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4-30）
南平屠夫刚伏法 校园恶魔又造孽
英雄卖照维生 凄凉晚景谁怜
重庆警界大换血 有人叫好无人学
美对华巧实力外交露原形
大陆公务员福利房撕裂社会公平
官员为何恐惧财产公示制度
清华大学的百年契机
“维稳”需缩小和限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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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屠夫刚伏法 校园恶魔又造孽
太阳报
造成十几名学童死伤的福建南平屠夫郑民生周三上午刚刚被执行枪决，下午广东雷州一男子又闯入校园，连续狂斩十八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江苏泰兴周四又有一名恶魔闯入幼儿园，连续砍杀逾三十名师生，其中包括二十几名幼童。这些接二连三的校园恶性桉件，让各地家长胆战心惊，他们向当局连声质问，校园凶手为何屡屡得逞？如何才能保障自己孩子的安全？
南平屠夫郑民生杀人事件之后，内地社会深刻反思，各界关注校园安全，也先后出台了加强校园治安的种种举措。然而事情刚刚过去一个多月，血渍尚未擦乾，悲痛还在继续，血桉却再次发生。如果说郑民生在学童放学之际，在学校门口举刀进行大屠杀尚属突然，而雷州这个恶魔却能长驱直入，光天化日之下携带刀具进入学校，在学生上课时间从容展开屠杀，竟然无人发觉、无人阻止，可想而知学校的安全措施、自我防护能力薄弱到何等程度！
一个郑民生刚伏法，两个屠校恶魔又出现，是郑民生借尸还魂，还是事发偶然？是甚麽原因让这些恶魔接连将罪恶之手伸向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童？是他们个人的性格和精神出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病了？
无论郑民生也好，雷州恶魔也罢，或者是泰兴屠夫，这些人都不像精神病人，如果是精神病人，他们为何专门挑选学校这些保安薄弱的地方下手？又为何将刀尖对准这些小童？他们为何不敢闯入政府部门或者冲击公安局呢？
歇斯底里 诉诸暴力
显然，他们清楚政府部门戒备森严，难以得手，只有手无寸铁的学生，才能让屠夫们大开杀戒，才能製造社会哄动，才能让他们发洩对社会的不满。
在内地这个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的社会，到处都是定时炸弹。很多弱势群体、特别是心智不健全的人士，长期受到压抑，仇视他人、报复社会心态愈来愈严重，一旦创业无力、家庭挫败、情感失败等诱因激化，很可能歇斯底里诉诸暴力，演变出屠校惨剧。
对生命的冷漠、对正义的失望、对人性的无视、对人生的绝望，已经成为弱势群体的普遍心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自焚、跳楼、喝毒药等方式自杀自残，用自身的生命控诉社会，而另外一些心态更加扭曲者，则抱着一种「与其被人逼死，不如拖几个垫背」的心理，报复社会，成为杀人狂。这些表面与普通人无异，但内心狠如屠夫者，往往令人防不胜防。
内地一位富豪为了六岁小童的安全，以月薪万元僱请武林高手当保镖。有钱人一掷万金，令人惊叹，但普通老百姓怎麽办？当孩子的安全都成为奢望时，民众对政府又有何信心？三宗屠校惨剧，触目惊心，但留下的反思又有多少呢？
英雄卖照维生 凄凉晚景谁怜
东方日报
内地一位曾经与毛泽东合照的抗美援越战斗英雄，晚景凄凉，不得不将当年的合照翻版后，每张标价一百元出售，聊以维生。一个曾经被鲜花、荣誉包围的战斗英雄，如今却沦落到要出售荣誉，艰难度日，对比之强烈，令人感叹。英雄末路，有谁可怜？
这位战斗英雄的遭遇，让人想到当年前苏联崩溃之后，蹲在莫斯科红场周边向外国游客兜售前朝勳章的苏联老军人。这些老态龙锺、身患残疾的老人，手捧各式各样的军功章，任由外国游客挑选。闪亮的军功章，原本是这些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荣誉证明，最终却成为游客的纪念品。为了一口麵包，这些曾经的苏联战斗英雄们不得不将勳章廉价变卖，对于他们来说，国家都垮了，留着勳章还有何用？英雄的迷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如今这一幕似乎正在中国重演。这位卖照片维生的老人，当年离毛泽东是如此之近，「不过二十米远」，在那个时代，多少人为了能远距离眺望一下毛泽东，在天安门熬上整个通宵，又有多少人为亲耳听到毛泽东的声音，兴奋得彻夜难眠。这位战斗英雄毫无疑问曾是全国老百姓羡慕的对象、学习的对象，但岁月浮沉，风光不再，曾经是全国景仰的战斗英雄，褪去光环，回归普通，生活待遇还不如一般人，令人唏嘘。
烈士不幸 民族悲哀
