劳务净出口（X）。[43] 其中﹐净出口X是外需﹔所谓“扩大内需”﹐指的是增加公式中的前三项﹕消费C﹑私人投资I和政府支出G。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重担大部分都压在了增加政府支出上。[44] 无可否认﹐确实在短期内迅速将GDP增长率拉到了预定水平。但从长远来看﹐政府能这样投多少个四万亿﹖更别说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给私人投资带来的“挤出效应”了。[45]

因此﹐想要保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从提高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入手﹐扩大内需。

（一）拉动经济﹐绕不开“消费不足”的难题

图~2﹕中国居民消费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78~2008年

 

数据源﹕〈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1980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基本呈下降趋势﹐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超过50％﹐拾级而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图~2）。

居民消费支出下降﹐与收入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互相呼应。从图~3可见﹐1990年代﹐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还基本保持在50％以上﹐到2007年已经下降到39.7％。“而英国﹑美国和巴西等国近十年的平均劳动者报酬占比分别约为60％﹑68％和50％。显然﹐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远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而且由于近十年来降幅颇大﹐这一比重也低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46]

图~3﹕劳动者报酬与企业盈余占GDP比重﹐1990~2007年

 

注﹕2004年无数据。

数据源﹕国家统计局﹕〈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8年。

劳动者报酬长期下降﹐居民消费支出长期下降﹐如何刺激消费﹖应对“百年一遇”金融海啸﹐世界各国家地区赶紧出台了派发消费券﹑退税等政策措施。这类“打强心针”的短期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费﹖能否简单地将当前收入和消费挂钩﹐认为只要是收入增加﹐甭管是什么类型的收入﹐都理所当然带来相应的消费﹖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只有永久性收入增长﹐才能使消费者增加消费﹕“如果消费者知道自己某一年的收入只是非常规地提高﹑在往后的年份又会回落的话﹐他将倾向于按‘正常’的收入﹑而不是按当前的高收入来进行消费。另一方面﹐如果把储蓄定义为当前收入与当前支出的差额﹐那么储蓄将随着当前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根据这一理论分析﹐弗里德曼倾向于使用“永久性收入”和“永久性消费”的概念。[47]

这个强调永久性收入的理论﹐似乎更符合经济现实。“2001年美国政府退税1770亿美元﹐事后发现只有17％用于消费。”[48]“美国经济研究局就2008年首轮退税措施效果分析﹐发现八成的退税留作储蓄﹑减债之用﹐只有两成用作消费。”[49] 又如﹐虽然恒生指数2009年全年上涨52％﹐“香港经济亦有明显反弹”﹐但是“失业忧虑加深”﹐2010年初仍有近七成的受访香港人打算增加储蓄。[50]

即使是直接对消费进行补贴﹐效果也不见得理想。例如﹐“家电下乡讯息管理系统显示”﹐2009年1~11月﹐“相关产品累计销售金额为540亿元﹐较财政部年初预测的约1500亿元目标有很大出入”。[51] 就算补贴管住了眼前﹐想让老百姓继续提前消费﹐今后更难﹗— 法国汽车销售市场因为政府2008年底推出购买新车补贴计划而“强劲反弹”﹐随着新车补贴政策逐步收缩﹑发放门坎提高﹐“或许不能延续2009年的畅旺走势﹐多家法国媒体甚至预测﹐2010年法国汽车市场将萎缩8％”。[52]

由此可见﹐要想长治久安地增加消费﹐还得从提高永久性收入以及降低储蓄率着手。

（二）新“三座大山”与收入两极分化

都说中国人爱储蓄﹐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固然是美德。然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调已经许久未有人挂在嘴边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节俭得有钱也不想消费﹖或是不敢消费﹖除了让大多数人的固定收入﹑永久性收入增加﹐还要扳倒支出上的“三座大山”﹐才能真正让人们把“可支配收入”更多地用于日常消费。

1﹑日益沉重的教育开支

“有调查显示﹐近年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已排在首位﹐超过养老﹑医疗﹑住房﹐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倾向。”[53]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高昂的教育费用已成为有适龄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项沉重的负担﹐有七成的家长觉得难以承受。……子女平均每月消费的金额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占四分之一以上”。[54]“2004年对45个县教育经费的审计﹐涉及教育乱收费4.5亿元﹐县均一千万元。”[55]“2006~2007年﹐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取择校﹑补课﹑赞助等费用5.02亿元”。[56] 张路雄分析﹐“1992年以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快﹐市场经济对教育界冲击很大﹐首先表现为﹐中小学校的乱收费。……我国大学收费制度改革不但造成贫困者上不起大学﹐而且城乡一般收入者群体也感觉负担过重。……中小学收费也是水涨船高﹐学生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许多农村孩子因缴费过高而上不起学。”[57]

居民教育费用负担日益沉重﹐对应的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长期偏低。早在1980年代﹐邓小平谈2000年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时就算过大账﹐“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5％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58] 1993年﹐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具体指标﹕“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4％。”[59]

图~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1992~2008年

 

数据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1997~2000﹐2004~2008年（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2.jsp?tablename=748）。

然而﹐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至今尚未“达标”。1999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51％。[60] 相比之下﹐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41％﹐低收入国家也有3.09％。[61] 到了2008年﹐我国的这一比重上升至3.48％﹐[62] 但与15年前的目标仍有差距。此外﹐“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我们的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65％左右﹐但大多数国家﹐包括印度﹐总教育经费当中政府负担达75％以上﹐甚至接近80％。”[63] 更何况﹐还有各种截流﹑挤占挪用基础教育经费的情况﹐屡禁不绝。[64]

同时﹐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也会使“减负”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2009年2月2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2009年起取消。本是利民的好事﹐可是﹐政府的财政补贴跟不上。就连经济较发达的广州﹐“荔湾﹑天河区的一些校长都表示﹐现在借读费取消了﹐财政补贴又跟不上﹐他们无奈就只能减少借读生学位。”[65] 一些学校只好以动员家长“自愿捐款”的方式弥补开支。[66] 搬掉了“借读费”﹐家长们背上的“教育大山”依然沉重。又如﹐“从1993年起﹐中国内地公办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逐步减少﹐到2007年﹐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所属的公办幼儿园已从10.2万所减少到5063所﹐……朱永新强调﹐2007年有十个省没有幼儿教育专项经费﹐包括贵州﹑甘肃等中西部很多农村目前还没有公办幼儿园。”[67]

到如今﹐“中国的学费标准已经从2000年开始连续稳定了几年﹐现在看来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平均在4000~4500元左右。……4500元的学费﹐12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生活费﹑学习用品费﹑吃住行﹐一个学生一年肯定要支出一万元。”[68] 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本科生﹐要花费一个城镇居民约三年的收入（不吃不喝不消费）﹐或者一个农民大约十年的收入。

2﹑“有病难就医”[69] 与医疗卫生开支

“1990~2004年﹐全国综合医院的门诊费用上涨了大约11倍﹑住院费用上涨了约九倍﹐而同期城乡民众的收入仅仅上涨了大约六倍和四倍多。调查表明﹐1993~2003年中国居民患病后因经济困难未就诊者的比重﹐从5.2％上升到18.7％。”[70]

我国卫生总费用主要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卫生支出三部分构成（图~5）。1978年以来﹐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和社会的卫生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而个人卫生支出比重迅速增长﹕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的比重从1978年的32.2％减少到2007年20.4％﹔而个人卫生支出占的比重则从1978年20.4％上升至2007年45.2％﹐2001年高峰期甚至达到60％。个人的医疗卫生负担持续﹑迅猛加重﹐是不争的事实。

图~5﹕政府﹑社会及个人支出占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比例﹐1978~2007年

 

数据源﹕〈4-1-1卫生总费用〉﹐《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卫生部网站（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09/t-4.htm）。

再看世界卫生组织采用的另一口径﹐只按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两大类划分﹕2006年﹐世界各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57.6％﹐即使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也有43.2％﹔私人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总支出的平均比重为42.4％﹐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这一比重为56.8％。[71] 2006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支出比重为40.7％﹐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私人卫生支出比重为59.3％﹐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2]

政府卫生支出比重过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过高﹐在“医疗大山”的压迫下﹐普通百姓很难放手消费。

3﹑住房挤占消费开支

如何衡量房价是否超出一般居民的购买能力﹖“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是被世界广泛使用的判断房地产价格是否合理的重要指针。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比1﹐联合国的标准是3比1。美国目前的比例是3比1﹐日本则是4比1。而在我国﹐这个比例大约是10~15比1。香港房地产在1997跌落之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比1。”[73] 2003~2004年﹐上海的“房价收入比”为15~16。[74] 这还是几年前﹑楼市尚未大涨时的数字。

高盛公司研究数据显示﹐过去六年﹐上海和北京的房价上涨速度已分别超过收入增速30个百分点和80个百分点。目前﹐按北京平均房价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一位北京居民七个月的收入总和约可在当地购买一平方米房屋。[75]

