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处处故事多
——重庆、洛阳、西安之电视、网络见闻
重庆、洛阳、西安都是我国的著名古城，都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都有着举世闻名的历史事件，都有着家喻户晓的名人轶事；这些想必不用多说，人们自然会在脑海里浮现。然而，在今天的重庆、洛阳、西安，也在发生着一些颇令人深思的事，吸引和正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有的让人赞叹，有的让人疑惑，有的让人愤慨……
一
当你打开重庆卫视电视台，重庆“唱读讲传”的资讯就会扑面而来，大中小学的学生、社区的居民、机关企事业的工作人员一个个精彩的演唱画面令人感动……说到唱红歌，重庆市可以说是星火燎原；市、县、区、乡都唱，而且还搞比赛，热火朝天，盛况空前。市委提倡以后，各机关单位、学校、街道成立红歌队，有些单位统一发服装，给演出经费，官办约占30%，老百姓自由组合约占70%（乐器自买，服装自备，官方没有补助）。大家心甘情愿，自娛自乐。现在的重庆，满城回荡在《国际歌》、《共产党人是种子》、《团结就是力量》等红色歌曲的昂扬旋律中；红歌已唱响蕴含着以“红岩精神”为代表的革命历史底蕴的蓬勃着现代化气息的山城。
说到重庆唱红歌，还得从薄熙来同志主政之前说起。早在薄熙来同志来重庆之前，底层群众就自发地高唱红歌了。比如有一个姓杨的下岗工人，下岗后抑郁难伸，想念毛主席，只要有空就到公园高唱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红歌，有人鼓掌叫好，个别的也有诅咒漫骂，还有人阻止不准唱。甚至有人作对在公园唱黄歌、散发“××功”的反共小册子、传播谢×、李×造谣诬蔑毛主席的言论；还有一个崇美迷，提了一个收音机公然在公园中收听播放美国之音，诽谤毛泽东，咒骂共产党,吸引一些年青人围听。姓杨同志的不怕个别人阻挠，仍然高唱不停，在江北唱、江南唱，在花卉园、石桥铺、杨家坪……随后参与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有些老知青自发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城乡宣传演出，唱的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红歌，跳的是红舞，颇受观众欢迊，连场火爆，台上唱红歌引起台下共鸣，上下一齐唱，演出完了观众还舍不得离开，拉演员一起又唱又跳……
薄熙来同志到重庆后，察民情，顺民意，“唱红打黑”，首先鼓励有组织地大唱红歌。薄熙来同志尊重无名群众的首创精神，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大唱红歌的群众活动，市区县乡、工厂农村部队、大中小学校几乎是总动员，各级领导齐参与，声势浩大，轰轰烈烈，不仅是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扬正气、提升精气神，拉近了干群关系。据统计，到2010年10月止重庆唱红歌12万多场（三三两两独唱的场景没有计算在内）参唱市民7000多万人次。调查显示，“唱读讲传”活动开展以来，重庆市干部群众的参与面达到了93.4%，满意度达到94.7%。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洛阳的周王城广场，有一群唱红歌的群众经历的历程让人着实不安。
洛阳红歌演唱团于2010年1月31日下午在洛阳市中心的周王城广场成立。演出团由洛阳市及洛阳市辖县的离退休老干部，军转干退伍老兵和文艺工，热爱红色歌曲、戏曲的人士组成，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参加。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曲声中开始，与会人员向毛泽东主席像三鞠躬，接着有筹备代表发言，指出；洛阳红色演唱团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为理论基础，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建团的行动指南，颂扬毛泽东主席，颂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颂扬共产主义的理想，颂扬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唱响工、农、兵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让工农兵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紧接着由原洛阳市副市长窦祖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表示非常高兴，并最热烈的向大会表示祝贺。
洛阳红歌演唱团的成立，使之周王城广场成了一个红色大舞台，《歌唱祖国》、《国歌》、《国际歌》等红色歌曲时时如潮涌般回荡。时间如梭，洛阳红歌队已经成立几个月了。2010年5月7日下午六点左右，红歌团的同志与往日一样带着红旗、队旗、横幅、宣传图片来到广场，只听到有四个高音喇叭不停的播放公园管理条例，同志们听着对照，并没有触犯，但还是谨慎地继续着红歌演唱，部分同志组织群众签名《我爱毛泽东》。突然广播播放“请群众离开广场，我们开始执行特殊任务。”紧接着几十个便衣警察直奔同志们的签名现场，抢劫签名条幅，将领头唱红歌的刘三英等三位同志抓走了。疯狂的警察揪着刘三英的头发，撩起她的衣服露出了她的肚皮和胸罩，将她像扔东西一样抛向汽车。刘三英被抓时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5月21日 ，洛阳红歌领唱者姓王的同志，个子不高，精干巴瘦，但红歌唱得非常专业，一唱起歌来就一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无坚不摧的模样。下午6点钟，他收拾完唱红歌的东西刚走到中州路工商银行的红灯处（对面停了一辆110的警车），突然来了2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位到他跟前二话不说举拳就打，在他头上、肚子上打了十来拳，一位手拿钢鞭就往他头上杵；将他的下巴打落，鼻梁骨打伤，他举手挡钢鞭时手腕被抽伤，伤痕清晰可见。在他高声求救时，这两位打人者骑上电动车就跑了。第二天，周王城广场上仍然有很多人唱起了红歌，对于昨天的暴力行为，人们并没有害怕。