类似的事件并不少见。辽宁一位名叫方玉荣的女工，当年为抢救国家财产，被烧掉耳朵、乳房和脚后跟，身上异体植皮二十三次，其事迹曾经入选全国全日制小学课本。「方玉荣事迹巡迴报告组」曾到全国各地作报告。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式的人物，晚景却异常凄凉，邻居要靠敲牆判断她是否还活着。
相比之下，那些贪官污吏，不仅生前活得开心滋润，死后亦享受尊荣礼遇。最近曝光的一批贪官，无论是重庆公安局前任常务副局长文强，还是国家开发银行前任副行长王益，或者是深圳前市长许宗衡，包二奶养情妇，贪污金额动辄上千万，享尽荣华富贵。
而河南商洛当局在烈士陵园推出县处级官员专用墓地，最贵的逾一万八千元，落葬者不需按照法例规定进行火化，可直接进行土葬。贪官一个个「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而那些真正的英雄却在寒风中颤抖，在疾病中受煎熬。
英雄，是时代的产物，也应该是民族的骄傲与国家的形象，但现在的中国，对英雄却是格外冷澹，格外无情。一个不尊崇英烈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今后，当国家有危险、民族有灾难时，还能指望谁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呢？这些英雄的悲惨遭遇，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不幸，还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重庆警界大换血 有人叫好无人学
东方日报
本文重点
* 买官卖官 氾滥全国
重庆警界二百六十名处级官员经过重新竞聘，日前就职履新，来自基层和一线实战部门的佔了八成。重庆警界人士形容此次大换血让很多基层民警坐上了「开往春天的列车」。而舆论也大声叫好，认为此举将避免警察腐败，但这样的大换血在其他省市却无法複製，也无人敢学。
今次重庆警界大换血由当地公安局铁腕局长王立军一手主导，他一声令下，重庆警界二千多名官员就地免职，然后再按岗位竞聘。如此大手笔，如此大的气魄，在中国公安系统实属史无前例，再一次展现了王立军敢做敢当的勇气和魄力。
自从重庆掀起打黑风暴之后，公安局内部的腐败问题便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重庆公安局前常务副局长文强桉，更是内地民众街头巷议的对象，其拥有的巨额财富也让人大开眼界。在这场打黑风暴中，重庆公安局被抓的厅处级官员高达几十名，有问题的不计其数。王立军也公开表示，打黑尚未结束。
文强自一九九二年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直至去年被捕，盘据公安局近二十年，期间培养了一大批支持者和追随者。儘管一些集团骨干已相继被捕，但是，对拥有两万多人的重庆公安系统来说，要在短时间内用常规的方法，完全清除文强的爪牙是不可能的。要除恶务尽，最好的办法是进行大洗牌、大换血，才能收到斩草除根的功效。这也是王立军大量提拔基层警察和新进人员的原因所在，毕竟这些人当年远离文强，或者被文强排斥，未受到文强的「污染」。
买官卖官 氾滥全国
事实上，在文强主政期间，重庆公安的职位都是明码标价，「不请不送，原地不动；会请会送，提拔重用」，买官卖官成了潜规则。所以，要想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积弊，小打小闹根本不行，必须出重手，大洗牌、大换血。王立军将所有职位按照民主、透明、依纪、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公选，唯才是举，可以从根本上遏制买官卖官，正本清源。
重庆警察大换血虽然震动极大，博得一片叫好声，但其他省市公安系统却无人敢倣效。其实类似文强这样的黑警察，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早前被双规的广东省前省委副书记陈绍基，担任省公安厅长一职长达十年，广东公安内部的腐败程度可能比重庆公安更严重，但广东公安系统的清理至今仍是按兵不动。
重庆警界大换血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有赖于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全面支持，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王立军拚命三郎式的干劲以及一身正气的感召力，第三就是全国民意的广泛支持。这三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他省市又有哪个公安部门的改革具备这些条件？不少网民呼吁王立军应担任下一届公安部长，但中南海敢用吗？
龙吟大地：美对华巧实力外交露原形
本文重点
* 促进中国反对派发展
* 铁拳套上天鹅绒手套
