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20）
省市高官访台 发动银弹攻势
拆古城修公路 大理文化自宫
中国式冧市 揽住一齐死
政策市不改 内地股楼当殃
中国经济强势下问题多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场正在上演的国家动员
治理高房价「放空炮」不行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大陆房价“癌变”一招可治
玉树地震启示：预防和救援同样重要
学会辟谣与地震预测一样重要
中国评论﹕两次抗震救灾的同与不同
中共急着给地震划句话 说到底为的世博
权力对权利何时不再傲慢？
效彷奥巴马，中国当创设官员“裸财”之规
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须抛弃“另类一流”
龙吟大地：中国海军扯断第一岛链
济世狂言：何小颜警世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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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高官访台 发动银弹攻势
湖北省委书记罗清泉昨日率领十七名地市委书记访台，向台湾各界下定单五亿美元，财大气粗可见一斑。为了争取台湾民心，大陆频频让利，银弹攻势一轮紧接一轮。
湖北访台团声势浩大，共有三十多个团上千人，还将举办「台湾湖北周」。自从去年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访台之后，大陆省市高官访台便日见频密，接下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广西自治区委书记郭声琨也将率团访台。省市长方面，则有福建省长黄小晶、广东省长黄华华、浙江省长吕祖善、陝西省长袁纯清等。
这些高官访台并不是空手而去，表面上是加强经贸交流，实际上是执行北京有关让利台湾的对台新政，通过採购定单来解救台湾经济。马英九执政之后，受金融海啸影响，台湾经济一蹶不振，就业情况每况愈下，马英九的民意更是高台跳水般一落千丈。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出手解救台湾经济，相当于变相搭救马英九。
庞大採购 打救经济
在全球经济仍在为复甦而努力时，大陆经济却日趋过热，财力惊人。梁保华去年率领江苏团访台，一出手就是四十一亿美元，加上商务部派的採购团，大陆一年向台湾下的定单就有上百亿美元，解了台湾经济的燃眉之急，也使马英九吃下定心丸。以往，只有中国领导人前往美国或者欧盟访问的时候，才会派出採购团，如今对台湾也派出採购团，从中可以看出台湾在北京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
实际上，定单的分配也大有文章，既要照顾台湾财团的需求，亦要顾及普通民众的利益，既要呼应北台湾蓝营票仓的诉求，亦要照应南台湾亲绿民众的期盼。为分配好这些定单，大陆对台部门也是煞费苦心。
不过，面对民进党採取的围攻和炮轰战略，大陆採购团大部分时间都在军警护衞下，在酒店宾馆签约，很难深入到台湾民众中间，尤其很难涉足南台湾民进党大本营，对民进党的支持者难以施展影响力。
此外，大陆各省市高官代表团接踵而来，与国民党官员整日宴会，互赠礼物、把酒言欢的场面，通过媒体放大，给台湾民众的印象，彷彿大陆官员将吃喝风等官僚主义传染到台湾。民进党文宣部门也开始藉此大做文章，讽刺国共两党搞少数人政治、玩宴会派对，煽动台湾民众的抵制情绪。
凡事有利即有弊，大陆让利于台湾的银弹攻势，从短期来看，让台湾民众感到大陆的大方与豪气，但从长期来看，却未必能让台湾民众心服口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今后但凡大陆不派出採购团，或者让利让少了，台湾政客肯定会利用民粹大做文章，变相勒索。
拆古城修公路 大理文化自宫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拆真古蹟 造假古蹟
唐代南诏国的古城牆位于大理，当年蒙古忽必烈大军横扫万里如摧枯拉朽，惟独阻在这段名叫「龙首关」的古城牆之下。然而，屹立千年不倒、忽必烈未能攻破的这段古城牆，如今却倒在当地政府的推土机下。政府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修筑公路「怎麽都绕不过去」。
这种掩耳盗铃般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全国各地的公路成百上千，大同小异，是一种完全可以複製的基础工程；而龙首关这样地基保存完整的城牆，全世界也只有一座，它是大理历史的见证，是大理深厚的人文沉淀的体现，是不可複製的文化遗产。这座古城熬过了上千年的风霜雨雪，熬过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拆大破，但却熬不过当地政府的推土机。
更可悲的是，就在大锤砸破两道城牆之际，当地政府竟然打着《文物保护法》的幌子，称已经保护了文物并取得了文物主管部门的同意。据内地媒体报道，交通局官员说：「文物部门不就是要钱嘛！要我们出考古发掘的费用。谈不拢就下达停工通知。现在我们已经把钱打给他们了，所以他们也就不说甚麽了。」他还拿出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二百二十四万元发票证明此事。
拆真古蹟 造假古蹟
一个拿铁锤砸，一个收钱了事，千年文物就这样在政府部门的相互勾结下面目全非。面对一个已经残破的龙首关，大理政府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这方面的教训，北京便是前车之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兴起拆城牆的热潮，「用大家喜爱的义务劳动的方式」，怀着「为社会主义祖国作贡献的美好理想」，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有「国门牌楼」美誉的前门五牌楼被拆除，前门有轨电车停运，古朴的商业街区、京味的叫卖、天桥的杂耍等等都再也不见踪影。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抱着牌楼大哭，最终亦无法阻挡那种愚昧的热情。
而到了二○○八年，为了举办奥运会，北京重建永定门，恢复重建前门大街，保护国子监街、什刹海、故宫、长城，以及旧皇城、历史城市水系统和古城基本架构，延伸传统中轴线，以体现古都基本格局。这种出尔反尔式的反覆，无疑证实昔日走过一段多麽荒谬的岁月。
这些年不少地方，一方面是真正的古蹟在麻木不仁的漠视中轰然倒地化为废墟，另一方面却在大兴土木堆砌不伦不类的人造古蹟。而更让人气愤的是，这种本末倒置的愚蠢行为竟然还被誉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历史遗蹟被抹去，是万劫不复的毁灭。正因为如此，残存的才愈显珍贵。而像大理当局这样当败家子对已经不多的遗址古蹟依然不屑一顾的时候，又还有多少祖宗遗产可以挥霍？又有谁来制止呢？
中国式冧市 揽住一齐死
太阳报
港股昨天大幅下挫，美国证交会控告高盛掀起的华尔街律政风暴只是头盘，中央打压炒楼拖累沪深股市插水引起的恐慌才是主菜。其实，内地要严厉整顿「楼疯」是意料中事，但按过去经验，后果往往会出人意表。中国式调控带来中国式冧市，多个市场揽住一齐死。所以股市跌定先，甚至跌凸，完全是市场的理性反应。
中央这次主要从信贷入手严限炒楼，例如二套房首期五成兼收贵息，第三套房随时停贷，非当地居民借钱免问。其实，早在去年底内地开始出口术试图调控楼市时，我们曾指出中央说甚麽都假，从来就只有银行「关水喉」这一招最有效，到现在楼价失控才严限住房贷款，显然慢了好几拍，而且以钟摆理论推算，楼价偏离合理价值的幅度愈大，向下超调的机会就愈高。
在中央出招后，有炒家即时大手沽货避风头，个别发展商减价促销，用家则暂时观望，等待楼价回落至合理水平。那麽怎样才算合理，后果又会如何呢？以内地楼市价量齐升的凌厉走势判断，市场是由投资需求主导，否则一线城市住宅又怎能卖到几万元人民币一平方米。于是问题来了，要回复用家市场，楼价可能会有惊人跌幅，不但财富大蒸发，还会引起连锁反应。
内地银行去年的超宽鬆信贷，毫无疑问是楼市走向疯狂的催化剂，房地产相关新贷款以万亿元人民币计。发展商积极借钱买地起楼，民众借钱抢购一二手物业，银行又乐意大开水喉，背后其实很一致，就是预期楼价长升长有，贷款成本相对资产升值是微不足道。钱搵钱的游戏玩完，楼价由升转跌，坏帐便会如火山爆发，银行还未完成第一轮增资，恐怕已要筹备另一轮增资了。
此外，内地房地产市场的产业链，从上游原材料行业，到下游家居用品，涉及几十个行业，绝对是牵一髮而动全身。去年中央一声令下，很多行业都增加投资、扩大产能，不断升温的楼市直接或间接成为这些产品的大主顾。所以当楼市急降温，产能过剩必定雪上加霜，企业将蒙受损失，如果是由地方政府支持的投资，说不定还会引爆地方财政危机。