2009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增长了44％﹐而销售额却增长了80％﹐量价之间的巨大缺口主要是由房价暴涨引起的。……然而﹐内地城镇居民收入却难以跟上﹐200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8％﹐增幅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房价一再攀升已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力……[76]

如果将购房列入CPI统计﹐2009年全国老百姓购买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品价格﹐上涨幅度应在10％左右。很多买了房子的人承受着巨大的债务压力﹐必须设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费﹐想要买房的人也尽量削减其他开支﹐攒钱买房。结果是很多老百姓生活上的负担在CPI低于零的背景下﹐不是小了﹐而是大了。[77]

居民之所以有如此强的储蓄意识﹐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是需要存钱支付购房首期。据麦肯锡及万事达卡的两份调查﹐购买住房成为影响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被调查者给出肯定答案的分别占23％及27％﹐排名相当靠前。经估算﹐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总额7.28万亿元﹐而购房投资却有2.43万亿元﹐占三分之一。[78]

如此高房价背景下“释放住房需求”﹐进一步扩大房地产市场﹐到底是拉动消费﹐还是抑制正常消费﹖薄熙来说住房﹐“这就是现阶段最大的社会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79]

4﹑城乡差距带来的两极分化

2000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2.79倍。社科院魏后凯指出﹐2008年城乡收入比是3.31倍﹔如果考虑到可比性因素﹐城乡收入差距大约在4~6倍。[80]“这个差距甚至比改革前还要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还看不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81]

收入差距拉大﹐带来消费的两极分化。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已经是逐年下降（图~2）﹐而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体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农村消费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82] 也就是说﹐占总人口一半多的农村户籍人口﹐消费支出只占了四分之一。例如﹐“从每百户家庭计算机拥有量来看﹐2008年城镇地区达到59.3台﹐比农村地区高十倍左右”。[83]

各种产品在“狭窄”的东部市场和城镇市场“激烈拚杀”﹐而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中西部地区市场﹑农村市场却没有被激活﹐这是中国潜在市场几乎无限大而现实市场却有限的真实背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显然不可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已成为开拓国内市场的最大障碍。[84]

5﹑养老和社会保障开支

有人将养老支出列为另一版本的“三座大山”之一。图~3中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2007年已经下降到39.7％。然而﹐就算是这个不断走低的比重﹐也还“不能真正反映劳动者当期实际取得的收入。在1995~2007年间﹐社保福利缴款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65％上升至4.2％﹐因此劳动者实际取得的收入在这期间比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幅度更大。……社保福利缴款等价于对劳动征税﹐较高的社保缴费率将抑制劳动者可支配的劳动者报酬”。[85]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发言﹐与上述数据相呼应﹕2008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是7.5％﹐“发达国家德国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国是30.2％”。[86]

“2008年基本养老保险情况是﹐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职工人数为1.66亿人﹐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89亿人的87.9％﹐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工2416万人﹐占全国1.4亿农民工的17.2％。”[87] 已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个人缴款比重上升增加负担﹐还得面对个人账户未做实的“空账”风险。[88]“中国目前仅有不及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障。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措施﹐退休人员将面临艰难的晚年。”[89]“政府应关注社保基金的资金来源和使用﹐通过加强再分配阶段的转移支付﹐增加对社保基金的投入﹐扩大社保基金的覆盖面﹑降低社保缴费率﹐增加劳动者可支配的劳动收入报酬。”[90]


应该关注的不仅仅是社保基金﹐为国计﹑为民生﹐多增加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投资﹐减轻人民群众负担﹐才能真正刺激消费内需保经济。然而﹐在2009年中具体公布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中﹐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项目﹐加起来只占了3.75％（图~1）。[91]

三﹑打开内在症结 — 城市化严重滞后

进一步梳理﹐可以把当前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及其困境﹐简要概括如下﹕

1﹑以政府支出为主体﹐扩大投资﹐基建项目占大头﹐拉动GDP增长。— 弊端﹐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续。

2﹑土地收入﹑税费占地方政府收入近半﹐[92] 繁荣的房地产业拉动GDP增长。— 弊端﹐带动房价迅速上涨﹐房地产泡沫。

3﹑居民人均收入低（农民人均收入更低）﹐基尼系数高﹐贫富两极分化﹐两代民工仍是城里的“常住流动人口”﹐都导致了目前的低消费率。

第1﹑2两点相互交织﹐中央政府主导﹑基建为主的“四万亿项目”﹐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入﹔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卖地收入及相关税收﹐房价越涨﹑房地产越热﹐可以运筹帷幄的资源越充分﹐“四万亿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才更有保障。[93] 逻辑上﹐与房价迅速上涨的大趋势一致。

房地产热的大环境﹐再结合第3点﹕普通老百姓买房﹐压抑其它消费﹐会导致整体消费率更低﹐想由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缘木求鱼﹐不得不更依赖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续发展的政府基建投资拉动﹔普通老百姓不买房﹐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炒作成分所占比重日增﹐势必进一步加剧房地产泡沫。

一旦泡沫破灭﹐不但房地产本身作为“支柱产业”反向拉动GDP﹔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相应减少﹐由政府继续投资基建拉动的GDP增长也将大打折扣。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如何继续向前跑﹖

（一）工业产值~城市人口机械增长﹐不相匹配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症结﹐是城市化严重滞后。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相关已被公认﹐特别是在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性比较明显。……世界上大多数人均GDP在一千美元以上的国家城市化水平都超过50％”。[94] 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三千美元﹔2007年末﹐全国城市化水平只有44.94％。[95]“其实﹐真实的城市化率还要低很多。”[96]

“从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来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甚至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NP超过三百美元之后城市化发展都很快﹐往往超过工业化率。但是﹐中国城市化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78年滞后20.4个百分点﹐1990年滞后10.6个百分点﹐1999年滞后12.2个百分点。”[97] 从图~6也可以清楚看到﹐1985~2007年﹐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

图~6﹕中国工业总产值和城镇人口增长趋势﹐1985~2007年



数据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经济学家网站﹕《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8》网络版（http://bbs.jjxj.org/thread-61914-1-5.html）。

（二）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按城市经济学的分析﹐“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有利于促进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城市化通过需求扩张拉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城市化对市场需求的拉动表现为直接拉动和间接拉动。直接拉动是指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品市场需求扩张。中国市场分为城市高消费和农村低消费两大群体﹐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变农村低消费群体为城市高消费群体的过程。……间接拉动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增加对城市和区域公共基础设施物品的需求增加。农村人口从进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断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产﹑上下水管道﹑绿化﹑学校﹑广场﹑警察﹑城市安全系统等城市基础设施。根据研究﹐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需基础设施投资六万元（包括国家投资﹑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城市化的持续推进将为基础设施产业提供持续扩张的市场”。另一方面﹐“城市化拉动的新增市场是一个不断升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将为新型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相应的市场基础”。[98]

进一步看﹐在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举足轻重。公共事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常年保持在40％以上（表~2）。

表~2﹕公共事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单位总就业人数的比例﹐2004~2008年        （％）

数据源﹕根据国家统计局﹕〈4~7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年底数）〉﹐《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计算整理。

表~3﹕公共事业增加值占城镇GDP比重﹐2004~2007年                      （％）

数据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11分行业增加值〉﹐《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9中的数据计算整理。

（三）城市化的“灰色地带”— 两代民工仍是城镇“常住流动人口”

既然城市化有如此这般好处﹐为何我国的城市化率会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关节点﹕“中国城市化水平也一直滞后于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999年﹐中国工业化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43.1％﹐城乡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二﹑三产业的非农劳动力已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49.9％﹐而城市化水平则仅为30.9％。”[99] 到2007年末﹐非农劳动力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已上升至59.2％﹔[100] 全国城镇人口5.94亿﹐只占44.94％。[101]

图~7﹕城镇常住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比较﹐1980~2008年

 

注﹕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数据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卫生部﹕〈人口数及构成〉﹐《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再进一步分析﹐2007年这5.94亿已纳入“城镇人口”﹑统计上算是已经城市化了的人中﹐其实还包括了1.3~1.5亿常住城镇的农业户籍人口﹐即图~7两条曲线之间正在逐步扩大的缺口。[102] 2006年﹐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的农村户籍劳动力﹐占农村从业人员比重已超过四分之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在加工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及环卫﹑家政﹑餐饮等服务业中﹐已占从业人员半数以上。”[103]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亿﹐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亿﹐占农民工总量的62.3％﹐[104] 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近六分之一。大量离开农村进入城镇﹑工厂的农民工夹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经常被约定俗成地称为“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开始在工作地生活﹑居住﹑生儿育女﹐有些甚至两三代同住﹐逐渐流而不动﹐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