美国最新版的《中国军力报告》至今尚未发布，据悉是因为今年将有重大变化，报告将分为公开版和机密版两套内容。公开版的内容较为宽泛温和，减少军事威胁等敏感词语，加入中美交流合作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等安全方面的评估；而不对外公布的机密版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国防部原稿，保留大量的军力评估内容。
新版《中国军力报告》将是美国「巧实力」新型外交的具体显现，好比为铁拳套上天鹅绒手套。自美国国务卿希拉妮提出「巧实力」外交以来，美确实对华有所转变。然而，转变的不是思路，也不是遏华崛起的本质，而只是对华交流的方式与形式。
促进中国反对派发展
美国深知自身经济实力与道义力量的下降，政府财政陷入困境，银行体系失灵；军队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疲于奔命，人权民主等道义高地亦因不合理的战争而失去。美若对华指手画脚，犹如戴上道义假面具，不仅指摘力度不足以撼动中国，而且很可能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指摘中国人权差，人们会联想到美国虐囚；指摘中国军力，人们会联想到美国军费第一、武器出口第一的数字；指摘中国不民主，人们则会联想到美国在伊拉克重建的所谓民主。况且，中国拥有八千多亿美元美国国债的压力，亦令美对华依赖加深，假如《中国军力报告》真的激怒中国动用金融武器，反令美国得不偿失。
奥巴马的一系列新政，亦将遏华阻华的重点从军事领域转移。奥巴马上台后，在双边关係中避实就虚，打出绿色环保与新闻自由两张牌，而在多边关係中，则避虚就实，通过增加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来笼络北京。美驻华使馆则曾邀请一百位民间博客写手座谈，包括不受政府欢迎的异见人士，美国关注中国上访者情况，还在驻华使馆网页每日公布远远高于政府数字的空气污染指数。美国抓住北京软肋，静悄悄地做事，旨在促进中国内部反对派的发展，潜移默化地酝酿有利于美国的中国政治演变。
铁拳套上天鹅绒手套
颜色革命已经在欧亚多个国家上演，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对于颜色革命在中国的翻版，美不可能没有期待。囿于实力与形势，奥巴马暂时採取这种关注培养、静观其变的做法，借力打力，一旦形势需要，则可随时为美所用。与此同时，美国在多边关係中更加重视拉拢北京，通过增加投票权、让渡更多非实质性权力的方式，美国希望以多边之网套住中国，成为美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另一个崛起然而驯服的国家，捍衞美国霸权。
北京不应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应更加关注天鹅绒手套后面的那隻铁拳。「手持大棒、说话温柔」是美国已故总统老罗斯福的遗训，美外交至今对此奉为圭臬，「巧实力」新名词除了添一层霸权低潮时的狡猾之外，并没有甚麽新意。
冯海闻
大陆公务员福利房撕裂社会公平
2010年04月28日 00:33 来源：侨报 ： 钟华波
中国农业部近期拟团购定向低价房被媒体曝光，引发对高房价背景下公务员群体福利房的热议。福利房在机关、事业单位普遍存在，而且都是走正常程序。
中央政府各机构的公务员内部价买房，山西忻州限价房成为公务员福利房，湖北荆门地税局公务员低价团购商品房……近期，大陆公务员福利分房的消息目不暇接。
在房价高企的当下，对买不起房最有切实体会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公务员。公务员享有完善的住房保障待遇，有权低价购买福利房，民众的住房尊严何处安放？而且，享有福利房待遇的公务员们体会不到百姓买不起房的无奈，百姓又如何指望他们感同身受执行中央房价调控政策？公务员福利分房实际上充满选择性作为、权力自肥的味道。
据媒体披露，公务员住房保障，除了低价购房待遇以外，还有地方沿袭福利分房惯性，以集资等名义给公务员兴建实物型住房，或者给公务员发放大额住房补贴。公务员独享“福利房”超国民待遇，只会让更多普通民众望房兴叹。而对民众而言，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福利房就成了历史的词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务员福利分房都是走正常程序。公务员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权给自己分配福利房，那么由谁来给其他行业提供住房保障呢？普通百姓花光几代人的积蓄都付不清一套房子的首付款。
如果说公务员没有足够宽敞舒适的住房，为何某些公务员把到手的福利房大肆高价倒卖？为何那么多人（包括不少高薪白领）执意报考公务员？且不说公款旅游、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这“三公”消费广为舆论所诟病，公务员完备的福利系统与稳定的工作环境就足以让人羡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屡屡被报名者挤瘫，公务员报考热度可窥一斑。福利分房无疑又给公务员报考热火上浇油。