中央调控楼市的能力毋庸置疑，倒是时机及决心难以捉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问题愈是积重难返，便需要更大的调控力度，以致后果难料。如果要搞到尸横遍野、浴火重生，政府、市场及民众顶得住吗？难怪不是揽住一齐癫，就是揽住一齐死，没有中间路线，只有半途而废！假如中央今次真是「动真格」，股市恐怕还未跌够。
政策市不改 内地股楼当殃
东方日报
华府向高盛秋后算帐掀起全球跌市，中港股市也赶上这趟车，打造了「黑色星期一」。Ａ股创出八个月最大跌幅，权重股、强势板块俱暴挫，拖累港股亦大跌四百六十点。上周四内地公布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数据，本周一就报以大跌，不外两点：要麽基本因素未能取信市场；要麽基本因素不及政策因素强。当前两者兼而有之。
内地基本因素未能取信市场，是因为高增长、低通胀被质疑有玄虚，俱未能反映市场感受到的不确定及风险。对此将信将疑未足以酿成跌市大难，政策因素才是跌市的推手，概无例外地凸显沪深股政策市的特徵。造成跌市的政策因素有二：一是四月十七日国务院颁布调控楼市的《通知》，业内称之为「史无前例的严控」；二是新推的股指期货，初显助跌的功力。
两项变数不仅叠加一起，两项利澹又同高盛利澹叠加一齐，产生了更强催化效应。终于又一次演绎了「成也政策、败也政策」的宿命，股指期货「破发」之后，可能继续发挥助跌的功能，在政策因素催化下，看澹将成主要市场情绪。政策叠加效应，显示择机有失明智，而择机的被动，是因为「该出手时不出手」，拖到不得不出手的时候，已压缩掉选择时机的空间。
以楼市调控为例，由屡造地王到发展商及地方政府的跋扈抗命，已充分暴露了地产市道的症结，但中央出手迟缓，以至市场当调控无料到时，才被迫出重手、推辣招打压。从中除看到政令难彰之外，也显示了市道积弊难返的两难，就是对股市、楼市打压过度，对经济造成何等影响，会否拖入二次衰退，当局心中无底。
由于避免二次衰退仍是决策的重中之重，股市、楼市大跌，虽有挤泡沫的效用，但一旦当跌势形成，恐怕又非当局所愿，因为股市过度下跌，打击财富效应和经济情绪；楼市过度下跌，又恐伤及银行体系。股楼在甚麽水平可能引起决策的恐慌，需要出手托住「政策底」，相信会在当局考量中。「黑色星期一」虽然跌得凶险，但政策未必能容忍中期跌市形成，托底反弹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
既然政策市挥之不去，市场的基本判断有两条：其一，目前应该是炒风收敛的时候。内地楼市经过前段的疯狂，极大挑战政策颜面，而不为当局所容，目前只有下调空间已无上升空间。股市被资金紧缩所压，已调整在先，即使可能向下调整，毕竟空间亦有限。
其二，市场的政策风险逐渐强化。由金融危机实施救市措施开始，内地的市场治理，日益陷于对政策的依赖，这种由市场化到行政化的倒退，虽有应对危机的作用，但也使决策者陷入行政手段的迷信而不自拔，从而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政策风险。每当决策不当或失误，造成的伤害可以十分严重，难道内地真的自信决策可以做到算无遗策、万无一失吗？
中国经济强势下问题多
大公网 赵令彬
2010-4-19
中国首季经济表现更趋强劲，虽未过热却面对几个严重问题：外部经济表现差，房地产泡沫仍在涨大和通胀上升压力日大等。货币收紧则有明显进展，对缓解泡沫及通胀问题有利，但力度仍未足够。
内外经济失衡严重
首季GDP增长11.9%，比上季加快一点二个百分点，令有人怕会走向过热。对此实不必担心，因为：（一）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growth potential）很大，足可容纳12%的增幅，如不利用反是浪费。（二）通胀上升却仍在可控区域。（三）近两季的高增长有复苏性质，受去年基数较低的影响，故稍后会回落，全年将呈前高后低形态。此外，增长的结构亦佳，三大产业都有良好增幅：第一产业（农业）及第三产业（服务业）有3.8%及10.2% 增幅都很理想，第二产业最高，达到14.5%，其中工业增长19.6%，继续扮演增长极角色。重工增长22.1%而远高于轻工的14.1%，反映了投资旺盛的情况。
GDP高增长全由内需带动。首季投资及消费增长维持强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 25.6%，零售额增17.9%（实际增长约15%）。消费中汽车及住房等大件仍是热点，故相关销售强劲：汽车、傢具及石油製品等都有达到或接近四成的增幅。但外贸情况甚劣，出口复苏较入口慢导致首季顺差大跌七成多（详见本栏4月14日），严重拖慢GDP增长，显示内部与外部经济间失衡严重，且情况有恶化迹象：三月外贸出现了多年来首度逆差，并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楼市持续过热
房地产热度甚高，近月连番出台的冷却措施仍效果不彰。热度反映在投资、销售及价格方面，首季房地产投资大升 35.1%（商品房升33%）而远超总投资的25.6%，与去年同期相比高出31个百分点，显见资金蜂拥进入。这也可从施工面积的高增长（35.5%）及其结构中得见：新开工面积大升60.8%而完工面积只升12%，反映许多都是新项目，而这将保证今后投资热度会持续一段时间。销售方面同样炽热，反映楼市供需两旺：买地面积升三成，楼宇销售面积升35.8%（商住房升34.2%）。在这情况下价格自会上扬，三月份70大中城市平均楼价升11.7%，为五年来新高，环比亦升1.1%，显见升势未止且有加快迹象，其中新建住房升幅更高达15.9%。升价令销售金额增幅远高于面积增幅：买地费增56.5%，显示平均地价升约二成；楼宇销售额升57.7%，商住房的升55.2%，显示平均楼价升16.1%，商住房的升15.6%。
目前社会上对房价高企不满日深，楼市泡沫正由严重的经济问题伸延为社会以至政治问题，当局虽不断出台新抑制措施，但民间对政府调控的信心已大减。
中国经济会不会崩盘？
2010年04月18日 来源：侨报 ： 刘杉
中国经济崩盘论近来甚嚣尘上。有境外媒体甚至称，中国经济可能在上海世博会结束后崩盘。
这让人想起北京奥运会前夕，也有媒体预测中国经济在奥运会后崩盘。过后来看，这种说法不免有些杞人忧天。不过今非昔比，当下的中国经济与奥运会前已大为不同。经历了宏观政策刺激后，中国经济系统中存在着过剩的流动性，房地产价格飞涨，资产泡沫严重。同时，地方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大举借债，这使得地方政府不断积聚信用风险。
境外人士正是看到房地产泡沫膨胀和地方债务风险，而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对此满怀忧虑。
比较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危险性更为严重。因为政府多次政策调控带给市场的预期是，房价永远会涨。这使得投机行为盛行，泡沫急剧膨胀。然而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只涨不跌的房价，如果对其放任自流，一旦货币供给趋紧，房地产市场必然崩盘。
道理似乎很简单，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复杂，政策博弈持续进行，使得政府无从下手，也不愿下手刺破泡沫。不过政府对房地产的“绥靖政策”似乎到了拐点。因为除了经济风险日增以外，民怨也在沸腾。或许，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虑，让政府不得不有所动作。
4月1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文章。温家宝此举，引起舆论多种猜测。而就在当日，中国国务院也出台了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信贷政策。政策规定，对购买首套住房且套型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
这是中国政府实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多年来，第一次使用了真正有用的政策手段。这种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对泡沫经济崩盘的担心，也有对社会安定的忧虑，更有政治博弈的较量。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终于开始做正确的事情了，这也让那些担心中国经济崩盘的人士略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财政也将受到影响，这使得地方债务风险有所加大。尽管如此，地方信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制国家不同，地方政府信用实际与国家信用相联系，中央政府不会坐看地方政府出现财务危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手段来化解潜在风险，同时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
令人担心的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意识到地方债务风险，并加以防范；另一方面却大量推出地方经济规划，鼓励大规模的投资行为。这种矛盾做法，使得未来财政和信贷风险继续集聚。