以上海为例﹐这个社会群体的数字异常庞大﹐2008年在沪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有517.42万人﹐占当年统计外来人口642.27万人的八成。[105] 近年来﹐“不到一年的‘短期’常住人口比重明显下降﹐一年及以上的‘长期’常住人口比重则迅速增大﹐……而且在沪居留时间越长的外来常住人口比重上升速度越快”。[106]“现在的来沪人员已不能称之为流动人口﹐因为他们在上海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流而不动’成为他们的特征﹐调查结果表明75％以上的人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以上﹐居住满五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2.5％﹐即使是十年以上的比例也达到了8％。……调查中家庭户人员的比例为74％左右﹐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来沪人群是以家庭规模迁移的”。[107] 他们当中﹐很多人希望能够定居上海。譬如﹐上海有号称“百万大军”的建筑业民工﹐其中58.3％的被调查者希望能在上海定居。[108] 外来人口的工作也越来越稳定。58.3％的郊区外来人口有固定工作﹔在同一个岗位上持续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从事同一工作1~2年的达到24％﹐2~3年的达到12.5％﹐工作三年以上的达到30.8％。“与身处相同岗位的上海本地居民相比﹐有将近一半外来人口的收入与本地居民接近”。[109]

表~4﹕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在沪居留时间的变化                           （％）

数据源﹕〈表~2﹕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在沪居留时间的变化〉﹐王战﹑周振华主编﹕《城市转型与科学发展 — 2006/2007年上海发展报告》第246页。

如此二﹑三十年下来﹐很多人早已“不返乡﹑不种地”﹐但不变的是“农民工”﹑“民工”的身份﹔而且﹐“新生代农民工”等名词应运而生。[110] 据估计﹐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大约一个亿﹐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111] 新生代农民工中还出现一个具一定规模的特殊群体 —“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和失地农民不同。失地农民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其丧失土地过程是显性的﹐失地农民不仅有一大笔土地补偿款﹐还会被政府纳入城镇职工保障体系﹐在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顾。但‘无地农民’一直处于隐性状态﹐游离于政府的目光之外﹐还无法享受到政府的额外关照和重视。”[112] 如果这个群体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无论滞留城市还是回到农村﹐都可能面临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

而且﹐“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以户为单位的转移形式。这种‘举家迁移’的方式﹐决定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对平等享有教育﹑医疗﹑就业落户等方面的愿望极为迫切”。[113]“但是我们的城市却没有相应的举措”。[114]

按邓英淘课题组的分析﹐“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约六亿人﹐其中约3.7亿人为真城镇人口﹐还有约2.3亿人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拟城镇人口。这两类人口群体的消费需求及其增长潜力大不相同。”拟城镇人口“这部分约有2.3亿至2.5亿人。其中约有一亿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7亿人在省内本乡镇以外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6~0.7亿人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是在出口导向部门就业。如以1比1的赡养系数计算﹐拟城镇人口的潜在规模约五亿人﹔是现有真城镇人口3.7亿人的1.35倍。他（她）们目前在城镇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先看住房。2.3亿农民工在城里的居住条件通常是集体宿舍﹐有的甚至是住工棚﹐人均居住面积最多不过三﹑四个平米﹐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不上真城镇人口在1978年的水平。汽车就更不用说了。他（她）们的饮食﹑衣着可能相当于城市居民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水平﹐只有通信条件与目前城市居民相差不多。”[115]

简单一句话﹕两代民工﹐外来流动人口“流而不动”﹐即使身在城里﹑家在城边﹐也很难真正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当然也不能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消费。“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长期里﹐去拟化才是扩大内需的第一重点。”[116]

（四）城市化滞后﹐阻碍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

1﹑农业内部积累越来越多剩余劳动力

已经离开土地的农民工没有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城市化的滞后发展﹐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转移﹐农村人口比重过大﹐农业内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117] 第一产业吸纳不了﹐又无法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无奈成为一亿多“农村富余劳动力”。[118]

农业收入低﹐[119] 又缺乏顺畅的城市化道路﹐农村人口很难大幅提高收入﹐以及相应地增加消费。值得强调﹐“农民增收根本在减少农民”。[120]

2﹑集约使用宝贵的土地资源﹐还是“大量农村土地继续流向城市”﹖[121]

随着卖地火热﹐城市可开发利用的土地面积迅速减少。[122] 如今﹐都在谈农村土地流转﹐包括宅基地流转﹐[123] 成为增加可建设用地﹐缓解城市用地矛盾的希望所在。问题是﹐如果缺了真正城市化这一环﹐农民工一头在城里没有踏实地扎下根﹐另一头又失去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子﹐其中相当部分必然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弱势群体。[124]“基层干部分析认为﹐……绝大多数农民还是把承包地作为自己主要的生产资料和最终的生活保障﹐农户宁愿粗耕粗放﹐赔本经营﹐也寸土必争﹐不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土地流转存有戒心﹐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125] 张路雄总结﹕“老百姓对土地制度的最基本要求是平等的使用权。……如果有很多农民是无地农民﹐或者农户间耕地占有量差别很大﹐都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126] 国土部长徐绍史担心﹐“当前要警惕一种倾向﹐农村缺钱﹑城市缺地﹐两者一拍即合﹐大量农村土地继续流向城市。”[127]

且不说土地流转﹑“农地入市”的最终实施效果如何﹐[128] 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化渠道﹐农民进城却无稳定工作﹑收入﹐后果堪忧。巴西里约热内卢﹑印度孟买三分之一居民住在贫民窟﹐绝大多数是失去了家乡土地的农民。[129]

3﹑通过户籍改革﹐就能吸引农民进城﹖

指望通过户籍改革﹐“只要成千上万的农民一进城﹐衣食住行的庞大需求就会随之而来”﹐[130] 现实吗﹖先得问问那已经在城里闯荡了20多年的两代一亿多“农民工”。

〈农民工“不愿”入城﹖〉“户籍制度的限制慢慢放宽﹐但农民工有自己的‘一笔账’……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市统分统包的政策‘红利’日渐消失﹐而城市生活压力又在不断增加﹐这就使那些有资格进城落户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提出申请。……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具有不稳定性﹐如果‘转战’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权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放弃土地收益﹐显然不划算。……农民工们认为﹐与其给户口﹐还不如提供一些比如子女教育﹑经济适用房方面的保障﹐这样即使没有户口也不影响成为城镇人。”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中的佼佼者”胡小燕说得简单明了﹐“即使我拿到了户口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一个无根的人。”[131]


里外里﹐不管有户口没户口﹐算不算真正的城里人﹐只要有“三座大山”压着﹐尤其是存有买不起房子的顾虑﹐就不敢放开消费﹔不但城市化的好处不能完全体现出来﹐而且农民缺乏进一步城市化的渠道和积极性。说到底﹐我国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户籍等配套制度﹐而是房地产市场。大力发展住房建设﹐以“居者有其屋”来带动城市化﹐具体政策措施有待进一步推敲和讨论﹔但是﹐抓住“执政为民的住房保障体系”这一条﹐就是制胜的关键。

四﹑结合西部大开发﹐拔地而起新城市

“补课”城市化﹐如何与全国经济的其它重要环节结合起来﹐为启动内需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战略性行业不可能全部依赖“市场调节”

图~8的国际原油﹑铁矿砂价格﹐很能说明问题。如此大涨大落﹐是供给和需求不平衡造成的吗﹖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国际原油市场的供求大致平衡﹐而且绝大部分年份是供大于求。就算是油价暴涨急跌的2008年﹐国际原油供给也略大于需求。[132]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供求原理﹐无论如何解释不通。[133]

图~8﹕国际原油﹑铁矿砂价格﹐1986~2009年

 

注﹕原油价格为现货价（Cushing, OK WTI Spot Price FOB）﹔铁矿砂长期协议价为粉铁矿（Iron Ore Fines）巴西至欧洲价格。

数据源﹕原油价格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网站（http://tonto.eia.doe.gov/dnav/pet/hist/rwtcD.htm）﹔铁矿砂长期协议价来自EconStats网站（http://www.econstats.com/rt_ironore.htm）﹐2009年4月后的价格按年降价幅度33％计算而得。

金融市场“创新”各类衍生工具的初衷﹐本是要对冲风险﹐为实质经济服务。可发展到如今﹐衍生工具到底是减少还是扩大了价格波动﹖2009年6月30日﹐伦敦PVM石油经纪公司一位“流氓炒手”让油价在一小时内涨了2.5美元﹐他买入的1600万桶布兰特原油期货﹐数量比沙特阿拉伯的日产量多约一倍﹑比正常成交量五百万桶多两倍。[134]