5月28日 的下午3点多种，雨后的周王城广场，空气清新。休息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唱红歌的地方。可是，唱红歌的地方已被西工区几个办事处宣传《信访条例》的牌子占据了。洛阳红歌队员唱红歌的地方又被抢占了。红歌队员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红歌真的不能唱吗？一边是强大的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进行抓、打、威胁的某指挥机关和指挥者，一边是力量弱小，经济无助的退休老人们，这是为什么？在这里，你随便可以听到人们在讲着：某单位将她叫去谈话了，说他是煽动；还有的讲：警察和他说这是非法组织。唱红歌的老人们怎么也想不清楚：休息了，唱唱过去的歌曲，回忆那个峥嵘的岁月，这有何违法？我们煽动了谁？煽动的目的是什么？唱红歌是非法组织？国家那个法律有这样的规定？那些机关和那些人到底是什么目的？他们为何要将我们这些老人们逼得走投无路而无限上纲呢？一位年轻的妈妈领着不到三岁的孩子牙牙学语，竟开口唱出几首红歌，童声童音的“洪湖水、浪打浪”、“我爱北京天安门”令一圈人赞叹不已。年轻的妈妈说孩子的奶奶不会唱其它的歌曲，就给孩子教了这些红歌。众人开玩笑对孩子的妈妈说：可不能到广场来呀！小心给你的孩子也抓走。有位红歌队员说：“哎，真的弄不懂，我们从小就受到教育：国是家，党是妈。可如今，有的人心甘情愿的不当妈了，非要当狼外婆不可，这是为什么？”
10月29日 晚八时左右，洛阳红歌团的同志们结束一天的活动后，把音响器材拉回小区存放器材的库房里，大伙就去吃晚饭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库房门前却来了三辆警车，一些身着便衣的人趁库房无人看守之际，撞开房门，将红歌团的音响器材悉数搬到警车上；正待开走，却被吃饭回来的红歌队员发现。警车上的人发现被人发现急忙开车逃跑。红歌队员们边追赶边用手机报警通知派出所拦截。最后在派出所干警的协助下，终于将这帮人截获。然而，派出所将这帮人带到派出所后，给红歌队员草草做了笔录后了事。既不将器材还给红歌队，也不向红歌队员透露那帮人的身份。有红歌队员认出，盗音响器材的警车正是平日监视红歌队员活动的警车；而盗音响器材的那帮人也正是几个月前抓捕刘三英同志的那几个人。公安做贼，意欲何为呢？
11月11日 ，王仙峰、郭东民、时团正、司马草、藏某某等五名红歌主力队员因到洛阳西工区委要求协助解决被收缴的宣传器材，被洛阳公安西工分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实行了拘留十天的处罚。
11月16日 下午，红歌队员到达自己的阵地后，都是大吃一惊，除了大约一米左右的人行道外，临近红歌队员阵地的地方全部被钢架、钢梁所占领。整整齐齐，排列有致，严实合缝，东西占满，南北有几十米远。望着无可奈何的红歌队员们，这些钢铁的家伙仿佛在咧嘴嘲笑：奈何我也？看我的老板多牛逼呀！红歌队员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刘三英大姐、志愿军老兵杨风朝同志号召红歌队员就站在钢架的中间放声高唱《国际歌》；老杜同志就又开始演讲反转基因主粮的话题。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广场上的人知道了这些钢架钢梁摆放在这里的目的竟是变化着手法阻止唱红歌、宣传毛泽东思想后，都是怒火中烧，骂不绝口。伙计们，咱们大家一起用力，将他们的东西推到一边去。话音落地，广场上欢呼声响起来，掌声直上云天，吓的几个在广场上听红歌的麻雀扑扑楞楞的逃走了。 广场上众多的人民群众仿佛是军人听到了期待已久的冲锋号声，拥挤着来到了钢梁、钢架前，人挨人，人挤人，老人、年轻人、工人、农民，跨步、探腰、手推钢架，万众一心，喊声雷动。 很多人则因为没有了位置，站在花池子边上的台子上高呼助阵：“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陆陆续续广场上聚集了四五千人。有位同志说：“古人曰：众怒难犯呵。”
11月21日 ，史团正被判劳教3年，王仙峰被判劳教1年9个月，郭东民被判劳教1年6个月，臧某某被判劳教1年6个月。然而，洛阳周王城广场上唱红歌的人比原来更多了……
二
在西安，有个法律服务志愿者叫赵东民。他利用从中共中央党校学到的法律知识，义务为工农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给西安一部分退休工人的依法维权活动当法律顾问时，因与陕西省总工会的领导发生了矛盾而被指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在网络上引起网民极大关注。