以中国现有经济规划，不愁房地产降温后没有经济增长点。就如燎原之势的地方投资，很可能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保持一定增速，但这种增速的背后可能是产能过剩、财政负担加重和信贷资产风险。即便财政不出问题，银行信贷风险却是与日俱增。对此，中国当局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房地产行业能够平稳着陆，中国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期，但崩盘风险或许能够化解。在谨慎乐观同时，也应当心房地产热卷土重来，特别是地方经济规划可能变相掀起新的房地产投资热。
（系大陆资深财经评论人士）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场正在上演的国家动员
来源：侨报 ： 侨报评论员 张西望
将于4月18日出版的《侨报周末》刊发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场正在上演的国家动员》评论员文章指出：潜在经济风险甚至危机犹如一场地震，既难以准确预测又有许多可供研究之规律。有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家动员令，尽管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完全传遍中国社会，但我们相信它的动员能力。全文如下：
政策即将转变，加快出货频率——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一位朋友今年春节前从胡锦涛中央党校讲话中嗅出飓风来临的反应。香港媒体发现，就在那个历史性的讲话中，胡锦涛连用50个“加快”阐述了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那以来两个半月内，从舆情氛围观察，人们记住了“加快”而忘记了那个重要的词汇“转变”，不是“改变”更非“转型”，应看作是一个稍显温和的革命号令。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确是一个全新的理念，甚至还是一个新的来自共产党内部的政治诉求（当“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再能够持续发展，则停滞的中国经济不仅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甚至会因失业率大幅高企而带来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危机）。以至于很多地方官员和媒体人士对此还认识不足。一位媒体老总私下说，该报记者的报道竟将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相溷淆。另一面，社会大众对这个稍难理解的理论议题兴趣缺失，因为更现实直观的高房价问题更缺乏有说服力的回应。
也是从2月3日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还没有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调整姿态，楼市疯狂便频频上演，央企出手导致地王频出，各地楼市飚涨，买家不再观望，媒体连续关注，民间舆论愤怒……直到北京楼盘出现“一天每平米上涨数千元人民币”这样畸形且疯狂的神话。
为了避免房地产成为脱缰野马并重创中国经济，现在是中国楼市政策设立博弈分水岭的时候了（尽管此后仍会继续出现新的天价）。本周三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终于推出整肃楼市的方略，股市里的热钱次日便开始从地产股中大幅流出——尽管不少学者仍忧虑提高二套房贷标准和准备加税动作还不能令楼市降温，但多剑齐出的“政策包”终于打开，人们至少可以降低房价高涨的预期了。这种预期甚至推高了楼市热并使实际需求“泡沫化”了。
议题回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来，必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才能放眼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必须告别“上亿件衬衫换不来一架波音飞机”的时代：第一产业不稳、第二产业不强、第三产业不大的国情下，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逾60%的中国经济很难想象在国外需求饱和的条件下还要把产能过剩的电视、手机甚至汽车卖到外星球去。相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服务业比重想得到改善，则依赖国家经济社会的政策、法律、税收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完备，这对习惯于由政府主导市场变化的中国来说，不啻于一场经济生活的革命（同样有文化和理念的挑战）。
笔者近读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名嘴格伦•贝克的《常识：反对一个失控的美国》。他通过简单的常识质疑美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包括政治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对滥发国债和通货膨胀以及对美元贬值的批评。笔者由此想到，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同样有个关于失控的质疑清单，其中必然包括：各省市竞相追逐“土地财政”、拥有全球最大产量却失去谈判定价权的钢铁业、超低的科技转化和应用能力、每年新增上千万新的劳动人口但却只能去参与劳动密集型岗位……人们在担心中国经济“温水煮青蛙”般地走向失控的同时，也期待着由服务领域、文化传播、低碳经济、新兴产业等建构成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总之一句话：要追求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续。
当金融危机发生后，学术界正想要观察中国的应对之策，这时却发生了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的地震救援反应速度则让西方发现了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或许这真的有某种相似之处——潜在经济风险甚至危机犹如一场地震，既难以准确预测又有许多可供研究之规律。现在只能说，有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家动员令，尽管看上去似乎还没有完全传遍中国社会，但我们相信它的动员能力。
一场未来的变革起于今年，复杂的系统博弈需要不止一年时间，假如十年后回首今天的话。
治理高房价「放空炮」不行
大公网
2010-4-19
不久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住房保有税能否抑制高房价？」为题报道了如何遏制房价快速上涨。这是自新华社3 月28日开始播发聚焦高房价的「新华时评」以来，中央媒体连续十四天炮轰高房价、高地价，以及追问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
中央主流媒体十四天接力炮轰高房价之所以引发强烈关注，是因为如此集中炮轰某一行业是破天荒之事，其本身就不无「人咬狗」级的新闻价值。更何况，表现为房价畸高疯涨发烧症状的中国房地产已然引发普遍的千夫所指和民怨沸腾，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中央媒体联袂接踵用「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方式出手，来表明中央调控房地产的决心，表达民众对房地产发烧的不满，理所当然可以理解。
炮轰实效不大
问题是，对高房价接力炮轰又有多大实际效用？我认同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观点：「中央媒体有更多更强势的话语权，但很少炮轰过某个行业，这次把房地产行业作为炮轰的对象是破天荒的事。」「媒体对整个民情民意的影响非常大，同时民情民意有时能向政策的走向妥协，这是一个逻辑关係。但我不认为他们的炮轰对中国的房地产健康稳定的发展会产生多大实质性的作用，因为市场有市场的规则，而不是人多了就符合客观事实。」「这是中央媒体的决策层对读者的交代，也是向中央的反映民意，它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在我看来，「辱骂不是战斗」，对民间舆论骂声产生「抗药性」和逆反心理的中国高烧疯癫的房地产早已习惯在骂声中成长。换言之，畸高房价固然须要央媒接力炮轰，更须要强力退烧措施的及时跟进。