航空业巨头国泰航空公布2008年度业绩﹐“历年最差”﹐由稳定盈利大户沦落到亏损85.5亿港元﹐燃油对冲亏损是主要原因之一。国泰航空主席说﹐如果2009~2010两年油价处于平均45美元水平﹐就要支付14亿美元平仓﹐坐实亏损﹔如果未来三年平均升至每桶75美元﹐“则不会对现金净额造成不良影响”。[135] 一个用油大户﹐油价上涨直接对应着日常营运成本增加﹐可现在却天天盼着石油涨价﹐以免损失太多现金﹖匪夷所思﹗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投机炒作威胁的﹐还不仅仅是经济安全。2007~2008年国际粮食价格成倍上涨﹐非洲和拉美诸国以及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等30多个国家随即陷入粮食危机﹐发生抢粮“暴动”。伦敦《新政治家周刊》文章分析﹐〈疯狂炒卖令粮价飞升〉﹐“粮食虽然有上升压力﹐但形成‘危机’主要是次按危机令衍生工具投机市场式微﹐投机者把以千亿计资金转投农作物期货市场促成。”[136] 养家活口每日不可或缺的粮食﹐也沦为炒家手中舞高弄低的筹码。“粮食涨价对穷人和穷国打击最大﹐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收入高达5~6成用作购买粮食。”[137]

从2006年起﹐中国已有50％的石油需求依赖进口﹔铁矿砂价格谈判﹐年年成为关注焦点。而且﹐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全在别人手中。[138]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必需品﹐是否还要继续遵循这样的“市场调节”﹐把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安全的命脉﹐系于大起大伏的“投机赌博新经济”﹖

（二）西部大开发﹐工业以资源开发为核心

中国石油长期以来的东部油田﹐如今已近枯竭﹔海洋石油产量增长迅速﹐但开采成本是陆上石油的3~5倍﹐而且受台风﹑冰冻等气候因素制约﹔“西部油区的石油资源蕴藏量占陆上石油资源量的45％”﹐成为每年新增产油能力的大头。“中国油﹑气资源量的比例为1比1.7﹐天然气的后备储量比石油乐观。加大天然气的开发力度﹐早已成世界潮流。……随着东部油田逐渐枯竭和西部一个又一个大型整装油气田的发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队伍和设备将开始一场由东到西的大规模远距离迁徙。……油气的燃料需求大头在东部。东南沿海进口部分油气﹐满足燃料需求﹔西部油气大开发﹐善用有限的资源﹐就地大力发展材料型的石油化工﹐似乎是顺利成章的布局思路。……中国化工能源消费一直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上下﹐堪称典型的高耗能产业。而西部恰恰有的是电能。”[139]

“中国油少煤多的资源条件﹐先天决定了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中国煤炭资源赋存的地理特点是西多东少﹑北富南贫。”以煤炭的清洁燃烧技术为主导﹐对煤炭资源综合利用的化工﹐包括煤层气的开发利用﹐煤炭液化和气化等技术﹐等等﹐都大有可为。[140] 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又居高不下的今天﹐加大西部煤炭开发力度﹐意义重大。

除煤气油外﹐中国很多重要的矿产资源集中地分布在西部。所有这些矿产的开采﹑冶炼合加工﹐都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同时﹐中国的水电资源82.5％分布在西部﹔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的西南就占了70％。因此﹐充分利用西部便宜的水电资源﹐就地发展高耗能﹑耗矿产业﹐事半功倍。[141]

同时﹐西部大开发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旦发动起来﹐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工地”﹕“西部每年都有几千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是可以预期的。这些工程消耗的炸药﹑水泥﹑钢筋﹑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等﹐势必就近刺激西部重工业的发展”。[142]

（三）以资源开发型重工业﹐

带动“超常规的大规模城市化”[143]

自力更生﹐以调水和资源开发为着力点的西部大开发﹐“开发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内需源源不断。……经济发展的重心从东南沿海轻型加工工业到西部重型资源开发工业的转移﹐直接意味着同时展开大规模的城市化。”[144]

资源开发型重工业﹐产业工人队伍相对稳定﹐[145] 不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医疗﹑金融﹑服务等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根据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一名城市第二产业的就业往往伴随2~3名第三产业就业。如果一个就业人口赡养2.5人﹐一名第二产业就业（包括就业者本人）可以增加7~10个城市居民﹗譬如﹐大庆油田年产五千万吨原油﹐职工29万人﹐家属80万人﹐加上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整个大庆是一座在荒漠中拔地而起的二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另一座石油城克拉玛依﹐“整个所谓‘核心层’只有三万职工﹐包括勘探﹑采油﹑炼油和输油。围绕这三万‘核心’﹐是建筑﹑运输﹑维修﹑水电气﹑住房﹑餐饮﹑学校﹑医院﹑公安﹑政府……克拉玛依的石油开发对城市化的人口带动是1比11~13。这个比例高于大庆。”[146]

（四）集约使用土地和资源﹐配合生态环境治理

西部大开发实在是一个大题目﹐环境保护﹑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都需要考虑在内。邓英淘﹑王小强等着的《西部大开发方略》及其系列调研实录﹐已经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试列举如下﹕

轻型出口加工工业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不受自然资源分布的制约﹐方便的海陆交通显得更重要。“结果是在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农村﹐乡乡建厂﹐村村冒烟﹐离土不离乡﹐即便是工厂厂房连成片﹐水泥建筑平铺开来﹐占据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也不会自然发展起来。”相反﹐自然资源的开发往往是大规模长程性的集中投资﹐更能集中使用土地和资源﹐甚至是一个项目一座城市。而且﹐一旦要加大力度治理污染﹑强化资源管理﹐“许多小企业根本无法承受由此提高的成本。从根本上讲﹐工业要集中于城市﹐在某个发展阶段还要相对集中于大中城市﹐有利于治污﹐是一个重要理由。”[147]

改变目前扶贫﹑山区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极大浪费。“村村通这通那﹐特别是在荒山秃岭上搞几通一平 — 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电视和水平梯田”﹐与干线建设的投资模拟﹐类似于灌溉系统中毛渠与干渠的关系 — 毛细血管占人体血管总长度的99.7％。城里20多层一座楼﹑成百上千个单元集中在一起通这通那﹐与崇山峻岭之中﹐几十里地一个村﹐一个村三两户人家通这通那﹐成本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把这些钱挪过来推动城市化﹐或者说﹐把荒山秃岭上的几通一平挪到城市边上干﹖”[148]

改变农牧民不进城的生态困境。“在许多生态平衡极端脆弱﹑极度敏感的局部地区﹐少数农牧民的生存就对大面积生态发生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为什么不可以用年复一年的扶贫款﹐把这点点农牧民安排到格尔木去开发钾盐当工人呢﹖”[149]

从整个国土的宏观图景上看﹐结合西部大开发﹐“把生态治理与当地群众发家致富和企业盈利有机结合起来”﹐以经济效益推动的生态建设﹐有望改变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的困境。成功的组织形式包括﹕行政组织的大规模生态治理﹐个体生态经济圈﹐现代公司成片开发﹐公司加农户成片治理﹐等等﹔还可以探讨大开发的“兵团加公司”。[150]

……

实施以大规模开发西部国土为核心内容的国土整治﹕一方面加速城市化进程﹐完成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历史性转移过程﹔一方面调整与国土开发和国土整治相联系的人口布局﹐逐步解决农业规模经营问题﹐同时恢复﹑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体系。使这个大手笔真正获得成功的关键举措之一﹐是大规模的南水北调﹐我们称之为大空间﹑大时间尺度的大时空调水战略。[151]

五﹑老百姓“居者有其屋”﹐凝聚民心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立足于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内﹕论民生﹐有城市化和为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的大方向﹐纲举目张。配合完善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保障体系﹐既保障原有城镇居民﹐从而鼓励大多数人放心消费﹔又能配合城市化步伐﹐让更多“拟城镇人口”加入城市化进程﹐良性循环﹐就业﹑启动内需顺理成章。说国计﹐加上大西线调水和西部资源大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超常规模城市化﹐更足以启动几十年可持续发展的庞大内需﹗

两千年前﹐曾子写《大学》﹐“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南怀瑾展开讲解得精彩﹕“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失掉民心﹐就会失国。……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152]

如今﹐中国有创纪录的财政收入﹐[153] 有史无前例的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GDP世界排名“坐三望二”有望超越日本﹐经济实力前所未有。拥有这样的力量﹐更应驾驭市场﹐找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民为本”﹐追求共同富裕﹐让市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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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论﹑二论﹑三论﹑四论见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根据胡润富豪榜﹐中国内地拥有数十亿美元资产的富豪人数已从2004年的七人上升到2007年的106人。而在《福布斯》公布的富豪榜上﹐中国共有66名亿万富豪”（〈英《金时》﹕中国超级富豪速富之路〉﹐香港《信报》2008年7月11日﹐第12页）。

[3]“福布斯富豪榜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富豪上榜门坎不断抬高。2009年﹐中国大陆四百名富豪的上榜门坎﹐从2008年的12.2亿元跃升到历史高点20.5亿元（约相当于三亿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达到70亿元（约十亿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达到这个标准。”（徐寿松﹑周伟﹑陈冀﹑颜秉光﹕〈中国富豪的“财富地图”〉﹐《瞭望》2010年第7~8期﹐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213/08407416629.shtml）