他的事是从读马列毛的经典著作和“十七大”的经典文献开始的。2008年8月，他组织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同年9月，他作为工人维权的法律顾问，和工人们组成了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为指导，紧密联系群众，以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他和工人们一起根据《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的精神，召开了三次筹备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研讨会，总结形成了《企业工人维权手册》，并于2009年4月7日向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筹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申请书》，申请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工会法》的原则和精神，改革企事业单位职代会，监督工会的工作，改善现行基层工会组织，真正发挥工会的职能，使工会真正起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连接党群的桥梁作用，要求批准筹建在陕西省总工会领导下的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他作为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群众）研讨组临时法律顾问，在《筹备陕西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倡议书》中提出维权要坚持的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贪官污吏”。他指出要清醒地认识到：以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粗暴践踏《宪法》规定，违背工农当家做主的原则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疯狂盗挖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造成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的直接原因。所以工农的维权就是反腐，反腐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提出维权的三大原则之二就是“捍卫《宪法》原则，确保劳动者的生存和平等权”。作为法律工的赵东民，他深刻懂得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他总是告诫大家，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为，一再要求大家要“依法”维权。赵东民一再要求工人群众按照宪法和工会章程以及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讲话精神办事。他要求改善现行基层工会组织，真正发挥工会的职能，监督工会的工作，使工会真正发挥维护职工合法权利的作用。他提出维权的三大原则之三就是“工农的维权斗争不是上访，不是堵门堵路，更不是冲击国家机关甚至打砸抢，”一再告诫维权工友们不堵门、不堵路，指引大家有困难找工会。他们的研讨会最后形成初步共识：“抵制和反对容易引发社会混乱，给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国家政权的企图创造客观条件的堵门、堵路、冲击党政机关甚至打砸抢等错误的维权形式；而要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党的十七大精神进行有理有据有节有效的维权斗争”。
赵东民为民间维权法律服务志愿者，长期义务为广大工人依法维权，曾获2003年西安市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颁发的“市先进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赵东民在其义务维权活动中，一贯坚持按照宪法、党章、工会法及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的精神，采取有理、有据、有节、有效的合法维权形式；反对采取任何容易引发社会混乱的过激行动。赵东民是一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是党的“十七大”路线、方针、政策的践行者。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思想坚定信仰者，出于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出于维护工农权益的本能天性，出于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出于对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的热爱，主动自觉尽己微力，替党、人民、政府排忧解难，有效化解一些工人群众长期上访堵门堵路堵政府的这一社会问题。他成功劝说100多名有参与围堵省政府等过激行动苗头的上访工人群众，放弃了堵门、堵路、堵省政府这一过激方式，成功启发这100多名极易参与围堵省政府过激行动的多年上访工人，确立了工人权益受害有权找工会反映监督这一理性有序新思路，成功协助引导这100多名极易参与围堵省政府等过激行动的多年上访工人转而合法表达合理诉求，鼓励这些工人群众到省总工会与工会领导商量如何才能维护工人群众自己的合法权益。6月15日下午，工人们到陕西省总工会递交了《陕西离退休工人致陕西省总工会的公开信》，并要求及时答复后，陕西省总工会给工人出具了带有工会公章的便签收条一张：“十日之内，通报协调情况”。6月25日工人群众按照收条约定时间再次来到省总工会的。工人们等了10天，也未见总工会的领导们协调什么情况，更未从省总工会得到什么通报。为此，工人们与省总工会领导发生了矛盾。陕西省总工会的领导不仅没有替工人群众解决问题，反而认为是赵东民组织策划，指控当时并不在场的赵东民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2009年8月18日 ，赵东民应邀到东方大酒店给三家正在改制的国有性质的东方大酒店、西安宾馆和唐城宾馆的职工提供法律咨询，并未发生别的什么事情。但是当天晚上赵东民在住所被国保大队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后一直被西安市新城区司法机关羁押，也不让亲友看望。