对于高房价，如果光「放空炮」而无实质措施跟进，接力炮轰则有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反向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遭受央媒炮轰以来，一方面，主要城市房价依然高烧不退。新华社连续发表评论批楼市期间，各地房价波澜不惊疯涨依旧。南京房地产开发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张辉表示，「楼市现在已经看不懂了」，房价没有丝毫下降的趋势，可买房人依然呼呼往前冲，真正的刚性需求已经被挤进了夹缝中。他认为这早已不是健康的市场。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只要房地产市场没有被政策「拉闸」，房价还有上涨预期，楼市疯狂现象就不会改变。另一方面，房地产遭受央媒炮轰以来，各种传言见诸报端，比如：有消息称物业税方桉已经落实将在京沪穗渝进行试点，「上海将开徵房产保有税」等等说法漫天飞，让房地产市场再次陷入调控观望期，让许多刚准备出手买房者产生「再等等」的想法。
政府要下决心
新华社连续高调炮轰立刻引发各类媒体强烈关注，也让民间公众产生「这可能是高层授意，可能会在近期出台相关政策」等等猜测，尤其是新华社最后一篇评论《税收槓杆应发挥更大作用》，让媒体猜测似乎得到印证。税收是调节房价的重要手段，可是近几年实践证明，光靠提高契税营业税个调税等房屋交易环节的税负，很容易被卖方转嫁到买家头上，而保有环节税收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效果更好。物业税开徵传闻之所以风声鹤唳，是因为物业税优势明显，尤其是能够调整当前不合理的财税体制。然而，物业税作为全新税种动作大、影响广、程序烦，需要经过人大立法，远水难救近火。而房产税则属现有税种，且只是国务院行政法规，无须人大批准，能在短时间内调整税基税率，地方政府想要从严徵收，只须报经中央相关部门和国务院批准即可。
近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提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在统一税政前提下，研究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以培育地方支柱财源。因此，就房产税而言，京沪深等少数城市在年内进行试点，既无法律障碍又无行政阻力，且能解高房价燃眉之急，实属调控上策。也就是说，当下就调控房地产的税收手段计，税收政策再出击，缺少的不是理念技术障碍而是决心态度。其他行政调控手段同理亦然。
我想提醒的是，无论如何，央媒对高房价接力炮轰不能变成虎头蛇尾「打奶吓小孩」的「放空炮」，因为接力炮轰一旦变成「老狗看家，动嘴不动身」，则非但不会为疯癫楼市退烧，还有可能火上浇油加大楼市泡沫破灭的风险係数，其结果恐怕谁也不愿看到！
中国“圈房运动”弱化执政党社会基础
早报 郑永年
房地产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政策挑战。这是因为房地产在很大程度上聚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房地产是经济之痛，因为它已经绑架了中国的总体经济。房地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追求GDP的主要工具；但同时房地产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一旦破灭，必将对总体经济造成负面的影响。它是社会之痛，因为和其它商品不一样，房地产具有社会特殊性，是社会产品。当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居住权不能实现或者被剥夺的时候，社会的稳定就会失去基础。
房地产更是政治之痛，因为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制造着各种矛盾。在上层，它既然绑架了中国经济，也就自然绑架了为中国经济负责的政府；在中层，房地产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财源，使得地方政府变了质，迫使其演变成为掠夺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在社会基层，它剥夺着中国老百姓高度认同的居住权，加速度地把中国社会泡沫化。
中国的房地产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走到这个地步？主要还是中国变种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把一切投入市场，把一切货币化。进入中国以后，新自由主义也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例如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企业界增加了竞争，尤其是中小企业之间。但新自由主义显然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在强大的国家力量保护下，市场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非常小。尽管国有企业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的作用仍然很微弱。
不过，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则如鱼得水。首先是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新自由主义进入了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领域。然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攻克了教育领域。这几年则很快攻克了房地产领域。
新自由主义的祸害
在上述诸社会领域，并不是说原来的体制有多好。相反，原来的体制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非常低下，并且是由行政方法来实施的，因此既缺失公平，不可以持续，更无效率。在这些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也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应当是社会政策，然后再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和分配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有效性。一旦当这些领域被视为是经济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来源时，社会政策就无从谈起。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明确的社会政策；相反，所有社会领域呈现出被经济政策所主导的趋势。
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的打击和破坏是致命的。无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人还是家庭，任何一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住房可以说一个社会的硬件基础结构。可以说，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所有社会领域，对社会全体来说，没有像比住房更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房地产要解决的是居民住房权问题，所以其和一般的经济商品不一样。当一些社会群体每人拥有三、四套甚至更多的住房，而另外一些群体的住房权得不到实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后一群体的住房权被前一群体所剥夺，而前一群体所拥有的住房，已经大大超越了住房权的概念，而是把本来应当属于他人的权利，用来获取和投机更大的利益。他们能够投资、投机房产，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正当的财力，或许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和官员权力的滥用，中国到处都在发生有钱有势者为主导的“圈房运动”。为什么85%的家庭买不起住房，但很多城市商品房的空置率达到了50%以上？这是“圈房运动”的产物，而不是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所能解释的。