[4]〈港百万富翁急跌六成﹐幅度全球最大〉﹐香港《信报》2009年6月26日﹐第8页。2007年﹐中国的百万富翁人数由2006年的34.5万人增至41.5万人﹐已超越法国﹐直逼英国﹐居新兴经济体之首（〈中国百万富翁超法赶英﹐富人人口居世界第五〉﹐人民网2008年6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7430585.html）。

[5]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OG）的报告﹐百万美元资产指的是金融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债券﹐不包括房产和私营企业﹐“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的数量为41.7万户﹐这一数值已超过德国和英国﹐全球排名第三”（〈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全球第三〉﹐香港《信报》2009年11月20日﹐第14页）。

[6] 据招商银行和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可投资资产”不包括房产和持有的私人企业价值（〈中国千万富翁30万人〉﹐香港《信报》2009年4月1日﹐第16页）。

[7]〈中国百万美元富翁逾40万〉﹐香港《信报》2008年11月27日﹐第33页。

[8]〈中国农民人均收入首破五千元大关〉﹐香港《信报》2009年12月29日﹐第13页。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人民币﹐月均397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农民高了两倍多﹐也不过是月均1315元（〈外贸受到冲击﹐农民月入四百〉﹐香港《信报》2009年1月23日﹐第9页）。

[9]〈发改委制定分配调节方案上报国务院审批〉﹐《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163.com/09/1026/01/5MGV743F0001124J.html）。

[10] 葛如江﹑沈锡权﹑孙洪磊﹕〈来自大城市的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半月谈》2009年第22期（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9-11/27/content_12550937.htm）。

[11] 根据世界银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页的数据计算。

[12]“2003年的贫困人口与2001年的贫困人口并不完全是同一批人。……2001~2004年期间出现相当多的脱贫和返贫现象”（〈新任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上任后首次访华〉﹐世界银行网站﹐http://go.worldbank.org/G967VTIA10）。

[13] 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机构的调查报告中﹐通常也将收入和消费差距并列比较。

[1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第271~272页（http://hdr.undp.org/en/media/HDR05_complete.pdf）﹔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15] 转引自世界奢侈品协会报告﹐及胡润百富〈2009至尚优品 — 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报告〉。世界奢侈品协会预测﹐“五年后中国奢侈品市场可能将达到全球奢侈品消费额的顶峰。……届时每年将有至少140亿美元的奢侈品销售额在中国市场产生”（〈中国奢侈品市场首超美国﹐“富二代”成消费主力〉﹐香港《信报》2009年6月13/14日﹐第21页）。

[16]〈内地膺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香港《信报》2009年9月21日﹐第6页。

[17] 顾问公司Bain & Company 2009年11月公布《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顶尖品牌看好亚洲〉﹐香港《信报》2009年11月12日﹐第16页）。

[18]“因为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合共损失七万亿美元市值﹐全年亏损超过12万亿美元﹐2009年消费下沉已无法避免”（毕老林﹕〈从树上长出来的钱〉﹐香港《信报》2009年1月8日﹐第15页）。推荐参阅王小强﹑何小亮﹕〈启动两头在内的经济循环〉﹐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9]“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初步统计﹐2008年上半年湖南出省务工农民工返乡人数同比增长11.45％﹐约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河南省统计局2008年10月底的专项抽查则显示﹐全省已返乡的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16.2％﹐比上年同期增加12个百分点﹐因所在企业倒闭﹑放假﹑裁员﹑降薪而返回的占返乡人数的35.7％”（董瑞丰﹕〈预警群体性事件〉﹐《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1期）。

[20]“人社部监测的企业岗位变化已印证了这一点﹐6~8三个月岗位数略有增长﹐但1~8月总体上增减相抵还是凈减”（白天亮﹕〈且莫轻言“民工荒”〉﹐《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10/26/content_12326579.htm）。

[21]“找不到满意工作的民工依然很多﹐而一些紧俏的工厂从来都不担心招不到工人。……从某种角度来看﹐所谓“民工荒”是一个站在企业视角说话的伪问题”（舒圣祥﹕〈“民工荒”不过是“廉价劳动力荒”〉﹐《北京青年报》2009年9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103652.html）。

[22]“一些管理部门和企业长期把这部分劳动力视为‘短工’﹐而非纳入劳动力市场范畴”（倪小林﹕〈对待“民工荒”要转变思路〉﹐新华网2009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9/10/content_12022349.htm）。

[23] 美国2009年“5月份个人储蓄率达到6.9％﹐为15年来最高水平”（刘洪﹑刘丽娜﹕〈美国个人储蓄率升至15年来最高〉﹐新华网2009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6/26/content_11608870.htm）。按季度计算﹐美国个人储蓄占个人可支配收入之比也达到4.9％（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网站﹐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SelectTable.asp）。

[24] 美国财政部2009年12月24日宣布﹐不再对未来三年注资房利美和房贷美的金额设上限﹐“对两房给予无限量资金支持的承诺﹐可显示两房在楼市中仍不可或缺”（〈美无限量支持两房稳楼市〉﹐香港《信报》2009年12月30日﹐第16页）﹔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楼市﹑股市和“钱市”的正反馈循环﹐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必须面对的现实逻辑﹐详见王小强﹑梁晓﹕〈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历史终结﹐怎么终结﹖〉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5]“这不是靠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自主调节出来的‘均衡’﹐恰恰是各国政府手掐把拿﹑不让市场充分活动的成果。而且﹐也只能算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的成果﹐逻辑上没解决根本问题﹐更谈不上‘退市的时机’”（梁晓﹕〈转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香港传真》No. HK2009~18）。

[26]〈罗奇指中国基建投资过度〉﹐香港《信报》2009年8月10日﹐第1页。

[27]“所谓融资平台﹐是指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规费﹑国债等资产﹐迅速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再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以实现承接各路资金的目的”（〈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财经》2009年6月8日﹐第74~76页）。

[28] 柯智华﹕〈二万亿盛宴开席﹕铁路订单接不完〉﹐《东方早报》2008年11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81115/02432516302.shtml）。

[29] 2009年六千亿的基本建设投资﹐“需用钢材二千万吨﹑水泥1.2亿吨﹐能够提供六百万个就业岗位﹐可以直接带来全国GDP增幅提高1.5％的拉动效应”（〈铁道部﹕到2010年铁路建设投资总规模达到四万亿〉﹐中国新闻网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131291476814.shtml）。

[30]〈2009年1~6月份全国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铁道部网站（http://www.china-mor.gov.cn/zwgk/zwgk_tjxx_2009_1_6.html）。

[31] 俞玮﹕〈铁道部﹕2012年全国形成以北京为中心1~8小时交通圈〉﹐新华网2009年8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1/content_11861381.htm）﹔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32]“其中新开工国家高速公路项目34个﹑建设里程3738公里﹑计划总投资约2350亿元﹐分别增长10.3倍﹑5.4倍和5.5倍”（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2009年上半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情况〉﹐交通部网站2009年7月28日﹐
http://www.moc.gov.cn/zhuzhan/jiaotongredian/200907/t20090728_604520.html）。

[33]“‘如果把现在各省规划都算上﹐高速公路总里程将有差不多18万公里﹐或许有数万亿元资金使用不科学。’交通运输部内部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风险是可以计算的﹐按照全国八万公里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设资金五千万计算﹐大约四万亿投资﹐其中70~80％是银行贷款﹐大约是三万亿左右。‘这三万亿利息一年就是一千多亿﹐可全国每年高速收费也就一千多亿﹐收的钱不够还利息﹐产生坏账的风险非常高。’”（何东﹕〈失控的高速公路〉﹐《华夏时报》2009年8月8日﹐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808017021/）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34]“以京沪高速铁路为例﹐除在年内完成五百亿元的投资外﹐目前已经吸纳十万劳动人口就业”（〈建一公里铁路增六百人就业〉﹐中国新闻网2008年11月17日﹐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046922595377.shtml）。

[35]“每公里需要钢材500~1500吨﹑水泥0.4~1.2万吨﹑沥青1900吨”（〈四万亿方案A股有好处吗﹖〉香港《信报》2008年11月17日﹐第30页）。

[36] 丁望﹕〈扶持纺织产业﹐推动东桑西移〉﹐香港《信报》2009年4月30日﹐第13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到支持劳动密集型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这种行业的就业人口达四千万”（蔡京扬﹕〈海啸无情﹐职工饭碗难保〉﹐香港《信报》2008年11月21日﹐第9页）。

[37]〈中小企业成为扩大就业主渠道﹐提供城镇75％以上就业岗位〉﹐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年6月7日（http://www.gov.cn/wszb/zhibo78/content_639767.htm）。

[38] 谭浩俊﹕〈中小企业不活﹐就业之路不通〉﹐新华网2009年7月25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7/25/content_11766102.htm）。

[39] 李晓超等﹕〈2008年民营工业和民营投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 6（2008~2009）》。“截至2008年底﹐个体私营企业在几乎无法获得长期贷款的情况下﹐其在短期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仅为3.37％﹐这一微弱比重在2009年的1﹑2月份还出现下降态势。”（〈四万亿投资排挤民营经济〉﹐香港《信报》2009年8月8日﹐第6页）