赵东民的妻子邓永霞从丈夫被抓以后背负起家庭的重担，由于整夜失眠、积劳成疾，最后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患上了红斑狼疮。邓永霞生病后，曾向新城区司法部门提出书面保释赵东民的要求，未见回音；过后再次病重，家属书面请求保释赵东民回家，再遭拒绝；病危之时，家属紧急书面并当面交涉提出要求赵东民到医院见见妻子，仍遭断然拒绝。 2010年8月31日 ，才36岁的邓永霞喊着丈夫的名字不幸逝世。邓永霞暴病含冤辞世，家属再次当面交涉、书面提出要赵东民回家看妻子最后一眼，仍然遭拒……邓永霞死后，丢下了两个只能由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照顾的未成年孩子：一个今年刚升入高中，因父亲被非法羁押、母亲含冤离世，现在经常头痛，精神恍惚无法正常学习，而之前，他一直是班上的三好学生；一个还不到三岁，母亲去世时还不知“走了”是什么意思，哭着闹着叫“妈妈起来，别躺在那里……”。此情此景，知此情况者无不为之心酸难过，为下岗工人弱势群体维权竟遭如此下场！
赵东民于2009年8月18日被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羁押一年多后，于2010年9月25日在新城区法院开庭审理， 2010年10月17日夜晚，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秘密判处他有期徒刑三年。赵东民在狱中写出了网络广为流传的堪称当代经典的，更让人思绪万千的如下“自白书”：
入狱七个月，横跨零九年国庆，一零年两会，
不知何种原因，不杀也不放，不诉也不判。
我不得不开始天天反复思考：
我到底为什么会有今天？
《中国共产党章程》
申明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义务，
《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了工农当家做主的权利，
改革政策的目的
是为了党章的宗旨和宪法的原则能更好的实现。
我坚信，
这些都是真的，
因为这是千百万革命前辈，
用鲜血和生命与历史所作出的无悔的交换。
所以我以工农的名义
起草了《筹建企事业工会维权代表大会申请书》，
和工人代表一起
提交了这个改革职工代表大会的方案。
希望以此密切党群关系，
巩固工农联盟，
维护工农的生存，平等，
尤其是在国家中当家做主之权。
然而我错了，
错误之严重堪比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碎尸犯。
这是新城国保人员
用手铐和苦役冷酷的告诉我的答案。
原来在他们的眼里，
工农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奴隶，
只有掌握党政大权的官僚才配当他们的主人，
而不管这些官僚是否是忠于党章和宪法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新城国保，
用心良苦遮遮掩掩的向我暗示：
认错就能够重获自由，
周围几乎所有的人都劝我低头。
我多么渴望自由，
天天想着妻子儿女，
夜夜挂念白发亲娘。
谁不向往外面世界的精彩，
谁不迷恋大自然的无限风光？
我恨不能冲破牢门，
飞跃高墙，
马上回到亲人身旁。
可是我却无法做到，
因为，我
在坚守着一个最伟大的红色信仰。
国保和他们的指使者
一直都在想弄清我的真实目的。
我想，
我应该公开简明的给他们明确的回答，
因为共产党人从不将自已的真实意图隐瞒。
我就是想做一根燃烧的火柴，
希望能燃烧自己牺牲自己。
来吧，
燎原的烈火点燃，
照亮这个世界每一个阴暗的角落，
让人间的一切腐朽，
在烈火中化为云烟！
这就是我---
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自白，
为坚持共产主义真理
时刻准备现身的誓言！
赵东民的狱中“自白书”，让人想起了重庆“唱读讲传”活动中的读经典，他们把读《共产党宣言》编排成了节目形式，由大学生在庆祝“七一”的联欢会上用不同的语言进行宣讲。他们在公园里，在广场上，在大树下，在烈士墓前，在居民社区，不同的人们化妆成烈士英勇的形象，声情并茂地朗诵叶挺的《囚歌》、陈然的《我的“自白”书》、林基路的《囚徒歌》。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遭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叶挺指挥部队奋起突围，浴血奋战8昼夜。在奉派与国民党军交涉时被扣押。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他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楼下第二号牢房墙壁上。书写下著名的《囚歌》以明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在渣滓洞狱中，陈然受尽种种酷型，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昭示着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陈然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监狱时，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8日，陈然和其他战友一起被从白公馆、渣滓洞提出，在大坪被枪杀。当反动派罪恶的枪口对准他们时，陈然和战友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陈然牺牲时只有26岁，他的生命虽很短暂，但他生得光荣，死得壮烈！