无论是利用手中的财力还是权力来投资、投机房地产，他们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房地产有利可图，他们自然拼命进入。但很显然，并非任何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投资、投机所有领域的。无论是房地产的“利润率”，还是投资、投机者的“准入权”，都是有关当局的政策导向的结果。就是说，投资和投机者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失误，一是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社会政策；二是和开发商结盟，通过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
一个社会一旦失去诸如像房地产那样的硬件，而像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那样的软件又不到位，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中产阶级是任何一个社会稳定的主柱，因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政府都是下大力气来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没有这样一个阶级，国家的治理（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都难以为继。中国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毋庸置疑，房地产已经成为弱化中产阶级、阻碍中产阶级成长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房地产弱化着原来已经跻身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因为不断高涨的房价，使得这个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房奴”。房地产更是遏制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中间，除了少部分新生的企业主之外，大部分来自专业人才，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不过，在中国，“八十后”和“九十后”已经注定要成为最无希望的一代，无论怎样的努力，都很难实现他们的住房权。对社会的影响会怎样？看看香港就可知道一个大概。香港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也有更多的年轻人找不到出路，他们既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也没有希望得到比较体面的住房，因此开始做毫无理由的抗争。反对建高铁就是一个例子。香港是个地产老板统治的地方。中国现在的情况不能改变，必然步香港的后尘。
在很多方面，这种情况也早就在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利益导向的社会，物质利益是年轻一代最看重的因素。但正是在物质利益领域，面临住房、就业和教育等困境，很多年轻人已经感觉到希望的淼茫。这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跟随着全社会的物质主义的是普遍的不幸福感，是形式多样的反社会行为，如不信任任何人、毫无理由的仇恨，甚至是自杀。
任何执政党都需要社会基础。中国的各种政策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政策导向。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专业阶层的形成，政权开始向这些新群体开放。这个方向很正确，它有利于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可是，尽管市场经济体制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但却缺失保护已有中产阶级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政策机制。就住房来说，中国初生的中产阶级面临多重的挤压，既来自私营部门（房地产开发商），也来自地方政权和开发商的强大“圈房”联盟。近来，大型国有企业部门加入“圈地、圈房”运动，更是大大恶化了情况。
经过改制，中国政府的庞大国有企业很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就是说它们必须向持股人负责。这似乎没有不对，但这却偏离了国有企业为国家总体利益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私人服务的工具。国企并没有抽象的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实际上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和持股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在“圈地”和 “圈房”方面的行为，和私人投资者、投机者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国有企业比私营部门更具有权力、更强大罢了，因为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追求私人利益。这和西方不同。西方政府本身没有企业，不会涉及到房地产利益。政府因此有条件来规制私营部门。又因为存在着民主制度，政府要面向社会的压力。政府因此有强大的动力来促使社会政策的确立，保护社会。
如果房地产是经济泡沫，还可以应付。但一旦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泡沫，社会稳定甚至是政权的安全就会成为大问题。去除社会泡沫，越早越好。道理很简单，投资和投机房地产的人毕竟是少数，但等到大多数社会群体不能忍耐的时候，就为时已晚。一旦社会解体了，政治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正因为房地产聚焦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可以推进各方面的进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
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境，也说明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要一起推进的道理。经济发展对执政党很重要，但并非所有类型的经济增长都对社会有利，对执政党有利。只有对社会有利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才会有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大陆房价“癌变”一招可治
来源：侨报 ： 梁隽
中国有关方面近日变相承认房价上涨为中国“癌症”：国务院14日召开的常务工作会议出现“坚决制止房价过快上涨”的提法，被网民与一些专家学者解读为房价上涨已不可遏制，可以制止的只是过快与否，亦即涨幅问题。
房价上涨之迅勐已成中国官方按压不住的怪兽。上月的中国“两会”上，温家宝制止房价上涨的话音未落，北京新地王近乎“应声而出”；之后，随着“央企退出房地产”、“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等措施出台，中国房价非但没下落反倒再度频开“阳线”向上攀升。
中国古代“衙内”作乱，高官最是头痛，“豆腐掉到灰堆里”，万万打不得，仅能“吹吹”而已。房地产就是今日的“衙内”，中央政府靠它实现 CDP保八（贡献17%），地方政府更要靠它维持地方财政，因此房价愈高愈好，受苦的只能是老百姓。
民生课题有怪异性，譬如：每临节假日尤其春节临近，官方必加大物价看管力度，平日难得一见的工商执法人员亦必倾巢出动，散见于市肆摊位，严防猪肉白菜涨价，皆因“弄不好百姓会闹事”。房价不然，再涨也不会死人，不会闹大乱子，毕竟因房价上涨而来的民怨多止于网络或小民之街谈巷议而已。
有网民推出下列公式：政府卖地——卖地产生地王——地王推高楼价以拿回买地钱——百姓买不起楼——国家乃百姓之国家或代表——百姓的代表（地方政府）把自己逐出住房……这个公式无疑失之偏颇却难于辩驳，说明房价某种程度变成攸关“三个代表”真伪的大命题。今天的政府当然是代表人民利益者，把人民利益放到首位乃是“三个代表”题中应有之义。
站到这个角度回看房价上涨问题，得益者政府也，还有所谓“炒房团”多为中国富人，受损者则是占中国人口2/3的中下层百姓。而政府、富人之让利于温饱后求居室改善者，是“上向下”的输诚与示爱。
