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规划，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安排和时间节律。内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急迫的经济转型问题，让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更非同往常，也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如何建立中国与世界的新经济关系，如何协调城乡发展，如何藏富于民，都处处涉及到改革的‘深水区’，而重庆在诸多方面已经开题探路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之元，从中共中央刚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读出了重庆的重要角色和实践贡献。
作为中欧政府共同邀请的专家、在比利时参加完一高层论坛刚回国的崔之元，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谈到重庆发展与中国未来改革，处在“十一五”和“十二五”的交界处，他又找到了新的兴奋课题。
谈改革探路 重庆实践终结“中美国”模式
重庆商报：在中共中央10月28日公布“十二五”规划建议后，媒体和学术界纷纷作了大量解读。值得一提的是，“重庆经验”、“重庆模式”近来也频繁见诸国内外主流媒体，你认为两者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在新一轮改革中，重庆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崔之元：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经济体制领域内的改革和积累，但正所谓行百步者半九十，改革步入了“深水区”，如何寻找改革的动力源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更使得这个五年规划非同以往。
过去，出口和外需拉动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贡献巨大，但这样的时代将一去不返。如何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十二五”规划时期的核心命题，重庆发展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就在于已率先开题探路。我相信，重庆将成为未来改革的主角之一，重庆的经验与浦东经验、滨海经验、深圳经验等有机组合在一起，共同实践并创造“中国模式”。
重庆商报：为什么这样说？
崔之元：你看看最近的贸易战、货币战等，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外部压力。说一个与重庆相关的例子：早在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就提出过“Chimerica”概念，意思是“中美国”，这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联姻的国家。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来投资。
这是我国低水平参加国际分工的形象比喻，过去几十年都差不多是这样。但尼尔·弗格森在2009年来到重庆，看到五座大桥同时在长江上修建，蓬勃的发展让他作出“中美国”不再成立的结论。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尼尔·弗格森强烈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是可以转变为以内需为基础的，而且作为内陆城市，重庆已经开了头。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形成了和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不同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
我想，如果尼尔·弗格森再到重庆访问，看到两江新区的建设、户籍制度的改革等，了解了重庆目前经济的增速，他一定会认为重庆的实践已经在开始终结“中美国”模式。应该说，这也是我国“十二五”规划时期发展所期待的。
谈改革破题 重庆实践提供了成功范本
重庆商报：“十二五”规划建议已经比较清晰地勾勒了我国未来五年的改革思路，你认为重庆在哪些方面能率先破题？
崔之元：“十二五”规划建议第一要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谈到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必须“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事实上，以民生改善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今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以来，已经成为重庆正在进行的科学发展之路，“十大民生工程”的实施，就是最生动的体现，特别是各个部分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制度创新和力度方面在全国绝无仅有。
我认为，重庆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如打黑除恶、城乡统筹、户籍改革、“两翼”农民万元增收等，无不与民生息息相关。
另外，对“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重庆探索的“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加工贸易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
重庆商报：说到民生，老百姓会关心自己的腰包鼓不鼓，“十二五”规划的一条主线也是“国强民富”，你认为重庆的何种做法是值得推广的？
崔之元：确实，“十二五”规划建议也重点关注了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我认为，重庆在给民众进行国有资产“社会分红”方面，目前不仅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而且具有开创性的理念。
比如重庆的企业所得税非常低，只有15%，是全国最优惠的，这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很有利；又如，政府还准备在未来5年内，每年拿出1亿元的国资收益，对微型企业发展的资本金进行补充；再如政府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公租房建设，保障30%左右人群的住房问题。这些都是政府给民众进行“间接社会分红”的有效形式，在全国其他城市都是没有的。其重大意义在于，落实了国有企业收益是全体市民资产的本质。
我注意到，“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专门提到，要“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配制度”。国企多年来广受诟病，就是因为没有让社会分到应有的收益。如何“藏富于民”，掌握大量资源的国企所起作用将十分重要，我认为，在未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庆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
人物介绍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研究员、柏林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兼任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联席院长。
谈改革动力 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新动力源
重庆商报：“十二五”规划期内，如何寻找下一轮改革发展的新动力源，是从中央到地方都面临的一大难题，你对此有何看法？
崔之元：促进未来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一样少不了投资和出口，但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城市化激活和拉动内需才是最大动力，也才是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所在。
我想，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一方面，经过“十一五”，经济发展和国力都走上了更高水平，有利于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间。但是，要破解的难题不少，如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就不是一盘好下的棋，这是改革的一个“深水区”。
重庆商报：如何才能做到？
崔之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突破口，要是把农民变成市民，他的消费能力可能一下就提高四五倍。别看只是简单的身份证，它跟每一个人的消费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你有一个城市户口就可能有了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就业福利、养老基金等。户口解决不了，即使在城市安身多年的农民工也不敢放手消费。
所以我认为重庆目前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改革项目，意义深远。很多人认为这是简单的土地换户籍，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政府不是为了获得农民土地，目前明确宣布三年后转户农民也不必退出土地，目的就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
重庆商报：为什么说这盘棋不好下，是改革的“深水区”？
崔之元：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一旦户籍改不了，工业化城市化用地紧张局面就无法解决，农村则有大量住房空置，大量土地撂荒。
在重庆有了地票交易，就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这个价值也就能激励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农村资源。
我注意到，重庆市人大正在立法，明确已转为城镇户籍仍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居民，仍然可以农民身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突破，将为我国下一轮的改革提供新的模式。
谈改革趋势 两江新区应进“十二五”规划
重庆商报：区域发展目标是每一个五年规划的重心之一，相关区域规划也会成为未来资源项目集聚的风向标，你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看出了何种趋势？
崔之元：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这是西部发展的机遇，也在情理之中。
但对于重点开发开放区域，建议只提及经济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而没有两江新区。我认为这是建议稿中的一个缺失，应该补上，这既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补充，也是未来我国区域开发中增长极带动发展的重要实践。
本组稿件由记者 胡顺涛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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