[40]〈内地宽松货币政策面临挑战〉﹐香港《信报》2009年7月13日﹐第2页。

[41]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三季度）〉。

[42] 沈明高分析﹐“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地方政府贷款超常增长﹐挤压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空间。一旦货币政策收紧﹐由于地方政府项目投资期限长﹐在短期内难以压缩贷款﹐回收贷款的压力很可能将集中在贷款期限较短的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造成第二次伤害”（沈明高﹕〈警惕“信贷财政化”〉﹐《财经》2009年6月8日﹐第87~88页）。

[43]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第318~322页。

[44] 如前文所述﹐基建投资是重中之中﹐资金来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银行贷款。

[45] 有关分析和讨论﹐可见陈永杰等﹕〈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创造条件〉﹐纪敏等﹕〈为何贷款大量增加而个体私营经济贷款反而减少〉﹐黄孟复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No. 6（2008~2009）》﹔俞岚﹕〈发改委﹕四万亿不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中新社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09/10-27/1933585.shtml）﹔彭兴庭﹕〈四万亿无“挤出效应”且慢下结论〉﹐中国网2009年10月30日
（http://big5.china.com.cn/news/comment/2009-10/30/content_18795366.htm）。

[46]“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3年之前将个体经营者收入核算为劳动者报酬﹐但自2004年开始将其核算为营业盈余﹐这一核算方法的改变使劳动者报酬占比在2004年陡降﹐剔除这一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后﹐劳动者报酬占比在1995~2007年间下降约6.3个百分点﹐截至2007年为45.1％”（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0861880.html）。

[47]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第222﹑9~11页。

[48] 曹仁超﹕〈牛年唔输钱已经当赢〉﹐香港《信报》2009年1月29日﹐第11页。

[49] 林俊泓﹕〈美国经济看到曙光了么﹖〉《中银财经述评》2009年4月2日。另有说法﹐“据分析指出﹐1975及2001年美国曾分别推出类似的退税计划﹐但对推动居民消费的分别为退税额的12~24％及66％﹐作用有较大差异”（陈伟深﹕〈美国经济低潮持续及其含义〉﹐《中银财经述评》2008年6月16日）。

[50] 汇丰保险的一项亚洲区调查显示﹐“67％受访港人表示失业是影响今年长期储蓄的主要原因”（〈七成港人忧失业拟增储蓄〉﹐香港《信报》2010年1月21日﹐第6页）。

[51]“似乎有关政策不太受内地农民欢迎”（〈家电下乡产品上限价大幅调高〉﹐香港《信报》2009年12月28日﹐第5页）。

[52]“按政府规定﹐在2009年报废十年车龄以上的旧车﹐并购买小排量环保型新车的车主﹐可从政府获得最高一千欧元的补贴。许多法国人为了最大程度享受这项补贴﹐赶在2010年之前购买新车”（〈政府补贴车市反弹〉﹐香港《信报》2010年1月15日﹐第22页）。“这些刺激计划很大程度只把需求推前﹐面对大部分报废计划已经结束﹐欧洲车厂就好像一个突然停止服用毒品的瘾君子一样﹐痛苦难耐”（〈欧洲车业先甜后苦〉﹐香港《信报》2010年2月18日﹐第32页）。

[53] 江迅﹕〈透视﹕教育收费排首位〉﹐BBC中文网2006年3月1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430000/newsid_4435200/4435294.htm）。

[54]“国家统计局调查黑龙江省16个县市的1220户家庭﹐……这些费用主要包括补课费﹑择校费﹑住宿费﹑生活费等”（〈高昂教育费用成家庭沉重负担﹐七成家长称难承受〉﹐《重庆晚报》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ohu.com/20091109/n268048225.shtml）。

[55] 李培林执笔﹕〈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2005~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汝信等﹕《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7页。

[56] 周兆军﹑余湛奕﹕〈审计署﹕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费逾五亿〉﹐中新网2009年6月24日（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6/24/content_2726637.htm）。

[57]“1995年中央纪委全会就把‘中小学乱收费’列为‘三股不正之风’的第二位。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已经在全国各个行业中位居前列”（张路雄﹕〈困境与出路﹕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教育体制〉﹐《香港传真》No. 2006~32）。

[58]“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2页）。

[59]〈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发【1994】39号﹐1994年7月3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19/info3319.htm）。

[60] 比起1993年的2.35％﹐只增加了0.16个百分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的数据计算）。

[61] 国家统计局﹕〈15~5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国际统计年鉴2008》。

[6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的数据计算。

[63] 李新玲﹑樊未晨﹕〈教育经费投入﹐不差钱﹖〉《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5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4/25/content_2640016.htm）。

[64] 根据国家审计署调查﹐2006~2007年“部分城市违规统筹使用﹑挤占挪用基础教育经费18.08亿元﹐一些地区和部门滞留基础教育经费24.31亿元”（周兆军﹑余湛奕﹕〈审计署﹕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违规收费逾五亿〉﹐中新网2009年6月24日）。

[65] 卢文洁﹑黄茜﹕〈粤取消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广州日报》网络版2009年4月28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4/28/content_551271.htm）。

[66] 太原市北营小学的校长干脆给家长们算了笔账﹐告诉家长﹕“一下子没有了借读费,这个月连聘用老师的工资都发不出了”（〈停收借读费﹐太原一小学改让家长捐款〉﹐新华网山西频道2009年3月16日﹐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09-03/16/content_15966261.htm）。

[67]“而民办幼儿园却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朱永新今天称﹐这表明政府对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曾利明﹕〈中国公办幼儿园大幅减少﹐政府投入不足是主因〉﹐中国新闻网2009年8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zcdt/news/2009/08-09/1810132.shtml）。

[68]“所以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是比较困难的。”2007年﹐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兼资助中心主任崔邦炎如是说（李东﹕〈高校被拖欠学费最多达上亿元﹐少数学生恶意欠费〉﹐中国网2007年7月2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07-07/02/content_8469091.htm）。

[69]“在2005年﹐分别有20.8％的城市居民﹑19.7％的小城镇居民和26.1％的农村居民（包括其家人）曾经因为费用问题﹐在需要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却没有去。分别有9.1％城市居民﹑7.5％小城镇居民和12.8％农村居民曾经因为费用问题﹐在需要住院治疗的时候却没有去住院治疗”（张慧﹑袁岳﹕〈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汝信等﹕《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59页）。

[70] 李培林执笔﹕〈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 2005~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汝信等﹕《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7页。

[71] 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政府占卫生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0.7％和55.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16页﹐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_WHS09_Full.pdf）。

[72]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08页。

[73] 顾建发﹕《上海房地产周期波动分析》第70页。

[74] 王炼利﹕〈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为什么人服务﹖〉《香港传真》No. 2007~42。另有说法﹐上海2004年为10.7。“2000~2005年期间﹐从全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全国平均商品住宅价格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看﹐基本在4~5之间波动”（建设部课题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市场专题研究》第287﹑108页）。

[75]〈升势蔓延至二三线城市〉﹐香港《信报》2009年12月28日﹐第1页。

[76]“个别城市房价反弹令人吃惊。深圳新房成交均价从2008年12月的每平方米1.1万元升至2009年12月的2.2万元﹐3~12月京﹑沪﹑杭房价涨了四成至一倍”（应坚﹕〈内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及难点〉﹐《中银财经述评》2010年1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内地商品房销售额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75％。……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约9.37万亿平方米﹐较2008年增长42％”（〈内地去年售楼增75％﹐楼市泡沫恐再现〉﹐香港《信报》2010年1月20日﹐第9页）。

[77] 王学庆﹕〈居民消费价格统计的背后〉﹐《瞭望》2009年第51期
（http://www.sxgh.org.cn/particular.aspx?id=9557&parentID=56）。

[78]“同时﹐购房款过大也将侵占装修﹑家具等支出。同时业主在供款期间不得不节衣缩食”（应坚﹕〈内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及难点〉﹐《中银财经述评》2010年1月29日）﹔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79]〈薄熙来﹕住房是最大民生问题﹐要动大脑筋解决〉﹐《重庆日报》2009年12月24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0912/24/t20091224_19951052.shtml）﹔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80]〈社科院﹕城乡差别4~6倍〉﹐香港《信报》2009年6月16日﹐第13页。

[81] 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30％的水平（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2009/200904/01.pdf）。

[82]“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从1952年的31.1％上升到2008年的74.4％”（〈马建堂﹕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网易财经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

[83]〈社科院﹕城乡差别4~6倍〉﹐香港《信报》2009年6月16日﹐第13页。

[84] 吴小渝﹑吴海东﹕《中国城市化与西部小城镇发展》﹐第37页﹔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85] 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6日。