本应该给穷人雪中送炭的公共政策，结果成了公务员权力自肥的道具。这恐怕只能用“权力通吃”来解释。
《圣经》的“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公务员把本属于普罗大众的限价房变成自己的福利房，正是对这种“损所不足而奉所有余”的“马太效应”在中国的现实版。
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而住房消费是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社会分工千差万别，公务员与普通民众的贫富差别不可能根本消失。但是，从政策上引导社会公平，应该成为导向。
完善住房保障政策、建设限价房项目，解决困难民众住房问题，这是缩小贫富差距、弥合社会裂缝的重要举措。但是，如果相关机构把建设保障房、限价房项目有意“解读”为给事业单位员工提供住房福利，实际上是在撕裂社会公平，进一步制造社会不公。
福利房在公务员全体中普遍存在，或许只是分配不公的一个现实缩影，公共政策如何更好引导社会公平分配，为政者应三思。
（系大陆时评人士）
官员为何恐惧财产公示制度
2010年04月28日 00:35 来源：侨报 ： 黄克锵
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姜宗福“官员财产公示引起社会溷乱”的言论，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海内外中国人面前炸开了锅。
有人说该官员说的是大实话，是贪污受贿官员们不敢公布于众的心里话。
毋庸置疑，官员财产公示，在短期内必然带来一些不可预知的“溷乱”，但这个“溷乱”只是局限在官场，严格来说，应该是贪官污吏阵容里面必然会出现“溷乱”现象。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财产公示之后，根本无法向国家和民众交代其财产的真正来源，或是还有多少来历不明的所谓隐性收入、灰色收入。
无怪乎，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一在全世界都通行的廉政措施，在中国却步履维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重视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1995年制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财产申报规定》，但直到去年中国政府才进一步规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其中也包括个人财产和其他有关情况报告的义务，并在一些试点上展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只限于内部申报，不在大众媒体或公众视野里公示。
今年全国“两会”，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中共政治局4月23日召开会议，再次明确领导干部须报个人收入及配偶子女房产。这些举措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决心，但从姜姓官员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该制度必然会遭遇腐败势力的重重抵抗。因此，中国反贪机构除了对那些反对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官员立桉重点调查之外，还要“剑指”那些收入与支出不符、收入与资产不符的官员。使用瞒天过海方式将贪污受贿赃款转移到其子女、配偶或情人名下，甚至是转移到海外的贪官，更是反贪机构应该重点调查的对象。
笔者相信，两袖清风、廉洁公正的政府各级官员，都会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也都乐意接受民众监督。如无亏心，怎么怕被查问？若内心无鬼，那些官员何必担心和惧怕其财产公诸于世？
长久以来，一些官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受贿，导致民众对官员、对政府不信任，而恢复信任的最好办法就是官员向公民公布财产，接受民众的监督。
正因如此，中国政府更应尽快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并以国家立法之形式加以推动，以达到法制约束和民众监督双管齐下的效果。以短期官场阵痛来换取长期的政局稳定、民心凝聚和社会繁荣，无疑是值得的。
（系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执行主席）