１９４３年，盛世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清除共产党派来的干部， 同年２月将林基路逮捕入狱。在监狱中，林基路担任了党小组长，带领不屈的共产党员们与盛世才当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写下了一首《囚徒歌》，用以抒发壮志，鼓舞同狱难友：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７日，林基路与中共创始人之一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同被盛世才杀害于新疆第二监狱。
三
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不仅是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扬正气、提升精气神，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拉近了干群关系。重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唱红的同时，强有力地、毫不动摇地打击黑恶势力。事实上是唱红和打黑相辅相成，唱红促进了打黑，不打黑，唱红也难以继续下去。薄熙来同志在打黑除恶上，采取的方法还是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散发了20万份公告，鼓励市民检举揭发黑恶势力，很抉就收到1.4万余份检举材料（80%是真名实姓）。市公安局王立军局长率领忠诚的公安干警和调来的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日夜奋战，挖出了14个黑团伙，抓捕涉黑成员犯罪打手2900多人（其中骨干160多人），搜出各种枪79支，子弹14825发，手雷4枚，钢刀221把，黑钱17亿元，依法逮捕了披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外衣横行霸道、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的陈明亮、黎強等亿万富翁黑老大多人，还挖出了黑保护伞、市司法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弢……等高官和20多个县处级涉黑干部，其中也不乏县长、公安局长等之类的党政要员……
打黑除恶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与邪恶势力进行的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是不容低估的。
在洛阳周王城广场，红歌团的队伍在个别部门的打压和不法之徒的破坏中仍在不断壮大。他们在广场上挂起了李长春同志视察重庆支持“唱读讲传”的条幅和周永康同志要求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唱读讲传”的条幅。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
重庆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走在了前头。胡锦涛总书记曾说过：“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关键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2010年3月以来，重庆全市广泛开展“三项活动”，其中包括以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主要内容的“三进三同”；把贫困人群作为重点结对扶助对象的“结穷亲”；区县及以下各级干部要采取定点接访、重点约访等方式开展的“大下访”。自“三项活动”开展以来，重庆已有20多万干部下基层，察民情，解难题，共解决信访个案11万件次；与50万户“穷亲”结对，并出资金、出技术、出点子，让600万群众直接受益。
重庆在“唱”和“打”的同时，想法设法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给群众办实事，用“大下访”的办法解决信访案件；而洛阳、西安却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党的“十七大”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人群众上访者关进监狱，但愿这不是在创作新的“红色故事”和“红色经典”.....
后记：在本文刚写作完毕，媒体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近日对重庆进行了考察，考察时对重庆开展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做法予以肯定，观看了“唱读讲传”节目演出。他参观了重庆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视察了交巡警平台，高度评价重庆在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加强社会治安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重庆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构建平安重庆的长效机制。在重庆大学城，习近平与同学们热情交流，勉励他们珍惜宝贵年华，敏于求知、勤于实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张义于2010年12月9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