如何根治房价高企这一癌症？易言之，为什么官方推出的新近措施显得更像“豆腐掉到灰堆里”之“吹吹”而已？因为“央企退出房地产”，中国的专家学者乃至一些媒体已公认作用不大，退出的央企非为全部，只能使荣留的央企更为壮大、垄断力更强、当新地王更有恃无恐。至于“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固然看着很美，然则从规模看，只能解决亿万为房价上涨所苦者中极少人的痛痒；从时间看，亦是“远水不解近渴”。
不久前，中国政法系统第一大员周永康一句“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语惊天下，房价上涨事关亿万人，断不可在华夏大地再由此郁积民怨，增加社会矛盾，最高当局务必以“房价上涨终将动摇国本”之认知，以“壮士断腕”之悲壮当断则断，予以强势调控。。
问题好像很严重，根治彷佛很难，笔者却觉得只是“脑筋急转弯”的一道题而已——请把房价视同“猪肉白菜”，将政府大员视同普通工商管理者，把今时今日视同春节将至，于是楼房也被限价。开发商据此来概算拿地成本，地王由此消失，百姓虽然还买不起大房，也可松一口气。当然，政府魄力让笔者瞠目其后更好，譬如一个更低的价格为最高限价，让天下寒士俱欢颜。
彼时，虽然政府从土地出让金、各种配置费、税费、经营管理费用中做出莫大牺牲，GDP亦因此下降些许，但换来的是“民更安、国更泰”，长治久安价值何以计算？说到底，还是官民双赢。
（系大陆资深媒体人士）
玉树地震启示：预防和救援同样重要
来源：侨报 ： 侨报评论员
【侨报4月19日社论】时间相隔不到两年，两场大地震让中国举国上下进入同样一个“生死时速”的生命大救援中。汶川和玉树，这两个此前不曾被如此多的人关注的地方，两个同处地震比较活跃的巴颜喀拉块体边缘的小城镇，却两次检验了中国人面对突如其来天灾的精神和整个国家的应急机制。
比照两次救援的情况，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官方组织救援的能力，还是受灾民众的心理状态，都大为改观。
玉树地震发生后一小时，中国国务院成立应急指挥部，地震局启动二应急响应机制，国家民政部启动四级响应机制。离玉树州最近的四川甘孜州石渠县紧急组织动员40名应急民兵，驱车140多公里，于当天下午两点抵达震中。
震后两小时，青海省、四川省、西藏昌都地区和中国地震局组织的救援队赶赴灾区；武警和军方也急调人员驰援玉树；不少民间组织迅速动员起来，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官方及时发布和更新灾情，媒体快速、理性跟进；震区通讯一度中断后恢复，通往震区的道路畅通，民众情绪稳定。
震后翌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决定提前结束对南美的访问回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推迟出访东南亚三国。
各救援队奋力拼搏，要抢在黄金72小时前救出更多的人。审计署启动对救灾物资和捐款的审计监督。
一切都在紧张且有条不紊地进行……
可以说，近年来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锻造了中国社会的应急救援能力和机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食品安全事件到矿难，从洪灾雪灾与旱灾到地震，中国在经历着在灾害中发展、在磨难中成熟的过程。
不过，同应急能力不断提高相比，中国的预警和预防意识和水平却值得反思。以玉树地震为例，有消息披露，地震机构在此前的调查中，就将玉树州划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而且从1996年至2008年，与这里地质构造相近、距离并不远的四川、西藏、新疆和青海本省的县市就相继发生过5次里氏7级以上地震。但玉树的房屋却大多是土坯房，抗震性能极差，一震就倒。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房屋，几乎没有防震设计，有人形容这是一个处在地震带，却不设防的地区。
震后结果也表明，伤亡惨重的主因不是地震震级高、烈度大，而是房子太不结实。结古镇是玉树州府所在地，也是这次地震的震中，从卫星遥感图中可以看到，除了少量新盖的楼房外，其他的几乎全部倒塌。震中附近西航村，99%民房全部倒塌，玉树民族师范学院近3000平方米建筑全部倒塌，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80%房屋倒塌。来自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青海省住建厅组成的专家组调查数据显现，目前该专家组已对学校、医院、银行、邮局、政府办公楼等进行应急评估，共评估受损建筑近29万平方米。
而就在去年的这个时候，中国国务院要求全国中小学开展“校舍安全”检查，青海也对包括玉树在内的全省3808所中小学校、共计15878栋校舍需要逐栋进行抗震和防洪等安全鉴定，事后该省并未有异常报告，直到今天，地震来了，房子还是不安全。
玉树的灾难再次警示中国，仅有好的应急机制和快速救援反应显然不够，事后的补救措施毕竟不能挽回已经失去的生命，不能弥补人们心理和精神创伤。用专家的话说就是：“扎实和高质量的防震工作胜过千万个周密完善的震后应急方桉。”中国依然需要从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防震和减灾意识，尤其是在各项工程建设中，亟待预防式规划，这比事后补救重要得多。
学会辟谣与地震预测一样重要
2010年04月16日 05:24 来源：侨报网 ： 万罘山
地震局和专家们在地震预测方面已拥有足够的科学思维，但在应对民间传言方面，似乎缺乏得当的方法。
【侨报网评论员 万罘山 4月16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后，北京、河北、内蒙古等地都出现了当地将发生地震的传言。虽然这些传言很快遭到国家地震局和各地地震局否认，不过面对今年全球接二连三的大地震，民众心态已然成“惊弓之鸟”。
更令民众无法接受的是，前几天还有专家说，近期中国大陆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话音未落，玉树大地震就发生了。更有“好事”的网民翻出近期地震前专家辟谣的言论，在事实面前，专家们纵有百口也难自辩，以至于网民称，地震局辟谣可以视作地震预报。各种戏谑的说法，不仅仅是嘲笑，更是对缺失严谨的愤怒。
客观的说，地震预报在全球都绝非易事，将板子全打在中国地震局身上未必合理，也并非所有的专家都是“砖家”。不过，毛泽东时代用土办法预测出海城地震，在科技条件今非昔比的情况下竟无作为，不让百姓质疑也难。
据了解，今年初山西河津4.8级地震前，地震局曾辟谣称“近期无破坏性地震（5级以上）”。地震发生后，又称“地震太小，不予预报”。虽然地震局辟谣时并没说近期无地震，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还是令人不寒而栗：一旦发生5级以上地震，责任又该谁承担？对普通人来说，有没有地震是一回事，地震多大是另一回事，但他们首先想知道有还是没有。地震局和专家们在地震预测方面已拥有足够的科学思维，但在应对民间传言方面，似乎缺乏得当的方法。
当然，地震预报还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即社会秩序失控。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稳定需要，而对预报信息进行“低调处理”。这却给了谣言传播留下空间。其实，每次地震来临（无论大小），都是官方普及地震常识和预防方式的最好机会。官方和专家们应抓住这个机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地震科普教育，让信息公开更加及时和透明。有时候，学会辟谣与学会地震预测一样重要。
中国评论﹕两次抗震救灾的同与不同
【明报专讯】青海玉树地震的救灾行动，人们看到很多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相似的画面，一样的解放军武警救援，一样的灾民惨，都是温总先奔赴灾区视察，胡总再接力慰问，都是全国范围的赈灾捐款，到昨日为止，包括胡温在内的中共政治局全体9名常委，都对玉树地震发表过讲话，国务院也设立了救灾指挥部和重建小组，显示今次抗震救灾的规格，和汶川一样，都是国家级应急行动。
但两次地震的规模毕竟相差较大，如汶川地震影响范围50万平方公里，死伤失踪逾13万人，玉树地震影响范围不过3万平方公里，全州人口也不过28万人，最终死伤人数和经济损失少得多。
汶川地震是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不足3个月发生的，今次玉树地震发生在距上海世博会开幕仅17 日时，官方极不愿因救灾转移精心准备了多年的盛事世博的焦点，这也是当局急于在世博会开幕前将救灾活动告一段落的原因。