清华大学的百年契机
2010年04月26日 21:49 来源：侨报 ： 钟海之
校庆的意义在于承前启后，弘扬优良传统。借百年校庆大胆改革创新、摆脱旧形象、树立新标杆，清华大学的这个庆典也足有纪念价值了。
【侨报4月27日中国时评】中国最知名学府清华大学25日正式启动了百年校庆年系列活动，甫一启动就一鸣惊人——其副校长陈吉宁在北京表示，校庆将厉行节俭，所有资金来自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捐赠， “不花国家一分钱”。
以清华大学的实力，兑现这一承诺应该没有悬念。不过这一本是天经地义的做法（其实这一校庆模式在西方名校早成为传统），在中国教育界或许还有另外的深层含义：因为眼下中国大学几乎都无法离开政府投入，从教师到教室都需财政供养，校庆花费向政府伸手要钱也已成了“显规则”，而清华校庆主动“断奶”，宣导的是一种理念。
不过，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追问——陈副校长始终没有透露具体数额，是不是没有花国家的钱就少了一些注意事项？要花多少钱？都花在哪里？有无账本备查？这些问题没有回答，仍然只能是悬而未决。在不差钱的语境下，即便是捐赠，而仍需节俭和透明。
陈副校长还透露，校友参加校庆活动的座位将以毕业时间为据，而不按官职大小、财富多寡而论，更令人期待。校园变成衙门，校庆成官员派对，也最受外界诟病。百年清华培养出了众多学术大师、兴业之士、治国栋梁，连在任的中共政治局9常委中就有3位出自该校。因而在如此济济人才的校园里，如何因事制宜妥善安排，而不至于沦落为另一种炒作，仍然考验着校方的智慧。
这也是清华大学与世界名校校庆模式接轨的机会——在目前已公布的校庆活动中，绝大部分都是学术研讨和校友交流，鲜有与此无关内容。在被称为“伟大的庆典”的1936年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上，两周的学术交流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而是有世界最着名的几十位学者参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盛宴，成为“有史以来最卓着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
清华大学的节俭举动还不能仅限于校庆这一事上，在未来的办学中，清华如能让更多的经费（包括校友和社会捐助）名副其实地用于教育和学术，让社会精英参与大学建设，少花、少要点公帑，这也不失为清华在新世纪贡献给中国教育的一笔财富。
校庆的意义在于承前启后，弘扬优良传统。借百年校庆大胆改革创新、摆脱旧形象、树立新标杆，清华大学的这个庆典也足有纪念价值了。
“维稳”需缩小和限定范围
（2010-04-29）
早报 李跃华
在当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理解和实践中，民众上访事件和利益表达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维稳”的重要对象。为此，政府投入大量精力和经费于其中，但收效甚微。对此，笔者认为，应将此类民众活动从政府“维稳”活动中剥离出来，缩小和限定“维稳”范围。“维稳”是指对危害公共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黑社会犯罪等问题的控制和处理，而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民众利益表达活动的错误理解和压制。
首先，社会缺乏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和解决的制度化机制。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完善的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尚未健全。特别是弱势群体，他们既不像社会精英那样，拥有社会资本去解决自身利益问题，也不像知识精英和社会中产阶级，拥有文化资本去呼吁和表达自身利益问题。在遇到拆迁、失业等利益受损问题时，在没有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他们只有诉诸上访，甚或更极端的行为来引起政府和社会注意，以求问题的解决。
其次，很多时候，是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过分作为，导致民众维权活动升级，遂产生“群体性事件”。无论是贵州的瓮安事件，还是湖北石首事件，如果政府能在第一时间处理到位，向社会通报到位，就不会在当时产生误解和流言，导致很多民众参与进来。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社会服务，甚至作为不公、不端，导致社会民间存在一定怨气，一遇到民众利益受损活动，就会参与进来。