[86]“中国老百姓储蓄率比较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未来个人生活的态度持谨慎态度。比如养老防大病等等。”（〈马建堂﹕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网易财经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另有说法﹐“就中央财政而言﹐2008年的中央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为7.04％﹐2009年该比例却未升反降﹐仅为6.68％﹔就全国财政来看﹐2008年的全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10.16％。2009年略有增长﹐仅提高到10.27％”（蓝方﹕〈高水平社保尚远〉﹐《财经》2009年3月30日﹐第96~97页）。

[87]〈马建堂﹕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网易财经2009年7月4日。

[88]〈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1.4万亿〉﹐香港《信报》2009年5月22日﹐第29页。

[89]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中国必须合理解决老龄化问题﹐否则﹐该问题将威胁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老龄化威胁社会稳定〉﹐香港《信报》2009年4月23日﹐第13页）﹔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90] 白重恩﹑钱震杰﹕〈我国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6日。

[91]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四万亿投资构成及中央投资项目最新发展情况〉﹐2009年5月21日。

[92] 例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发达地区县市土地出让金占到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土地财政’。”（林家彬﹕〈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及其对住宅市场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7年8月15日﹐http://edu.drcnet.com.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doc_id=199165）。“总括2009年卖地成绩﹐北京市全年总成交金额达923亿元人民币﹐占该市预期财政收入近半。”（〈北京诞新“地王”﹐楼面地价1.7万元〉﹐香港《信报》2009年12月31日﹐第10页）

[93] 2009年审计署的跟踪审计发现﹐“在中央扩大内需项目中﹐有90.07亿元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尚未落实到位﹐占应配套资金总额的45.58％”（〈审计署﹕四万亿项目近半地方配套资金未到位〉﹐2009年12月30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0912/30/t20091230_20715542.shtml）。

[94]“不过﹐最近的数据显示﹐人均GDP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离散﹐在亚太和阿拉伯地区﹐人均GDP与城市化之间有较为确切的关系﹐而北美﹑拉美﹑东欧等地区两者间的关系并不确切。……但是﹐有一点却是在两百多年来世界城市化进程中被一再证明的﹐即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动力﹐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伴随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张敦富主编﹕《城市经济学原理》第60~61页）。

[95]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96]“这是因为﹐自2001年起﹐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把每年在城市生活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人口统计﹐使得中国的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常晓红﹕〈赋权胜“多予”〉﹐《财经》2009年2月2日﹐第103~104页）。

[97]“如美国在1870年时工业化率为16％﹐其城市化水平为26％﹐到1940年﹐其工业化水平为30.3％﹐而城市化水平已达56％”（吴小渝﹑吴海东﹕《中国城市化与西部小城镇发展》第32页）。

[98]“城市化将形成对工业产品和劳务市场的有效需求。……城市化将促进第三产业市场快速扩张。……城市化将促进制造业产品市场结构的升级”（张敦富主编﹕《城市经济学原理》第111~112页）。

[99] 吴小渝﹑吴海东﹕《中国城市化与西部小城镇发展》﹐第32页。

[10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2008年5月21日（http://www.molss.gov.cn/gb/zwxx/2008-06/05/content_240415.htm）。

[101] 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乡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

[102] 2007年﹐全国非农业户籍人口4.31亿﹐农业户籍人口8.77亿（卫生部﹕〈人口数及构成〉﹐《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200908/42635.htm）。

[103] 根据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离开本乡镇外出从业的有1.32亿人﹐占4.79亿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樊平﹕〈2008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中国网2009年1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zgshxs/content_17101490.htm）。

[104] 国家统计局﹕〈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0471）。

[105] 外来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则达到27.38％（上海市统计网﹐http://www.stats-sh.gov.cn/2004shtj/tjnj/tjnj2009.htm#）。

[106] 王战﹑周振华主编﹕《城市转型与科学发展 — 2006/2007年上海发展报告》第246~247页。

[107] 胡苏云﹑何玮娜﹕〈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问题〉﹐卢汉龙主编﹕《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08）》第66页。

[108]“从事建筑业的外来建筑民工80万﹐人数排在各行业之首。外来建筑民工占全市外来民工总人数的20％﹐为上海建筑行业总人数的80％（市建设交通系统初步统计上海建筑工人队伍为百万大军）”（道良德﹑张良﹕〈建筑民工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路 — 上海外来建筑民工群体调查〉﹐王荣华主编﹕《2008年上海社会报告书》第364﹑372页）。

[109]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上海郊区外来常住人口为341万﹐约占全市外来常住人口的78％﹔郊区外来常住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在规模上已经上升到44比100的高对比度关系（王桂新等﹕〈加强对郊区外来人口的服务与管理研究〉﹐袁以星主编﹕《上海“三农”决策咨询研究》第38﹑47﹑49页）。

[110]“现在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上选择不返乡﹑不种地的生活方式﹐也正是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将产生重要影响”（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1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已达一亿﹐变为市民意愿强烈〉﹐《经济参考报》2010年2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2-12/023519678873.shtml）

[112]“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提出了‘无地农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说﹐‘无地农民工’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部分无地农民是计划外超生人口﹐他们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未能分到集体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农村土地30年不动政策实施后的新生儿。‘无地农民’长大成人外出务工﹐就成了‘无地农民工’。‘无地农民工’的年龄层次基本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范围。……据阜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汝天彬粗略估计﹐阜阳市228万外出农民工中有‘无地农民工’60万人﹐……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分析﹐‘无地农民工’群体分化为三类﹕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在当前户籍﹑社保﹑教育等现有制度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能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并定居城市的﹐只有极少数人能成为第一类﹔第二类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随着青春消逝﹐其就业选择范围越来越窄﹐甚至面临失业﹐但由于长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愿回农村﹐仍选择留在城市﹐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将返回农村﹐耕种父母或亲属的土地﹐或者租种他人土地﹐以此为生。后两类人将可能是‘无地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去向。”（程士华﹑郭奔胜﹑王恒志﹕〈无地民工成城市新群体﹐面临困境或成不稳定因素〉﹐《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0/19/content_18725494.htm）

[113] 程士华﹑郭奔胜﹑王恒志﹕〈无地民工成城市新群体﹐面临困境或成不稳定因素〉﹐《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19日。

[114]“二亿多农民离开他的村庄外出就业﹐其中1.4亿离开村所在的乡镇前往城市。……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镇不能没有一点变化。……因此﹐我们要加快制度改革﹐包括户籍的改革。户籍改革的困难就在于如何解决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政策﹑社会保障问题”（陈锡文﹕〈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

[115] 柯堤整理﹕〈出口导向一鼓再衰﹐内需拓展由表及里〉﹐《调查研究通讯》No. 2009~8。

[116]“围绕着这个人口群体潜在需求的释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和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转型便可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就基本消除了主要产能过剩的隐患。伴随着去拟化过程的扩展和深化﹐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柯堤整理﹕〈出口导向一鼓再衰﹐内需拓展由表及里〉﹐《调查研究通讯》No. 2009~8）

[117] 吴小渝﹑吴海东﹕《中国城市化与西部小城镇发展》﹐第36页。

[11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2009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大约现在农村还有一亿多富余劳动力﹐每年需要大约转移800~900万”（〈尹蔚民﹕全国40％企业减岗﹐失去三百万工作岗位〉﹐网易新闻2009年3月10日﹐http://news.163.com/09/0310/10/541MT25N000136K8.html）。

[119]“这些年国家关注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如增加农业补贴﹐取消农业税﹐将农民纳入医保﹑养老体系等﹐都让农民感受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但问题依然存在。据李昌平等学者的调查﹐如果除去打工等额外收入﹐中国农民从农业上的收入是减少的。”（〈专家称中国农业政策落后﹐农民增收困局20年未变〉﹐新浪网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9-11-09/101219006822.shtml）

[120]“对于农民增收的手段﹐陈锡文认为根本出路还是在于转移农村人口﹐使农民人均土地增加﹐‘否则以当前中国农民人均一亩三分八的地﹐种金子也富不了’”（李静睿﹕〈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未突破〉﹐《新京报》2010年3月7日﹐第A06页）。

[121]〈人民网2009“十大最强音”〉﹐人民网2010年1月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0693906.html）。

[122] 以深圳为例﹐“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06~2020年）〉﹐2020年建设用地规模不能突破97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今后11年内﹐深圳建设用地面积仅可净增59平方公里﹐年均仅四平方公里。严峻﹗就是深圳土地资源紧缺的形势。”（〈深圳新增建设用地潜力仅142平方公里〉﹐《深圳晚报》2009年12月17日﹐http://city.finance.sina.com.cn/city/2009-12-17/118787.html）“城市发展面临土地承载力不足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佛山市原土地利用规划确定到2010年的用地规模﹐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被突破。……由于城市发展越来越受制于土地瓶颈﹐各地不得不在政策的边缘游走﹐不断探索和突破﹕芜湖市2009年实际用地已经超过全年指标一倍以上﹐达到1.3万多亩﹐多出来的六千多亩土地使用指针都是通过大项目圈外用地﹑平移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等方式来解决的﹔2008年以来﹐北京市朝阳区也加大土地储备力度﹐启动了一系列征地拆迁项目﹐目标是储备26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开始‘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居’的‘三旧’改造﹐也是希望借此腾出更多的城市建设用地”（侯大伟﹑杨玉华﹕〈建设用地在城乡两头扩张﹐过度开发挑战承载极限〉﹐《经济参考报》2010年1月11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1001/11/t20100111_20011079.shtml）。