说到今次地震与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理和民族的因素，由于玉树位处海拔4000米的高原，救援者本身的高原反应，是四川救灾行动中未遇到的，这也是今次民间的救援活动迄今远不如汶川地震活跃的主要原因。
达赖关注故乡青海地震
玉树州九成七的人口是藏族，是今次地震最不同于汶川大地震的地方。青海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故乡，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就表示关注，在流亡政府网站上，刊出了据称是玉树10万灾民「致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公开信」，呼吁中央「大发慈悲」让达赖喇嘛到玉树灾区「超度祈福」。难怪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贾庆林昨天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也企图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干扰破坏」。玉树救灾会否变成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间角力的新战场，值得关注。
孙嘉业
中共急着给地震划句话 说到底为的世博
明报
青海玉树地震的救灾行动，人们看到很多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相似的画面，一样的解放军武警救援，一样的灾民惨，都是温总先奔赴灾区视察，胡总再接力慰问，都是全国范围的赈灾捐款，到昨日为止，包括胡温在内的中共政治局全体9名常委，都对玉树地震发表过讲话，国务院也设立了救灾指挥部和重建小组，显示今次抗震救灾的规格，和汶川一样，都是国家级应急行动。
但两次地震的规模毕竟相差较大，如汶川地震影响范围50万平方公里，死伤失踪逾13万人，玉树地震影响范围不过3万平方公里，全州人口也不过28万人，最终死伤人数和经济损失少得多。
汶川地震是在北京奥运开幕前不足3个月发生的，今次玉树地震发生在距上海世博会开幕仅17日时，官方极不愿因救灾转移精心准备了多年的盛事世博的焦点，这也是当局急于在世博会开幕前将救灾活动告一段落的原因。
说到今次地震与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最大的不同，就是地理和民族的因素，由于玉树位处海拔4000米的高原，救援者本身的高原反应，是四川救灾行动中未遇到的，这也是今次民间的救援活动迄今远不如汶川地震活跃的主要原因。
玉树州九成七的人口是藏族，是今次地震最不同于汶川大地震的地方。青海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故乡，地震发生后，达赖喇嘛就表示关注，在流亡政府网站上，刊出了据称是玉树10万灾民「致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公开信」，呼吁中央「大发慈悲」让达赖喇嘛到玉树灾区「超度祈福」。难怪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组长贾庆林昨天警告说，「境外敌对势力也企图对抗震救灾工作进行干扰破坏」。玉树救灾会否变成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央政府间角力的新战场，值得关注。
权力对权利何时不再傲慢？
2010年04月11日 02:45 来源：侨报网 ： 孜昕
“红头文件”中的歧视性条文，让人看到行政不作为以及保守的习惯力量究竟有多大。
【侨报网评论员 孜昕 4月11日】 人们都痛恨就业中的“歧视性条款”，但是他们却难免在制造歧视：有公然的，也有隐性的；有故意的，也有不由自主的。这样的现状并随着法制的倡明和社会的开放而获得根本性改观，甚至一些政府机构竟然成了“同桉犯”。
媒体报道，大陆学术机构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公务员选拔招考中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现象。各级机构的“红头文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歧视性词句，户籍、地域、相貌、性别、年龄甚至血型、星座、生辰八字等与所招聘的职位本身要求没有任何相关度的东西成了一道道“关卡”，将许多人挡在门外。
外界此前普遍认为，求职中的歧视，可能主要存在于一些企业中，尤其是一些私人企业，因为老板个人意志和法律意识薄弱，而习惯设置许多“条条框框”。不曾料及，官方机构也如此毫无顾忌地践踏劳动者权利和法律公平原则。其负面影响当然不是一句“疏忽”解释所能消弭的。
作为许多法律法规的参与制定者和执行者， “红头文件”中的歧视性条文不仅消解了官方的一切反歧视努力——长期以来，包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委就为促进就业中的平等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便被这些红头文件击得粉碎；也让人看到官方在践行政策法规上的“口是心非”、行政不作为以及保守的习惯力量究竟有多大；更让人们看到权利在权力面前的弱势和淼小。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工业和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便会实现，但要建设现代文明、民主和法制社会，全面实现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恐怕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效彷奥巴马，中国当创设官员“裸财”之规
2010年04月18日 17:52 来源：侨报 ： 胡祖庶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夫人2009年的年薪总共是37.45万美元，为美国人平均年薪4.63万美元的8倍，属于全美1.5%人口的高收入阶层；但比华尔街大金融机构职员的38万至60万美元平均年薪（不包括隐藏的额外红利）低，更不能与千百万美元年薪的董事长、总裁们相比。除了年薪外，奥巴马夫妇还有其他收入，主要来自近几年每年为他们创版权费收入的两本书——《父梦萦怀》与《敢于拥抱希望》（这两本奥巴马写的书在他当选总统后，销量直线上升，成为畅销书），2009年收入加起来高达550.5万美元。
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他与夫人的总收入为265万美元（主要也来自版税），共缴纳了85.53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白宫公布奥巴马夫妇2009年的收入只是年薪和版税等收入，不包括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得到的140万美元奖金，因为奥巴马把奖金全额捐给了10个慈善机构。
奥巴马夫妇为550.5万美元收入缴纳了179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及16.33万美元作为伊利诺伊州注册居民须缴的州所得税。另外，他们把 550.5万美元中的32.9万美元捐给了40多个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给自己留下320多万美元。这320多万美元净收入使他们心安理得地跻身于0.1% 美国人口的最富裕阶层。
作为纳税人聘用的公仆，国家任何级别的工作人员都有必要公开收入和纳税情况，给纳税人一个交代。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乎政府与纳税老百姓的互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清廉度的标准。制度越健全的国家，行政透明度就越大，各种贪污腐败现象也越容易揭露出来。
近年中国大陆出现了“裸官”这个新词，指的是那些配偶和子女都已移居海外，但本人仍留在大陆任职的官员。已有不少“裸官”利用职权往海外挪移巨款，然后随款远走高飞。大陆有识之士认为欲治“裸官”，关键是官必须“裸”。
官必须“裸”是让官员的财产“裸”起来，官员的权力“裸”起来，官员的行迹“裸”起来。
“裸”财该怎么个“裸”法？官员究竟有多少财产，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说不准，但只要有贪腐的官员东窗事发，其数字都让人惊骇。如果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或纳税申报制度，在“阳光”的震慑和防范下，官员势必不能也不敢聚敛大量灰色财富，即便聚敛也难以顺利转移海外。