再次，西方国家和社会发展史也表明，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利益诉求的群体性活动大量出现，是正常现象。社会转型，使得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间重新分配，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再造。在此巨变的社会环境中，利益受损群体必然需要通过维权活动，来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群体性事件”不是敌我对立
虽然问题存在，并且“群体性事件”有增加之势；虽然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怨气，在一些“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中得到体现，但是我们对之要理性看待：群体性事件属于利益受损和表达机制缺失问题，与政治性无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要把事情的性质，提高到政治高度，加剧社会结构中的紧张。
而且，建立在欧洲和美国社会历史发展实践基础上的欧美社会学研究发现，必要的社会活动和“群体性事件”，起到了健康社会的“安全阀”作用，适时释放社会紧张，渲泄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当下，中国政府把大量精力和经费耗在此类活动上，不仅消耗大量不必要公共开支，更增加而不是舒缓了社会内部紧张，侵蚀了政权合法性基础，导致了社会真正不稳定。
如何解决此类群体性事件，使维稳真正用在实处、达到维护社会动态稳定的效果呢？
首先，地方政府官员要更新执政理念：清晰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理性认识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等。政府官员要认识到，与其把精力放在对民众利益诉求活动“围追堵截”上，还不如把精力放在认真满足民众的公共需求上。在全新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调整职能，尊重法治精神，在应尽义务上“不缺位”，在权力边界“不越位”，真正向现代政府转型。如此，很多“群体性事件”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会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改革地方政府官员的“一票否决制”以及“零指标”等硬性评价标准。僵硬的官员评价体制，迫使地方政府全力截访。结果是截访成功了，但是民众的不满增加了。民众再次上访，政府再次截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也无精力去探寻真正解决之道。改革晋升标准，让地方政府官员把精力放在如何满足和解决民众的需求上，回到其应该的公共政府职能上来，创造公平、正义、尊严的社会环境，对维护社会动态稳定会有显着效果。
再次，推进社会建设。健全民众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制度，开展丰富多样社会文化活动，是满足多元化社会群体成员需求的社会基础。与其把精力和经费大量投在截访和围堵上，不如投在社会建设上。人民的多元社会利益得到满足了，自然利益诉求活动也就失去了出现的必要。
最后，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要建立并完善社会各群体利益表达和解决机制。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各类利益群体进行对话和交流，尤其是弱势群体。正如上面分析，在社会转型期，他们的利益最容易被忽视；也正因为此，才导致了当下发生的 “群体性事件”。 所以，把各群体利益诉求及解决机制制度化，放在法治化的范围内解决，让各类特殊利益群体的社会运动，回归法治范围内的制度化解决，既是正确对待民众利益活动之态度，也是保持社会动态稳定必由之路。
一个健康的社会，是法治范围内社会运动不断、利益多元化、利益诉求制度化的社会。因此，应正确区分社会内部存在的各类矛盾，正确对待不同利益群体表达活动，引导其发挥社会安全阀作用。同时，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将多元群体利益表达活动，在法治范围内制度化解决。如此，社会的动态稳定才有可能，和谐社会才会实现。
任职于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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