[123]“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包括离乡农民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专家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长期不变到长久不变﹐一字之差﹐却具有重大的实质性意义﹐将成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新起点”（黑体加重为笔者所为﹔王晓明﹑王春雨﹑曹国厂﹕〈新时期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隐患及对策分析〉﹐上海农业网2009年3月23日﹐
http://www.shac.gov.cn/zxzx/xwkd/gnxw/200903/t20090323_1226935.htm）。

[124] 韩俊提出要关注的几个数据﹐“1990年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全国每年至少有三百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现在累计的失地农民可能已达4~5千万﹐已成为很庞大的社会群体﹐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没有工作的农民至少在一千万人以上﹐占失地农民的20％。……有关调查显示﹐46％的失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赵蓓蓓﹕〈如何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人民日报》2005年12月5日﹐第16页）。

[125] 王晓明﹑王春雨﹑曹国厂﹕〈新时期我国土地流转存在的隐患及对策分析〉﹐上海农业网2009年3月23日。

[126] 张路雄﹕〈中国耕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香港传真》No. 2009~2。“若土地私有化﹐即使开始是平等的﹐那么仅仅随着各家各户人口的变化﹐人均拥有的土地也会产生变化﹐导致新的不平等的出现。至于力量薄弱的小农经济﹐在市场与资本的压力下不可避免的分化就更不用说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仅应该是长期﹑稳定的﹐更应该是平等的﹐这些比其完全的所有权更符合农民的利益”（贺雪峰﹕〈土地平等使用权+民主合作自治 — 农村发展的方向〉﹐《绿叶》2009年第8期﹐第116~119页）。

[127]〈人民网2009“十大最强音”〉﹐人民网2010年1月3日。

[128] 值得一提﹐农民宅基地换房的“上楼致穷”现象﹕“宅基地换房或者旧村改造﹐让农民上楼居住﹐某种程度上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不便﹐尤其是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民﹐还要继续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更为严重。……原来在宅基地居住时的隐性成本就成显性成本﹐比如物业费﹑水费﹑电费等都会大增﹐原来的院子可以养猪﹑鸡﹐现在都不能养了﹐原来的房子可以多建几间出租﹐现在也都不行了﹐这样的刚性成本增加是农民‘上楼致穷’的主要原因”（郑风田﹕〈农地入市的是与非〉﹐人民网三农论坛2009年11月29日﹐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0&treeView=1&view=2&id=96131031）。

[129] 又如﹐李昌平指出﹐“菲律宾曾经是‘亚洲典范’﹐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是一样的﹐大资本下乡﹐逼着农民破产﹐农民就进城打工。当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农民工失业﹐可是农民工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里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菲律宾1960年代的军事政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专家称中国农业政策落后﹐农民增收困局20年未变〉﹐中广网2009年11月9日）。

[130]〈户籍改革﹐农民进城扩内需〉﹐香港《信报》2009年12月8日﹐第1页。

[131] 刘茜﹕〈农民工“不愿”入城﹖〉《南方日报》2010年1月28日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1/28/content_6816349.htm）。

[132]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6和2009。

[133] 至于石油等战略性行业的国家安全﹑政治意义﹐详见梁晓﹕〈石油﹐不全是经济〉﹐《世界是平的吗﹖》

[134]“事后有关人等指出此为‘未经授权的交易’。众所周知﹐如果这宗买卖替公司带来利润﹐‘流氓’便是‘英雄’﹐而交易有否获批准亦无关宏旨﹗”（林行止﹕〈油价不易测﹐生化能源吃香〉﹐香港《信报》2009年7月6日﹐第8页）

[135] 国泰航空上一次出现亏损是在1998年﹐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亏5.4亿港元（〈需求放缓拖累﹐燃油对冲损手﹐国泰劲蚀85.5亿历年最差〉﹐香港《信报》2009年3月12日﹐第1页）。

[136]“海地人民甚至以黄土加盐和菜油搓成泥粉焗成泥饼﹐一百块普通饼干大小的泥饼售价由一年前的3.5美元上升至4月上旬的五美元﹐涨价的原因是从山区运泥的费用因能源价格急升而上涨。……4月23日德国《明镜周刊》在报道该国一个农作物投资俱乐部的资产从1.5万欧元变成1500万欧元时以‘致命的贪婪’（Deadly Greed）为栏目”（林行止﹕〈粮食危机中对富人和中国的期待〉﹐香港《信报》2008年4月28日﹐第10页）。

[137]〈粮食短暂失衡﹐毋须夸大危机〉﹐香港《信报》2008年4月15日﹐第2页。

[138] 铁矿石三大供货商要价强硬﹐欧佩克调节供给控制油价﹐国际炒家大鳄投机操纵油价﹐酝酿中的天然气卡特尔……就连全球暖化﹐也能创新﹑继而发展壮大出“碳排放权”期货交易。

[139] 详见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47~252页。

[140]“据中国第二次煤田预测﹐太行山~雪峰山一线以西11个省区共有煤炭资源4.5万亿吨﹐占全国煤炭总资源量的89％﹐其中新疆预测资源为2.08万亿吨﹐占全国的32％”（详见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53~259页）。

[141]“铬﹑钛﹑镍﹑汞﹑铂族﹑钾盐﹑石棉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铅﹑锌﹑钒﹑锰﹑锡﹑锑﹑重晶石占全国的60~80％﹐铜﹑钴﹑钨﹑磷﹑硫铁矿占全国的比重超过或接近50％﹐铝﹑铁﹑银﹑金﹑硼﹑天然碱在全国也有重要位置。仅西北地区探明的130种矿藏中﹐钼﹑锂﹑钾﹑镍等40多种矿产居全国首位”（详见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60~265页）。

[142]“譬如﹐著名的西气东输工程﹐规划七年建成﹐估算直接使用钢材207万吨﹐消耗焊条5100吨﹐挖填土石方三千万立方米以上﹐同时需要大量水泥﹑木材﹑气泵﹑仪器仪表和自动化设备。除了555亿元主干管道投资外﹐西部气田和沿途城市内部管网的投资额上千亿元。工程所需的施工机械﹑粮草供应以及产生的关联效益尚未计算在内。水泥﹑木材﹑钢材﹑建筑材料不可能都从沿海运过来。这一个工程就可以大大激活管道沿途省区钢铁﹑水泥﹑土建安装﹑机械﹑电子等产业的发展潜能。”（详见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67~270页）

[143]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417页。

[144] 中信泰富政治暨经济研究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45] 不像指望着外来订单的“三来一补”出口加工业﹐随着订单多寡﹑开工量的多少﹐工人今天来﹑明天走。

[146]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42﹑429~430页。“这还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李旭梅﹕〈西部大开发之“大”— 读《西部大开发方略》〉﹐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第87页）。

[147]“许多大量排污的乡村企业﹐是靠损坏环境﹑破坏资源维持生存的。……从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破坏的严重程度看﹐我国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承受进一步的破坏”（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40﹑242﹑58~61页）。

[148]“同样是花钱治理﹐同样是几通一平﹐没有城市化﹐既解决不了农民继续搂草砍柴﹑挖甘草﹑挖发菜﹐也解决不了一斤苹果五分钱﹐从而无法终止30多年来生态治理与生态破坏之间的竞赛。……借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换一个思路﹐把几通几平从荒山秃岭挪到城市边上去干﹐生态环境恶化和工农产品需求不足的难题﹐逻辑上就一举解决了”（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165~168页）。

[149]“譬如﹐青海湖环湖地区和长江﹑黄河源头地区﹐没有工业开发﹐没有农垦兵团﹐只有很少数牧民﹐荒漠化土地面积每年扩大二百万亩。黄河源头玛多县﹐全县人口才10717人﹐70％的草场退化﹐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干部职工近一半时间发不出工资”（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421页）。

[150] 参阅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210~230页。

[151]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第53页。关于大时空调水战略﹐推荐参阅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杨双﹕《再造中国》﹔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一》﹔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调研实录之二》。

[152]“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第444﹑446页）。

[153] 例如﹐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根据“公费医疗神木模式”算大账﹐“全国只要花6％财政收入就可解决看病问题……神木一年下来﹐每人免费的公费医疗花销是330元﹐全国都按照神木的标准实行免费公费医疗的话﹐4300亿就可以实现了 — 而在每年七万亿的财政收入下﹐这只能说明‘有了钱不会花’”（〈民政部肯定公费医疗神木模式﹐人年均花费330元〉﹐《扬子晚报》2010年2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5/content_12935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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