再说“裸”权。阳光也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权力运作公开透明，便于民众充分行使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官员想腐败便不容易。然而，当前官员权力过大，寻租机会多，加上监督不到位，即所谓“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不想腐败的官员也难免经不住诱惑而同流合污。至于 “裸”行，亦可依此类推。
奥巴马“裸财”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他填的收入纳税申报表 便可知一二。美国纳税人不管赞不赞同他的行政政策和方针，他们起码能知道总统有没有以权谋私，中饱私囊。
中国如果有一种使官员必须像奥巴马等美国政府官员一样“裸”的制度，腐败问题便不难解决。但知易行难，实行官“裸”措施要面对的是一个“民逼官”的难题。
（系旅德华人学者）
中国建设一流大学须抛弃“另类一流”
2010年04月18日 17:58 来源：侨报 ： 冯海宁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前任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近日如是说。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外国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
作为在1999年至2008年担任北大校长10年的学者，许智宏承认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等于否认了北大是世界一流大学。许智宏此语，不排除让某些教育官员觉得没面子。
而且，这无疑给浮躁的大学泼了一盆冷水。现实中，有些大学要么把自己当世界一流大学看待，要么高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式口号。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三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向着这3个标准努力，或许中国大学就有了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方向和路径。
笔者认为，中国大学要向世界一流大学靠拢，最应该先抛弃坏的制约因素，祛除大学身上的病灶。
比如说，中国大学里的官多就是“世界一流”。“校级官员一走廊，处级官员一礼堂，科级官员一操场。”中国大学里这句话流行了多年，至今还在流行。用一位教授的话说，“官”太多了，就是“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大学里的官多之后，不但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导致行政干预教学和学术。哈佛大学不会被这么多的“官”管着。
再比如，中国大学的学杂费堪称“世界一流”。2007年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万元人民币以上，以可支配收入相对支付能力计算，是世界最高水平大学的3倍以上。大学生花费高在于高校疯狂圈地、大肆扩张，重外表、重硬件而不重软件。2009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84万放弃高考，原因之一是高昂的学费。
又如，发生在中国大学的抄袭事件算得上“世界一流”。尽管没有人统计过中国大学里发生过多少起抄袭事件，但从频繁的曝光率来看，数目绝对可观。从本科生、硕士生到博士生、教授都有抄袭行为，而且近年来抄袭似乎不断升级，一些大学的主要领导也牵扯进去。
中国大学除了官多、学费多、抄袭多之外，负债多、腐败事件多等，与其他国家的很多大学相比，也算“名列前茅”。
笔者以为，唯有先抛弃这些“另类一流”，中国大学才能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
（系大陆媒体人）
龙吟大地：中国海军扯断第一岛链
本文重点
* 舰队穿越宫古海峡
* 美国日本态度迥异
中国海军在东海和南海的大规模集结训练，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日本更以「史无前例」来形容中国海军大规模编队突破第一岛链。中国海军已改变过去羞羞答答的面目，公开展示自己的威力。
中国南海、东海、北海三大舰队的军事演习，无论是规模、投射范围，以及各兵种的协调作战，均是空前的，据称不仅出动国产最先进的舰艇、进口的现代舰，而且还出动潜艇、空中预警机、空中加油机和轰炸机。整个演习可以用倾巢出动来形容。
舰队穿越宫古海峡
最关键的是，据称今次中国海军编队穿越了宫古海峡，在美军冲绳基地旁边驶过，选择的演习路线出乎外界意料。这具有明显的战略宣示，也就是公开向世界宣布，美日共同打造的第一岛链封锁线，已完全被中国扯断，中国海军再也不用顾忌第一岛链的存在。
第一岛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冷战产物。一九五一年，美国人为地勾画了北至日本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大巽他群岛的所谓第一岛链，用以围堵红色国家。冷战结束后，围堵的目标由前苏联开始转向中国。美国在这个岛链下面部署了大量的声纳装置，并定期派出反潜机巡逻。
中国虽然在外交场合并不承认第一岛链的存在，但实际上囿于本国海军的实力，绝少公开冲撞第一岛链。在中国海军内部，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而不惊动美日海军，成为潜艇官兵立功受奖的重要依据。而海军高层也将打破这两条岛链封锁，当作中国海军成为蓝水海军的主要标准。
今次中国海军大动干戈，派出北海和东海舰队，轮番穿越宫古海峡，就是明确向美日宣示，长期为中国海军度身订造的第一岛链，只不过是一个海上版的马其诺防线。中国海军今后打破第一岛链，将长期化、正常化，并不会因为日本的大惊小怪而退缩。
美国日本态度迥异
今次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美军至今仍然沉默不语，而日本防衞相则大呼小叫。作为美日同盟，为何两国态度迥异呢？看来，美日两国对中国海军发展的底线并不相同。在美国看来，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是迟早的事，根本无法阻挡，美国重中之重是要防止中国突破第二岛链，因为第二岛链以东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区，绝对不容中国染指。也正是如此，美国将冲绳等地第一岛链的军力悉数撤併关岛，并从本土调集最先进的海空装备云集关岛，以此为支撑点，对抗中国海军。
日本则对第一岛链视若生命线。日本与中国争议的钓鱼岛、冲之鸟礁等均在第一岛链左右，一旦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成为常态，中日海军冲突将日趋激烈，故日本对中国海军穿越宫古海峡大为震惊。对中国而言，要想建立蓝水海军，就不能顾忌别人的说三道四，更不能被人恐吓勒索。
冯海闻
济世狂言：何小颜警世通言
上海着名学者何小颜的《大灾变》一书是今之「警世通言」，尤其值得当政者细读。他指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罗布泊、居延海等乾旱区大型湖泊先后乾涸，进入九十年代，塔里木河、黑河、黄河断流愈演愈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但这条母亲河一九七二年首次断流后，中、下游先后断流；二○○四年四月十四日，新华社一条消息惊动全中国，黄河源头鄂陵湖出水口，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断流。
何小颜指出，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省」美名，五十年代共有一千零五十二个湖泊，到二○○一年只剩下了八十三个湖泊。更可怕的是污染，湖南省有首歌传唱全中国：「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水路到湘江……」如今河边居民说，以前浏阳河非常乾淨，「夏天我们到河里去洗澡，还可到河里挑水喝。」如今呢？「只要你一下河，准会染一身的毒，皮肤痒，身上长脓疮。」八百里洞庭湖如何？每年有四千万吨工业废水排入水中，几乎变「毒湖」，沿湖地区血吸虫氾滥，又成为血吸虫病重疾区。
《大灾变》没有一句颂歌，却是最出色的「盛世危言」，当政者还是少听甚至不听颂歌为妙。上海那个所谓「文化大师」，多年前到深圳唱颂歌，就获奖一座别墅，尝到甜头，更不知廉耻地指追查豆腐渣工程者为「反华」，终于被网民选为「六十年来最差的作家」，原形毕露。何小颜是伤残人士，先天下之忧而忧，他才是中华民族的嵴樑，这样有风骨的文人太少了。他和胡耀邦一样，「哭」在百花前。
刘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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