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建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值得称道，但比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更重要的是民生工程背后的国资运作模式。
有关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话题，一直围绕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常常的，国有企业不是被指责拖了经济增长的后腿，就是被指责拖了经济增长的前腿。如果国有企业的经营表现不好，经济学文献会将之解释为“软预算约束”或“委托代理”。这个时候，它意味着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可能成为整个经济增长的负担。如果国有企业表现不错，也有可能被指责为“挤出私人投资”、和非国有经济争夺利润空间。所以，围绕国有企业的问题，总有一大堆看似有趣却自相矛盾的解释和争论。当然，不用问，正如现实中的私有企业一样，现实中的国有企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解释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诚如DavidVogel所言，很长时间里，监管型政府只是美国例外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在美国通过监管来控制的行业，其他国家往往采用国有化的办法。因此，相比那些“大拍卖”的拍脑子决策，怎么让国有经济更好服务于经济增长并造福民生可能是更具实质性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最近几年来，一些省市和地方的国有经济实践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国有经济活力，尤其是在西南经济重镇重庆。自 2003年以来，除去驻重庆的中央企业和区县国资，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已经从 1700亿元增加到了近期的10000亿元，同期重庆的工业产值增长率达到了19%。从这个数字看，重庆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与流行的“国进民退”等简单口号不同，在重庆国有经济增长的同时，重庆的非国有经济也在飞快增长。重要的是，重庆市国有资产的巨大存在，使得重庆国资和重庆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重庆国资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从而使得并不宽裕的重庆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用在民生上。现在，重庆市财政的51％能够用于各类民生开支。因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总结说，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性的意义。
据6月15日的《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基于重庆市国有经济铺就的强大经济基础，重庆市正在开展多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建设。这一投资额数百亿、受惠人口达200多万的民生工程全部由重庆市市属国有企业出资承建，建成后的高标准公租房将按照同类房屋市场价格60%或更低来收取房租。而重庆市公租房的承租对象不但没有户籍限制，而且还超出了“夹心层”和周转房的范畴，其包括原住民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及职校毕业后新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而更低收入的群体将按照重庆市廉租房的标准收取廉租房房租，大约每月几十元人民币。最近以来，大量的媒体聚焦于重庆市近年来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5月 24日的《人民日报》就评价称，重庆在建的公租房丝毫不逊于商品房。某种程度上，这是对重庆市民生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重庆市国有经济正外部性作用的充分肯定。
面对疯涨的房价，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曾表示，只要动脑筋，政府是可以控制房价的。不能否认，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策略确有独到之处。然而，更重要的，黄奇帆说房价可控的底气基于10000亿元重庆国资的巨大财力保障。数年前，一位中央领导曾经用“手中无米，叫鸡鸡不来”来形容 1990年代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虽然此时此地，此鸡非彼鸡，此米也非彼米。但是，重庆国资——这一第三财政的生动实践，仍旧启发我们国资这个资源是如此重要。如果没有国资这个第三财政，没有一系列的国有投资公司，重庆的一系列民生工程都会遭遇巨大的财力挑战。动不动多少亿的公租房建设又是谈何容易呢？截止现在，重庆市国有的地产集团已经投资兴建了重庆大学城、科技馆等 20多个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民生项目，这些项目投资大多在十几亿到几十亿之间。而以“八大投”为代表的重庆其他国有企业集团近七八年来也为重庆贡献了20多座跨江大桥、2000公里高速路、几千公里高等级公路，为重庆“两翼”地区发展工业园区两年投入100亿元。
无论从保增长还是保民生的角度，上述重庆大学城、科技馆、跨江大桥、高速公路等，以及4000万平方米的重庆公租房都非常值得称道。但是，比4000万平方米重庆公租房等一系列民生工程更重要的是这些民生工程背后的国资运作模式。它启发我们对国有企业或公共投资在市场经济中的正外部性的思考，更为其他省份开展同类工作提供了鲜活材料和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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